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流传一句顺口溜：“有女不嫁郑必高，柴难打，水难挑。”在听闻并传播这顺口溜30年之后，我才弄清楚“郑必高”这仨字的写法。从汉口坐长途汽车，过红安县七里坪镇没几步的路右边，蓝底白字地名牌上标有“郑必高”，离我出生长到17岁的豫南小村西杨家，直线距离，大概也就20来公里。虽然距离很近，步行，一天打个来回都轻而易举，但我们村子并无一人到过郑必高，只听说那个村子有上千人——在大别山腹地，这样体量巨大的村子，无疑日子很难过，从我自己村子的经验，完全可以想象，虽不中亦不远。
　　敝村西杨家，一直维持着300来口的规模，这个位于不足100平方公里山间盆地中心的“大”村子，在草莱未辟的洪武年间，当然是最得地利。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耕地扩大林地缩减，然后1958年大炼钢铁致命一击，山穷水涸，我祖辈开村左右逢源的优势，至此荡然，一担柴草的时间成本，都要比其他村子多费半个小时的脚程以上。只有敝村的“世仇”、得了行政村名字的隔壁村子三壁湾，可谓难兄难弟。所以在陈店乡，提起三壁村的穷困，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大龄的丁壮，做“寡汉条子”（敝乡方言，光棍的意思）的，西杨家、三壁湾各有那么10来条，“有女不嫁”还让郑必高拔了头筹，溢出近乎老死不相往来的省界，可见那儿的柴、水之难，出人想象。等到我能拿起茅镰砍柴拎得了小木桶浇水的时候，“柴难打，水难挑”的滋味如何，简直如影随形，无日或去。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当都不成。所以至迟在我6岁多，上了小学之后，砍柴就是常事儿。即使家有兄长，不必供应自家灶上，学校的食堂和冬天教室烤火的柴草，仍然得班上的小萝卜头男生来供应。差不多每月至少有一天半天的，我们得持着茅镰上山砍茅草，夏天叫“砍青柴”，得晒嘛，秋冬茅草枯黄，就“砍枯柴”了。或挎着篮子，捡拾松果枯枝。到了上全乡仅有的那所初中，学校的要求高了，饭堂烧的都是“条子”（杂木），我们就必须扛着两头包了铁的冲担，到十几里外观音寨那边削条子去。现在都不敢想象，1米5、6的小个子，怎么挑得了80到100斤的柴禾。有个星期六我没回家，星期天一大早就跟几个同学到“山里头”（观音寨那一带的别称），花了差不多整整一天，傍晚的时候，各自挑了一挑柴回陈店中学。柴禾是教我们初三的徐老师买下的，1分钱1斤，我80多斤柴，徐老师不由分说，给了我整整1元！这可是笔巨款，我一直在心里念叨徐老师的好。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81年的初冬。
　　我们砍柴的地方主要有3个以“寨”命名的山：土雷寨、龙王寨、观音寨。这3处柴山因为路程的远近而各有分工。土雷寨离家最近，大约2.5公里，所以砍得最彻底，乔木长不出来，不多的灌木还得在寨墙边石头缝中荆棘深处，侥幸躲几年，一旦够得上把握，斧斤一定随之。这是我们“砍青柴”的地方，我小学初中的每个暑假，几乎都消耗在土雷寨。龙王寨大约有5公里，已经在湖北境内，每年秋冬我的多数周日，都要“跨省”龙王寨，砍枯柴。观音寨大约有7.5公里，最冷的冬季，我们往往要到那里砍条子，要是碰上石头窗子国有林场抽林，或者在哪个山窝子深处，发现烧炭工弃掉的麻栗树头，那可是大喜事儿了。树头够粗够火力，火塘，冬天一家生活的中心，就有好几天的保障了。记得有年冬天，吃过年饭（我们那里传统上是年早饭），我到龙王寨去砍过一棵枯死的松树。枯松是不让砍的，平时，必经之路的林场会卡住没收的，大年，他们也休息了。即使今天，有松树的山，也还作为环保林，不给“林权改革”的，看来有渊源。之所以记得那事儿，因为那个大年我们进到山里时，飘雪了，而且是我隔壁三姥（堂叔）用弯刀帮我砍的。我那茅镰，只能砍茅草，所以叫茅镰，削条子还成，砍树的活儿干不了。
　　总之，砍柴贯穿了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几乎每个家庭，至少要耗费半个壮劳力，维持一家的灶火。要是盖房烧砖瓦，那个动静，海了去。而我的老家，民国时叫柴山保、人民公社后叫陈店公社、分田到户轮回之后叫柴山保——在中国革命史上，还小小留了个名字呢。前身居然叫柴山保！怪讽刺的。1958年那个超英赶美的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