张瑞田，出版散文随笔、艺术评论集《忧伤的野马》《探险亚马孙》《百札馆闲记》等著作。艺术评论《“二王”何以滥觞》获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
　　2016年4月1日，我在长沙得知：3月31日，杨镰在新疆昌吉因车祸逝世，享年六十九岁。
　　杨镰遇难，是一条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我心头漂浮。一段时间里，总觉得蹊跷，总觉得杨镰还在。有时，我站在地图前，寻找杨镰遭遇车祸的地点，想象着我们一同前往新疆探险的经历。
　　新疆，是杨镰的情结，在十八年的时间跨度里，我们展望新疆，我们前往新疆，我们为那片土地的灿烂文化而着迷。
　　杨镰供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他在元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先后出版了《贯云石评传》《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元诗史》《元代文学编年史》等专著，并主编、出版了《全元诗》，可谓成就卓著。杨镰精力充沛，兴趣广泛，治学过程中，文学创作从未间断，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千古之谜》《青春只有一次》《天山虹》，长篇报告文学《最后的罗布人》《黑戈壁》，随笔《新疆探险史图说》《发现西部》等，深受读者喜爱。我对他的文学作品十分着迷，长篇小说《天山虹》读了两遍，《最后的罗布人》读了三遍，并时常翻阅，《发现西部》是枕边书，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感受。我经常向文学界的朋友提起杨镰，大谈阅读杨镰的体会，可惜，他们对杨镰知之甚少，无法与我共鸣。
　　他隐匿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孤独身影，对绿洲文明锲而不舍的探究，沿着斯文·赫定在西域探险的斑驳脚印，“从一进入位置，我就将关注的焦距定在各族群众的生活状态之上。人文情怀，是我一次次进入戈壁荒漠的动力。感受文明、传承文明，则是我为自己设置的感情脉搏。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探险发现成為我打开全新境界的启动机制”。
　　探险，即发现，发现，即探险。在新疆大地，发现，是杨镰不变的基因，也是他的宿命。
　　杨镰的新疆探险与新疆人文地理研究颉颃并进。1984年，完成了环塔里木河探险考察之后，他为自己设定了必须亲自作出实地考察的若干有代表性的地点，如同斯文·赫定进入的丹丹乌里克、楼兰、通古孜巴斯特，斯坦因进入的尼雅，亨廷顿进入的恰恰，普尔热瓦尔斯基进入的阿克塔玛。在反复的推敲后，他设定了60个需要亲临其境的地点。三十年后，59个地点留下了他的脚印，唯有阿提米西布拉克依旧在罗布荒漠中沉睡，等待杨镰的唤醒。
　　21世纪初，杨镰进入“小河5号墓地”，实现了对楼兰遗迹的再发现。他依然把阿提米西布拉克视为心结，不断表白：我的“最后”的探险计划，就是与新疆的“60个约定”一同走向阿提米西布拉克。
　　然而，2016年3月31日的车祸，永远终止了杨镰探险的脚步。
　　我总觉得杨镰还活着，只是这趟远行有点远。
　　其实，我知道他回不来了，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在地图上寻找那个让我痛心的地点。新疆昌吉，吉木萨尔，这不就是元代的别失八里吗？位于天山以北别失八里贯穿南北，牵系东西。原始文献记载，“别失八里”的含义为“五城”，涵盖了今天从哈密、吐鲁番到昌吉的奇台、木垒、吉木萨尔，以及乌鲁木齐等广袤的地域，与塔里木的“南八城”对应。这是杨镰热爱的地方，他的脚步从此经过，他的泪水和汗水早已结成盐渍，他的学识，他的研究，他的著作，让这里成为热点，然而，他却找不到归途了。
　　是爱，还是私欲，把杨镰留在了“别失八里”；是什么力量，使杨镰前往阿提米西布拉克的探险之路中断。谁能回答？
　　人文学者
　　1998年秋天，去新疆考察前夕，我到北京西北郊“燕东园”拜访杨镰。此前，在《当代》杂志读了他的长篇报告文学《最后的罗布人》，这本书翔实“揭秘”了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中国的若干次探险和成就，勾勒的西部地理，描绘的丝绸古道，讲述的因环境恶化、一步步退出家园的罗布人，提供了新的知识，开阔了新的人文视野，对新疆历史与环境有了新的认识。
　　杨镰讲罗布人的故事，其实是讲西部环境如何恶化、还能恶化多久的故事。恰逢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开始实施，一些有利于西部经济发展的项目即将动工。杨镰知道新疆的落后，在诸多原因里，缺水，环境生态的恶化，是不能忽视的原因。正视这些问题的存在，远远大于对西部经济发展的奢求。脆弱的中国西部，需要养护，需要水，需要更多的关怀。
　　罗布泊变成“盐泽”，罗布人命运的改变，早已敲响了警钟。
　　依然记得《最后的罗布人》忧心忡忡的文字：
　　“请记住这个地点：新疆塔里木东端的罗布沙漠深处的荒村阿不旦。
　　这是罗布人当年的首府阿不旦被废弃整整一百年之后，首次出现探访者的时刻。
　　自从19世纪末，1898年，因为环境的恶化，罗布人举族撤离他们的家园——渔村老阿不旦，百年间的沧海桑田，山谷为陵，使这罗布荒原的繁荣重镇变成了自然界向人类示警的样本。
　　目前居住在若羌县米兰镇的热合曼·阿不拉，是即将在三个世纪中生活过的罗布老人。正是由他引领，我们终于抵达了这罗布人最后的伊甸园。因此，也给予我亲手结系起中断了百年的光阴的机遇。我就是这阿不旦村一个世纪以来的第一个来访者。此刻在我的心中，充满了复杂难言的情愫。
　　热合曼逐一为我指点着他的父辈生活过的地方——每一个破败的茅棚和每一条小路。而每一个沙包之下，就是一个罗布人的宅院。
　　那个位于古河岸边一片高高的台地上的占地颇广的村落，如今已为沙丘湮没。在村落中心，有一个巨大的枣核形深坑。那不是一段为积沙阻塞的古河，也不是当年由村民们挖掘的水池，看到我困惑的面容，热合曼说，这就是朔风的‘杰作’，这沙丘，这沟壑，都是罗布人离开之后才出现的。而那里——那个深坑所在，原来是村民聚会场所。 　　而那密集得几乎插不进一根铅笔的芦苇，那如同大地经络的网状水系，那挨肩擦背的鱼虾水禽，则追随离去的人类而消逝干净。
　　进入人类历史时期以来罗布荒原所经历的兴衰轮替，一个世纪以来罗布人的死死生生，足以使历史为罗布人记上特殊的一笔。而我来到的古老村落阿不旦，原来是我们的先民进出罗布荒原的标尺，是罗布荒原生命生生不息的样板。”
　　悲怆的叙述，让我的脑海里有了罗布人的形象。感情沉郁的回忆，让我知道了去阿不旦村的艰难路程。我佩服也羡慕杨镰，他认识几位百岁的罗布老人，他多次往返老阿不旦，追寻罗布人的命运轨迹。
　　进入21世纪，罗布泊，这个被称为“中亚地中海”的地方完全干涸，龟裂的湖盆，隆起的沙丘，更替了‘中亚地中海’的颜色。普尔热瓦尔斯基和斯文·赫定一度到访的罗布人首府阿不旦被罗布泊遗弃，罗布人也要离去。杨镰的思考是，“在这起伏跌宕的百年间，苦守故址废园的罗布人是怎样度过的呢？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宏观课题而言，罗布泊与羅布人给我们提供了什么特殊的教益呢？”
　　与杨镰告别，他在书柜里拿出斯文·赫定《我的探险生涯》中文本交给我，说：“送你的，路上看看。”
　　他说的路上，一定是我不久要去的新疆的路上。我捧着这本书，心头一热。
