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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地方经济必须优化经济环境，形成投资“洼地”，吸引外来资本，才能最大限度地改善区域经济格局。目前，各个地方对于优化经济环境的重要性已经普遍认同，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对于怎样看待经济环境、如何优化经济环境等方面还存在许多观念误区，并产生许多消极后果。某些招商引资的政策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有的政策在过去取得一定成效，但是遇到了很大阻力，甚至引发了新的矛盾；一些旧矛盾甚至有反弹的可能。可见，优化经济环境必须更新观念先行，后者是优化经济环境的前提，是招商引资成功的基石，是巩固已有成果的保证。
一、把握经济环境的系统观念
经济环境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优化经济环境也不能以偏概全，挂一漏万，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深刻理解优化经济环境的主体、客体和工作等方面的系统性。
第一，经济环境优化主体的系统性
优化经济环境不仅是党委、政府的事，也不仅是某个部门（如优化经济环境办公室）或者几个部门的事（如发改委、工商部门），同时也不仅是老百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部门的事情。许多地方提出“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个个都是地方形象”的口号，可见经济环境的改善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通力合作才会形成“合力”。否则各自为政，互不买账，或者互相牵制，各种努力就可能功亏一篑。当前，政府的高层确实下了很大决心优化经济环境，但是许多部门考虑到有关措施损害了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利益，往往阳奉阴违，推脱了事，影响了环境的真正改善。因此，政府应该树立系统观念，在政策设计之初就有意识地考虑到各个部门的协调，考虑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接受程度，将优化经济环境当成系统工程积极稳妥地展开。
第二，经济环境优化客体的系统性
经济环境的优化客体不仅包括众所周知的硬环境，还包括容易被忽视的软环境。硬环境是指与经济活动直接相关的物质条件，是有形要素的总和，包括基础设施环境（如交通、电力、自来水、土地）、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等；软环境是指与经济活动直接相关的无形要素的总和，包括社会、法律、行政、文化、习俗、观念、政府效率、政策稳定性等诸多方面。硬环境居于表面层次，显而易见，容易引起重视。软环境则处于较深层次，常常容易被忽视，但是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影响更为深远。因此，优化经济环境不仅要注重硬环境，更要注重软环境。然而，一些地方热衷于改善硬环境，积极争取国家的基础建设资金和相关的国债资金，但是对于改善软环境的力度就没有前者大，有的感觉难度大，无从着手，有的认为容易得罪人，不愿主动去做。
第三，经济环境优化工作的系统性
优化经济环境并不是孤立的，与正常的职能工作有着紧密联系；甚至也并非一定要刻意为之，在许多场合可以起到 “水到渠成”“一石二鸟”的效果。比如经济生活领域的公平诚信体系建设问题。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商业欺诈横行，偷税逃费严重，如此等等，都是诚信失范的表现。谁治理市场经济秩序越早，谁就相对优化了经济环境和投资环境，谁就抢得了先机。政府发挥市场监管执法部门的职能，整顿和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既能维护公平诚信，又能优化环境。又比如，“911”事件、“SARS”和禽流感疫情表明，社会公共安全是经济环境的重要内容。建立可靠的社会公共安全体系，既是政府的天然职责所在，又是对优化环境的保障和贡献。
二、突出经济环境优化的“治本”观念
第一，从表面的程序简化入手，调整深层的利益格局和体制框架
目前各地推行的“特事特办”“一条龙服务”的包办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程序，拆除了障碍，也不失为目前的一种有效手段。但又必须看到，它只是一种治标之策，是在没有触动旧的利益格局和体制框架的一种权宜之计。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治标不治本”的前提下，经济环境随时都存在恶化的隐患，比如“乱收费、乱罚款”现象屡禁不止，经常出现死灰复燃的现象。又比如过去风行一时的“政务中心”“窗口服务中心”等的运行在某些地方出现了一定的困难，有的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到相关部门办理事务，反而增加了企业的麻烦，以至于有人提出是不是到了撤掉这些机构的时候了。可见，实现由表面“治标”到彻底“治本”的转变已刻不容缓。
其实，只有向体制开刀，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将旧的利益格局全面打破才能根本解决问题。目前，我们一些地方政府的观念、政策、作风与市场经济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更与国际惯例不协调。各地已经大幅度减少了审批事项，有力地促进了环境的优化。但是还必须下大气力优化政务环境，行政审批事项还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各部门和直属机构要尽快实行无偿行政服务，从而真正实现由“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第二，摒弃简单的政策优惠，重视提高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
