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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石先生是我国当代的知名山水画家。他的画风独树一帜，最突出的是桂林山水，小树、小房屋画得精致有神，青山绿水秀美动人。巨幅作品多在党和国家重要活动场所悬挂。我与他共事10多年，其人品、画技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同在一个系任教
白雪石解放前后，当过中小学教员。1958年入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任教。1962年该学院取消，调入中央工艺美院陶瓷系。我当时在系里任干事，负责教研工作，为迎接白先生的到来，我忙里忙外，搬桌椅摆书架，进行布置。他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人老实，但谨小慎微。到校报到后，虽没有具体任务干，但他每天都来上班，总是早来晚走，生怕被别人说闲话。我们朝夕相处，关系很好。
1966年下半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搞得很激烈，大字报满天飞，红卫兵造反到处“破四旧”，揪斗“走资派”“学术权威”。白雪石先生写了一张大字报——《我的丑恶历史》，张贴后，引起大家的注意。其内容就是在傅作义部下干过的事，当书记登记员。几天过后，有学生告诉我，白先生写大字报的第二天，自己背着铺盖卷来学校报到，主动要求进劳改队。红卫兵说他不够资格，不收留他，说他可以自己回去检查。
红卫兵让白雪石交代历史问题，还是说他在傅作义部下干过抄抄写写的那些事。这些小事在那时都成了严重的历史问题，必须交代清楚。当红卫兵查问他的社会关系与交往时质问说，“你都认识谁，与谁的关系好，来往多？”他不假思索地说：“我还认识黄均。”这时，立即引起周围学生的愤怒，“你还认识‘皇军’！与日本人有关系，要老实交代。”你一言他一语七嘴八舌地指责他。白雪石在围攻群众紧逼的情况下解释说：“我认识的黄均是中央美院的老师。”大家听后恍然大悟。“文革”把人弄成这个地步，成了后人的笑柄。
那时，我在学院住单人房间。他的办公室被红卫兵霸占没地方去，每天都去我的宿舍，一杯茶叶根，伴随我们一天，天天都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
二 、合作《长城脚下幸福渠》
1974年秋，当时社会上大批黑画，提倡画红画。学校让我们搞创作。我与白雪石都没有参加过画所谓的黑画。白先生约我一起搞创作。当时的创作主题思路是歌颂党、歌颂工农兵，内容选材上自然是工人、农民。我们俩一起来到石景山首钢寻找创作灵感。在厂子里转悠半天，看到的都是高大的厂房和高耸入云的大烟筒。左思右想不好构图，难以表现。
正在我们犯愁时，我们看到《北京日报》上刊登《长城脚下幸福渠》的报道，还配发有黑白照片。这下把我们的思路打开了，何不以此内容为题材创作一幅山水画？经反复研究，决定了这个选题。这篇报道的新闻内容是北京南口公社的事情，于是我们俩乘车前往南口公社采风，我们找到公社领导说明来意，对方十分支持我们的工作，把我们安排在公社的一间办公室住下，食堂提供伙食，按规定付费交粮票。
我们俩各自带着写生本和笔，白天，参观公社农田水利建设，参加公社社员集体劳动，到居庸关八达岭写生。晚上，回来听广播看报纸，关心国家大事。一次，我们到八达岭深山里写生，天色已晚，又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只好到居庸关火车站乘车下山。一路艰难地行走，白先生比我长18岁，身体瘦小，行走更为吃力，过沟爬坡时四肢并用却毫无怨言。搭上火车回到南口，已是深夜。还有一次，我们在南口镇半山坡上写生，看到满山的柿子树，非常喜人。于是，我们俩拿起笔，神情专注地写生。忽见一穿绿军服的人向我们走来。他警觉地质问我们：“你们在干什么？这里是军事禁区，是保密的地方，赶快走开！”还要强行没收我们的画稿。我们分辩说：“是写生，画柿子树。”对方根本不听解释，我们只好离开。当回到公社驻地把此情告诉公社领导时，领导说：“不要紧，没事的，我带你们去。”第二天，这位好心的领导带我们到山坡上画柿子树，尽情地画个够没人阻拦。
十五天的写生给我们留下了创作素材，回到学校我俩开始创作。我们构思画稿，水渠、绿地、树林、远山、高架电线跃然在宣纸上。我们有意地突出水渠，把它画在正中间，占据画面的重要位置；把农田画得绿油油的，表示大丰收；把树林画得挺拔有力，表示积极向上；把高架线画得高低错落有致，表示一派繁忙；把远山画得丰茂空旷，表示有生机。白先生主笔，我配合画，搞图稿和设色。一个是秋天，一个是春天，我们最后选择春天，表示欣欣向荣。经过一个月的精心绘制，并征求意见进行修改，终于完成作品。
此作品展出后得到了有关方面领导的重视，受到好评。作品还刊登在全国各大报纸上，影响很大，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因当时不让署名盖章，我们没有署名也没有盖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让我们补上，还给了我们300元稿费。