　　就是在去往新疆的路上，或者是在新疆的路上，读了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结合我在新疆的第一次远行，对中亚探险，对普尔热瓦尔斯基、斯文·赫定、斯坦因、贝格曼、橘瑞超等人，以及对中国的黄文弼、陈宗器、彭加木、杨镰等人有了轮廓式的了解。从新疆回来，重读《最后的罗布人》，其中的场景与我刚刚遇见的场景重合，对《最后的罗布人》一书更加喜爱。
　　在新疆的“北京人”
　　杨镰所居住的“燕东园”是父亲杨晦的房子。开始我不知道他与杨晦的关系，交往次数多了，始知他是名门后裔。对杨晦不陌生，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火烧赵家楼”的主角，大名鼎鼎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剧作家、学者，长期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1947年，杨镰在上海出生，1949年春天，随父亲从香港回到北平。当时，杨镰还小，记不住什么，后来才知道，那条从香港起航的客轮，载运了许许多多著名的文化人，一同回到祖国。
　　杨晦是一个传奇人物，1899年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市的农民家庭，读过几年私塾，喜爱读书、写作。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是他了解“外面的世界”的主要读物。1917年，一位下野的东北军阀有了慈悲心肠，他表示，辽阳籍青年能考上大学，他将提供奖学金。这条消息引起杨晦的注意，他的文化基础不错，通过《新青年》也了解了国内外的局势。他在邮局工作，递送报刊，见到好文章就会认真阅读，偶尔作文，还向报刊投稿。杨晦报考了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招生只考英语和作文。遗憾的是，他对英文一窍不通，好在作文出色，被破格录取。
　　为此，杨镰感慨万千：“特殊机遇使一个外语几乎交了白卷，而作文成绩优异的小县青年，成了北大的学生。而正是五四运动前的现代精神的普及、五四期间青年们对民主、科学的追求，才使父亲找到了在生活中的位置。”
　　杨镰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二，先后就读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初中）、人大附中（高中）。高三时，“文化大革命”爆发，杨镰命运陡转。他面临高考，在填报个人志愿时，他想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或者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然而，杨晦不主张儿子报考文科，让他离“文化”远一点，或许可以安存。于是，杨镰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专业。但是，由于父亲的“问题”，杨镰看似聪明的举动还是惨遭粉碎，留给他的唯一出路是去新疆牧马。
　　当作家，已然成了他的人生抱负。离开北京前夕，他买了一个帆布箱子，书籍占据了箱子的主要空间。中外古典文学名著《聊斋志异》《红楼梦》，俞平伯的《唐宋词选》《拿破仑传》《奇婚记》《圣彼得的伞》《苦难的里程》《日瓦格医生》《笑面人》，当然，冯至赠送的《我的探险生涯》也在其列。
　　1968年3月18日，这一天杨镰记住心间。
　　这一天他离开北京，与许许多多的北京知青一同前往遥远的新疆。三天后到达哈密，次日，换乘军马场的大卡车前往天山另一侧的伊吾军马场场部所在地——松树塘。伊吾军马场位于南北两道大山之间，北山，起伏绵延，向远处延伸，南山，就是东天山山脉，植被优良，漫山遍野的松柏在雪峰下傲然矗立。
　　松树塘是西行古道之上的驿站，又是杨镰生活了四年的地方，感情浓厚。他写过一部长篇小说《生死西行》，后改名《天山虹》，两个版本我都读过，从中可窥他与松树塘密切的生活关系和文化关系。杨镰优美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这片神奇土地的别样神采。
　　“从河西走廊进入‘天山第一城’哈密，自哈密西北行，翻越天山到松树塘，要经过天山的分水岭——库舍图岭，而库舍图岭（碑岭）的天山庙，则是天山的地理标志。清代西行记与西域诗中，天山庙、松树塘、鸣沙山……是令人难忘的篇章。
　　天山南坡，是著名的南山口，北坡，古地名叫“口门子”，松树塘在南北、东西两条古道的交会处，是‘口门子’的大门，衔接哈密、巴里坤、伊吾的‘三岔口’。路经这里并且留下文字记载的，有纪晓岚、徐松、洪亮吉、林则徐、史善长……松树塘作为伊吾军马场场部，开始于1968年。成为军马场职工的，除了我们108个北京知青，接踵而至的还有两批乌鲁木齐知青，以及哈密当地的学生们。五六百个青年男女的到来，一时成为军马场、松树塘的新的景致。
　　我在松树塘听到的最丰富生动、最有趣味的传说、故事，大多是有关那个突兀、巨大的沙子山的。
　　从松树塘向东望去，一个巨大的沙山矗立在草原之上、小河之间，当地居民称呼它为“鸣沙山”。这沙山本身就是个奇迹。它从不减少的积沙从哪里来的呢？在青山、雪峰、草原、河流的环绕下，它怎么能够公然占据了一席之地呢？据说它是中国西部最大的“鸣沙山”，比敦煌的还要大，很有典型性，只不过没有那个著名就是了。有没有名气我们不在乎，因为它始终与我们相伴。 　　每逢小风初起，或细雨乍停，人们总能听到这巨大的沙山在吟唱从不重复的古老歌谣。一遇狂风席卷，这沙山就像一个大型的“水陆道场”，钟磬齐鸣，鼓乐四起。清人的记载中，关于鸣沙山的故事颇带神奇色彩。有的说在它之下，埋葬着一支汉代的远征军；有的说，每逢天阴昏暗，或是细雨薄暮，在似有若无间沙山中仿佛浮现了军帐辕门、兵戈炊烟。”
　　哪里是去伊吾牧马，分明是去人间仙境徜徉。不过，自然风光绮丽，人文故事奇特的松树塘，的确给杨镰留下了好印象。
　　军马场是团级建制，下面有大队、连队。杨镰分到二大队十连，负责放牧一群公马驹。所谓公马驹，就是一年后交给部队使用的“后备役军马”，管理这样一群公马驹，当然任务繁重，责任也大。杨镰当上了牧工，二个人一个班次，值班 24小时，看管、游牧马群。用俗话讲，干一天休两天，值班24小时，就有两天的休息时间，杨镰利用如此宽裕的休息时间读书、写作。
　　杨镰带来很多书，这是人所皆知的。他读，也借给其他知青读。爱读书的杨镰经常被借调到场部宣传部门做文宣工作。期间住在一间库房里，睡在一个大木箱子上。有一天挪箱子，发现箱子里都是书，这是破“四旧”期间从职工家中收缴的。这个“书库”让杨镰喜出望外，他即刻拿出钱钟书的《宋诗选注》贪婪读起来。
　　有时间，有书，对杨镰来讲足够了。十连有一个体积庞大的草料场，这是马群过冬的食物。每天晚上，杨镰骑马，带着一包书，在草料场周围巡逻。黄昏时分，夕阳橘黄色余晖洒满草料场，风也变得温和了，杨镰把马的缰绳系在木杆上，就坐在坡地上读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军马场就是杨镰的大学，不久，他动笔写作长篇小说《战马长鸣》，讲述一个主旋律的故事：天山降下了大量雨雪，马场的水库饱和，即将溃堤，主人公用自己的身躯阻挡了洪水的肆虐，保护了离此地不远的村庄与学校。
　　时代烙印明显，概念化严重。杨镰很少与我提及这部作品，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写作过程，成了我为自己定位的过程。
　　我敢说，杨镰的第一个美好理想是当一名作家。此后，他撰写了大量学术著作，但他对自己的文学创作难以释怀。他跟我讲自己的长篇小说《千古之谜》《青春只有一次》的创作过程，还把自己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生死西行》送我，那个一波三折的故事，记忆犹新。