在开放开发的进程中，一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追求所谓经济上的“洼地效应”，都不同程度地以政策的优惠度作为筹码，甚至不惜主动自降身价，越到基层往往就越明显。现在许多区县都设立了不同形式的开发区，甚至一些没有条件的乡镇挂上一个牌子就是某某开发区，只有在地价上互相竞争，打起了“价格战”。有的出价每亩5万元，有的就3万元，有的只有每亩8000元，有的甚至打出“零税费、封闭管理、零拆迁费”等旗号。如此的低廉价格和优惠政策虽然短期内可能带来一些项目，但是从长远来看得不偿失。一旦操作不当或承诺不能兑现，还会引发新的矛盾和社会问题（比如现在少数地方政府无法实现农民土地的安置补偿，就出现了尖锐的矛盾）。真正有意向的投资者也会心存疑虑，怀疑政策“有猫腻”而踌躇不前。形形色色“炒地皮”的投机者则乘机而来，给地方经济造成长远的伤害。上世纪90年代初沿海设立的一些开发区至今没有恢复元气，就是明证。
因此，各地要真正实现从一般的费用减免和政策优惠转向政策环境的整体改善。首先，把部分条款形式上的优惠提升到整个政策大环境的改善中来；其次，确保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前后一致，要严格防止朝令夕改；第三，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增强招商引资过程中政策机制的“公开、公平、公正”，严防暗箱操作。政策机制的公平导致竞争机制的公平，竞争机制的公平导致市场的有序运作，只有实现了这样的良性循环，一个地区才有可能成为投资者和商家青睐的“风水宝地”。
三、树立开放式“互利双赢”的效益观念
过去，许多地方有一种心理，认为“肥水不流外人田”，好的投资项目不愿意拿出来，即使拿出来也只愿意将它们交给本地的企业，利润不能让外国人或者外地人赚跑了。对于国有企业的处置也只能把一些效益不好或者濒临破产的企业列入其中。实践证明，这种狭隘的效益观念大大影响了经济环境的优化和招商引资的步伐，既不利于有关项目的建设，许多国有企业在漫长的等待中逐渐走向亏损甚至破产，非但没有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反而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为此，我们要树立“让外商发财、促自我发展”的互利双赢思想，这就是一种开放式的整体效益观念。
外来资本（包括境外资本和省外资本）的进入是扩大投资需求的重要内容，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措施，是转变企业机制的重要途径。外来资本入主本地企业后，地方政府虽然没有掌握所有权（或控股权），但是同样可以从中得到大量税收，提高政府财力，同时还可以增加大量就业机会，形成“双赢”局面。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必须舍得拿出优势企业、优良资产；另一方面，在项目选择上要从“丑女先嫁”走向“靓女先嫁”。
四、确立各所有制一视同仁的平等观念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保护私有财产，就是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成果。
第一，破除“大而纯”的观念束缚，给予非公有制经济“国民待遇”
首先，在市场准入方面，应该进一步破除所有制歧视，放宽从业限制和经营领域，必须保证与外商和国企的同等待遇。其次，在税收、工商管理方面，应该与其它经济成分一视同仁，不应该另眼相看。再次，在外贸政策方面，应该继续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的进出口权，不能厚此薄彼。最后，在金融方面也要消除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国有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技术改造和现在进行的企业兼并，几乎都能得到银行的贷款支持，而民营企业虽然资产负债率低，却享受不到专项的贷款，很多民营企业想发展，就是苦无资金，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第二，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盘活国有资产
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是一项共赢互利的事业，它既解决了原国企根深蒂固的体制性问题，同时也壮大了民营企业自身的实力。通过这种产权交易不仅可以盘活国有闲置资产，而且能解决部分职工的再就业问题。
然而观念不更新，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也难以成功。据了解，许多私营企业在参与国企改制这条路上碰到了不少挫折和失败，这其中尤以职工安置问题首当其冲。国企领导和职工由于观念没有变，特别不愿意被民营企业兼并。原国企领导担心民营企业兼并后自己没有位子，丧失已有的待遇。国企的职工由于长期在计划经济大锅饭体制下工作，很难接受民营企业的运作、分配和管理模式，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不同程度存在。还有一些职工认为在民营企业就业不稳定，不是长久之计。
另外，在国企改制过程中也应该给民营企业以国民待遇。有很多民企在谈判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有些地方政府以为国企一改制就能走出困境，一下子就推出几十上百家等待兼并和收购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内部情况、产权关系、债权关系都十分复杂，有的自己都扯不清，但为解决一时的困难就随便包装一下让别人来兼并，结果兼并后麻烦不断，不但老的企业搞不活，新的企业也被拖垮，也有一些民企是被较低的收购价所吸引，贸然行事，最后两败俱伤。
