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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当我们唱起“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时，“月亮”这个词在我们的脑海中所引出的形
象、产生的联想、唤起的情感，与下面句子中的“月亮”是截然不同的：
(1)地球运行到月亮和太阳的中间时，太阳的光正好被地球挡住，不能射到月亮上去，月亮上就出现了黑影，这种现象叫月食。
但无论就其所指称的客观事物，还是作为句子中的一个语法单位，我们都不否认它们是同一个词。同一个词为什么在表达功能上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传统的回答是：语境(上下文语境与表达语境)对于词义的选择与解释。①然而这一笼统的回答却容易使我们陷入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循环论证之中：语境，尤其是上下文语境是由什么构成的?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探讨，吕叔湘先生说过：“任何语言里的任何一句话，它的意义绝不等于一个一个字的意义的总和，而是还多些什么。按数学上的道理，2加2只能等于4，不能等于5。语言里可不是这样。”②但是反过来，由语境所决定的一个语篇含义可以作为一个既成的前提，从而决定了并解析出其中的一个词的词义。
比如，“月亮”这一物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负载了“相思”与“乡愁”的意蕴，但这一意蕴并不作为一个意项被“月亮”一词所蕴含，那么，在下面的诗句中，“乡愁”作为“满月”一词的隐喻义，是如何被作为语境的上下文所选择和凸显的?
(2)短针一样的人，/长针一样的影子。/偶或望一望都会的满月的表面。(徐迟《都会的满月》)
显然，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从属于一个更宏观的题目：能否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文学的文本进行形式化的解析与描写。
当然，从语言学那里寻找文学批评的工具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但那是文学批评从语言学的篮子里挑选一些概念和分析方法，拿来建构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我们则是试图将文学文本也作为一种语言，或者说一种文体，对其进行形式化分析。
语词层面：利奇的语义理论
英国语言学家利奇从词义与交际效果的关系出发将词义分成七类。利奇认为，理性义是人们运用词汇进行交际的核心，可以从语义特征比对的方式对其进行分析；主题义则是说话人借助语序、强调手段、信息焦点的安排等组织信息的方式所传递的一种意义；而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搭配意义和反映意义是基于经验接近的基础上由思维的联想产生的，具有开放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无法进行义素分析，利奇将其统称为“联想意义”。词语的联想义是附加在词的理性义之外的，与词的理性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是在言语者的文化观念的基础上，在特定语境中对特定的词语产生出的特定感受，它体现的是不同民族在地理、民俗、宗教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如果说理性意义是语言表达某一客观事物、某一思想概念时所获得的意义……那么联想意义则是人们在使用语言时联想到的现实生活中的经验，表达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感情上的反映，并从广义上显示出特定语言集团的社会文化特征。”
利奇的语义理论成为我们对文学文本进行语言学分析的第一把钥匙。一般而言，句子中词的组合搭配是建立在理性意义的基础上的，对于应用文体，尤其是科技、政治、法律、经济等科学文体而言，理性意义的准确搭配是判断句子合理性的前提。如：
(3)除数不能等于零，换句话说，零不能作除数。(选自《算术大全》)
(4)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
在科学文体中，为了保证表达的精确性，甚至只能在句子中应用词的理性意义。句义就是词的理性意义的整合。但对于具备一定文学色彩的文本而言，词义的表达和理解是具有情境性的，文学色彩越浓厚的文本，句子中词义的选择与凸显对于语境(尤其是文本的内部语境)的依赖性就越强。因而仅靠对词的理性意义的理解和推断，我们往往会遇到“词义全知，句子不懂”的情况。比如：