　　在伊吾军马场，杨镰当过牧工、当过教师，看过草料场，当过农工，还当过民族连队的保管员，大队部的司务长，应该说，他适应能力强，文化水平高，有责任心，得到领导与大家的好评。1972年，在军马场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他被推荐，不久参加了文化考试，作文获得哈密考区的最高成绩。
　　杨镰被新疆大学中文系录取，成为中国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
　　在北京的“新疆人”
　　进入新疆大学，他在图书馆读了《全唐诗》，“二十四史”关于西域的史传等古典文学名著和重要文献，对新疆有了结构性认知。就学期间，两次“开门办学”，先后去了北疆乌苏，南疆库车。在乌苏，杨镰对新疆的民族构成进行了调研，他感觉到不同部落的蒙古族依靠放牧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融合，维吾尔族对巴扎——农贸市场的情感认同，是民族和谐相处的基础，汉族居民从不同的省份而来，他们在此工作，会以省份结为乡党。在库车，杨镰发现了南疆獨有的姿容，他以纪晓岚《乌鲁木齐杂诗》为本，感受到南疆旅途的艰难。
　　从书本，到现实，杨镰渐渐靠近了新疆。
　　1975年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乌鲁木齐市郊的一家中型国营煤矿工作，担任团委干事。杨镰忠于职守，煤矿团委不仅负责共青团工作，还要兼顾煤矿子弟学校的管理，以及毕业生的安置工作。煤矿有一个位于昌吉的知青点，为了检查工作，他要经过木垒、奇台、吉木萨尔，去与年轻的知青们见面。这一带古迹众多，他都会停下来看看。
　　二十八岁的杨镰，充满生命热情，他把冯至赠送的《我的探险生涯》看了一遍又一遍，对新疆的兴趣与日俱增。转眼就是1976年10月，共和国揭开了新的一页，年底，杨镰与热恋八年的女友结婚。
　　一天，他去松树塘见朋友，次日回到煤矿，在办公室翻阅《光明日报》，看到了父亲杨晦的名字。作为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杨晦被隆重报道。很快，一些重要报刊开始发表杨晦的文章。杨镰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将迎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杨镰的感觉非常到位，他很快接到通知，恢复高考和研究生考试。那是下午，在办公室里，杨镰有一点激动，思乡的情绪如雾岚一层层萦绕，北京大学的未名湖、临湖轩、西校门、图书馆，以及父母、兄弟、同学、朋友，在他的眼前变得异常清晰。
　　他决心报考研究生，回到北京，回到父母身边。
　　就在这时，一个戏剧性的事件让杨镰哭笑不得。他在矿区外散步，不巧遇见一对寻欢的同事，彼此尴尬，他迅速离开。本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没有想到，那位寻欢中的男士，竟然散布谣言，诬陷杨镰，杨镰遭遇“调查研究”，耽搁了报考研究生的机会。第二年再考，外语未过录取线，名落孙山。
　　杨镰对未来一直乐观。新婚之后，读书、写作从未间断。1978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千古之谜》。这部长篇小说预示了杨镰以后的生活。小说取材斯文·赫定发现“小河遗址”的故事，写到贝格曼对“小河遗址”的倾心。也许，这是第一部中国探险小说，也许，这是中国作家对外国探险家的第一次形象刻画。《千古之谜》杀青，他又写作另外一部长篇小说《青春只有一次》，中篇小说《走向地平线》等，誊写好，先后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杂志社。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招聘研究人员。机会难得，杨镰立刻报名。杨镰读书多，想的问题也多，在新疆大学读书期间，就写了许多研究古典文学的文章。参加考试，胸有成竹。最终，杨镰以专业课排名第一的成绩，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录取。为此，杨镰说道：“当我以最年轻、年资最浅的研究室成员身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研究室有了自己的桌椅时，古代室在册共有四十五位研究人员，钱钟书、俞平伯、孙楷第、余冠英、吴世昌……都在研究人员的序列。作为后继者，我不无惶惑感，而且此后还会有困惑难行、负载超重的日子，但有了此前的人生经历，我绝不会半途而废！” 　　好戏连台，就在杨镰一家搬回北京的前后，他的长篇小说《千古之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篇小说《走出地平线》在《当代》杂志发表。与此同时，自己的古典文学研究正式起步。
　　环游塔里木
　　杨镰在新疆整整生活、学习、工作了十三年。离开新疆之前，他买了若干幅大比例尺（五万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的航拍地图，他清醒地认识到，离开新疆了，仅仅是形式的离开，他生命深处的依恋和需要，会让他不断回来、必须回来。
　　他带回北京的新疆地图，经常打开，他那双明亮的眼睛上下左右看着，民丰尼雅遗址、楼兰古城遗址、和田的几千年绿洲约特干、玛札塔格、沙雅阿克塔利亚、莎车黑水大营、尉犁大西海水库、民丰县城、沙漠腹地的喀拉墩、通古孜巴斯特、博斯腾湖等地，强烈吸引着他，回北京之前，与它们就有了约定。
　　新疆无数次在他的心中映现时，他在北京图书馆位于北海的古籍阅览室门外，买了十余本过期的杂志《新疆环境保护》《干旱区地理》，回到家里，便贪婪地读起来。对新疆熟知，对探险史了如指掌，在这些杂志里，他发现了许多问题——
　　塔里木的最后的淡水湖博斯腾湖出现微咸水质，步罗布泊后尘成为盐湖，新疆将面临生态灾难。
　　移动的沙丘距离民丰县城只有几公里；
　　和田绿洲一个村落，每天早晨人们要清理掉半米以上的积沙，才能进出家门；
　　昆仑山的牧民生活困苦，全部“固定资产”就是一个铜壶，一件皮大衣。
　　杨镰想去新疆走走，或者说想回新疆看看。他是新疆的客人，也是新疆的主人。他曾说过：“只要关系到人与环境，对我就不存在‘盲点’，我急切希望能行走在天山南北的古道，呼吸千年绿洲的空气，感悟深山老林的生机……”
　　在新疆十三年的生命印记，使他与新疆没有一点隔阂。
　　如同天助。计划去新疆考察，恰巧他的中篇小说《走向地平线》获得《当代》杂志中篇小说奖，奖金八百元。1984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可以担负环游塔里木的支出。
　　7月11日，杨镰乘新疆铁路局宣传部的便车，从乌鲁木齐出发，走出了环塔里木探险考察的第一步。进入天山峡谷，吸引杨镰的有色彩迷离的自然景观，也有洋溢青春朝气的人文场景。在阿拉沟，坐在水渠邊读书的三位红衣少女引起他的遐想。8月16日，从且末前往若羌，他见到了被流沙湮没的水井。那是一眼古井，用了几个世纪，今天，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消失。水井边曾有一个道班，杨镰经过时，道班已经撤离。杨镰难忘一位乡邮员，那是在安迪尔，他们在河边走了一个小时，乡邮员告诉他，自己的工龄三十四年，走遍这里的所有地方，这里的贫穷让人麻木。它最受欢迎的地方叫“沙乌勒宰克”，有犯罪劣迹的人“流放”此地，终身负罪。这里有许多罪大恶极的人，可是，几年过去，这些人就会变得善良。乡邮员每一次去送信，会被视为上宾，不管谁家收到信函，所有人家都有节日气氛。
