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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无数清官名臣的光辉事迹被载入史册，其中蕴含着尊老孝亲、治国安邦、作风俭廉、忧国忧民、敢于担当等丰富内涵和精神特质的人格力量也随之流芳千古、熠熠生辉。当前我国正处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应深刻总结古代清官人格力量的形成机制，探寻其向现代转换的实现路径，建构新时代的政德文化：弘扬古代清官“修身正己”的人格力量，提高领导干部自持力;弘扬古代清官“勤政恤民”的人格力量，增强领导干部为民意识;弘扬古代清官“为政俭廉”的人格力量，引导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关键词：古代清官;人格力量;现代传承
中图分类号：D69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21）04-0091-06
在中国古代老百姓常常将爱戴的廉官称之为清官，而在正式的官方称呼中，则称之为廉吏、良吏等。晏婴、张载、张鹏翮、李沆、司马光、包拯、赵抃、海瑞、于成龙等，都是中国古代清官典型代表，其彰显出的人格力量是百姓爱戴他们的重要原因，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探究中国古代清官人格力量的本质内涵和生成机理，是新时代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清官文化并且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需求和实践要求。研究古代清官人格力量的形成，除了注重清官个体因素以外，还需运用唯物史观，从清官文化、选官制度、家庭教育等方面加以探析，如此方能揭示古代清官人格力量的生成脉络、发展方向和传承路径，为新时代纵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参照和实践指导，塑造新时代的清官人格。
一、中国古代清官人格力量的丰富内涵
“人格”在心理学上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而在伦理学上则是指道德主体品格的总和，而“人格力量”是指一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具有的很能吸引人的力量。人格力量是靠自身的努力去构建的，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储备、深厚的学习能力、崇高的道德素质、积极进取的意志等条件，这样方能形成具有感染力的人格力量。某种意义上讲，封建社会清官人格力量的形成，是中国传统清官文化价值的集中体现和有力彰显。这些古代清官的人格力量不仅对当时官场风气、社会风气的净化具有积极的意义，时至今日，对我们新时代的反腐倡廉工作和净化党风政风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丰富内涵和精神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尊老孝亲
《孝经》有云：“百善孝为德，百行孝为先。”中国古代清官普遍把尊老孝亲奉为最基本的道德基点，这也是古代清官人格力量形成的起点。如张载的父亲张迪在涪州（重庆涪陵）病逝，张载就带着他五岁的弟弟张戬，和母亲一起护着父亲的灵柩打算归葬祖籍大梁（河南开封），他们三人历经千辛万苦经过巴山、汉中、褒斜古道，在郿县横渠遇战乱，不得已将父亲的灵柩葬于横渠大镇谷迷狐岭。张载在父亲墓旁搭起草棚，为父守孝，日以继夜勤奋研学。海瑞为官清廉、生活简朴，单靠薪俸维持全家生计，为补贴家用，常与仆人一道种植稻麦、蔬菜，或上山打柴以自给，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肉。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母亲七十大寿，海瑞仅“市肉二斤”而过，并书写了狂草“寿”字作为礼物。这就是海瑞祠前厅的碑廊中“寿字碑”的历史来源。
（二）作风俭廉
俭是什么？俭从人，从佥，约也，约束、不放纵。物质上的节俭，来源于道德上的自守。俭以养德，不至于惑于“五色、五音、五味”之中。遨游于史海，就会发现许多为政俭廉的名臣。春秋末期，诸侯、贵族、大臣竞相追求奢侈豪华的生活，其中齐国尤甚。晏婴对此深感忧虑，鲜明地提出：“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晏婴“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他多次辞谢君王赏赐，乃至封邑。他认为“节受于上者，宠长于君;俭居处者，名广于外”。据《晏子春秋·外篇》记载，齐景公时，晏婴任齐相，地位很高，但经常穿着粗布衣服或者鹿皮做的裘上朝。齐景公看不惯晏婴的衣着，赐给他一件用豹皮作装饰的白狐皮大衣，价值千金，晏婴拒绝了三次。
