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层面，朱子的理学是明代的正统。孟子所说君臣相对定位如“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以及“诛独夫”不是弑君等理论（《孟子·梁惠王下》），明太祖甚为不满，删节《孟子》章句。朱子理学的人伦纲纪，都正符合专制政权要求的稳定秩序。因此，明代科举的考题及“标准答案”，都是依朱子诠释的理学系统。在科举制约下，儒学的正统，与政治的威权，互相支撑。不但明代如此，清代也承接这一正统，不因时代转移而有所更易——这是文化领域主流的“我者”。
　　“正统”本身，即不免僵化，更何况仗政治威权护持的“正统”！在明代，挑战朱子理学的“他者”，是王阳明（1472年至1529年）发展的心学。朱熹在世时，陆象山即倡异议，以为宇宙在我心，我心即宇宙，而不同意朱学的“道”为绝对的本体。朱陆异同，乃是宋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公案。王阳明的心学，其实即是陆学的系统化。当朱学正盛时，陈献章（即陈白沙，1428年至1500年）已提出“宇宙在我”，颇类似陆学的以心为本体。明代晚朝，王学兴盛，而且与佛教禅宗互相渗透，席卷中国的思想界。这一“他者”，成为一时显学，与政权护持的朱学，俨然分庭抗礼。王学传到日本，竟可说是彼邦的主流思想。王学的唯心论，发展至极，遂有反弹。明末黄宗羲（1610年至1695年）、顾炎武（1613年至1682年）等人遂提倡实学，以救高谈心性之弊。清代乾嘉的汉学，则是以考证找回经典的原貌，也是对于理学与心学的反弹。
　　从宋代以来，中国思想史上，浪涛激荡，往来回复，北宋道学之兴，是以儒家吸纳道释，发展为形而上学的思考，扩大了儒家六合（指天地四方）之外存而不论的境界。王安石变法，以其新解，标榜儒家的“外王”传统，以安生民为己任。朱熹的理学，揭出“内圣”的部分，以安顿自己为渐进于“外王”的必要条件。朱子在世时，为当时政权斥为伪学，“伪学”却在明代占了正统的地位，遂有王学挑战朱学，由正统以外的“他者”，夺下了正统的半壁江山。这一发展的大势，可说是中国思想史辩证的过程。
　　儒学整体而论，纵然有内部的波折，终究是中国思想体系的主流。这一主流，也难免有“他者”挑战。明代的民间信仰，有摩尼教、本土化的明教，再加上民间巫觋信仰及其取汲儒道释的资源，遂有常为官方统称为“白莲教”的许多民间宗派，如斋教、罗祖教、三阶教等，不一而足。这些教派、教义常常互相渗透，平时结合为民间的集会，又不断借“明王出世”“弥勒佛降生”，等等救世主来临及历劫的期待，聚众起兵。明清两代民间宗教兴旺，此起彼伏，或分或合，实是反映民间另有一个长时期存在的“他者”思想体系，不但挑战政权，也挑战儒家与上层佛道形成的主流思想。
　　自从大洋航道开通，天主教传入中国。一般教科书，都会提到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等人，带来了西方思想，却难得有人注意道明会及方济会传教士在东南、华南沿海的活动。我们也必须理解，耶稣会士，很多是博学的学者，在介绍西方文化时，常有所选择与规避。为了迎合中国人已有的观念，他们甚至扭曲了天主教的教义，将中国《书经》《诗经》中的上帝，比附天主教的至上至高的独一真神。又如，耶稣会士带来中国的西方天文历算，对于中国的历法影响极大。但是他们不愿介绍太阳中心论的哥白尼天文学，却只是介绍了迁就地球中心论的第谷天文学。然而，无论如何，这些西方学者带来的知识，为若干中国知识分子（例如徐光启、方以智）开启了中国知识系统之外的另一片天地。耶稣会士迻译基督教教义的偏差，被方济会与道明会的传教士向教廷告发，终于引发了清代康熙时的礼仪之争。整体言之，耶稣会士引进西方思想，有相当的影响，可是也必须承认其一定程度的局限。
　　较之宋代，明代的文化活动，扩大到民间，不再限于社会上层的精英，例如戏曲、说唱、民俗艺术等，都颇为蓬勃兴旺，即使在精英文化的层次，也呈现多极性。唐宋文章，大体仍是文以载道，明代的小品散文（如归有光），则是从日常生活发抒性灵。大幅山水的绘画外，明代的扇面、斗方，也像散文，可称为绘事的小品。综合言之，明代的文化生活，多姿多彩，既是从正统形式开拓了自由，尤其在南方经济发达地区，也反映了一般生活质量的提升。
　　南北统一，国内秩序基本稳定，明代的全国性交换网络已经恢复；大洋航路开通，新大陆的白银输入，瓷器、绵帛外销中东与欧洲的数量增加，中国南方经济繁荣。中国的经济网络遂与全球网络挂钩。中国不能再自囿于中国，甚至东亚经济，或亚洲经济圈，也已不能自足，一个全球化网络已经跨出了第一步。中国在这一国际网络中，受惠于外贸的长期顺差，却也在国际性海商活动中承受了其中恶劣的一部分：国际走私集团，以日本浪人为主体，加上中国与其他国际海商，亦即历史上“倭寇”的骚扰。无论受惠，抑是蒙受灾害，明代的中国已卷入了全球的经济大网。
　　总而言之，虽然明代的中国自以为是另一次天下国家，实际上，中国已是列国体制中的一员；中国不能降伏蒙古，还是必须与北元及蒙兀儿帝国周旋，也必须在日本朝鲜之间，以战争与和平，寻求西太平洋的平衡。在东南亚，中国公私参与，都远多于过去的朝代。郑和多次远征，却没有为明廷开拓海上帝国，中国沿海及百姓的海上活动，相当频繁，移居东南亚的人口也不少。中国官方常将这些外移人口视为叛逃的弃民，抓回来惩罚，却没有凭借这些民间活动建立太平洋霸权。我们曾以“我—他”关系讨论列代内外诸种网络的变化；明代变化的模式，当在唐宋之间，不如唐代开张，也并不像宋代内敛。当时的中国，并不坚持“我者”，也不抗拒“他者”，中国正在学习自存于世界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