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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是无法以人类的方式说话的。
当土地被挖掘得满目疮痍，当参天大树被无情砍伐，当河流山川被污染殆尽，
她不会咆哮怒吼，必须有人为地球说话。
2013年初，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园如整个北京城一样被笼罩在一片雾霾之中。一栋被叫做“文化楼”的红色旧楼在雾霾的校园中倒显出几分诗意，这里坐落着中国第一个环境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援助中心非常狭小，设立于1999年，家具也显得陈旧了。王灿发，这位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45名“环保英雄”之一的环保律师多年来就在这里和同行们办公。援助中心最常听到的就是电话响声。010-62221291是他们在全国第一个向污染受害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的热线电话，于1999年11月1日开通，十多年来通过这个电话，援助中心接受了一千多次的求助。
2011年，为了更好地帮助环境污染受害者，北京环助律师事务所成立，办公地点离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不远。“多年的诉讼经验令我发现，对于公益性诉讼，尤其是群体性环境案件，一些志愿律师所在的事务所不愿意或不支持志愿律师参与，使得给受害者帮助产生困难；另外培养优秀的环境律师需要平台。于是，想到成立一个以环境诉讼为主要业务的事务所。” 北京环助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刘湘说。
公益律师的偶像
刘湘是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环助所”的执行主任。戴仁辉，之前是一名商业律师，现为“环助所”的合伙人。当问起如何走上公益律师这条路的时候，二人异口同声说出三个字“王灿发”。“环助所”的人都以王灿发为他们的偶像。
王灿发个子不高，和家乡山东人的形象有些不符。他把马丁·路德·金作为自己的偶像，因为他们都信仰用非暴力的方式寻求平等。1995年，《中国环境报》的一篇报道让他站了出来。1995年，江苏邳州一个养鸭大王的4000只鸭子10天之内死光了，靠此为生的农民由富户转眼之间就变成穷光蛋，他住在窝棚里，贷款没法还，痛不欲生。想起诉排污单位，可是法院不愿受理，又两手空空没钱交诉讼费、请律师。这个真正靠诚实的劳动养活自己的一户农民就这样完了。看到报道之后，王灿发给这家农民去了一封信，说愿意为他们打官司。来到当地的王灿发，目睹了受害者家庭的苦难，决定无偿打这个官司。他先后三趟去邳州，最终为受害农民争取到了40万元赔偿金。
“这次胜利了给了我很大鼓舞，这是我用专业知识第一次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了一件事。全国肯定有许多像这几位农民一样受环境所害而求助无门的。于是，就有了一个念头，成立一个机构为环境污染受害者提供咨询帮助。”于是，王灿发从1996年开始游说有实力的机构和个人，1999年才找到第一笔资金成立帮助热线。热线电话需要人一直守候，但是又没有充足的资金聘请专门的工作人员，所以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都是些志愿者。他们中有北京当地高校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硕士生，以及北京、秦皇岛、武汉、济南的数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择善固执
刘湘和戴仁辉便是以志愿者的身份认识王灿发的。“小时候我的梦想是当兵，高考的时候还报过军校。后来在湖南环境保护学校上学时，学习环境保护法之时才对法律产生兴趣。”刘湘讲起自己的法律之路。刘湘和王灿发同为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一年有两百多课时的授课工作量，业余的时候刘湘则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环境案件上。
重庆渝西地区，起于永川市止于铜梁县的巴岳山，因盛产天青石而闻名。天青石是提炼锶的主要原料，作为中国两大天青石产地之一，近年来，渝西地区引进和发展了一批碳酸锶生产企业。然而这些企业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灾难：地下水遭污染、树木植被大量死亡、渔民养鱼屡遭毒害、厂区附近居民的重大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
骆礼全则是受害者中唯一一个连续十年坚持诉讼的人。随着十年的诉讼，骆礼全已经從一个渔民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新闻人物。然而，媒体却忽视了骆礼全背后的公益律师刘湘。“我最放不下的案子就是重庆骆礼全的案子，打了十多年，结果是败诉。当地法院变着法子找理由判败诉。这个案子要是在贵州清镇那样的环保法庭毫无疑问会是胜诉的。”刘湘讲起案子，不无惋惜。
