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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棒球比赛中，选手三振失误，就要出局，被叫做“三振出局”。因为“三振出局”术语非常形象，很具有动态画面感，所以，1993年华盛顿州在制定刑事法规、1994年联邦政府在制定暴力犯罪控制及执法法案（the 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 of 1994）过程中，就都将相关法案称为“三振出局”法案，俗称“三振法案”。
该法案的内容简要来说就是：如果被告人曾经两次被判决认定犯重罪，则该被告人在第三次犯重罪时，应当判处无期徒刑。这里需要解释一下，联邦法典对重罪的定义是：某一罪行，其法定刑下限至少为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即为重罪。
华盛顿州“三振出局”法案本质上属于刑法上的累犯加重处罚制度。美国各州制定此类法律规定的原因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各州出现了较大范围的犯罪浪潮，这波浪潮的重要特征是累犯比率不断升高，犯罪嫌疑人年龄层次逐步降低，有组织犯罪、恐怖犯罪数量日益增长。
下面，用一个案件来说明这波恶劣的犯罪浪潮的严重性。
理查德·科廷汉姆于1946年11月25日出生于纽约布朗克斯地区的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在中小学阶段性格内向，少与人交往。高中毕业后，理查德走入社会开始工作，他的工作是计算机操作员。
1967年8月11日20时30分左右，纽约地区，24岁的女教师南希·沃格尔在回家途中被理查德用绳子勒住拖到隐蔽处想要实施强奸行为，因拖行距离太远，南希被勒死了。理查德开车将尸体运到郊外抛尸，将其抛到了一辆被废弃的车里。
1977年12月22日晚，理查德在纽约时代广场附近藏于暗处，突然袭击下晚班回家的女医生玛丽·安卡尔。理查德将玛丽勒晕后入住小旅馆，在房间里对玛丽进行了三个小时的性虐待，并最终将被害人勒死。理查德当夜开车抛尸郊外。警方于1977年12月25日发现尸体，尸体状况为：裸体、全身遍布咬痕和瘀青、乳房和生殖器附近有很多烟头烫伤痕迹、嘴上粘着胶带、左乳头缺失、死因为勒杀。
1978年3月12日晚，理查德在紐约地区克劳斯酒吧遇到公司职员凯伦·希尔，在凯伦去卫生间时，将药物三唑仑放在凯伦酒杯中。凯伦被迷晕之后，理查德把凯伦带到了暗巷里施暴。在实施犯罪过程中，一辆警车从隔壁街道驶过，理查德因为恐惧，将凯伦推下了下水道后离开犯罪现场。3月13日中午，一丝不挂的凯伦在下水道获救。
1978年10月15日22点左右，理查德与性工作者苏珊·盖格到时代广场旁边的小旅馆进行性交易。进入房间后，理查德骗苏珊喝下含有三唑仑的饮料，将其绑起来开始虐待。在实施犯罪过程中，保洁员敲门，理查德因为恐惧，只穿一条内裤就跳窗离开犯罪现场。
1979年12月13日晚，理查德在纽约地区的一个酒吧遇到性工作者迪哈·贾基里、克莱斯·汀（化名，该死者身份未公开），三人一同前往小旅馆进行性交易。理查德将两人迷晕、捆绑，长时间进行虐待，将两人头部和手臂割下，纵火破坏现场。尸检显示，两人生前都遭到了长时间性虐待，身上有很多烟头烫伤和咬伤，迪哈左右乳房缺失，是被用刀活活割下的。两人均死于勒杀。
1980年5月6日，理查德在新泽西州伦克劳斯旅店虐待杀害19岁女大学生瓦莱丽·安·斯特里。尸检显示：尸体赤裸、两手被反铐、全身伤痕遍布、肋骨被打断四根、嘴部有胶带痕迹、死亡前遭受性侵、死于勒杀，生前服用含三唑仑的饮料。手铐上提取到理查德指纹、尸检提取精液与理查德DNA一致。
1980年5月15日晚，理查德在纽约地区麦迪逊大道的小旅馆中，强奸并虐待25岁性工作者简·玛丽·安·蕾娜，玛丽的双乳被割下挂在床头两侧，然后被勒死。理查德肢解尸体后纵火并离开现场。
另有一个更加激起民愤、最终推动立法的案件，该案的被告人是理查德·艾伦·戴维斯。
理查德·艾伦·戴维斯于1954年6月2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地区，曾经被判决犯抢劫罪、盗窃罪。1993年10月1日，戴维斯潜入被害人波莉·克拉斯（死亡时年仅12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家中，持刀绑架波莉。戴维斯对波莉实施了残酷的性虐待，在强奸之后将其杀害。因戴维斯犯罪手段极其残忍，在加利福尼亚州引起了极大的民愤。
