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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岛成为日侨大遣返的输送港口
60年前，在中国东北一个不大的港口城市葫芦岛，仁厚的中国人开始将105万敌国的国民，其中包括一些曾经直接伤害过中国同胞的日侨俘送回他们的故乡日本。发生在1946年的这次遣返日侨行动，至今还令许多日本人感动，不断有人越洋过海，前来寻访他们的“再生地”葫芦岛。
葫芦岛地处中国辽宁省西部的锦州湾，东、西、南三面临海，北端与陆地相接，犹如葫芦漂浮在海面上，故而名之。1908年，清政府曾想在这里建港，后因发生辛亥革命而中断。1930年，张学良与荷兰治港公司签订合同，正式开始建港工程，但第二年因“九一八”事变而中止。遂计划从1936年开始，用5年时间建成该港及其附属设施。然而，在建完第一和第二码头后，第三码头刚修建一半时，战争就结束了。就是这样一个当时尚处于草创阶段的粗陋港口，成为战后百万日侨遣返的出发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当时，滞留在海外的日本人约有660万，其中军人及军属330万人，民间人士330余万人（包括被押往苏联的47万余人）。
为保证日侨顺利遣返，中国方面先后成立了以李修业将军为处长的国民党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以李敏然（李立三）将军为处长的东北民主联军遣送日人管理处，以葫芦岛为输送港口，自1946年5月初开始，先输送国民党控制区的日侨，由国民党东北行辕负责组织实施；对于共产党控制区的日侨，则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集中。
1946年5月7日，第一批日侨2489人，分乘两艘轮船从葫芦岛港驶往日本，标志着葫芦岛日侨大遣返的开始。此后，在东北各地居住和羁留的日本侨民，按照计划陆续集中到葫芦岛港，并从这里登船启航回国。据统计，自1946年5月7日至12月31日，葫芦岛遣返日侨158批，计1017549人；1947年6月25日至10月25日，葫芦岛遣返日侨12批，计29627人；1948年6月4日至9月20日，遣返日侨计3871人。3年中，葫芦岛遣返日侨共1051047人。
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武装占领东北全境。日本狂热的殖民主义者加藤完治提出了《满蒙六千人移民案》，同时，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也提出了“以在乡军人组建吉林屯垦军基干队”的建议。日本政府采纳了他们的方案和建议，于1932年10月组建了第一个武装移民团，侵入佳木斯附近的桦川县永丰镇。至1936年，先后组建五个移民团，总人数达3000余人。其间，日本向中国东北的农业移民尚处于试验和准备阶段，加之这些移民是按军队建制编成，全部配备武器，故称其为“试验移民”或“武装移民”。1936年8月，日本广田内阁把向中国东北移民确立为七大国策之一。在日本拓务省和关东军的主导下，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拟从1937年开始，在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百万户，500万人，每五年为一期，分四期施行，史称“国策移民”。第一期计划移民10万户，实际移入8万户；第二期计划移民20万户，但因军事上的失利，计划无法完成。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前，“国策移民”共10万户，30余万人。“国策移民”是由政府组织的“集团开拓民”（甲种移民）、民间组织的“集合开拓民”（乙种移民），以及日本青少年义勇队开拓团（义开）组成。“国策移民”大多数从事农业，也有少数专业移民和铁路警卫移民等。这些移民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带：一是与苏蒙接壤的边境地带，约占总数的十分之四；二是大小兴安岭内侧和松辽平原外侧，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五；三是铁路沿线及重镇，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一。
