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先生有一句名言，说是画院“养了一大群不下蛋的鸡”，骂的是画院体制，国家出钱养着好些无用的所谓画家，而画家一旦进入了体制，又不免在创作中意识形态先行，失去了艺术的本真与自由。话虽糙，却颇有几分道理。民间有俗语：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画家仰仗着画院求生存，画院仰仗着上级财政拨款，自己可以掌控的内容又能有多少呢？
　　“画院”一词，往早推，古代皇宫里就养着大批画家；就近看，是新中国成立后从前苏联引进的模式。归根结底，这是体制内的因果，非但艺术家个体说得不算，连画院本身也无发言权。吴冠中先生说画院无存在必要，是挑了个最简单的命题——既然问题多多，那就干脆取消。其实，在现实环境下，更复杂的命题是，画家如何在体制中创造出超越这个时代的作品。
　　北宋的画院体制最为完善也最为发达，当时的院体画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主旋律创作。现在看来，宋画的巅峰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些体制内画家完成的。徽宗赵佶是这个体制的首脑，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画家之一。这样看来，很多人将当代中国美术的种种问题归结于体制，显然有失公允。
　　今天，我们常常将自己力所不能及的原因归结于外在条件的不够好，或是有多么坏。譬如中国人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便说是中国语文教育的问题，中文系培养不出好作家，整个中国的环境更出不了大作家。那么不妨看看中国古代的科举教育，不是说那才是最禁锢人思维的坚森壁垒吗？可为什么那么多从八股取士中走出的人却留下了千古名文？很多人读成了书呆子，但也有人读成了真正的人才。所以，不要怪教育体制，要怪就怪我们自己天赋不够、用功不勤。
　　中国传统文艺，无论哪一门哪一科，都是规矩重重。但后人却给那些在藩篱之内创造出伟大作品的人物以“戴着镣铐跳舞”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所以，舞跳得好不好，不在于镣铐，而在于你自己的身体。
　　当然，对于很多身在画院的人而言，画院或许并非枷锁。那是一个进去了就基本可以享清福的地方，不用再担心画卖不出去，更不用担心退休后养老金不够花，那是万千流离失所的自由画家们梦寐以求的所在。有人说，艺术家要在艰苦的环境中历练，才能成就伟大的艺术，画院里面衣食无忧，画家就要倦怠了。我想，这话或许有些道理，人经历了苦难往往思想上更加成熟，但如果没有苦难便不思进取，想必这个人也不是杰出画家的材料，因他的志向在于填饱肚子、养活妻儿，而艺术不过是他谋生的手段，并非理想。
　　“画院”二字，若能将重音放在“画”而非“院”上，那么它也确实能够成为一个画者理想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