该案的发生，推动加利福尼亚州快速通过了“三振出局法案”。戴维斯于1996年被判处死刑，目前仍然在加利福尼亚州圣昆廷州立监狱等待执行死刑。宣判时，戴维斯在法庭中用双手向法官及全体旁听人员做了一个极为下流的手势。
主持审判的托马斯·哈斯廷斯法官本来不太喜欢判决死刑，但也被戴维斯的下流手势激怒了，哈斯廷斯法官当庭告知戴维斯：判决死刑对法庭来说是非常艰难而痛苦的，但你今天的下流行为，让法庭对于判决你的死刑感到非常轻松。
庭审情况经媒体报道后，群众极为愤慨，要求立法机构对严重暴力犯罪的累犯实施严厉惩罚。
庭审证据显示，戴维斯有印第安及英吉利血统，父母在其11岁时离婚，随父亲生活的戴维斯没有得到父亲的妥善抚养，其父亲曾经两次再婚，戴维斯与两位继母关系不好，年少的戴维斯喜欢携带手枪和刀具，经常折磨杀死小动物，多次犯罪，高中后即进入社会。1973年，戴维斯涉嫌枪杀被害人沃利斯。同年，戴维斯因盗窃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2006年，戴维斯曾经在监狱因为吸食鸦片过量中毒昏迷。
上述两个案件，只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恶性暴力犯罪浪潮的极端例子。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连环杀人事件数量有所增加，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波士顿东北大学犯罪学家詹姆斯·艾伦·福克斯说，20世纪最后三十年间，美国至少抓获了200多名连环杀人凶手。加拿大犯罪学家迈克尔·阿恩菲尔德表示，当时警方处理的连环杀人案件越来越多，工作负担极为沉重，围绕这些类型的凶杀案所进行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仅仅只是统计杀手数量。
加拿大历史学家彼得·弗伦斯基说，造成犯罪浪潮的因素可能有：媒体和公众对连环谋杀案的大量曝光造成的滚雪球效应;州际高速公路的发展为一些杀手提供了更广阔的地理环境进行远途杀戮;不少曾经“二进宫”或“三进宫”的罪犯说，他们的父亲从战场回来时都有心理创伤。 无论是什么原因，20世纪七八十年代恶性暴力犯罪浪潮引发了公众的不满，要求对于具有累犯情节的被告人处以比初犯更重的刑期。因此，华盛顿州才制定了“三振出局法案”。该法案通过后，得到了公众的热烈支持和拥护，政治效果和社会反响相当良好。
联邦政府见状立马跟进，第103届国会于1994年9月13日通过联邦“三振出局法案”，全名为“1994年暴力犯罪控制及执法法案”。随后，各州纷纷效法。
1994年11月8日，加利福尼亚州制定该州的“三振出局法”。主要内容是：如果被告人第三次受到重罪判决，其有期徒刑刑期应大幅提高。刑期之长实际上等于被判决无期徒刑。在各州当中加利福尼亚州执行“三振出局法”最为彻底，该州监狱在押人员数量也居全国第一。
从这个全国第一来看，“三振出局法”可能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有研究指出，罪犯在第三次重罪被追捕时会更加不顾一切地逃避，因此更可能攻击警察，造成更多警察受伤。
加利福尼亚州规定，凡有盗窃、抢劫、入户抢劫前科的被告人，再犯价值400美元以下的盗窃行为也会被升级归类为重罪。例如，被告人加里·厄文曾经实施侵入住宅盗窃、持刀抢劫行为，第三次因盗窃高尔夫球棒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杰里·德维恩·威廉姆斯曾经两次入户盗窃，一次既遂，一次未遂，第三次因为从孩子们手中抢走一块比萨饼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盗窃高尔夫球棒、抢走一块比萨饼，有期徒刑25年，这种量刑分明已经失当。
另一个更夸张的案件发生在得克萨斯州，被告人威廉·詹姆斯·卢美尔于1964年盗刷信用卡80美元;1969年，伪造支票案价值28.36美元;1973年，威廉从事冷气维修工作，收了客户款项之后没有进行维修，被控告欺诈客户120.75美元。刚好得克萨斯州于1974年通过了“三振出局法案”，因此，威廉被判了无期徒刑。也就是说，威廉因为三次一共230美元的财产犯罪，而被判处无期徒刑。
更甚者，在加利福尼亚州，被起诉和定罪的被告人可能因为一案面临多重“三振”（理论上来说是四振、五振）;此时，可能会被同时给予两个以上独立的但都超过25年的刑期，总刑期可达50（75或100）年至终身监禁。加利福尼亚州三振法家庭联合会等组织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