日本武装移民中国东北后，将中国农民赶出世代居住的家园，在中国的土地上建起了自己的所谓“乐园”，这一点在记载移往桦川县永丰镇的第一批“武装移民”生活的《弥荣村要览》一书中说得十分清楚：弥荣村移民团，是日本拓务省和关东军在1932年9月组建的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其成员主要是来自日本东北部青森、岩手、秋田、山形、宫城、福岛、新潟、长野、茨城、枥木、群马等11个县的在乡军人，共492人。经短时间训练后，于10月5日从日本神户港出发，10月8日在中国大连港登陆。10月15日抵达佳木斯，成立“佳木斯屯垦军第一大队”，下设4个中队12个小队，各小队以其所属的日本县名命名，如“茨山区”等。1933年2月，入殖桦川县永丰镇，后改称“弥荣村移民团”。最初的移民者皆为单身，两年后才接来家属或组建家庭。移民团入驻后，即强行赶走当地中国居民，夺占土地45000町步（约合44640公顷），并着手试验繁育各种适合该地区生长的农作物和畜禽，以便为后来的移民团提供经验。随着弥荣村人口的不断增加，该移民团于1934年11月设置了弥荣村小学。截至1943年12月，该团共有295户，1630人。
1936年4月，在试验移民的基础上，关东军在伪满首都“新京”召开移民会议，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提出在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移民目标和具体实验办法。同年8月25日，广田弘毅内阁正式宣布：向中国东北移民是日本国家之一。预计从1937年起，在20年内分四期向东北移民：即1937-1941年为第一期，移民10万户；1942-1946年为第二期，移民20万户；1947-1951年为第三期，移民30万户；1952-1956年为第四期，移民40万户。由此而形成了以农业移民为主的第三次移民高潮，史称“国策移民”。
日本军国主义打着“开发”、“开拓”旗号，大规模地向中国东北实施政治移民、工业移民、商业移民、农业移民和技术移民。而事实上，开发就是掠夺，开拓即为强占。就农业移民来说，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满洲国”政府和满洲拓植（殖）公社，在中国东北掠夺土地2000多万公顷，占东北可耕地面积的60%。日本开拓团把中国农民赶出世代居住的家园，迫使他们一部分进入城市，成为无业游民。一部分留在原地，成为日本开拓民的佣工。一部分迁往其他更艰难的地方，被称为“县内移民”。据统计，至1944年末，东北共有县内移民45000户。工业移民中的一些日本矿主和工厂主，一方面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工业产品，另一方面残酷地压迫剥削中国劳工。在东北的大地上，凡是有矿山的地方，就有“万人坑”。涌入到各大中城市的商业移民，强买强卖，垄断市场，既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又对中国广大城乡居民盘剥。一些日本移民经营鸦片烟馆，严重地毒化了中国人民。此外，日本移民作为后备军事力量，有的应征入伍，有的警戒军事要冲，有的充当暗探，直接或间接地参与镇压和杀害中国人。
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把日本人民推进了罪恶战争的火坑，为战后日侨滞留东北埋下了祸根。
日本无条件投降，百万日侨大遣返
日本战败投降后，分散在中国东北各地的日本侨民，在缺少军队保护的惊恐状态下，从四面八方向东北内地逃亡。当他们扶老携幼，长途跋涉，到达哈尔滨、长春、沈阳等中心城市时，绝大部分成为衣食无着的难民，纷纷住进了设在当地的难民收容所。而一些偏远地区的日本移民，在逃难途中被收留在地方收容所越冬（如齐齐哈尔、方正、海林、拉古、延吉、敦化、四平、通化、抚顺等中小城市收容所）。难民收容所的日本侨民们，在等待遣返的日子里，由于饥寒、疾病，许多儿童和老人死亡，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殉葬品。当时任职哈尔滨日本人难民联络会的村井光雄先生回忆说：“1945年10月中旬，在哈尔滨某难民收容所里，每天都有人死去，大约一天死亡30人……到1946年8月遣返时，这个难民收容所只剩下50多人。”一些妇女儿童得到中国人的善意救助，有幸存活下来，成为残留妇人和日本遗孤。大多数日本侨民在难民所苦撑着，等待遣返的日子到来。