　　从7月11日到8月30日，杨镰完成了自己环塔里木探险考察的任务。他说：“这次考察的艰难困苦难以言传。最重要的是我必须迈过感情界栏，重新组合精神库存。在长达五十天时间里，我乘便车、班车，骑马、骑骆驼、骑自行车，甚至步行，才走完全程。在斯文·赫定渡过塔里木河的格资库姆渡口荡舟，在‘黑水大营’遗址寻访遗迹，在民丰县城结识了重塑人生的文学青年们，在河床深陷的安迪尔河攀附浮木走过河滩，在古老的村落江格萨伊、瓦石峡、塔提让与民族青年结伴同行，在博斯腾湖乘科考船只前往‘大河口’，在南疆铁路即将通车时与铁路修建者与策划者同处途中一个小站……可以说，这五十天之后，我不再是行前的‘杨镰’了。这五十天，影响了我的下半生。明年，我会再来，重点将是巴音布鲁克、罗布泊、塔克拉玛干的腹心地带。”
　　从此，杨镰与新疆难舍难分，用他的话说：“新疆在我不再是一部打开的书，不再是一集正在播出的电影，而是我生活的组成部分。”
　　不错，从1984年的第一次探险考察，到他喋血前往吉木萨尔的路上，他到新疆探险考察，有五十多次。
　　文明为何湮灭
　　十四年以后，也就是1998年，我认识了杨镰。此时，他已是中国元代文学研究的重量级专家，是纪实文学的超一流作家，是结合文献与实地考察取得重要成果的探险家。我正在撰写电视连续剧剧本《西行探险》，我的兴趣在于斯文·赫定探险的奇特故事，离学术很远，离探险的意义也很远。毕竟是取材一个有分量的历史史实，毕竟那个历史史实沉重、悠远，凄冷也炽热。开始，我重视故事的娱乐性，写着写着，就被史实迷住，被斯文·赫定，被杨镰倾倒。不管电视剧《西行探险》的命运如何，对中亚探险史产生了探求的欲望，无数次往杨镰的家——燕东园和手帕口，听他讲新疆、斯文·赫定，环境与命运，罗布人与罗布泊的故事，也跟随他往新疆考察，亲临探险家走过的秘境。
　　听杨镰讲课，一扇大门在眼前打开，通过这扇大门，步入新疆地理文化的深处。
　　习惯性认为“离海洋最远的地方”，也是没有新闻的地方。如此傲慢的评判，就知道新疆被冷落和遗忘的程度。1901年3月3日，楼兰古城复现，此前或此后的丹丹乌里克、喀拉墩、尼雅的精绝、小河遗址等一系列遗址的发现，颠覆了我们以往僵化的认知，终于承认新疆无际的沙漠中埋藏着世界文明史的“博物馆”，也是人类存储文物的库房。
　　每一次与杨镰谈到新疆，他的眼睛总有一道光芒闪过。他对新疆问题的思考缜密也深入，一个小小的问题经过他的阐述，会让我们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在他看来，20世纪的新疆迅速刷新了我们的知识库存，同时，也提出了从未有过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也很尖锐，涉及新疆古代文明的形态，世界东西文明的互补与融合，绿洲生态的冷暖与苦寒。
　　以楼兰古城遗址的发现时间为刻度，时至今日，已有109年的时间，一个世纪似乎漫长，却在我们眼前悄然流逝。探险家留在新疆的脚印早已被风沙抚平，他们留下的问题依旧需要思考、再思考。探险考察的实践与人文地理的研究现状，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与解决的难度和办法，一直困扰我们，也一直挑战我们。没有新闻的新疆，在20世纪成了新闻热点。究其原因，杨镰毫不犹豫地回答：终极原因是沙埋古城、沙埋文明；是在荒凉已久、人气散尽的沙包荒滩，发现了“上一个文明梯次”的遗迹。 　　“上一个文明梯次”的遗迹，杨镰概括的相当有力。
　　这还没有完，杨镰凭借自己对中亚探险的丰富知识，断定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证实了远离世界舞台的新疆，在漫漫风沙之中，在人迹罕至的罗布荒原，文明程度异常发达。让杨镰心痛的是，文明停滞，绿洲被沙漠侵占，古人优雅的生活压在了沙包之下。这是严峻的事实，不论地域、人种，不分党派、民族，都会聚焦这个问题。杨镰曾问：在古人的家园新疆，人类究竟是在哪一步走错了路径，致使已经高度发达的文明为荒沙湮没？
　　这是杨镰苦苦思索的问题。
　　走错了的路径，一是国家间的战争，一是环境恶化。五十天环塔里木探险考察，他对环境恶化深有感触。
　　1984年，杨镰环塔里木探险考察，到访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三十四团场（大西海子水库）和三十六团场（米兰），与两位来自上海的知青结识，在他们的引见下，与罗布人结缘。8月18日，杨镰乘三十六团的班车，到达团部所在地若羌县米兰镇。他用去一个下午的时间，探访著名的米兰古城和米兰大寺。
　　杨镰沿着古米兰河干涸的河床一路走下去，“悬想着汉唐时期屯田伊循的宏大气魄，寻找着丝绸之路经行者的身影”。
　　回到驻地，见到接待他的干事，他提出了拜访罗布人的想法。几天的时间，杨镰与他们有了感情，对于杨镰的要求自然重视。由他们的引领见到了四位曾在罗布泊最后的聚居地阿不旦生活过的罗布老人。库万，罗布人，曾是若羌县米兰乡的乡长，是罗布人中寿命最长的人。杨镰见到库万，有一点动情，他说：“握着库万枯瘦、冰凉的手，我仿佛置身于幻境。就像斯文·赫定走进了楼兰古城，斯坦因走进了尼雅遗址，黄文弼走进了土垠，贝格曼走进了那个至今疑谜难明的‘小河’五号墓地……就是通过库万的讲述和他自身的感召，我才开始对神秘、古老部族的最后遗民罗布人，有了初步的了解，并把自己从一些书籍里获悉的有关曾世居阿不旦的罗布人的零星知识和实地考察联系了起来。”
　　见过斯文·赫定、斯坦因、橘瑞超等外国著名探险家的库万坐在杨镰面前，表情坦然，目光沉静，他告诉杨镰，自己出生在喀拉库顺附近的阿不旦村，打鱼为生，后来一边种地，一边牧羊。开始，他看着杨镰说话，时间长了，就一个人慢条斯理地说着过去的事情。
　　1924年，也就是与1984年有六十年的时间跨度，喀拉库顺断流，以往水波潋滟的场景在眼前消失。在喀拉库顺旁生存的罗布人，只好到上游寻找生路，一群衣衫褴褛的人来到了米兰。阿不旦是罗布人的故乡，这个“故乡”一旦散落，罗布人就失去了故土家园，大部分罗布人去了米兰，还有去其他地方的，本来是一个部族群体，在环境的逼迫下，只好“化整为零”。
　　库万讲到喀拉库顺，鱼总是主角。怎样捕鱼，怎样吃鱼，怎样保存鱼，让杨镰不自觉地嚅动嘴唇，不能说是垂涎三尺，至少也是向往那个美味。
　　与罗布老人热合曼结交，也是这一次的米兰之行。1984年，热合曼八十五岁，1949年担任过米兰乡副乡长，与库万搭班子，工作能力强，威信也高。热合曼思维敏捷，言语清晰，没有年老之人讲话拖泥带水的毛病。他还注重细节，同杨镰讲阿不旦的往事，谈罗布人，所提到的人与事，都很生动。杨镰是非常细心的学者，他比较库万与热合曼所讲的事情，哪些相同，哪些矛盾，他在相同中看差异，在矛盾中看统一，目的只有一个，真实而真诚地探寻罗布人的命运轨迹。
　　1984年8月19日，天没有亮，杨镰就起床了。昨天晚上，把行李整理好，照相机安上新胶卷，再一次调动起罗布人的知识库存，想象阿不旦的样子，就跟库万走了。他们乘一辆轮式拖拉机，向大漠深处驶去。从米兰到阿不旦，初始的路还是路，有车辙，有旅人丢弃的垃圾，两个小时以后，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这一段路，杨镰有了精彩的描写：“路经的不少地段虽然如今已沦为沙海，但显然在不太长的时间以前还曾被大水漫灌过，地表有一层薄薄的凝结土层。有两次路经了同一条宽阔的古河床，如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那就是罗布泊探险史上有名的依列克河——塔里木河下游紊乱水系的一段稳定的河道。而阿不旦的罗布人一般称作‘阿不旦河’。目力所及，孤零零的胡杨如同‘消息树’峙立在沙包之间，简直就像特意为‘独木不成林’作的图解。红柳、罗布麻长势不佳，但淡紫色的红柳花分外引人注目。”
　　每每读到杨镰这样的文字，就会给他打电话，谈谈自己的感受。我说，这样的书写，是神来之笔。
　　当库万告诉他：“到家了。”他差一点流出眼泪。