(5)短短几天内，五六千救援人员齐聚映秀，孤岛不孤了。(选自新闻通讯《映秀镇：波折营救》，《南方周末》，2008年5月22日)
“五六千救援人员齐聚映秀”和“孤岛不孤了”这两个分句虽然在分句内部的语义搭配上是合理的，但处在整个复句内部的两个分句之间在语义的连贯上却出现了断裂。
“典故”是语言运用，尤其是文学文本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属于隐喻的一种，它诉诸语词的联想意义，以“给原来没有名称的事物起名或给已有名称的事物一个新的名称”，从而“形成命题来描述世界”。在现代汉语中，人们对于“典故”的含义，也就是语词联想意义的探究动力往往源于理性意义的扦格。
交通断绝、因孤立无援而极度危险，这些联想意义成为使用“孤岛”这个典故的语义基础，而随着“五六千救援人员齐聚映秀”，孤立无援的境况被打破，“孤岛”覆灭的险情得到缓解，这些成为“孤岛不孤”的判断依据。整个句子语意的贯通，既依赖于上下文语境所提供的信息参证，又依赖于对“孤岛”一词联想意义的征引。
一般而言，词语的联想意义往往诉诸个人的语言和文化修养，使人们对于文本的解读呈现层次性，这也是文学文本自身艺术性的来源之一。而一些常见的、惯用的、固定的、为社会所熟知的联想义则往往会凝固成为词语的理性义，推动词汇的发展。
句子层面：表达功能单位与语言结构单位
词在自身层面上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表达，但词语本身是载义的，能够承载一个完整的概念。一般而言，能够表情达意的基本语言单位是句子。
对于科学文本而言，由于文本的客观性要求使其必须最大限度地与表达语境相脱离，以及表达和解读过程必须保持意义的纯粹性和精确性，因而句面义与表达义必须始终是相叠合的，也就是说，句面义就是表达义。例如：
(6)全部工程质量必须符合市建委规定的质量验收标准。
但对于文学文本而言，句面义与表达义是分离的，二者不能叠合。同时，文学文本与科学文本的另外一个区别还在于语言结构单位与表达义承载单位的分离。
文学文本的表达义承载单位可以表现为灵活多样的各级语言单位和语言形式。之所以如此，在于文学语言的表达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已经进一步抽象为基于各种语言形式的表达义在作品中构成的特定意象。
文学批评中形式主义批评的主导流派——“新批评”，将文学作品的意义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为明示意，即通过文字符号显示的意义；第二层为暗示意，“新批评”称之为“实像”背后的“虚像”呈现，但仍然可以通过语义分析获得；第三层称为象征意，即“寻绎虚像中透出的‘喻象’”，“通过语义分析而逐步清晰地活现出一个‘象征之网”。钱敏汝在此基础上，将这三个层面重新命名为：字面意义、引申意义和象征意义。并认为：一个文学作品的第三层意义——象征意义是无限的，是在不同条件下接受主体的再创造，即是原作品在某一时空条件下与接受主体的所有理性和感性的组成部分交互作用的结果。
我们认为，所谓“暗示意”或“引申意义”，其实就是意象。“文学中的‘意象’更具体的是指大脑中由语言产生的形象。语言的词句可以使读者产生对熟悉的事物的联想，也可使读者产生词句所直接表现的感觉印象。”美国诗人、文学批评家唐尼认为：“意象不是某种事物的复制，而仅仅是某种表现感觉的思想内容。”C·戴·刘易斯说：“意象是由词汇构成的一幅画。”
意象可以是一个词，比如爱伦·坡的《乌鸦》中的“Never more”，也可以是一个句子。如：
(7)有人说月亮是个年轻的渔民，/他把自己的网撒在了江上。/有人说月亮像个年轻的渔家寡妇，/她把明亮的簪子插在自己孤单的长围巾上。
我不知道。我因如此多的静谧而困惑/我因夜的滞留而困惑。(阿斯本斯特吕姆[瑞典]《关于月亮》)
“月亮是个年轻的渔民，/他把自己的网撒在了江上”，在句面义上是不通的，这种不通是基于对句子中语词理性义搭配的真值判断。真值判断构成了我们对文体进行判别的基础：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既可以作为现实世界的映射，指称现实中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规律，也可以语言对现实世界的指称关系为本体和出发点，创造出不存在于客观世界只存在于符号活动之中的“客观虚像”。前者可以以是否符合客观现实及其规律性为标准进行真值判断，其典型文体就是科学文体，比如科学论文；后者则无法进行真值判断，其典型文体为诗歌。
真值判断是在句面义层面上进行的，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基于现实世界的客观性验证；二是基于句中词语搭配的相关性，包括语法和语义。
显然，“月亮”与“渔民”两个词无论在理性义还是在联想义上都不具有可以用系词“是”连接起来的相关性，因而这个“是”就只能是作为隐喻的标识符号，“是”后面的内容成为“月亮”一词的联想性的内涵释义，这一释义的作用就是将“月亮一词的语义规定为特定语境中(局限于本诗当中而不具有普适性)的状态意象。