1945年9月29日，在中美联合参谋长会议致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备忘录中，最早提到“东北（满洲）日人遣送计划”问题；10月25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遣送日侨俘会议，制订了《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侨民遣送归国计划》，原则规定：东北的日本侨民的遣送，当于关内地区日侨俘遣送后进行；1946年1月5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遣送日侨俘会议，美军总部日侨俘遣送组长魏特曼上校提出：“关于满洲之组织，至少需使用两港口，其一预计为葫芦岛，若获得允许，另一港将为大连。尤有进者，吾人希望于沈阳成立一美军输送总部，该地亦需有一中国之机构。华军于哈尔滨、长春及齐齐哈尔，亦需设立遣送队，俾使日人按时自内地移至港口区，实为必要。此等机构准备于4月1日左右开始工作，不得迟于5月1日。吾人必须于此等机构进入满洲之前，获得关于满洲之充分侦察与情报。无论如何，目前必须采取步骤，选择需于4月1日左右进入满洲之司令官，并组织是种机构。”1946年初，国民党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传达了行政院有关遣送东北日侨俘的指示。随后，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成立，处长李修业和副处长刘佩伟、齐云阶、彭克复都是少将级，其他各市县均设立日侨俘管理所，所长由当地军政要员担任。同时，东北侨俘管理处还决定出版《东北导报》，于1946年3月7日发行，为日文4版小报，每3日刊出一期。从5月6日开始改为日报，一直刊行到1947年9月5日，共出版498期。其中刊登的《遣送便览》等内容，详细地介绍了日侨俘遣返的相关消息和有关日侨遣返的各项规定。中国东北日侨遣返，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当时，中国东北的政治局势比较复杂，既有国民党军队控制的沈阳、长春及周边城市，又有共产党军队控制的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吉林、延吉、安东（今丹东）等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还有苏军控制的大连地区。为保证日侨遣返的顺利进行，1946年1月10日，军事三人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群）商定，设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美国代表罗伯逊），负责东北日侨俘遣返的整体部署，具体遣返工作由国民党东北行辕和东北民主联军组织实施。军调部三人小组协商决定：除安东日侨75000人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组织，陆路经朝鲜、海路从鸭绿江口登船，大连日侨270000人由苏军负责径直遣送外，在东北的其余日侨，无论是“国控区”的，还是“共控区”的，全部经葫芦岛港遣返。据此精神，国民党东北行辕军调部于1946年4月与驻沈阳的中国共产党代表饶漱石、伍修权商定，由军事调处执行总部美方代表遣送官裴尔上校赴哈尔滨与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遣送日人办事处处长李敏然（李立三）共同研究共产党控制地区日侨遣返事宜。裴尔上校在哈尔滨很快与李敏然草签了《遣送东北中共管制区日人之协定书》。
据统计，自1946年5月7日至12月31日，在半年多时间里，经葫芦岛港共遣返日侨俘158批，计1017549人（日俘16607人）；1947年6月25日至10月25日，对国民党控制区内的留用日侨经葫芦岛遣返回国共12批，计29627人；1948年6月4日至9月20日，东北战事日紧，辽沈战役即将打响，铁路运输中断，有3871名日侨，从沈阳乘飞机抵达锦州，尔后从葫芦岛登船回国。至此，葫芦岛日侨遣返工作结束。3年中经葫芦岛港遣返的日侨总数为1051047人，史称“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