戴仁辉和王灿发是老乡，二人正式见面是在环境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举办的年度培训上。戴仁辉之前是一名职业商业律师，来到“环助所”后，唯一的收入就是劳务费。“从物质利益上说，做公益律师肯定是没有做其他方面的律师收益高。但是，从其他的方面来说，收获是大大超过之前的。做这件事，我从来没想过说要停止，或者以后再转去做别的。”戴仁辉说话干脆简单，毫不矫情，但是他补了一句：“很多时候，作为律师我都为环境污染受害者叫屈。”
戴仁辉印象最深的案件，是他和刘湘联合其他律师打的一起全国首例草根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2011年，“6·12铬渣污染事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云南陆良化工公司将总量五千余吨的重毒化工废料铬渣非法堆放，致珠江源头南盘江附近水质遭到铬渣污染。此举直接造成附近农村77头牲畜死亡，而且危及沿岸数千万居民饮水安全，更直接地使得离化工厂最近的兴隆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死亡村”，该村每年至少有6至7人死于癌症。这是国内首例由草根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在此之前，全国尚无一起由草根NGO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获得立案。曲靖市中院受理此案，对民间组织在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身份是一种肯定和认可，对民间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戴仁辉和刘湘来说也是一种信心。
不确定的胜利
目前，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已复产，当地仍有十多万吨待处理铬渣堆距珠江源南盘江仅数米。当前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公益律师也处处受阻，环境案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成败也很难界定。
“十年来，中心支持的案件中，其中约30%得到了解决，25%遭遇失败，其余案件均悬而未决，或在无法立案、无法审判之间艰难徘徊。”王灿发说。所以，“环助所“在选择案件的时候，除了受理确实受到污染的案件，还有一点要求是能获得一定的证据，按照法律能够必胜的案子。 環境公益诉讼是指由法人、自然人或社会团体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在我国尚无公益诉讼的法律规定。但最近几年来，随着贵阳、昆明等地法院成立了环保法庭，各省市也都先后出台了办理环境公益诉讼的文件，规定社会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最大的困难是不能以‘环助所’名义提公益诉讼，找到适格的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NGO非常困难。”刘湘表示。
身为北京市人大代表，王灿发以他一贯的执着敢言，连续两年建议在北京成立专门的环保法庭。在各方努力下，2010年，北京市首家环境保护审判庭在延庆县法院正式成立。虽然这与王灿发起初的设计有所不同，他仍然称其为有价值的“第一步”。
在电影里，金装律师在案件胜诉后举杯欢庆的场面在“环助所”是看不到的。在“环助所”，大家从来没有一起为官司打赢庆祝过，也没有人因为一场官司的败诉而气馁过，顶多是在情感上无法接受，气愤地发泄几句。接着，大家又开始了下一个案子的工作，因为大家心里知道这是一个漫长而又艰巨的过程。就如王灿发所说：“我们不需要发生太剧烈的改变，踏踏实实地去推进法治，即使是那么一点点，也会推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对话刘湘]
记住自己是个律师
记者：你代理的很多案子是针对企业的，难免有利益冲突和一定的危险性，面对这些危险的时候，你是怎样的心态？
刘湘：有一定危险，主要是群体性的案件，其实不一定都来自企业，有时是来自政府的态度，比如把受害者看成是“刁民”。面对这些危险，要坚信中国是有法律的。要避免危险，尽量不要私自到企业厂内取证，群体案件尽可能与政府沟通，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记者：律师践行的是一种“理性的希望”，但是人都会有感性的一面，特别是做公益律师，面对的很多是弱势，如何做到“感性和理性”的平衡？
刘湘：记住自己是一名律师，是社会工作者，说话、办事要符合法律或者法律的精神。记得有一个当事人因为污染受害到法院立不上案，到处反映也没有解决。她后来想到一个办法，准备向全市发放污染者污染河流的宣传资料。她给我打电话说她马上要做这件事，我一听马上给她做工作，并告诉她如果真是污染了也应找环保部门或政府反映，由政府或有关部门来发布水质情况。
记者： 是否有遇到过法律无法解决的事情？
刘湘：有，一是不立案、严重超审限一类的；二是经济困难，没有诉讼费、鉴定费等一类。对第一类只能鼓励当事人依法反映、争取；对第二类找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或其他环保NGO帮助当事人去获得部分或全部的支持。