该联合会的统计学家提出，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之所以普遍下降，统计方法上有坚实证据支持的四个原因是：警力增加、监狱受刑人增加、堕胎合法化、部分毒品种类不再流行。这种下降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三振出局法”的作用。
同时，被告人威廉·詹姆斯·卢美尔也因为夸张、荒唐的无期徒刑上诉至最高法院并得到受理。
2003年3月5日，联邦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多数意见认为，“三振出局法”并不违反“禁止酷刑与非常刑罚”的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撰写多数意见的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分析了加州严重的罪犯累犯问题，以合理根据对此进行审查。联邦最高法院总结道：我们并不是作为“超级立法机关”对这些政策决断做事后评价。加利福尼亚州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明显加强对于习惯性重罪加重刑期有益于达成刑事司法系统目标，这就足够了。的确，被告人的刑期是很长，但是，这反映了一个理性立法判断，即犯下严重或暴力罪行的被告在累犯时必须被重判，这应当遵从。
最高法院的裁决维持了“三振出局法”的合宪性，但也进一步导致了问题的恶化。
美国在2010年时拥有全世界1/4的监狱人口，联邦级和州级监狱合计超过200万人。这造成了极大的财政负担、社会生产力降低以及家庭破碎。监狱中超过六成的囚犯是黑人和拉美裔。
2015年4月28日，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承认，他1994年签署的“三振出局法案”和一系列重刑法案带来诸多不良后果，美国只有世界5%的人口，却有25%的囚犯，这些政策应该作出改变。
2015年7月16日，奥巴马参加“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大会并发表演说。奥巴马说，大量人口受到监禁，这种现象正在导致整个國家衰退，相关政策应当作出改变。
（责任编辑：冯苗苗）
该法案的内容简要来说就是：如果被告人曾经两次被判决认定犯重罪，则该被告人在第三次犯重罪时，应当判处无期徒刑。这里需要解释一下，联邦法典对重罪的定义是：某一罪行，其法定刑下限至少为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即为重罪。
华盛顿州“三振出局”法案本质上属于刑法上的累犯加重处罚制度。美国各州制定此类法律规定的原因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各州出现了较大范围的犯罪浪潮，这波浪潮的重要特征是累犯比率不断升高，犯罪嫌疑人年龄层次逐步降低，有组织犯罪、恐怖犯罪数量日益增长。
下面，用一个案件来说明这波恶劣的犯罪浪潮的严重性。
理查德·科廷汉姆于1946年11月25日出生于纽约布朗克斯地区的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在中小学阶段性格内向，少与人交往。高中毕业后，理查德走入社会开始工作，他的工作是计算机操作员。
1967年8月11日20时30分左右，纽约地区，24岁的女教师南希·沃格尔在回家途中被理查德用绳子勒住拖到隐蔽处想要实施强奸行为，因拖行距离太远，南希被勒死了。理查德开车将尸体运到郊外抛尸，将其抛到了一辆被废弃的车里。
1977年12月22日晚，理查德在纽约时代广场附近藏于暗处，突然袭击下晚班回家的女医生玛丽·安卡尔。理查德将玛丽勒晕后入住小旅馆，在房间里对玛丽进行了三个小时的性虐待，并最终将被害人勒死。理查德当夜开车抛尸郊外。警方于1977年12月25日发现尸体，尸体状况为：裸体、全身遍布咬痕和瘀青、乳房和生殖器附近有很多烟头烫伤痕迹、嘴上粘着胶带、左乳头缺失、死因为勒杀。
1978年3月12日晚，理查德在紐约地区克劳斯酒吧遇到公司职员凯伦·希尔，在凯伦去卫生间时，将药物三唑仑放在凯伦酒杯中。凯伦被迷晕之后，理查德把凯伦带到了暗巷里施暴。在实施犯罪过程中，一辆警车从隔壁街道驶过，理查德因为恐惧，将凯伦推下了下水道后离开犯罪现场。3月13日中午，一丝不挂的凯伦在下水道获救。