葫芦岛日侨出现大遣返，是中国人民博大胸怀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对这些昔日敌国的国民甚至有些是直接伤害过中国的敌人，中国人民没有以暴易暴，而是以中华民族的宽容和仁厚，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许多归国日侨寻访他们的“再生地”
葫芦岛日侨大遣返，至今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当年从这里踏上归国之路的日侨俘，大多已经作古或成了古稀老人。
现住在名古屋的退休教授间濑收芳先生对自己在中国石头村的经历，一直念念不忘。他说：“我们100多人多亏得到石头村人的无私照顾，才得以生存下来。石头村人的厚爱，我们同行的人谁都不会忘记。照顾我们的老人自己也有小孩，看到房间住不开，就将自己的小孩送到别人家。当时我15岁，连病带饿，身子很瘦，奄奄一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奶奶把我抱在炕上，又端来一盆温水给我擦洗双腿，一直到擦暖了为止。老奶奶善良的心通过双腿温暖了我的心。如果没有老人的帮助，恐怕见不到我的父母。”间濑老人说，他这一辈子有两个再生的地方，永远无法忘怀：一个是石头村，一个是葫芦岛。
日本著名作家国弘威雄，当年遣返时也是一个只有15岁的孩子。那段痛苦经历，一直冲撞着他的创作欲望。1997年，他重返葫芦岛，伫立在当年启航码头，思绪难平，百感交集。他在《葫芦岛大遣返》的电影剧本的前面写道：“葫芦岛就连他的名字也将消失在战后50多年的历史峡谷中了。不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那场战争没有清醒的认识？现在日本有三分之二的人是战后出生的，我觉得有必要让这些人重新认识一下战争所留下的灾难，这就是我写这个电影脚本的动机。”国弘先生为实现自己的夙愿，变卖家产，筹资来中国东北拍摄《葫芦岛大遣返》。他在影片介绍中写道：“昭和年间（1926-1945）日本政府为了征服满洲，把大批的国民移居到满洲，有工人、官吏、随军家属、技术员、开拓团成员及教育工作者等等。这支庞大的队伍在日军惨败的时候成了悲惨的难民……许多人妻离子散，人们处在恐怖、绝望和饥饿中。为了尽快回国，有的人乘火车、有的人步行赶往葫芦岛码头候船回国。但是很多人没等到船来就死去了。从1946年开始，历经两年多的时间，约有105万人经由葫芦岛港回国了，对这些人来说，葫芦岛成了他们的再生之地……”该片在日本各地放映，引起强烈反响。
60年前，在中国东北一个不大的港口城市葫芦岛，仁厚的中国人开始将105万敌国的国民，其中包括一些曾经直接伤害过中国同胞的日侨俘送回他们的故乡日本。发生在1946年的这次遣返日侨行动，至今还令许多日本人感动，不断有人越洋过海，前来寻访他们的“再生地”葫芦岛。
葫芦岛地处中国辽宁省西部的锦州湾，东、西、南三面临海，北端与陆地相接，犹如葫芦漂浮在海面上，故而名之。1908年，清政府曾想在这里建港，后因发生辛亥革命而中断。1930年，张学良与荷兰治港公司签订合同，正式开始建港工程，但第二年因“九一八”事变而中止。遂计划从1936年开始，用5年时间建成该港及其附属设施。然而，在建完第一和第二码头后，第三码头刚修建一半时，战争就结束了。就是这样一个当时尚处于草创阶段的粗陋港口，成为战后百万日侨遣返的出发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当时，滞留在海外的日本人约有660万，其中军人及军属330万人，民间人士330余万人（包括被押往苏联的47万余人）。
为保证日侨顺利遣返，中国方面先后成立了以李修业将军为处长的国民党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以李敏然（李立三）将军为处长的东北民主联军遣送日人管理处，以葫芦岛为输送港口，自1946年5月初开始，先输送国民党控制区的日侨，由国民党东北行辕负责组织实施；对于共产党控制区的日侨，则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集中。
1946年5月7日，第一批日侨2489人，分乘两艘轮船从葫芦岛港驶往日本，标志着葫芦岛日侨大遣返的开始。此后，在东北各地居住和羁留的日本侨民，按照计划陆续集中到葫芦岛港，并从这里登船启航回国。据统计，自1946年5月7日至12月31日，葫芦岛遣返日侨158批，计1017549人；1947年6月25日至10月25日，葫芦岛遣返日侨12批，计29627人；1948年6月4日至9月20日，遣返日侨计3871人。3年中，葫芦岛遣返日侨共1051047人。