总之，只有首先转变观念，重新认识经济环境的内涵和实质，才可能真正优化经济环境，开创招商引资的新局面。可喜的是，现在各个地方的政府和企业等方面已经逐步意识到了观念的重要性，正在认真加以解决。我们相信，观念的更新虽然漫长而艰难，但是一旦实现，必然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作者单位：湖南省委党校工商管理系、湖南省浏阳市永安中学）
一、把握经济环境的系统观念
经济环境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优化经济环境也不能以偏概全，挂一漏万，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深刻理解优化经济环境的主体、客体和工作等方面的系统性。
第一，经济环境优化主体的系统性
优化经济环境不仅是党委、政府的事，也不仅是某个部门（如优化经济环境办公室）或者几个部门的事（如发改委、工商部门），同时也不仅是老百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部门的事情。许多地方提出“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个个都是地方形象”的口号，可见经济环境的改善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通力合作才会形成“合力”。否则各自为政，互不买账，或者互相牵制，各种努力就可能功亏一篑。当前，政府的高层确实下了很大决心优化经济环境，但是许多部门考虑到有关措施损害了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利益，往往阳奉阴违，推脱了事，影响了环境的真正改善。因此，政府应该树立系统观念，在政策设计之初就有意识地考虑到各个部门的协调，考虑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接受程度，将优化经济环境当成系统工程积极稳妥地展开。
第二，经济环境优化客体的系统性
经济环境的优化客体不仅包括众所周知的硬环境，还包括容易被忽视的软环境。硬环境是指与经济活动直接相关的物质条件，是有形要素的总和，包括基础设施环境（如交通、电力、自来水、土地）、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等；软环境是指与经济活动直接相关的无形要素的总和，包括社会、法律、行政、文化、习俗、观念、政府效率、政策稳定性等诸多方面。硬环境居于表面层次，显而易见，容易引起重视。软环境则处于较深层次，常常容易被忽视，但是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影响更为深远。因此，优化经济环境不仅要注重硬环境，更要注重软环境。然而，一些地方热衷于改善硬环境，积极争取国家的基础建设资金和相关的国债资金，但是对于改善软环境的力度就没有前者大，有的感觉难度大，无从着手，有的认为容易得罪人，不愿主动去做。
第三，经济环境优化工作的系统性
优化经济环境并不是孤立的，与正常的职能工作有着紧密联系；甚至也并非一定要刻意为之，在许多场合可以起到 “水到渠成”“一石二鸟”的效果。比如经济生活领域的公平诚信体系建设问题。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商业欺诈横行，偷税逃费严重，如此等等，都是诚信失范的表现。谁治理市场经济秩序越早，谁就相对优化了经济环境和投资环境，谁就抢得了先机。政府发挥市场监管执法部门的职能，整顿和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既能维护公平诚信，又能优化环境。又比如，“911”事件、“SARS”和禽流感疫情表明，社会公共安全是经济环境的重要内容。建立可靠的社会公共安全体系，既是政府的天然职责所在，又是对优化环境的保障和贡献。
二、突出经济环境优化的“治本”观念
第一，从表面的程序简化入手，调整深层的利益格局和体制框架
目前各地推行的“特事特办”“一条龙服务”的包办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程序，拆除了障碍，也不失为目前的一种有效手段。但又必须看到，它只是一种治标之策，是在没有触动旧的利益格局和体制框架的一种权宜之计。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治标不治本”的前提下，经济环境随时都存在恶化的隐患，比如“乱收费、乱罚款”现象屡禁不止，经常出现死灰复燃的现象。又比如过去风行一时的“政务中心”“窗口服务中心”等的运行在某些地方出现了一定的困难，有的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到相关部门办理事务，反而增加了企业的麻烦，以至于有人提出是不是到了撤掉这些机构的时候了。可见，实现由表面“治标”到彻底“治本”的转变已刻不容缓。
其实，只有向体制开刀，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将旧的利益格局全面打破才能根本解决问题。目前，我们一些地方政府的观念、政策、作风与市场经济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更与国际惯例不协调。各地已经大幅度减少了审批事项，有力地促进了环境的优化。但是还必须下大气力优化政务环境，行政审批事项还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各部门和直属机构要尽快实行无偿行政服务，从而真正实现由“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第二，摒弃简单的政策优惠，重视提高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