　　是啊，家，还有什么比家更重要，比家的意义更大呢。这是库万曾经的家，现在是废墟。杨镰一步步靠近阿不旦，他超过了库万，他走在了前面。他的眼睛像摄影机，徐徐摇动，阿不旦在他的眼前完全展开了。
　　废墟依古河道而建，长约三百米，宽约三十至四十米。房子坐南朝北，芦葦与泥垒砌的院墙，高低不平，一个个大小不一的豁口，一定是风沙的“杰作”。从南面看去，村庄的格局还在，曾经人声鼎沸的村庄小路，像一条长长的烂布，瘫倒在沙土之中。有一间没有完全坍塌的房子顽强站立在他的面前，杨镰凭直觉判断，这间房子应该是伯克的居所。库万与杨镰来到村边，远处黄沙漫漫，古河床像一个丢魂落魄的妇人，在无声地抗议。杨镰在一个小沙包的底部，捡到一块细瓷器的残片，交叉的蓝色花纹，以及瓷片的细腻程度，显然出自某一家官窑。杨镰推断，这件曾经完整的瓷器，或许是清朝官府对罗布人世袭伯克的赏赐。
　　库万把杨镰带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是可以看出模样的一户人家。房子塌了，院墙倒了，几根木棍在一个角落里横七竖八躺着。库万在这里走了几个来回，告诉杨镰，这是他的家。库万老了，要么就是绝望了，他没有眼泪，他指一些模样模糊的东西说，这是纺羊毛的纺锤，这是罗布麻编的渔网，这是红柳做成的针……
　　杨镰流泪了。是对过往时间的悲悼，是对罗布人苦难岁月的同情，或许，是对自己姗姗来迟的悔恨。
　　荒村背后，是一条形状清晰的干河床，一二十米深，三四十米宽，当地人叫阿不旦河，其实就是塔里木河流入罗布泊——喀拉库顺的主要河道。杨镰在干河床的岸边伫立许久，他看出来了，这条河干了，又有水了，再干了，水再来，循环往复，抵命挣扎，最后认输——永远干涸。这不就是罗布人的命运嘛，他们与环境抗争，坚守家园，但，回天无力，只好逃离家园，任凭曾经繁盛的故土永远荒芜。杨镰的心情极其低落，他走向干河床的下游，在一处平坦的土地上停下脚步，他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码头，几十年前，这里还是欢声笑语，远行还是归来，不同的心境在此汇合。码头一侧，躺着一艘干裂的独木舟和一把断成两截的木桨，兴许，这条独木舟曾经载过普尔热瓦尔斯基、斯文·赫定…… 　　眼下是被遗忘的角落，是罗布人的痛苦思念。
　　那一时刻，杨镰终生难忘，他写下了那一时刻的体验：
　　“我和库万·库都鲁克仿佛是两个身着清代五品官服的伯克，我们一同走出房舍，等待迎接‘按班’派来颁布新历的使者，或向一支刚组建的探险队索取关防护照加以验证。我们接受着阿不旦村民和散居四处的罗布人的礼敬，审理着有争议的案件。似乎阿不旦河如果突然激流奔涌的话，便可以追问那从白驹蹄下漏过的岁月。只有在这里，我才能亲耳听到辛亥革命的激烈槍声，亲眼目睹普尔热瓦尔斯基、斯文·赫定、斯坦因、橘瑞超的驼队缓缓前行，亲身体会到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演进，重温罗布人的光荣与梦想，衰败与颓唐。就建筑而言，故宫辉煌得无与伦比；秦始皇陵历史更悠久，可它们不是由我发现和寻觅的。在我看来，这破败荒芜的阿不旦才是独一无二的，从到达的那一刻，它就与我的生命轨迹结合到了一起，成了我生活的组成部分。”
　　穿越时空的想象，细腻多情的陈述，粗粝劲道的描写，忧伤、凄凉地追问，我深深折服。
　　此后，对一个水乡泽国变成沙埋庞培的过程，就成了杨镰探求的根本。
　　2011年10月，我与刘墨、朱中原到新疆库尔勒讲学，结束后，同往若羌米兰古城和米兰大寺遗址。从库尔勒到若羌，近五百公里，汽车需要行驶一天的时间方能到达。雨水漫路，旅途崎岖，不过，一路经过的地方我很熟悉，比如砖铺公路、通往铁干里克镇和大西海子水库的指示牌……这些地方在杨镰的著作中经常提及，今天，虽然是第一次匆匆经过，并不觉得陌生。
　　我们在晚上八点钟到达若羌，第二天去旅馆的餐厅吃早饭，居然与杨镰邂逅，他刚从米兰古城遗址回来，参加在若羌举办的一个学术会议。我们匆匆说了几句话，他告诉我们去米兰古城遗址的注意事项，当然，也强调了必须要看的几个地方。
　　1984年8月21日，离开阿不旦的杨镰前往铁干里克考察。汽车向北行驶，自然经过砖铺公路。漫长的道路，依靠音乐做伴，杨镰一边欣赏音乐，一边向车窗外眺望。突然，觉得呼吸顺畅，眼睛也不干涩了。正为自己的感觉纳闷，他看到一排排的青杨树。青杨树是绿洲的象征，看到它们，就知道离绿洲近了，离漫漫黄沙远了。
　　在铁干里克镇，杨镰受到三十四团的热情接待，为他去大西海子水库考察做了准备。
　　8月22日，杨镰在向导老徐的陪同下，前往大西海子水库。临行前杨镰问了一句：这里与大西海子水库有多远？回答是：五公里。杨镰释然。可是，骑马到达大西海子水库，竟然用去四个小时的时间，显然，三十四团团部到大西海子水库的距离不是五公里，应该有二三十公里的样子。在饥渴中，他恍然大悟，在新疆生活久了的人，对距离有点漠然，所谓的“不远”“五公里”“快到了”的判断，与实际距离不是一回事。只是临行前只带了一个水壶，那点水，支撑不住漫漫征途。返回的时候，水、食物严重不足，就连胯下的骏马都不愿意行进。
　　向导老徐没有因为“五公里”的回答产生愧疚，一路上，他给杨镰讲“故事”。大西海子水库和三十四团团部之间，曾是一片片茂密的原始胡杨林。20世纪50年代初，修建大西海子水库，这些树有了“用武之处”，遭到毁灭性砍伐，一棵没剩。老徐以极其苦涩的声调告诉杨镰，自己就是当时砍树的标兵。杨镰的心掠过浓重的暗影。杨镰抬起头，向四周瞭望，一望无际的黄沙，一些次生林艰难成长，它们像缺少营养的难民，寂寞难挨。
　　途经一棵古老的胡杨树。老徐说：去那里喝水。杨镰跟了过去。杨镰被这棵大树吸引，这是遭到砍伐的古树，被积沙掩覆，半睡半醒，新长的新枝条一抹碧绿，如同希望的信使。
　　胡杨树的一侧，有一个地窝子，一缕细如游丝的炊烟缓慢升起。马嘶声引起地窝子里的人的注意，一个破衣烂衫、满身尘埃的人从地窝子里钻出来。顺着杨镰的眼睛看去，这个人“上身是一件四个兜的军装，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裤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这身衣服看上去就如同谁把马鞍子备在了牛背上”，看了，心很酸。
　　这是甘肃的农民，到这里挖甘草卖钱。
　　所谓的“水井”，恐怕是天下最小的水井。一个沙坑，渗出眼泪一样多的水，滴滴积存，一天的时间能积存半壶，仅供挖甘草的人所用。杨镰看看水井，提议离开。他对老徐说：喝了这点水，他们喝什么。
　　太阳在沙漠上如同一个独裁者，没有道理可讲。热量炙人，阳光刺眼，饥渴中的杨镰和老徐恨不得马上回到团部。三十五岁的杨镰高大英俊，谈吐不凡，老徐怎么也不理解这样一个人何以对大西海子水库有兴趣。
　　何止是对大西海子水库有兴趣，他的心中装着整个新疆。曾经提及，杨镰在北京文津街买过许多过期的《干旱区地理》《新疆林业》《新疆环境保护》等杂志，在圆明园遗址附近租住的房子里，杨镰读完了这些亲切的杂志。对这段阅读的感受，杨镰记忆犹新：“就着一个煤油取暖器，一直到春天来临，我读完了那些杂志。我的心永远留在了严冬。中国西部生态环境的恶化，成了我关注的焦点。进而，我开始大量阅读有关西域历史地理方面的著作。西部的历史命运，西部的土地和人民，西部的苦难，西部的未来，西部的贫瘠，西部的丰饶……这些构成了我的苦恼和欢乐，成了我生活的内容。我在新疆接受过多年‘再教育’呀！可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自己其实并不了解生活过的新疆。”
　　离开新疆的杨镰，觉得离新疆很近。如果说在新疆牧马、工作、求学，结婚、生子，是命运使然，他自己无从把握。眼下不行，一切选择他自己说了算，他选择了新疆，还是新疆，他心中永远辽阔与苍茫的新疆。从《干旱区地理》《新疆林业》《新疆环境保护》开始，他又阅读关于新建历史、民族文化、地质地理方面的书，甚至对《新疆南部的鸟兽》《新疆苹果》《甘草》等书籍也爱不释手。