1978年10月15日22点左右，理查德与性工作者苏珊·盖格到时代广场旁边的小旅馆进行性交易。进入房间后，理查德骗苏珊喝下含有三唑仑的饮料，将其绑起来开始虐待。在实施犯罪过程中，保洁员敲门，理查德因为恐惧，只穿一条内裤就跳窗离开犯罪现场。
1979年12月13日晚，理查德在纽约地区的一个酒吧遇到性工作者迪哈·贾基里、克莱斯·汀（化名，该死者身份未公开），三人一同前往小旅馆进行性交易。理查德将两人迷晕、捆绑，长时间进行虐待，将两人头部和手臂割下，纵火破坏现场。尸检显示，两人生前都遭到了长时间性虐待，身上有很多烟头烫伤和咬伤，迪哈左右乳房缺失，是被用刀活活割下的。两人均死于勒杀。
1980年5月6日，理查德在新泽西州伦克劳斯旅店虐待杀害19岁女大学生瓦莱丽·安·斯特里。尸检显示：尸体赤裸、两手被反铐、全身伤痕遍布、肋骨被打断四根、嘴部有胶带痕迹、死亡前遭受性侵、死于勒杀，生前服用含三唑仑的饮料。手铐上提取到理查德指纹、尸检提取精液与理查德DNA一致。
1980年5月15日晚，理查德在纽约地区麦迪逊大道的小旅馆中，强奸并虐待25岁性工作者简·玛丽·安·蕾娜，玛丽的双乳被割下挂在床头两侧，然后被勒死。理查德肢解尸体后纵火并离开现场。
另有一个更加激起民愤、最终推动立法的案件，该案的被告人是理查德·艾伦·戴维斯。
理查德·艾伦·戴维斯于1954年6月2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地区，曾经被判决犯抢劫罪、盗窃罪。1993年10月1日，戴维斯潜入被害人波莉·克拉斯（死亡时年仅12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家中，持刀绑架波莉。戴维斯对波莉实施了残酷的性虐待，在强奸之后将其杀害。因戴维斯犯罪手段极其残忍，在加利福尼亚州引起了极大的民愤。
该案的发生，推动加利福尼亚州快速通过了“三振出局法案”。戴维斯于1996年被判处死刑，目前仍然在加利福尼亚州圣昆廷州立监狱等待执行死刑。宣判时，戴维斯在法庭中用双手向法官及全体旁听人员做了一个极为下流的手势。
主持审判的托马斯·哈斯廷斯法官本来不太喜欢判决死刑，但也被戴维斯的下流手势激怒了，哈斯廷斯法官当庭告知戴维斯：判决死刑对法庭来说是非常艰难而痛苦的，但你今天的下流行为，让法庭对于判决你的死刑感到非常轻松。
庭审情况经媒体报道后，群众极为愤慨，要求立法机构对严重暴力犯罪的累犯实施严厉惩罚。
庭审证据显示，戴维斯有印第安及英吉利血统，父母在其11岁时离婚，随父亲生活的戴维斯没有得到父亲的妥善抚养，其父亲曾经两次再婚，戴维斯与两位继母关系不好，年少的戴维斯喜欢携带手枪和刀具，经常折磨杀死小动物，多次犯罪，高中后即进入社会。1973年，戴维斯涉嫌枪杀被害人沃利斯。同年，戴维斯因盗窃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2006年，戴维斯曾经在监狱因为吸食鸦片过量中毒昏迷。
上述两个案件，只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恶性暴力犯罪浪潮的极端例子。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连环杀人事件数量有所增加，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波士顿东北大学犯罪学家詹姆斯·艾伦·福克斯说，20世纪最后三十年间，美国至少抓获了200多名连环杀人凶手。加拿大犯罪学家迈克尔·阿恩菲尔德表示，当时警方处理的连环杀人案件越来越多，工作负担极为沉重，围绕这些类型的凶杀案所进行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仅仅只是统计杀手数量。
加拿大历史学家彼得·弗伦斯基说，造成犯罪浪潮的因素可能有：媒体和公众对连环谋杀案的大量曝光造成的滚雪球效应;州际高速公路的发展为一些杀手提供了更广阔的地理环境进行远途杀戮;不少曾经“二进宫”或“三进宫”的罪犯说，他们的父亲从战场回来时都有心理创伤。 无论是什么原因，20世纪七八十年代恶性暴力犯罪浪潮引发了公众的不满，要求对于具有累犯情节的被告人处以比初犯更重的刑期。因此，华盛顿州才制定了“三振出局法案”。该法案通过后，得到了公众的热烈支持和拥护，政治效果和社会反响相当良好。
联邦政府见状立马跟进，第103届国会于1994年9月13日通过联邦“三振出局法案”，全名为“1994年暴力犯罪控制及执法法案”。随后，各州纷纷效法。