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武装占领东北全境。日本狂热的殖民主义者加藤完治提出了《满蒙六千人移民案》，同时，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也提出了“以在乡军人组建吉林屯垦军基干队”的建议。日本政府采纳了他们的方案和建议，于1932年10月组建了第一个武装移民团，侵入佳木斯附近的桦川县永丰镇。至1936年，先后组建五个移民团，总人数达3000余人。其间，日本向中国东北的农业移民尚处于试验和准备阶段，加之这些移民是按军队建制编成，全部配备武器，故称其为“试验移民”或“武装移民”。1936年8月，日本广田内阁把向中国东北移民确立为七大国策之一。在日本拓务省和关东军的主导下，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拟从1937年开始，在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百万户，500万人，每五年为一期，分四期施行，史称“国策移民”。第一期计划移民10万户，实际移入8万户；第二期计划移民20万户，但因军事上的失利，计划无法完成。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前，“国策移民”共10万户，30余万人。“国策移民”是由政府组织的“集团开拓民”（甲种移民）、民间组织的“集合开拓民”（乙种移民），以及日本青少年义勇队开拓团（义开）组成。“国策移民”大多数从事农业，也有少数专业移民和铁路警卫移民等。这些移民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带：一是与苏蒙接壤的边境地带，约占总数的十分之四；二是大小兴安岭内侧和松辽平原外侧，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五；三是铁路沿线及重镇，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一。
日本武装移民中国东北后，将中国农民赶出世代居住的家园，在中国的土地上建起了自己的所谓“乐园”，这一点在记载移往桦川县永丰镇的第一批“武装移民”生活的《弥荣村要览》一书中说得十分清楚：弥荣村移民团，是日本拓务省和关东军在1932年9月组建的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其成员主要是来自日本东北部青森、岩手、秋田、山形、宫城、福岛、新潟、长野、茨城、枥木、群马等11个县的在乡军人，共492人。经短时间训练后，于10月5日从日本神户港出发，10月8日在中国大连港登陆。10月15日抵达佳木斯，成立“佳木斯屯垦军第一大队”，下设4个中队12个小队，各小队以其所属的日本县名命名，如“茨山区”等。1933年2月，入殖桦川县永丰镇，后改称“弥荣村移民团”。最初的移民者皆为单身，两年后才接来家属或组建家庭。移民团入驻后，即强行赶走当地中国居民，夺占土地45000町步（约合44640公顷），并着手试验繁育各种适合该地区生长的农作物和畜禽，以便为后来的移民团提供经验。随着弥荣村人口的不断增加，该移民团于1934年11月设置了弥荣村小学。截至1943年12月，该团共有295户，1630人。
1936年4月，在试验移民的基础上，关东军在伪满首都“新京”召开移民会议，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提出在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移民目标和具体实验办法。同年8月25日，广田弘毅内阁正式宣布：向中国东北移民是日本国家之一。预计从1937年起，在20年内分四期向东北移民：即1937-1941年为第一期，移民10万户；1942-1946年为第二期，移民20万户；1947-1951年为第三期，移民30万户；1952-1956年为第四期，移民40万户。由此而形成了以农业移民为主的第三次移民高潮，史称“国策移民”。