　　理论准备很充分，下面就要行万里路了。眼下的路，就是他想走的路。环塔里木考察，寻问神秘的楼兰文明和罗布泊问题，对新疆绿洲和博斯腾湖的忧虑，是他的生命情结。在《新疆环境保护》杂志上，杨镰读了科幻小说《斯里木湖的命运》，小说写到的斯里木湖意指博斯腾湖，作者写道，罗布泊干涸后，南疆唯一的淡水湖博斯腾湖成了盐湖，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对塔里木地区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不久，杨镰又在《新疆环境保护》杂志看到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环保所所长刘重义的文章《谈谈博斯腾湖矿化度升高的原因及治理措施》，作者就博斯腾湖正步罗布泊后尘而成为盐湖的前景和原因，做出了科学的论断。 　　杨镰陷入深思。
　　刘重义认为，博斯腾湖正在向盐湖发展，目前已经是临界点，成了微咸湖。如果不尽快治理，博斯腾湖一旦消失，整个南疆就会跌入地狱。
　　杨镰沉默了许久，不肯说话。2006年，我随杨镰到新疆考察，在库尔勒，我们去博斯腾湖游泳。杨镰站在湖边，一动不动地看着博斯腾湖，一语未发，也没有随我们去博斯腾湖扑腾。我想，当时他的心会很痛，旅行者在博斯腾湖恣意寻欢，每一次扑打，都会减少湖水的数量。哪怕是一滴水，对新疆都很重要。
　　杨镰随科学考察团进入博斯腾湖，他把罗布泊与博斯腾湖联系起来，提出“博斯腾湖决定罗布泊游移规律”学术见解。普遍认为，罗布泊就是塔里木河的终端湖。而罗布泊“游移说”的立论基础，就是塔里木河有不止一个终端湖，自1972年，历史上的罗布泊已经干涸。目前，塔里木河的终端湖就是兵团农二师三十四团的大西海子水库。因此，到博斯腾湖之前，他去了大西海子水库。
　　这次考察，影响了杨镰的一生。他坦诚相告：“在1984年我刚刚踏上塔里木的旅途时，我注重的是环境、湖泊、植被……与罗布人相比，我更关注罗布泊问题。这是一个误区，但这也是认识的必然阶段。而正是这次环绕塔里木的旅行，使我彻底改变了观点。与最后的罗布人在米兰的意外结识，让我想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在根本点上，我大彻大悟：西部人的命运才应该是我关注的角度！”
　　西部人的命运与环境能分开吗？
　　环塔里木考察的最后一站是对孔雀河的凭吊。他是听着日本作曲家喜多郎的《丝绸之路》到达阿克苏甫的。第二天早晨，他独自一人来到孔雀河边，他顺着河流下行，看到茂盛的胡杨、红柳和长势茁壮的农田及成群的牛羊。他继续下行，越走越觉得冷清，看不到胡杨、红柳了，河水变细，流速缓慢，直到停滞不前，形成水洼。这就是孔雀河的尽处了吗？他看着向远处延伸的干河床，还有在河岸顽强生长的灌木，潸然泪下。不知是什么时候，一位牧羊人站在他的身后，似乎看懂了杨镰的心思，说：孔雀河就到这里了。
　　杨镰转过身，看到一位满脸沟壑的中年人，“啊”了一声。
　　牧羊人看着空茫亦荒凉的远处，说：很远的地方还能看到一些水，有时候，地下水会突然冒出一些。
　　牧羊人什么时候来的，杨镰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的，杨镰也不知道。他在孔雀河边走着，走到很长的地方，又折回，然后继续走。心理学家认为，这是心绪纷乱的表现。以思维缜密、做事严谨著称的人，何以心绪纷乱了呢。他一点也不纷乱，他看着孔雀河的终点，理性地告诫自己：在20世纪末，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为21世纪的人与自然结构出更合理、更稳定的关系。而关注生存环境，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征。
　　第一次环塔里木考察到孔雀河的尽头画上句号。紧接着，杨镰脑海里有了新的考察蓝图，在这张蓝图里，我们看见了人类的命运，看到了人类生存的危机，看到环境恶化对我们的戕害和毁灭……
　　沿着探险家的足迹
　　2000年末，在中国科学院一间会议室里，举办了中国探险协会新疆探险考察的新闻发布会。作为首席探险家，杨镰与记者们谈到此次赴新疆的任务：重新发现“小河遗址”。我参加了新闻发布会，仔细聆听了杨镰对新一次新疆探险考察阐述，以及“小河遗址”在探险史中的特殊地位。记得杨镰说，楼兰探险史，也可以说是西域探险史，楼兰古城是最有名的遗址，尼雅、楼兰佉卢文文献的发现，是最为重要的成就，“小河遗址”是至今仍然疑秘难明的神秘古迹。
　　新闻发布会结束，第二天，杨镰飞赴新疆。
　　我开始关注“小河遗址”。
　　与杨镰多次谈到这个遗址，几年前他去寻找，计划落空。对于探险家而言，失败是家常便饭，只要不甘于失败，就会有胜利的一刻。
　　“小河遗址”，也可以称为“奥尔得克的古墓群”，即“五号墓地”。
　　我不止一次说过，对探险家而言，文献的梳理，科学的判断，至关重要。但是，没有运气配合也不行。杜特雷依就是例子。他的探险队极其优秀，却因为偶然因素，这个偶然因素本可以避免，偏偏没有避免，便有了灭顶之灾。中文《藏游日记》是杜特雷依在新疆雇佣的一位满族青年所写。《藏游日记》中写到的杜特雷依叫“吕推”，其中写道：“黎明就道，行不五十步，忽闻炮声一响，吕推倒地。”腹部受伤的杜特雷依——吕推，被居民搶走，拖到通天河，投入激流。
　　有人说，斯文·赫定在杜特雷依的悲惨命运中汲取了教训，还有人说，斯文·赫定是幸运之神，能够躲过一切灾难。的确，他太幸运了，他驰骋大漠，许许多多的发现“得来全不费工夫”。
　　如果说斯文·赫定是幸运之神，奥尔得克就是他的双翼。
　　1934年，斯文·赫定在孔雀河—库姆河的新河道现身，本该是一条极其有热度的新闻，只是战争硝烟，冲淡了斯文·赫定回到新疆的行踪。然而，对于罗布人而言，六十九岁的斯文·赫定回来，是天大的事情。很快，那些与斯文·赫定在罗布荒原出生入死的罗布人又聚在了他的身边，其中有昆其康伯克的儿子托克塔阿洪，猎驼人、把他带到阿提米西布拉克——六十处泉水的阿布都热依木，第一个看见楼兰古城的奥尔得克。
　　斯文·赫定与奥尔得克见面的场景令人泪奔。奥尔得克七十二岁，比斯文·赫定大三岁，但，比斯文·赫定显得年轻。斯文·赫定拥抱着奥尔得克瘦小的身躯，感慨地说：“三十三年了，三十三年了，又见面了！”
　　斯文·赫定很念旧情，他立即表示，公路查勘队雇佣他们，在新疆探路，没有比他们更好的向导了。
　　晚上，在宽敞的帐篷里——当然，今非昔比了，他们所住的帐篷已经不是三十三年前的帐篷，这是国家行为，有中华民国铁道部做后盾，衣食住行进入了“现代化”。奥尔得克与斯文·赫定聊天——他也知道斯文·赫定喜欢听什么，便慢条斯理地讲荒漠里的故事。他说，大概在十五年到二十年前，他在雅丹布拉克和库姆河以南的荒漠，看见一座有“一千口棺材”的小山，是没有去过的古墓群。这样的“故事”会深深吸引斯文·赫定，他静静地看着奥尔得克，大漠地图开始在他的脑海里翻卷。奥尔得克所说库姆河以南的荒漠，斯文·赫定熟悉，他与斯坦因、橘瑞超、亨廷顿等人，数次在那里穿梭，没有见到有“一千口棺材”的小山。但是，他了解罗布人，他们不会说谎话。作为探险家和探险队的管理者，斯文·赫定一贯雷厉风行。他马上决定，兵分两路，他带领中国人和瑞典人继续查勘公路，让自己的学生、考古学家贝格曼与奥尔得克去寻找那个有“一千口棺材”的小山。 　　这一次重逢，斯文·赫定为奥尔德克画了一幅素描。我是通过这幅素描，看到了奥尔得克真实的形象。
　　库姆河以南的荒漠到处是雅丹、沙丘、紅柳包。贝格曼知道奥尔得克的能力，他抱着首战告捷的希望，在库姆河以南的荒漠中寻觅。可惜，现实比想象的要复杂。第一次奔赴目标，无果而终。1921年塔里木河改道，水的丰沛，让库姆河两岸有了新气象，同时，一切都变得陌生了。
　　荒漠里的视觉静止不动，寂寞难挨。贝尔曼与奥尔得克不知走了多少回头路，还是没有接近目标。有的人开始怀疑奥尔得克，贝格曼反驳，他也相信奥尔得克，他更相信库姆河以南，有“一千口棺材“的小山一定存在。他从不责怪奥尔得克，偶尔会善意地提醒他，调动他的记忆。