就在我们画此作品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天，南京师范学院的画家陈大羽先生突然推开画室的门进来，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报纸上正在批判他为赫鲁晓夫说话的画《好斗的公鸡》。我说：“你还敢来北京？”他说：“我不怕。”我说：“你还敢画画吗？”他说：“敢！”于是他立刻拿起毛笔在宣纸上画枇杷，笔头掉了，他竟然拿起笔头继续画，直到画完。自己签了名落了款，还用红笔画了一个图章。这幅画至今被我收藏。
三 、同去宜興开门办学
1975年，学校进行教学改革，一是在学校办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二是将教师下放到各地方办班。7月，我们到江苏宜兴，上课地址在宜兴陶瓷研究所。招收的都是南京、扬州、苏州等地市级的工农兵学员。规模不大，人员不算多。除了上大课，就是下基层实习，我负责讲陶瓷的装饰学，白雪石负责写生课。
我们俩住在一个房间，与工农兵学员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一天，苏州市的一位女同学送来了一小盒果脯，让我们尝尝苏州特产，放下就跑，只好收下。白雪石打开小盒，拿一个小竹签扎了一个刚刚放到嘴边，这时正好被进来的带队领导看到，不问青红皂白，指责说：“你为什么吃人家的东西？还有没有纪律，有没有规矩？”这时，我看到白先生满脸通红。他十分难为情地说：“以后再也不吃别人的东西了。”我感觉这是对白先生人格的侮辱。又一次，办学单位组织教师和学员到苏州参观了解情况，住在一家旅馆。白先生吃坏了肚子，老到厕所。因当时物资匮乏，日用品紧张，他到小卖部买手纸，人家说只卖给他5张。他回来对我说此情景很是为难。我说，我去帮你说说。我跟小卖部讲明情况，人家痛快地卖给他一打。后来他每到一处，先购手纸，生怕买不着。现代人听了是个笑话，但那个年代却是事实。
我们在宜兴待了11个月。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赶回北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学校恢复了正常招生，开办了山水画班。我负责教学，拿出一定精力，攻山水画，培养青年一代。白雪石先生虽已退休，但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他焕发了创作的热情，到桂林等地采风写生，创作了大批的山水画精品，为我国山水画事业发展贡献了力量。
一、同在一个系任教
白雪石解放前后，当过中小学教员。1958年入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任教。1962年该学院取消，调入中央工艺美院陶瓷系。我当时在系里任干事，负责教研工作，为迎接白先生的到来，我忙里忙外，搬桌椅摆书架，进行布置。他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人老实，但谨小慎微。到校报到后，虽没有具体任务干，但他每天都来上班，总是早来晚走，生怕被别人说闲话。我们朝夕相处，关系很好。
1966年下半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搞得很激烈，大字报满天飞，红卫兵造反到处“破四旧”，揪斗“走资派”“学术权威”。白雪石先生写了一张大字报——《我的丑恶历史》，张贴后，引起大家的注意。其内容就是在傅作义部下干过的事，当书记登记员。几天过后，有学生告诉我，白先生写大字报的第二天，自己背着铺盖卷来学校报到，主动要求进劳改队。红卫兵说他不够资格，不收留他，说他可以自己回去检查。
红卫兵让白雪石交代历史问题，还是说他在傅作义部下干过抄抄写写的那些事。这些小事在那时都成了严重的历史问题，必须交代清楚。当红卫兵查问他的社会关系与交往时质问说，“你都认识谁，与谁的关系好，来往多？”他不假思索地说：“我还认识黄均。”这时，立即引起周围学生的愤怒，“你还认识‘皇军’！与日本人有关系，要老实交代。”你一言他一语七嘴八舌地指责他。白雪石在围攻群众紧逼的情况下解释说：“我认识的黄均是中央美院的老师。”大家听后恍然大悟。“文革”把人弄成这个地步，成了后人的笑柄。
那时，我在学院住单人房间。他的办公室被红卫兵霸占没地方去，每天都去我的宿舍，一杯茶叶根，伴随我们一天，天天都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
二 、合作《长城脚下幸福渠》
1974年秋，当时社会上大批黑画，提倡画红画。学校让我们搞创作。我与白雪石都没有参加过画所谓的黑画。白先生约我一起搞创作。当时的创作主题思路是歌颂党、歌颂工农兵，内容选材上自然是工人、农民。我们俩一起来到石景山首钢寻找创作灵感。在厂子里转悠半天，看到的都是高大的厂房和高耸入云的大烟筒。左思右想不好构图，难以表现。