日本军国主义打着“开发”、“开拓”旗号，大规模地向中国东北实施政治移民、工业移民、商业移民、农业移民和技术移民。而事实上，开发就是掠夺，开拓即为强占。就农业移民来说，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满洲国”政府和满洲拓植（殖）公社，在中国东北掠夺土地2000多万公顷，占东北可耕地面积的60%。日本开拓团把中国农民赶出世代居住的家园，迫使他们一部分进入城市，成为无业游民。一部分留在原地，成为日本开拓民的佣工。一部分迁往其他更艰难的地方，被称为“县内移民”。据统计，至1944年末，东北共有县内移民45000户。工业移民中的一些日本矿主和工厂主，一方面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工业产品，另一方面残酷地压迫剥削中国劳工。在东北的大地上，凡是有矿山的地方，就有“万人坑”。涌入到各大中城市的商业移民，强买强卖，垄断市场，既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又对中国广大城乡居民盘剥。一些日本移民经营鸦片烟馆，严重地毒化了中国人民。此外，日本移民作为后备军事力量，有的应征入伍，有的警戒军事要冲，有的充当暗探，直接或间接地参与镇压和杀害中国人。
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把日本人民推进了罪恶战争的火坑，为战后日侨滞留东北埋下了祸根。
日本无条件投降，百万日侨大遣返
日本战败投降后，分散在中国东北各地的日本侨民，在缺少军队保护的惊恐状态下，从四面八方向东北内地逃亡。当他们扶老携幼，长途跋涉，到达哈尔滨、长春、沈阳等中心城市时，绝大部分成为衣食无着的难民，纷纷住进了设在当地的难民收容所。而一些偏远地区的日本移民，在逃难途中被收留在地方收容所越冬（如齐齐哈尔、方正、海林、拉古、延吉、敦化、四平、通化、抚顺等中小城市收容所）。难民收容所的日本侨民们，在等待遣返的日子里，由于饥寒、疾病，许多儿童和老人死亡，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殉葬品。当时任职哈尔滨日本人难民联络会的村井光雄先生回忆说：“1945年10月中旬，在哈尔滨某难民收容所里，每天都有人死去，大约一天死亡30人……到1946年8月遣返时，这个难民收容所只剩下50多人。”一些妇女儿童得到中国人的善意救助，有幸存活下来，成为残留妇人和日本遗孤。大多数日本侨民在难民所苦撑着，等待遣返的日子到来。
1945年9月29日，在中美联合参谋长会议致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备忘录中，最早提到“东北（满洲）日人遣送计划”问题；10月25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遣送日侨俘会议，制订了《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侨民遣送归国计划》，原则规定：东北的日本侨民的遣送，当于关内地区日侨俘遣送后进行；1946年1月5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遣送日侨俘会议，美军总部日侨俘遣送组长魏特曼上校提出：“关于满洲之组织，至少需使用两港口，其一预计为葫芦岛，若获得允许，另一港将为大连。尤有进者，吾人希望于沈阳成立一美军输送总部，该地亦需有一中国之机构。华军于哈尔滨、长春及齐齐哈尔，亦需设立遣送队，俾使日人按时自内地移至港口区，实为必要。此等机构准备于4月1日左右开始工作，不得迟于5月1日。吾人必须于此等机构进入满洲之前，获得关于满洲之充分侦察与情报。无论如何，目前必须采取步骤，选择需于4月1日左右进入满洲之司令官，并组织是种机构。”1946年初，国民党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传达了行政院有关遣送东北日侨俘的指示。随后，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成立，处长李修业和副处长刘佩伟、齐云阶、彭克复都是少将级，其他各市县均设立日侨俘管理所，所长由当地军政要员担任。同时，东北侨俘管理处还决定出版《东北导报》，于1946年3月7日发行，为日文4版小报，每3日刊出一期。从5月6日开始改为日报，一直刊行到1947年9月5日，共出版498期。其中刊登的《遣送便览》等内容，详细地介绍了日侨俘遣返的相关消息和有关日侨遣返的各项规定。中国东北日侨遣返，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当时，中国东北的政治局势比较复杂，既有国民党军队控制的沈阳、长春及周边城市，又有共产党军队控制的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吉林、延吉、安东（今丹东）等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还有苏军控制的大连地区。