　　斯文·赫定常说，探险家要有天使般的耐心。这一点，贝格曼完全继承了。
　　1934年5月30日，贝格曼等人离开了布拉克以西十公里的库姆河左岸的前进营地，向有“一千口棺材”的小山包抄。沿着库姆河南行，很快看到一条支流。贝格曼在河边停下，他觉得这条河的年头并不长。他下达指令，探险队就沿着这条南南走向的库姆河支流前行。贝格曼脱口而出：沿着这条小河。“小河”就这样成了探险史闪光的名词。
　　身边的“小河”流速很慢，不仔细看，看不出水的流动；水面的树叶轻轻漂移，才会感觉到河水南流。沿“小河”南行六十五公里，看到了芦苇丛和牧羊人。贝格曼停下脚步，向南面看去，他知道，塔里木河的主河道离这里很近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感觉到，那个有“一千口棺材”的小山，不是与他们捉迷藏，就是子虚乌有。
　　贝格曼下令，在河边宿营。开阔的沙地，起伏的沙丘、红柳包，伴随冷冷的月光，使营地死气沉沉。最不好意思的是奥尔得克，他总是躲着贝格曼，一个人左看右瞧。他看到“小河”以东，三四公里的地方，有一座浑圆的小山包。山包顶部隐约站立着一片死去的胡杨，只是株距较近。奥尔得克遥望山包的样子有点滑稽，一百来天的徒劳寻找，对奥尔得克的一切行为似乎都能够理解，此时，谁也没有在意奥尔得克看的是什么，他究竟看到了什么。
　　“就是它，就是它。”奥尔得克的喊叫惊呆了众人，他的激动让营地骚动起来，不约而同站在他的身后，看着远处的山包。
　　“就是它，就是它……”奥尔得克依然沉醉在自己的情绪中，他没有感觉到身后站满了同行者，当然，也包括贝格曼。
　　就是这样找到了有“一千口棺材“的山包，找到了“小河遗址”，找到了“奥尔得克古墓群”。
　　贝格曼走向山包。他一点也不激动，就好比从来不沮丧一样，探险家的“天使般的耐心”，让他从容、冷静。他看着密集而立的“枯立木”，从“枯立木”的纹路来看，这是木匠精心制作的纪念物。在10米×16米的山包，直立着几百根这样的“枯立木”。一组“枯立木”高约4.25米，直径0.25米，有七到十一个侧面。
　　杨镰见过这些“枯立木”，他以极富文采的笔调进行了充满感情的描写：“木头被强风劈裂，被烈日晒开了花，但不管怎么说，它们仍然苦苦支撑着，肃穆、自尊地分立在陵墓的顶部，就像死者的血亲伫立在一个庄严的灵堂，死死地等候着迟到了数千年之久的吊唁者，虽然褪尽鲜红的颜色，仍然不愿俯下它们伟岸的身躯。”
　　贝格曼走遍了山包的每一寸地方，抚摸了每一根“枯立木”，他的目光所及，是棺木、骷髅、被肢解的木乃伊、厚毛织物的碎片、躺在地上的木板、完整的棺木……这是静止的时间，这是被人遗忘的地方，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他的心跳加快了。第二年，也就是1935年，他为《斯文·赫定七十诞辰纪念文集》写了一篇《罗布沙漠新发现的墓葬》，写到了自己在“小河遗址”的观感——
　　“一具女性木乃伊面部那神圣端庄的表情永远无法令人忘怀！他身着高贵的衣着，中间分缝的黑色长发上面冠以一具有红色帽带的黄色尖顶毡帽，双目微合，好似刚刚入睡。漂亮的鹰钩鼻、微张的薄嘴唇与微露的牙齿，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微笑。这位‘神秘微笑的公主’已经傲视沙暴多少个春秋，聆听过多少次在这‘死亡殿堂’中回荡的风啸声！而又是在什么时候，她面对明亮、燃烧的太阳，永远地合上了双眼？正是为了寻找这样一些问题的答案，我才来到此地探险。”
　　1939年，贝格曼写完《新疆考古记》一书，有“一千口棺材”的小山，在书中显得格外耀眼。
　　贝格曼离开“小河遗址”后，再也没有人到过此地。时间、风沙再一次掩埋了这个探险史的热点。
　　杨镰想再一次找到它。
　　2001年年初，杨镰到达新疆。
　　1月1日，杨镰先到若羌县米兰镇罗布人定居点，与几位罗布老人共同度过了新年的第一天。前往热合曼家的路上，杨镰被“阿不旦路”的路牌吸引，这是新立的路牌，站在“阿不旦路”的路牌前，自己与罗布人、阿不旦二十年来的因缘涌上心头。这条路与杨镰关系紧密，他的若干次对新老阿不旦的考察，还有他关于新老阿不旦的精彩描写，给了地方政府重要的启示。
　　然而，这一次回到新疆，是奔“小河”来的。过去，杨镰不知道“小河”与罗布人的关系。后来突然顿悟：“只有小河，成为考验我理解能力、引导我深入到罗布泊历史的关键部位的抢答题。”
　　从1996年开始，杨镰集中精力思考“小河”问题，首先，确认“小河遗址”的经纬度，并取得成果。20世纪，沙漠中的河流经常摆动，塔里木河下游的地名常常是“朝令夕改”，很难有一个被人记在心中的地名。相比较而言，阿拉干是一个例外，这个地名和地点始终如一。杨镰找到阿拉干区域航拍地图，分析每一个沙包、古木。他把贝格曼1934年画的寻找“小河古墓”的路线图的阿拉干区域放大到与航拍地图一致的比例，再用大头针将两个相隔二十年绘制的地图的一个点——阿拉干钉住，于是，我们看到了1934年死水微澜的小河。杨镰以这样的方法，证实了1958年航拍时小河依然有水，也让有“一千口棺材”的小山——“小河五号墓地”——“小河遗址”显示出具体方位。尽管如此，杨镰于1998年的第一次寻找无功而返，原因是，他推定的经纬度有600米到1100米的误差。根据1998年经验教训，杨镰细化了方案，再一次向“小河遗址”扑去。 　　2001年1月4日，杨镰一行乘坐沙漠车，从阿拉干出发，进入罗布沙漠。沙漠车巨大的轮胎，粗野碾压松软的黄沙，坚定地向前行进。一片雪花轻轻飘下，楊镰好奇地看着，过了一会儿又有几片雪花飘来，杨镰微笑起来，难得有雪，他觉得自己的好运气来了。
　　沙漠车如同一头倔强的黄牛，直直前行。雪随着探险队一直下着。沙漠车后面，车辙如同两条黄色的绳索，向远处延伸。杨镰没有兴趣回头看，他的心里只有前进，只要前进一步，离“小河遗址”就近了一步。三个小时过去了，眼前出现了排列着“枯立木”的山包。突兀而起的山包和直立的“枯立木”，让人们的眼睛有了视差。杨镰让沙漠车停下，他跳下来，走向“枯立木”……
　　山包披上了银装。也许知道有来访的客人，老天降雪，让沉寂、黯淡的有“一千口棺材”的山包变得亮堂一些。
　　杨镰用散文家的笔墨，记录了自己见到“小河遗址”时的心情：“我匆忙跳了下来，痴迷地与那神奇的沙包对视。我们已经来到了奥尔得克的惊世发现之地。降雪使大地披上白色风衣，沙包上一支支擎天立地的柱子仿佛上苍发出的惊叹，沙漠车辙迹则在雪野画下了一个巨大问号。‘奥尔得克的古墓’由小河陪伴，就这样静静屹立在沙原，等候我们的到来。”
　　杨镰再度发现的“小河遗址”，俯拾皆是人的枯骨，并不觉得死寂，杨镰忆起六十六年的情景，贝格曼来到这里，面对一具年轻女子的木乃伊，那个沉睡不醒的美人，让贝格曼惊愕不已。杨镰看到了那位“东方的蒙娜丽莎”，微微张开的嘴角，似乎向杨镰表白什么。杨镰在墓地上走着，他看到用千年古树制成的木桨形标志，成扇面形，如同女性生殖器。株距很近的木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杨镰探查一下掩埋的深度，没有想象得深，却挺住了数千年的风沙，绝对是一个奇迹。
　　太阳离地平线还有一段距离，杨镰一行离开了“小河遗址”。杨镰回到北京，我在第一时间采访，听他讲“小河遗址”的故事——
　　“时隐时现的神秘小河可能是一条楼兰王国时期的运河，因为它没有顺从罗布区域的地势走向。‘奥尔得克的古墓’从规格看应该是楼兰上层人物的陵墓，也许就是楼兰王陵。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两大流域之间的小河，是楼兰文明的发轫之地……我们已经找到这罗布沙漠的秘境，离得出科学结论不远了。”
　　“新疆绿洲”的忧思