在语法层面，“月亮是个年轻的渔民，/他把自己的网撒在了江上”是作为“有人说”的宾语出现的，但在意象结构中，“有人说”与其宾语是相脱离的，也就是它们不属于同一意象。“有人说”……“有人说”……“我不知道。”这一篇章结构手段为上文“月亮是个年轻的渔民，/他把自己的网撒在了江上”和“月亮像个年轻的渔家寡妇，/她把明亮的簪子插在自己孤单的长围巾上”，两个状态意象提供了观照的视角和关联语，并且与下文“我因如此多的静谧而困惑/我因夜的滞留而困惑”相结合，共同形成了第三个意象，也就是作者自身的状态意象，并依作者自身的状态意象为基础，将前两个意象的本体：给作者以动态的、活跃的、充满生命力的感觉的江上月光，与给作者以静谧的、凄清的、与尘世相隔膜的感觉的江上的月光统辖起来，构成一个相对于第二视角，也就是读者视角的统一“场景”。因而，在这里，意象的构成并非语言的一级结构单位，而是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的语言结构手段。
结语
我们在这里与其说是解决了某些问题，倒不如说是提出了或者说引出了更多的问题。我们的传统语法体系是建立在对于科学文体的分析之上的，“语用”概念的提出使我们的语法分析进入到了交际口语的语体领域，但面对文学文体，我们现有的概念与理论体系显示出了某些苍白与匮乏。文学是以特殊方式运用语言的活动，文学语言改变和强化了日常普通语言，系统地偏离了日常语言。“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就在于语言通过创作艺术而‘变形’。在大众日常语言通过‘陌异化’而转化为作家的创作语言后，普通语言或被浓缩凝聚、或被抻拽拉长、或被颠倒强配、或被扭曲。由于这种疏离，作品中‘陌异化’了的日常语言迫使读者更新以往对日常语言的习惯反应，使读者对语言产生超常感受，通过语言获得新经验，使对象现出独特的意义和非凡的风貌。”
那么，文学文本能否进行元语言的分析?能否进行形式化的描写?一扇大门矗立在那里，也许，开启之后我们将会面临一个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更能凸显语言的本质规律的世界。
注释：
①金定元：《语用学——研究语境的科学》，《中国语文天地》，1986(1)。
②吕叔湘：《语文常谈》，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
参考文献：
1.利奇著，李瑞华等译：《语义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钱敏汝：《篇章语用学概论》，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
3.沈安平：《论社会文化与语言的联想意义》，载《语言与文化》，顾嘉祖等主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4.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王岳川：《文化话语与意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周式中、孙宏、谭天健、雷树田：《世界诗学百科全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新闻系)
编校：郑 艳
当我们唱起“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时，“月亮”这个词在我们的脑海中所引出的形
象、产生的联想、唤起的情感，与下面句子中的“月亮”是截然不同的：
(1)地球运行到月亮和太阳的中间时，太阳的光正好被地球挡住，不能射到月亮上去，月亮上就出现了黑影，这种现象叫月食。
但无论就其所指称的客观事物，还是作为句子中的一个语法单位，我们都不否认它们是同一个词。同一个词为什么在表达功能上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传统的回答是：语境(上下文语境与表达语境)对于词义的选择与解释。①然而这一笼统的回答却容易使我们陷入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循环论证之中：语境，尤其是上下文语境是由什么构成的?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探讨，吕叔湘先生说过：“任何语言里的任何一句话，它的意义绝不等于一个一个字的意义的总和，而是还多些什么。按数学上的道理，2加2只能等于4，不能等于5。语言里可不是这样。”②但是反过来，由语境所决定的一个语篇含义可以作为一个既成的前提，从而决定了并解析出其中的一个词的词义。
比如，“月亮”这一物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负载了“相思”与“乡愁”的意蕴，但这一意蕴并不作为一个意项被“月亮”一词所蕴含，那么，在下面的诗句中，“乡愁”作为“满月”一词的隐喻义，是如何被作为语境的上下文所选择和凸显的?