1994年11月8日，加利福尼亚州制定该州的“三振出局法”。主要内容是：如果被告人第三次受到重罪判决，其有期徒刑刑期应大幅提高。刑期之长实际上等于被判决无期徒刑。在各州当中加利福尼亚州执行“三振出局法”最为彻底，该州监狱在押人员数量也居全国第一。
从这个全国第一来看，“三振出局法”可能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有研究指出，罪犯在第三次重罪被追捕时会更加不顾一切地逃避，因此更可能攻击警察，造成更多警察受伤。
加利福尼亚州规定，凡有盗窃、抢劫、入户抢劫前科的被告人，再犯价值400美元以下的盗窃行为也会被升级归类为重罪。例如，被告人加里·厄文曾经实施侵入住宅盗窃、持刀抢劫行为，第三次因盗窃高尔夫球棒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杰里·德维恩·威廉姆斯曾经两次入户盗窃，一次既遂，一次未遂，第三次因为从孩子们手中抢走一块比萨饼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盗窃高尔夫球棒、抢走一块比萨饼，有期徒刑25年，这种量刑分明已经失当。
另一个更夸张的案件发生在得克萨斯州，被告人威廉·詹姆斯·卢美尔于1964年盗刷信用卡80美元;1969年，伪造支票案价值28.36美元;1973年，威廉从事冷气维修工作，收了客户款项之后没有进行维修，被控告欺诈客户120.75美元。刚好得克萨斯州于1974年通过了“三振出局法案”，因此，威廉被判了无期徒刑。也就是说，威廉因为三次一共230美元的财产犯罪，而被判处无期徒刑。
更甚者，在加利福尼亚州，被起诉和定罪的被告人可能因为一案面临多重“三振”（理论上来说是四振、五振）;此时，可能会被同时给予两个以上独立的但都超过25年的刑期，总刑期可达50（75或100）年至终身监禁。加利福尼亚州三振法家庭联合会等组织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
该联合会的统计学家提出，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之所以普遍下降，统计方法上有坚实证据支持的四个原因是：警力增加、监狱受刑人增加、堕胎合法化、部分毒品种类不再流行。这种下降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三振出局法”的作用。
同时，被告人威廉·詹姆斯·卢美尔也因为夸张、荒唐的无期徒刑上诉至最高法院并得到受理。
2003年3月5日，联邦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多数意见认为，“三振出局法”并不违反“禁止酷刑与非常刑罚”的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撰写多数意见的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分析了加州严重的罪犯累犯问题，以合理根据对此进行审查。联邦最高法院总结道：我们并不是作为“超级立法机关”对这些政策决断做事后评价。加利福尼亚州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明显加强对于习惯性重罪加重刑期有益于达成刑事司法系统目标，这就足够了。的确，被告人的刑期是很长，但是，这反映了一个理性立法判断，即犯下严重或暴力罪行的被告在累犯时必须被重判，这应当遵从。
最高法院的裁决维持了“三振出局法”的合宪性，但也进一步导致了问题的恶化。
美国在2010年时拥有全世界1/4的监狱人口，联邦级和州级监狱合计超过200万人。这造成了极大的财政负担、社会生产力降低以及家庭破碎。监狱中超过六成的囚犯是黑人和拉美裔。
2015年4月28日，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承认，他1994年签署的“三振出局法案”和一系列重刑法案带来诸多不良后果，美国只有世界5%的人口，却有25%的囚犯，这些政策应该作出改变。
2015年7月16日，奥巴马参加“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大会并发表演说。奥巴马说，大量人口受到监禁，这种现象正在导致整个國家衰退，相关政策应当作出改变。
（责任编辑：冯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