记者：作为一名教授，你最希望学生通过你的课堂学到什么？
刘湘：如何运用法律，如何正确地理解法律。
当土地被挖掘得满目疮痍，当参天大树被无情砍伐，当河流山川被污染殆尽，
她不会咆哮怒吼，必须有人为地球说话。
2013年初，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园如整个北京城一样被笼罩在一片雾霾之中。一栋被叫做“文化楼”的红色旧楼在雾霾的校园中倒显出几分诗意，这里坐落着中国第一个环境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援助中心非常狭小，设立于1999年，家具也显得陈旧了。王灿发，这位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45名“环保英雄”之一的环保律师多年来就在这里和同行们办公。援助中心最常听到的就是电话响声。010-62221291是他们在全国第一个向污染受害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的热线电话，于1999年11月1日开通，十多年来通过这个电话，援助中心接受了一千多次的求助。
2011年，为了更好地帮助环境污染受害者，北京环助律师事务所成立，办公地点离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不远。“多年的诉讼经验令我发现，对于公益性诉讼，尤其是群体性环境案件，一些志愿律师所在的事务所不愿意或不支持志愿律师参与，使得给受害者帮助产生困难；另外培养优秀的环境律师需要平台。于是，想到成立一个以环境诉讼为主要业务的事务所。” 北京环助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刘湘说。
公益律师的偶像
刘湘是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环助所”的执行主任。戴仁辉，之前是一名商业律师，现为“环助所”的合伙人。当问起如何走上公益律师这条路的时候，二人异口同声说出三个字“王灿发”。“环助所”的人都以王灿发为他们的偶像。
王灿发个子不高，和家乡山东人的形象有些不符。他把马丁·路德·金作为自己的偶像，因为他们都信仰用非暴力的方式寻求平等。1995年，《中国环境报》的一篇报道让他站了出来。1995年，江苏邳州一个养鸭大王的4000只鸭子10天之内死光了，靠此为生的农民由富户转眼之间就变成穷光蛋，他住在窝棚里，贷款没法还，痛不欲生。想起诉排污单位，可是法院不愿受理，又两手空空没钱交诉讼费、请律师。这个真正靠诚实的劳动养活自己的一户农民就这样完了。看到报道之后，王灿发给这家农民去了一封信，说愿意为他们打官司。来到当地的王灿发，目睹了受害者家庭的苦难，决定无偿打这个官司。他先后三趟去邳州，最终为受害农民争取到了40万元赔偿金。
“这次胜利了给了我很大鼓舞，这是我用专业知识第一次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了一件事。全国肯定有许多像这几位农民一样受环境所害而求助无门的。于是，就有了一个念头，成立一个机构为环境污染受害者提供咨询帮助。”于是，王灿发从1996年开始游说有实力的机构和个人，1999年才找到第一笔资金成立帮助热线。热线电话需要人一直守候，但是又没有充足的资金聘请专门的工作人员，所以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都是些志愿者。他们中有北京当地高校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硕士生，以及北京、秦皇岛、武汉、济南的数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择善固执
刘湘和戴仁辉便是以志愿者的身份认识王灿发的。“小时候我的梦想是当兵，高考的时候还报过军校。后来在湖南环境保护学校上学时，学习环境保护法之时才对法律产生兴趣。”刘湘讲起自己的法律之路。刘湘和王灿发同为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一年有两百多课时的授课工作量，业余的时候刘湘则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环境案件上。
重庆渝西地区，起于永川市止于铜梁县的巴岳山，因盛产天青石而闻名。天青石是提炼锶的主要原料，作为中国两大天青石产地之一，近年来，渝西地区引进和发展了一批碳酸锶生产企业。然而这些企业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灾难：地下水遭污染、树木植被大量死亡、渔民养鱼屡遭毒害、厂区附近居民的重大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
骆礼全则是受害者中唯一一个连续十年坚持诉讼的人。随着十年的诉讼，骆礼全已经從一个渔民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新闻人物。然而，媒体却忽视了骆礼全背后的公益律师刘湘。“我最放不下的案子就是重庆骆礼全的案子，打了十多年，结果是败诉。当地法院变着法子找理由判败诉。这个案子要是在贵州清镇那样的环保法庭毫无疑问会是胜诉的。”刘湘讲起案子，不无惋惜。