(2)短针一样的人，/长针一样的影子。/偶或望一望都会的满月的表面。(徐迟《都会的满月》)
显然，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从属于一个更宏观的题目：能否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文学的文本进行形式化的解析与描写。
当然，从语言学那里寻找文学批评的工具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但那是文学批评从语言学的篮子里挑选一些概念和分析方法，拿来建构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我们则是试图将文学文本也作为一种语言，或者说一种文体，对其进行形式化分析。
语词层面：利奇的语义理论
英国语言学家利奇从词义与交际效果的关系出发将词义分成七类。利奇认为，理性义是人们运用词汇进行交际的核心，可以从语义特征比对的方式对其进行分析；主题义则是说话人借助语序、强调手段、信息焦点的安排等组织信息的方式所传递的一种意义；而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搭配意义和反映意义是基于经验接近的基础上由思维的联想产生的，具有开放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无法进行义素分析，利奇将其统称为“联想意义”。词语的联想义是附加在词的理性义之外的，与词的理性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是在言语者的文化观念的基础上，在特定语境中对特定的词语产生出的特定感受，它体现的是不同民族在地理、民俗、宗教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如果说理性意义是语言表达某一客观事物、某一思想概念时所获得的意义……那么联想意义则是人们在使用语言时联想到的现实生活中的经验，表达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感情上的反映，并从广义上显示出特定语言集团的社会文化特征。”
利奇的语义理论成为我们对文学文本进行语言学分析的第一把钥匙。一般而言，句子中词的组合搭配是建立在理性意义的基础上的，对于应用文体，尤其是科技、政治、法律、经济等科学文体而言，理性意义的准确搭配是判断句子合理性的前提。如：
(3)除数不能等于零，换句话说，零不能作除数。(选自《算术大全》)
(4)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
在科学文体中，为了保证表达的精确性，甚至只能在句子中应用词的理性意义。句义就是词的理性意义的整合。但对于具备一定文学色彩的文本而言，词义的表达和理解是具有情境性的，文学色彩越浓厚的文本，句子中词义的选择与凸显对于语境(尤其是文本的内部语境)的依赖性就越强。因而仅靠对词的理性意义的理解和推断，我们往往会遇到“词义全知，句子不懂”的情况。比如：
(5)短短几天内，五六千救援人员齐聚映秀，孤岛不孤了。(选自新闻通讯《映秀镇：波折营救》，《南方周末》，2008年5月22日)
“五六千救援人员齐聚映秀”和“孤岛不孤了”这两个分句虽然在分句内部的语义搭配上是合理的，但处在整个复句内部的两个分句之间在语义的连贯上却出现了断裂。
“典故”是语言运用，尤其是文学文本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属于隐喻的一种，它诉诸语词的联想意义，以“给原来没有名称的事物起名或给已有名称的事物一个新的名称”，从而“形成命题来描述世界”。在现代汉语中，人们对于“典故”的含义，也就是语词联想意义的探究动力往往源于理性意义的扦格。
交通断绝、因孤立无援而极度危险，这些联想意义成为使用“孤岛”这个典故的语义基础，而随着“五六千救援人员齐聚映秀”，孤立无援的境况被打破，“孤岛”覆灭的险情得到缓解，这些成为“孤岛不孤”的判断依据。整个句子语意的贯通，既依赖于上下文语境所提供的信息参证，又依赖于对“孤岛”一词联想意义的征引。
一般而言，词语的联想意义往往诉诸个人的语言和文化修养，使人们对于文本的解读呈现层次性，这也是文学文本自身艺术性的来源之一。而一些常见的、惯用的、固定的、为社会所熟知的联想义则往往会凝固成为词语的理性义，推动词汇的发展。
句子层面：表达功能单位与语言结构单位
词在自身层面上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表达，但词语本身是载义的，能够承载一个完整的概念。一般而言，能够表情达意的基本语言单位是句子。
对于科学文本而言，由于文本的客观性要求使其必须最大限度地与表达语境相脱离，以及表达和解读过程必须保持意义的纯粹性和精确性，因而句面义与表达义必须始终是相叠合的，也就是说，句面义就是表达义。例如：
(6)全部工程质量必须符合市建委规定的质量验收标准。
但对于文学文本而言，句面义与表达义是分离的，二者不能叠合。同时，文学文本与科学文本的另外一个区别还在于语言结构单位与表达义承载单位的分离。
文学文本的表达义承载单位可以表现为灵活多样的各级语言单位和语言形式。之所以如此，在于文学语言的表达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已经进一步抽象为基于各种语言形式的表达义在作品中构成的特定意象。
文学批评中形式主义批评的主导流派——“新批评”，将文学作品的意义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为明示意，即通过文字符号显示的意义；第二层为暗示意，“新批评”称之为“实像”背后的“虚像”呈现，但仍然可以通过语义分析获得；第三层称为象征意，即“寻绎虚像中透出的‘喻象’”，“通过语义分析而逐步清晰地活现出一个‘象征之网”。钱敏汝在此基础上，将这三个层面重新命名为：字面意义、引申意义和象征意义。并认为：一个文学作品的第三层意义——象征意义是无限的，是在不同条件下接受主体的再创造，即是原作品在某一时空条件下与接受主体的所有理性和感性的组成部分交互作用的结果。