为保证日侨遣返的顺利进行，1946年1月10日，军事三人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群）商定，设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美国代表罗伯逊），负责东北日侨俘遣返的整体部署，具体遣返工作由国民党东北行辕和东北民主联军组织实施。军调部三人小组协商决定：除安东日侨75000人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组织，陆路经朝鲜、海路从鸭绿江口登船，大连日侨270000人由苏军负责径直遣送外，在东北的其余日侨，无论是“国控区”的，还是“共控区”的，全部经葫芦岛港遣返。据此精神，国民党东北行辕军调部于1946年4月与驻沈阳的中国共产党代表饶漱石、伍修权商定，由军事调处执行总部美方代表遣送官裴尔上校赴哈尔滨与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遣送日人办事处处长李敏然（李立三）共同研究共产党控制地区日侨遣返事宜。裴尔上校在哈尔滨很快与李敏然草签了《遣送东北中共管制区日人之协定书》。
据统计，自1946年5月7日至12月31日，在半年多时间里，经葫芦岛港共遣返日侨俘158批，计1017549人（日俘16607人）；1947年6月25日至10月25日，对国民党控制区内的留用日侨经葫芦岛遣返回国共12批，计29627人；1948年6月4日至9月20日，东北战事日紧，辽沈战役即将打响，铁路运输中断，有3871名日侨，从沈阳乘飞机抵达锦州，尔后从葫芦岛登船回国。至此，葫芦岛日侨遣返工作结束。3年中经葫芦岛港遣返的日侨总数为1051047人，史称“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
葫芦岛日侨出现大遣返，是中国人民博大胸怀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对这些昔日敌国的国民甚至有些是直接伤害过中国的敌人，中国人民没有以暴易暴，而是以中华民族的宽容和仁厚，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许多归国日侨寻访他们的“再生地”
葫芦岛日侨大遣返，至今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当年从这里踏上归国之路的日侨俘，大多已经作古或成了古稀老人。
现住在名古屋的退休教授间濑收芳先生对自己在中国石头村的经历，一直念念不忘。他说：“我们100多人多亏得到石头村人的无私照顾，才得以生存下来。石头村人的厚爱，我们同行的人谁都不会忘记。照顾我们的老人自己也有小孩，看到房间住不开，就将自己的小孩送到别人家。当时我15岁，连病带饿，身子很瘦，奄奄一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奶奶把我抱在炕上，又端来一盆温水给我擦洗双腿，一直到擦暖了为止。老奶奶善良的心通过双腿温暖了我的心。如果没有老人的帮助，恐怕见不到我的父母。”间濑老人说，他这一辈子有两个再生的地方，永远无法忘怀：一个是石头村，一个是葫芦岛。
日本著名作家国弘威雄，当年遣返时也是一个只有15岁的孩子。那段痛苦经历，一直冲撞着他的创作欲望。1997年，他重返葫芦岛，伫立在当年启航码头，思绪难平，百感交集。他在《葫芦岛大遣返》的电影剧本的前面写道：“葫芦岛就连他的名字也将消失在战后50多年的历史峡谷中了。不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那场战争没有清醒的认识？现在日本有三分之二的人是战后出生的，我觉得有必要让这些人重新认识一下战争所留下的灾难，这就是我写这个电影脚本的动机。”国弘先生为实现自己的夙愿，变卖家产，筹资来中国东北拍摄《葫芦岛大遣返》。他在影片介绍中写道：“昭和年间（1926-1945）日本政府为了征服满洲，把大批的国民移居到满洲，有工人、官吏、随军家属、技术员、开拓团成员及教育工作者等等。这支庞大的队伍在日军惨败的时候成了悲惨的难民……许多人妻离子散，人们处在恐怖、绝望和饥饿中。为了尽快回国，有的人乘火车、有的人步行赶往葫芦岛码头候船回国。但是很多人没等到船来就死去了。从1946年开始，历经两年多的时间，约有105万人经由葫芦岛港回国了，对这些人来说，葫芦岛成了他们的再生之地……”该片在日本各地放映，引起强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