正在我们犯愁时，我们看到《北京日报》上刊登《长城脚下幸福渠》的报道，还配发有黑白照片。这下把我们的思路打开了，何不以此内容为题材创作一幅山水画？经反复研究，决定了这个选题。这篇报道的新闻内容是北京南口公社的事情，于是我们俩乘车前往南口公社采风，我们找到公社领导说明来意，对方十分支持我们的工作，把我们安排在公社的一间办公室住下，食堂提供伙食，按规定付费交粮票。
我们俩各自带着写生本和笔，白天，参观公社农田水利建设，参加公社社员集体劳动，到居庸关八达岭写生。晚上，回来听广播看报纸，关心国家大事。一次，我们到八达岭深山里写生，天色已晚，又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只好到居庸关火车站乘车下山。一路艰难地行走，白先生比我长18岁，身体瘦小，行走更为吃力，过沟爬坡时四肢并用却毫无怨言。搭上火车回到南口，已是深夜。还有一次，我们在南口镇半山坡上写生，看到满山的柿子树，非常喜人。于是，我们俩拿起笔，神情专注地写生。忽见一穿绿军服的人向我们走来。他警觉地质问我们：“你们在干什么？这里是军事禁区，是保密的地方，赶快走开！”还要强行没收我们的画稿。我们分辩说：“是写生，画柿子树。”对方根本不听解释，我们只好离开。当回到公社驻地把此情告诉公社领导时，领导说：“不要紧，没事的，我带你们去。”第二天，这位好心的领导带我们到山坡上画柿子树，尽情地画个够没人阻拦。
十五天的写生给我们留下了创作素材，回到学校我俩开始创作。我们构思画稿，水渠、绿地、树林、远山、高架电线跃然在宣纸上。我们有意地突出水渠，把它画在正中间，占据画面的重要位置；把农田画得绿油油的，表示大丰收；把树林画得挺拔有力，表示积极向上；把高架线画得高低错落有致，表示一派繁忙；把远山画得丰茂空旷，表示有生机。白先生主笔，我配合画，搞图稿和设色。一个是秋天，一个是春天，我们最后选择春天，表示欣欣向荣。经过一个月的精心绘制，并征求意见进行修改，终于完成作品。
此作品展出后得到了有关方面领导的重视，受到好评。作品还刊登在全国各大报纸上，影响很大，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因当时不让署名盖章，我们没有署名也没有盖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让我们补上，还给了我们300元稿费。
就在我们画此作品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天，南京师范学院的画家陈大羽先生突然推开画室的门进来，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报纸上正在批判他为赫鲁晓夫说话的画《好斗的公鸡》。我说：“你还敢来北京？”他说：“我不怕。”我说：“你还敢画画吗？”他说：“敢！”于是他立刻拿起毛笔在宣纸上画枇杷，笔头掉了，他竟然拿起笔头继续画，直到画完。自己签了名落了款，还用红笔画了一个图章。这幅画至今被我收藏。
三 、同去宜興开门办学
1975年，学校进行教学改革，一是在学校办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二是将教师下放到各地方办班。7月，我们到江苏宜兴，上课地址在宜兴陶瓷研究所。招收的都是南京、扬州、苏州等地市级的工农兵学员。规模不大，人员不算多。除了上大课，就是下基层实习，我负责讲陶瓷的装饰学，白雪石负责写生课。
我们俩住在一个房间，与工农兵学员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一天，苏州市的一位女同学送来了一小盒果脯，让我们尝尝苏州特产，放下就跑，只好收下。白雪石打开小盒，拿一个小竹签扎了一个刚刚放到嘴边，这时正好被进来的带队领导看到，不问青红皂白，指责说：“你为什么吃人家的东西？还有没有纪律，有没有规矩？”这时，我看到白先生满脸通红。他十分难为情地说：“以后再也不吃别人的东西了。”我感觉这是对白先生人格的侮辱。又一次，办学单位组织教师和学员到苏州参观了解情况，住在一家旅馆。白先生吃坏了肚子，老到厕所。因当时物资匮乏，日用品紧张，他到小卖部买手纸，人家说只卖给他5张。他回来对我说此情景很是为难。我说，我去帮你说说。我跟小卖部讲明情况，人家痛快地卖给他一打。后来他每到一处，先购手纸，生怕买不着。现代人听了是个笑话，但那个年代却是事实。
我们在宜兴待了11个月。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赶回北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学校恢复了正常招生，开办了山水画班。我负责教学，拿出一定精力，攻山水画，培养青年一代。白雪石先生虽已退休，但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他焕发了创作的热情，到桂林等地采风写生，创作了大批的山水画精品，为我国山水画事业发展贡献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