我们认为，所谓“暗示意”或“引申意义”，其实就是意象。“文学中的‘意象’更具体的是指大脑中由语言产生的形象。语言的词句可以使读者产生对熟悉的事物的联想，也可使读者产生词句所直接表现的感觉印象。”美国诗人、文学批评家唐尼认为：“意象不是某种事物的复制，而仅仅是某种表现感觉的思想内容。”C·戴·刘易斯说：“意象是由词汇构成的一幅画。”
意象可以是一个词，比如爱伦·坡的《乌鸦》中的“Never more”，也可以是一个句子。如：
(7)有人说月亮是个年轻的渔民，/他把自己的网撒在了江上。/有人说月亮像个年轻的渔家寡妇，/她把明亮的簪子插在自己孤单的长围巾上。
我不知道。我因如此多的静谧而困惑/我因夜的滞留而困惑。(阿斯本斯特吕姆[瑞典]《关于月亮》)
“月亮是个年轻的渔民，/他把自己的网撒在了江上”，在句面义上是不通的，这种不通是基于对句子中语词理性义搭配的真值判断。真值判断构成了我们对文体进行判别的基础：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既可以作为现实世界的映射，指称现实中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规律，也可以语言对现实世界的指称关系为本体和出发点，创造出不存在于客观世界只存在于符号活动之中的“客观虚像”。前者可以以是否符合客观现实及其规律性为标准进行真值判断，其典型文体就是科学文体，比如科学论文；后者则无法进行真值判断，其典型文体为诗歌。
真值判断是在句面义层面上进行的，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基于现实世界的客观性验证；二是基于句中词语搭配的相关性，包括语法和语义。
显然，“月亮”与“渔民”两个词无论在理性义还是在联想义上都不具有可以用系词“是”连接起来的相关性，因而这个“是”就只能是作为隐喻的标识符号，“是”后面的内容成为“月亮”一词的联想性的内涵释义，这一释义的作用就是将“月亮一词的语义规定为特定语境中(局限于本诗当中而不具有普适性)的状态意象。
在语法层面，“月亮是个年轻的渔民，/他把自己的网撒在了江上”是作为“有人说”的宾语出现的，但在意象结构中，“有人说”与其宾语是相脱离的，也就是它们不属于同一意象。“有人说”……“有人说”……“我不知道。”这一篇章结构手段为上文“月亮是个年轻的渔民，/他把自己的网撒在了江上”和“月亮像个年轻的渔家寡妇，/她把明亮的簪子插在自己孤单的长围巾上”，两个状态意象提供了观照的视角和关联语，并且与下文“我因如此多的静谧而困惑/我因夜的滞留而困惑”相结合，共同形成了第三个意象，也就是作者自身的状态意象，并依作者自身的状态意象为基础，将前两个意象的本体：给作者以动态的、活跃的、充满生命力的感觉的江上月光，与给作者以静谧的、凄清的、与尘世相隔膜的感觉的江上的月光统辖起来，构成一个相对于第二视角，也就是读者视角的统一“场景”。因而，在这里，意象的构成并非语言的一级结构单位，而是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的语言结构手段。
结语
我们在这里与其说是解决了某些问题，倒不如说是提出了或者说引出了更多的问题。我们的传统语法体系是建立在对于科学文体的分析之上的，“语用”概念的提出使我们的语法分析进入到了交际口语的语体领域，但面对文学文体，我们现有的概念与理论体系显示出了某些苍白与匮乏。文学是以特殊方式运用语言的活动，文学语言改变和强化了日常普通语言，系统地偏离了日常语言。“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就在于语言通过创作艺术而‘变形’。在大众日常语言通过‘陌异化’而转化为作家的创作语言后，普通语言或被浓缩凝聚、或被抻拽拉长、或被颠倒强配、或被扭曲。由于这种疏离，作品中‘陌异化’了的日常语言迫使读者更新以往对日常语言的习惯反应，使读者对语言产生超常感受，通过语言获得新经验，使对象现出独特的意义和非凡的风貌。”
那么，文学文本能否进行元语言的分析?能否进行形式化的描写?一扇大门矗立在那里，也许，开启之后我们将会面临一个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更能凸显语言的本质规律的世界。
注释：
①金定元：《语用学——研究语境的科学》，《中国语文天地》，1986(1)。
②吕叔湘：《语文常谈》，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
参考文献：
1.利奇著，李瑞华等译：《语义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钱敏汝：《篇章语用学概论》，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
3.沈安平：《论社会文化与语言的联想意义》，载《语言与文化》，顾嘉祖等主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4.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王岳川：《文化话语与意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周式中、孙宏、谭天健、雷树田：《世界诗学百科全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新闻系)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