　　2007年，杨镰申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新疆绿洲文明”国情调研，他的目的当然明确，实地调研之后，通过纪实文学、探险报告、影像，让更多的人认识新疆、关心新疆、热爱新疆。新疆丰厚的历史，危机四伏的环境，需要我们了解。绿洲与人的课题，蕴含着西部开发、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
　　绿洲文明，是人类文明史的精彩乐章，是不能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的绿洲文明，就在西部的塔里木地区。绿洲文明是西部的生命源泉，是西部存在与发展的动力。环境恶化，导致绿洲萎缩，生命活力不复存在。从20世纪90年代，杨镰屡次去新疆和田一个没有生气的绿洲考察。这个绿洲曾是于阗王国的重镇，一度繁华，到了1986年，它就从地图上消失了。杨镰抵达此地，因河水改道导致村民搬迁，村落成为“遗址”。让杨镰无话可说的是，他认识一位坚守“遗址”的中年妇女，名为枣热汗，以牧羊为生。杨镰不明白枣热汗为什么孤身一人在这里生活，她平淡地告诉杨镰，自己的父母、丈夫、孩子都是在这个村庄出生，也在这里故去，她不能离开他们，因此留下，与他们一同“生活”。枣热汗的生活选择，让杨镰震撼。
　　同样，在哈密四堡，杨镰的心头一阵阵发热。这里曾是绿洲古城纳职城所在地，因是楼兰移民建立，在唐代就声名远扬。今天的四堡与唐代的纳职城，在环境与水资源上并没有多大差别。只是人口增长，加工业的出现，生活方式的改变，改变了纳职城的一切，改变了延续至今的环境因素。
　　对新疆绿洲的调研，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是认识国情重要的环节。从“新疆绿洲文明”国情调研立项，杨镰就进入了前沿位置，从2007年开始，他走遍了古老绿洲的村落，新发现的与“绿洲文明”有关的历史文化遗址就有十五处。这些被遗忘的角落，终于得到重新评估。
　　其实，杨镰对绿洲文明的关心，开始于1989年10月对通古斯巴孜特——大河沿的考察。此后的1984年和1986年，杨镰自费再到通古斯巴孜特——大河沿做学术考察，其中一次抵达了通古斯巴孜特的门户——玛江勒克。在这里，杨镰收集到许多珍贵资料，为他日后研究奠定了基础。
　　对于杨镰的所到之处，我都着迷。陪他去疏勒古城考察的路上，问及在大河沿的情形，他慢条斯理地回答，“这是一种除了梦境从未感受到的氛围。你完全听不到街市之声，没有音乐、电视，也没有汽车噪音甚至自行车铃声，红尘中的一切喧嚣、烦扰，在这里都不见踪影。没有牧区固有的犬吠，没有林地必不可少的鸟鸣，唯有炊烟似曾相识。夜幕降临后，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好像都已失灵，只有思维，反而像插上了翅膀，沿着历史的车轮，飞向妙不可知的秘境。天上的星宿仿佛触手可及，而那璀璨的河汉几乎就横亘在头顶。报纸、日历对当地居民而言，都是奢侈品，两家牧人的茅棚间隔最近也有几公里之遥，居民仍住着赫定见到过的红柳窝棚，而戴手表的青年牧民已屡见不鲜，新建的小学校正迎候着第一批学生。”
　　杨镰去过的大河沿，或者说他讲述的大河沿，分明就是世外桃源。
　　那一次，杨镰从大河沿前往斯文·赫定发现的喀拉墩古城。一路所见，除了沙海，就是枯死的胡杨。死寂环绕，让人不寒而栗。晚上，他们在一个沙窝宿营，忙碌过后的杨镰坐在帐篷外，看到一轮皎洁的明月，他突然想起来，这一天是中秋节。不到四十岁的杨镰有了思家的念头，他一直坐在那里，往事在眼前一一闪过。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回到帐篷里睡觉，他不能忘记的是，第二天探险队的九峰骆驼失踪。那些沉重的辎重，只能靠没有失踪的七峰骆驼“扛”着。
　　太阳刚要西沉，喀拉墩古城遗址进入眼帘。网状的水渠，倒梯形的干涸水井，坍塌的房子，不知姓名的人骨。杨镰去了残破的寺院，看到墙上的一双赤足和忍冬花叶子的纹饰。杨镰的大脑飞快旋转，他发现那个倒梯形的水井，与通古斯巴孜特——大河沿居民所使用的井极其相同。他甚至想，这些井也许是一个打井队的“产品”。 　　晚上，杨镰依然无法入眠。他的大脑再一次飞快旋转，他把通古斯巴孜特——大河沿与喀拉墩进行比较，历史的、现实的，远的、近的，悲观的、乐观的……有时觉得自己脑洞大开，有时又觉得乱作一团。通古斯巴孜特——大河沿、喀拉墩，一个是有活力的古老绿洲，一个是死气沉沉的遗忘之地。本来，它们是一个整体，水草丰盈，牛羊欢歌，人，在此安居乐业。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喀拉墩一天天萎缩，如同一个肌无力的患者，最后失去生气。
　　杨镰寻找的是历史，看到的是现实。每一次到新疆，都是忧心忡忡。他讲，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腹地，竟以喀拉墩和通古斯巴孜特为我们提供了绿洲生死的判决。繁荣的绿洲变成死界，扩展家园的初衷竟自毁家园——这毕竟是人类自己写在自己历史上的。
　　杨镰的诘问，我们都会羞愧。
　　无数次的新疆之行，塔里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早已经看在了眼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南缘的绿洲被沙土切割、蚕食，危在旦夕。他多次去通古斯巴孜特——大河沿，他的结论振聋发聩：只有保存住通古斯巴孜特——大河沿绿洲这个支撑点，才能向沙漠化发起反击，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绿洲的意义不言自明。
　　痴迷探险史，对古代文明遗迹的考辨，从罗布人的命运轨迹探索罗布泊盈亏、消失的原因，是对中国西部的深情，对中国西部擺脱困境的焦虑。杨镰记得中学地理课本上所言，中国第一大内陆河就是罗布泊，最长的内陆河是塔里木河。少年杨镰，提到罗布泊和塔里木河，均会激情澎湃，就像一位丢失了所有藏品的收藏家，沮丧、痛楚——罗布泊完全干涸，那个龟裂的湖盆像一个贪婪者张开的大口，不怀好意地面对我们，同样，塔里木河也不是往日的塔里木河，仅有三分之一的流程，我们途经的400公里长的断流河道已是杂草、浮沙的天下。杨镰心中充满希望的沙漠绿洲通古斯巴孜特，一些植被变得黯淡，河中流水渐渐缓慢。这是不祥的信号。这是让杨镰心跳不止的信号。
　　杨镰记得斯文·赫定的美好向往：罗布泊地区怎么复活，前提是“中亚地中海”罗布泊的复活，只有罗布泊清水拍岸，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下游则会生机勃勃。
　　可是，罗布泊能复活吗？
　　“新疆绿洲文明”国情调研重点课题立项，他再一次锁定和田。
　　对于杨镰而言，新疆没有陌生的地方，和田绿洲早已经在他的心中铺展。许多鲜为人知的知识杨镰掌握，比如和田有亚洲大陆唯一的活火山，一条没有记录的古道，向西藏延伸，绿洲以外，沉寂沙底的古城、古迹急迫等待探险家的发现……
　　杨镰见过一幅民国年间出版的中国地图，图边有几行题跋，所录诗作是清代萧雄的诗作《咏和田》：东走长途葱岭边，平开沃野是于阗。六城烟雨生金玉，鸡犬桑麻天外天。
　　当时的和田叫于阗。这首诗的意境，对应了和田绿洲生机盎然的景象。以诗证史，和田绿洲的过去，让杨镰神往。
　　于是，杨镰心中有了“绿洲学”与“和田学”的框架。在他看来，“绿洲学”与“和田学”将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对即将迷失的沙漠绿洲通古斯巴孜特——大河沿的考察与研究，是“绿洲学”与“和田学”的奠基礼。
　　那么，“新疆绿洲文明”国情调研，则是“绿洲学”与“和田学”的开场。
　　深入进去，是对新疆绿洲的认知；
　　是对我们生存环境的了解；
　　是对我们命运的预知。
　　遗憾，杨镰倒在了探险的途中，这一切成了悬念。
　　责任编辑车前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