戴仁辉和王灿发是老乡，二人正式见面是在环境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举办的年度培训上。戴仁辉之前是一名职业商业律师，来到“环助所”后，唯一的收入就是劳务费。“从物质利益上说，做公益律师肯定是没有做其他方面的律师收益高。但是，从其他的方面来说，收获是大大超过之前的。做这件事，我从来没想过说要停止，或者以后再转去做别的。”戴仁辉说话干脆简单，毫不矫情，但是他补了一句：“很多时候，作为律师我都为环境污染受害者叫屈。”
戴仁辉印象最深的案件，是他和刘湘联合其他律师打的一起全国首例草根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2011年，“6·12铬渣污染事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云南陆良化工公司将总量五千余吨的重毒化工废料铬渣非法堆放，致珠江源头南盘江附近水质遭到铬渣污染。此举直接造成附近农村77头牲畜死亡，而且危及沿岸数千万居民饮水安全，更直接地使得离化工厂最近的兴隆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死亡村”，该村每年至少有6至7人死于癌症。这是国内首例由草根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在此之前，全国尚无一起由草根NGO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获得立案。曲靖市中院受理此案，对民间组织在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身份是一种肯定和认可，对民间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戴仁辉和刘湘来说也是一种信心。
不确定的胜利
目前，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已复产，当地仍有十多万吨待处理铬渣堆距珠江源南盘江仅数米。当前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公益律师也处处受阻，环境案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成败也很难界定。
“十年来，中心支持的案件中，其中约30%得到了解决，25%遭遇失败，其余案件均悬而未决，或在无法立案、无法审判之间艰难徘徊。”王灿发说。所以，“环助所“在选择案件的时候，除了受理确实受到污染的案件，还有一点要求是能获得一定的证据，按照法律能够必胜的案子。 環境公益诉讼是指由法人、自然人或社会团体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在我国尚无公益诉讼的法律规定。但最近几年来，随着贵阳、昆明等地法院成立了环保法庭，各省市也都先后出台了办理环境公益诉讼的文件，规定社会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最大的困难是不能以‘环助所’名义提公益诉讼，找到适格的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NGO非常困难。”刘湘表示。
身为北京市人大代表，王灿发以他一贯的执着敢言，连续两年建议在北京成立专门的环保法庭。在各方努力下，2010年，北京市首家环境保护审判庭在延庆县法院正式成立。虽然这与王灿发起初的设计有所不同，他仍然称其为有价值的“第一步”。
在电影里，金装律师在案件胜诉后举杯欢庆的场面在“环助所”是看不到的。在“环助所”，大家从来没有一起为官司打赢庆祝过，也没有人因为一场官司的败诉而气馁过，顶多是在情感上无法接受，气愤地发泄几句。接着，大家又开始了下一个案子的工作，因为大家心里知道这是一个漫长而又艰巨的过程。就如王灿发所说：“我们不需要发生太剧烈的改变，踏踏实实地去推进法治，即使是那么一点点，也会推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对话刘湘]
记住自己是个律师
记者：你代理的很多案子是针对企业的，难免有利益冲突和一定的危险性，面对这些危险的时候，你是怎样的心态？
刘湘：有一定危险，主要是群体性的案件，其实不一定都来自企业，有时是来自政府的态度，比如把受害者看成是“刁民”。面对这些危险，要坚信中国是有法律的。要避免危险，尽量不要私自到企业厂内取证，群体案件尽可能与政府沟通，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记者：律师践行的是一种“理性的希望”，但是人都会有感性的一面，特别是做公益律师，面对的很多是弱势，如何做到“感性和理性”的平衡？
刘湘：记住自己是一名律师，是社会工作者，说话、办事要符合法律或者法律的精神。记得有一个当事人因为污染受害到法院立不上案，到处反映也没有解决。她后来想到一个办法，准备向全市发放污染者污染河流的宣传资料。她给我打电话说她马上要做这件事，我一听马上给她做工作，并告诉她如果真是污染了也应找环保部门或政府反映，由政府或有关部门来发布水质情况。
记者： 是否有遇到过法律无法解决的事情？
刘湘：有，一是不立案、严重超审限一类的；二是经济困难，没有诉讼费、鉴定费等一类。对第一类只能鼓励当事人依法反映、争取；对第二类找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或其他环保NGO帮助当事人去获得部分或全部的支持。
记者：作为一名教授，你最希望学生通过你的课堂学到什么？
刘湘：如何运用法律，如何正确地理解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