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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在天津市十六中教书。1976年7月20日当晚,在和平区委院内,区委领导传达了市委的紧急电话通知,大意是要求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力量,迅速投入抢救工作,同时还要求严防阶级敌人进行破坏。最后说了一下我们的任务,简单说就是在倒塌的房屋瓦砾中找人,活的死的都要抬出来。
我们这支抢救队,实际上是“找人队”,清一色的年轻小伙,只穿条短裤,区里发给每人一个藤条帽、一件白大褂、一双线手套、一双雨靴、两个口罩。大家迅速地穿戴起来,这是一支特殊的地震抢救队伍。
找 人
次日一早,大家吃完早飯就出发了。也就是从那天起,我们就没白天没夜晚地开始了抢救生存者运送死难者的工作,没有了时间概念、没有了饱饿概念,更没有了什么危险的概念。
余震还在不断发生,我们就在余震的间隙中穿梭于胡同街巷,时而停下,时而奔跑。任务是搜寻被压在瓦砾下的人,不论是活着的,还是已经死了的,都要抬出来。那时候没有什么工具,更没有什么大型机械,只有担架。我们基本是四人一组,只要发现有人的迹象,或者有衣服踪迹,我们就用手给扒出来,受了伤仍然活着的立即送医院,死了的抬出后,每个遇难者要装一个大塑料袋。
从每天抢救的情况看,活着的人比较少,我们找到的大部分人是已经死亡的。因为是夏天,又很热,遇难者穿的衣服都很少,开始自己还不太敢看,惨不忍睹。有的一家几口人,就活下一位老人。有的一家就活下一个小孩,有的全家遇难。有的母亲为了保护几个月大的婴儿,抱在怀里用身体阻挡倒塌的房屋,但没有成功,母亲被砸死,婴儿被闷死在怀里。看到此景,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掉。母亲抱孩子一块儿遇难的,在装塑料袋时特别困难,我们分不开尸体,只好母子两人装在一起了。
头一天下来,晚上返回区委吃饭时,自己怎么也吃不下去。总想着自己白天所见,脑海里全是一具具尸体。等到第二天下来,似乎已经适应了,也可能是麻木了。
那些天,我有意识地记了一下经自己手扒出来搬过的尸体,半个多月有936具。其中有90多岁的老人,也有几个月的婴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抢险队还路过保定道松寿里。这是我舅舅和舅母住的地方,但一看那整片倒塌的房屋,像战争中的废墟,心中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后来了解到,舅母当场就被砸死了,因为她比较胖,跑不动,只好躲在床下,被掉下的房檩砸穿而亡。
墓 坑
对于扒出的遇难者尸体,以及送到医院抢救未活下来的,当时天津采取的是在郊区迅速掩埋的办法,这是出于预防疫病考虑,因为当时天气太热。为了确保地震遇难者及时掩埋,并为以后查找方便,每一位遇难者有一个墓坑。
为此,天津市政府动用了上万名农民,在西郊工农联盟农场挖墓坑,基本是2米长,1米深,1米宽。这样,我们这支抢救队又承担起运送尸体的任务,每天要把扒出来的尸体装袋后,运送到郊区。后来,停在各医院的尸体开始腐烂,空气中已经可以闻到了。为了加快掩埋速度,我们开始白天夜晚地加班抢运。所有通往西郊的道路都给我们运送遇难者尸体的车队开绿灯。当时每辆敞篷货车上放6具尸体,不能太多,怕塑料袋被挤压破。我们就站在车厢的前面,这样车开起来,我们可以闻不到难闻的气味。车队开得很快,还响着警笛,一旦车慢下来,气味马上就会把我们笼罩起来。
那些日子,一直伴随我们不能少的,也是最能减少气味的,就是白酒。我们每天要经常用白酒喷洒在口罩上,有时也喝上两口,既可去味,也可消毒。好在自己在内蒙古插队时曾学着喝酒,已经有了一定的锻炼,否则天天和酒打交道,早就不知醉成什么样了。
(摘自《人民政协报》)
我们这支抢救队,实际上是“找人队”,清一色的年轻小伙,只穿条短裤,区里发给每人一个藤条帽、一件白大褂、一双线手套、一双雨靴、两个口罩。大家迅速地穿戴起来,这是一支特殊的地震抢救队伍。
找 人
次日一早,大家吃完早飯就出发了。也就是从那天起,我们就没白天没夜晚地开始了抢救生存者运送死难者的工作,没有了时间概念、没有了饱饿概念,更没有了什么危险的概念。
余震还在不断发生,我们就在余震的间隙中穿梭于胡同街巷,时而停下,时而奔跑。任务是搜寻被压在瓦砾下的人,不论是活着的,还是已经死了的,都要抬出来。那时候没有什么工具,更没有什么大型机械,只有担架。我们基本是四人一组,只要发现有人的迹象,或者有衣服踪迹,我们就用手给扒出来,受了伤仍然活着的立即送医院,死了的抬出后,每个遇难者要装一个大塑料袋。
从每天抢救的情况看,活着的人比较少,我们找到的大部分人是已经死亡的。因为是夏天,又很热,遇难者穿的衣服都很少,开始自己还不太敢看,惨不忍睹。有的一家几口人,就活下一位老人。有的一家就活下一个小孩,有的全家遇难。有的母亲为了保护几个月大的婴儿,抱在怀里用身体阻挡倒塌的房屋,但没有成功,母亲被砸死,婴儿被闷死在怀里。看到此景,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掉。母亲抱孩子一块儿遇难的,在装塑料袋时特别困难,我们分不开尸体,只好母子两人装在一起了。
头一天下来,晚上返回区委吃饭时,自己怎么也吃不下去。总想着自己白天所见,脑海里全是一具具尸体。等到第二天下来,似乎已经适应了,也可能是麻木了。
那些天,我有意识地记了一下经自己手扒出来搬过的尸体,半个多月有936具。其中有90多岁的老人,也有几个月的婴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抢险队还路过保定道松寿里。这是我舅舅和舅母住的地方,但一看那整片倒塌的房屋,像战争中的废墟,心中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后来了解到,舅母当场就被砸死了,因为她比较胖,跑不动,只好躲在床下,被掉下的房檩砸穿而亡。
墓 坑
对于扒出的遇难者尸体,以及送到医院抢救未活下来的,当时天津采取的是在郊区迅速掩埋的办法,这是出于预防疫病考虑,因为当时天气太热。为了确保地震遇难者及时掩埋,并为以后查找方便,每一位遇难者有一个墓坑。
为此,天津市政府动用了上万名农民,在西郊工农联盟农场挖墓坑,基本是2米长,1米深,1米宽。这样,我们这支抢救队又承担起运送尸体的任务,每天要把扒出来的尸体装袋后,运送到郊区。后来,停在各医院的尸体开始腐烂,空气中已经可以闻到了。为了加快掩埋速度,我们开始白天夜晚地加班抢运。所有通往西郊的道路都给我们运送遇难者尸体的车队开绿灯。当时每辆敞篷货车上放6具尸体,不能太多,怕塑料袋被挤压破。我们就站在车厢的前面,这样车开起来,我们可以闻不到难闻的气味。车队开得很快,还响着警笛,一旦车慢下来,气味马上就会把我们笼罩起来。
那些日子,一直伴随我们不能少的,也是最能减少气味的,就是白酒。我们每天要经常用白酒喷洒在口罩上,有时也喝上两口,既可去味,也可消毒。好在自己在内蒙古插队时曾学着喝酒,已经有了一定的锻炼,否则天天和酒打交道,早就不知醉成什么样了。
(摘自《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