在开放开发的进程中，一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追求所谓经济上的“洼地效应”，都不同程度地以政策的优惠度作为筹码，甚至不惜主动自降身价，越到基层往往就越明显。现在许多区县都设立了不同形式的开发区，甚至一些没有条件的乡镇挂上一个牌子就是某某开发区，只有在地价上互相竞争，打起了“价格战”。有的出价每亩5万元，有的就3万元，有的只有每亩8000元，有的甚至打出“零税费、封闭管理、零拆迁费”等旗号。如此的低廉价格和优惠政策虽然短期内可能带来一些项目，但是从长远来看得不偿失。一旦操作不当或承诺不能兑现，还会引发新的矛盾和社会问题（比如现在少数地方政府无法实现农民土地的安置补偿，就出现了尖锐的矛盾）。真正有意向的投资者也会心存疑虑，怀疑政策“有猫腻”而踌躇不前。形形色色“炒地皮”的投机者则乘机而来，给地方经济造成长远的伤害。上世纪90年代初沿海设立的一些开发区至今没有恢复元气，就是明证。
因此，各地要真正实现从一般的费用减免和政策优惠转向政策环境的整体改善。首先，把部分条款形式上的优惠提升到整个政策大环境的改善中来；其次，确保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前后一致，要严格防止朝令夕改；第三，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增强招商引资过程中政策机制的“公开、公平、公正”，严防暗箱操作。政策机制的公平导致竞争机制的公平，竞争机制的公平导致市场的有序运作，只有实现了这样的良性循环，一个地区才有可能成为投资者和商家青睐的“风水宝地”。
三、树立开放式“互利双赢”的效益观念
过去，许多地方有一种心理，认为“肥水不流外人田”，好的投资项目不愿意拿出来，即使拿出来也只愿意将它们交给本地的企业，利润不能让外国人或者外地人赚跑了。对于国有企业的处置也只能把一些效益不好或者濒临破产的企业列入其中。实践证明，这种狭隘的效益观念大大影响了经济环境的优化和招商引资的步伐，既不利于有关项目的建设，许多国有企业在漫长的等待中逐渐走向亏损甚至破产，非但没有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反而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为此，我们要树立“让外商发财、促自我发展”的互利双赢思想，这就是一种开放式的整体效益观念。
外来资本（包括境外资本和省外资本）的进入是扩大投资需求的重要内容，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措施，是转变企业机制的重要途径。外来资本入主本地企业后，地方政府虽然没有掌握所有权（或控股权），但是同样可以从中得到大量税收，提高政府财力，同时还可以增加大量就业机会，形成“双赢”局面。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必须舍得拿出优势企业、优良资产；另一方面，在项目选择上要从“丑女先嫁”走向“靓女先嫁”。
四、确立各所有制一视同仁的平等观念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保护私有财产，就是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成果。
第一，破除“大而纯”的观念束缚，给予非公有制经济“国民待遇”
首先，在市场准入方面，应该进一步破除所有制歧视，放宽从业限制和经营领域，必须保证与外商和国企的同等待遇。其次，在税收、工商管理方面，应该与其它经济成分一视同仁，不应该另眼相看。再次，在外贸政策方面，应该继续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的进出口权，不能厚此薄彼。最后，在金融方面也要消除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国有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技术改造和现在进行的企业兼并，几乎都能得到银行的贷款支持，而民营企业虽然资产负债率低，却享受不到专项的贷款，很多民营企业想发展，就是苦无资金，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第二，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盘活国有资产
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是一项共赢互利的事业，它既解决了原国企根深蒂固的体制性问题，同时也壮大了民营企业自身的实力。通过这种产权交易不仅可以盘活国有闲置资产，而且能解决部分职工的再就业问题。
然而观念不更新，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也难以成功。据了解，许多私营企业在参与国企改制这条路上碰到了不少挫折和失败，这其中尤以职工安置问题首当其冲。国企领导和职工由于观念没有变，特别不愿意被民营企业兼并。原国企领导担心民营企业兼并后自己没有位子，丧失已有的待遇。国企的职工由于长期在计划经济大锅饭体制下工作，很难接受民营企业的运作、分配和管理模式，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不同程度存在。还有一些职工认为在民营企业就业不稳定，不是长久之计。
另外，在国企改制过程中也应该给民营企业以国民待遇。有很多民企在谈判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有些地方政府以为国企一改制就能走出困境，一下子就推出几十上百家等待兼并和收购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内部情况、产权关系、债权关系都十分复杂，有的自己都扯不清，但为解决一时的困难就随便包装一下让别人来兼并，结果兼并后麻烦不断，不但老的企业搞不活，新的企业也被拖垮，也有一些民企是被较低的收购价所吸引，贸然行事，最后两败俱伤。
总之，只有首先转变观念，重新认识经济环境的内涵和实质，才可能真正优化经济环境，开创招商引资的新局面。可喜的是，现在各个地方的政府和企业等方面已经逐步意识到了观念的重要性，正在认真加以解决。我们相信，观念的更新虽然漫长而艰难，但是一旦实现，必然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作者单位：湖南省委党校工商管理系、湖南省浏阳市永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