（三）忧国忧民
勤政恤民是古代清官的又一鲜明的人格特征，他们能够始终坚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理念，关心百姓疾苦，为民兴利除弊。在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这类心怀天下的清廉能臣是百姓心中所渴求的官员。惟其如此，他们深受百姓爱戴，其勤政恤民的道德实践行为成为人格力量形成的助推剂。 著名的“民胞物与”思想，张载是提出者更是践行者。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在召见张载时询问治国之道，张载答道：“为政不法三代，终苟道也。”（《宋史·张载传》）神宗大悦，任命张载为崇文院校书。张载的一生都在诠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恢弘境界，其崇高的人格魅力影响并激励着一代代仁人志士投身祖国、心系人民。历史上黄淮水系水患频发，治理黄淮水系，成为历代朝廷必须解决的问题。康熙三十九年三月，江南江西总督张鹏翮接任河道总督。他到任后，心系黄淮流域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苦心研究前人治河的理论和经验，博考舆图，细致勘探，提出“开海口，塞六坝”和“借黄以济运，借淮以刷黄”的设想，指挥数十万民众“筑堤束水，借水攻沙”[1]，历时八年，黄淮大治，漕运通达，百姓安居乐业。张鹏翮当时所著的二十四卷《治河全书》，也成为中国水利史之重要史料。
（四）担当有为
張养浩在《牧民忠告》中说过：“故凡居官，必先敢负荷，而后有为。”北宋时期的赵抃一生多次出任地方长官，他担当有为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为他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与敬重，其中越州救灾堪为典范。熙宁八年（1075年），吴越地区（江浙一带）发生严重的旱灾，赵抃时任越州政务长官，上任后他不避责任，抗旱救灾，走村访户，抚问存恤，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摸清了灾情，审时度势地制订出救灾对策与措施，随后，赵抃又千方百计做好安置工作。越州旱灾严重，但灾民还能“生者得食，病者得医，死者得葬”，灾民生活保持基本稳定。赵抃越州救灾的事迹既有挺膺负责的气魄，又有事必躬亲的态度，又有统筹规划、协调各方的才智，显示出他是一位敢担当、善担当的好官员。 （五）忠诚坦荡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2]包拯的这首《书端州郡斋壁》以鼠雀、兔狐之喜愁反衬“清”之品质可贵，以秀干、精钢之直道彰显“直”之志气高洁，充分体现了其不凡的志向和高尚的品格，这也正是其一生所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准则。宋仁宗庆历三年十一月至庆历六年春，包拯任监察御史一职。这期间，他提出了许多整顿国家行政秩序的建议，勇于揭露贪官污吏的违法行为。如敢于叫停皇帝钦定的工程项目（京都汴梁城朝阳门外的上清宫，里面供奉着仁宗的父亲真宗赵恒的灵牌和画像），严厉查处税收征管中存在的违法行为（纠正了在征税过程中强行征收现钱的违法行为，避免了老百姓流浪逃亡），连续七次弹劾酷吏王逵（揭露其横征暴敛、残暴成性、制造冤狱之实，最终仁宗迫于舆论压力，罢免了王逵的转运使职务，诏令予以依法惩治）。[3]包拯的这些行为是其对待国家的忠诚坦荡之心，对待百姓的仁爱之心和对待酷吏的痛恨之心的生动写照，这“三颗心”也是其保持“清心”的价值之追求。
（六）嫉恶如仇
公元1558年，海瑞出任淳安知县。当时，正是严嵩专权期间，腐败成风，淳安也不例外。但是，海瑞在这里却特立独行。其在担任淳安知县时，江浙总督胡宗宪的儿子行经淳安，扰乱地方。当时，胡宗宪的地位比海瑞高很多，怎样处置这件事？海瑞依律惩治了胡公子及其手下，同时给胡宗宪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曩胡公按部，令所过毋供张。今其行装盛，必非胡公子。”“发橐金数千，纳之库，驰告宗宪，宗宪无以罪。”（《明史·海瑞传》）。公元1569年6月，海瑞调升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他开始推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政改革。海瑞在淳安、兴国的施政纲领基础上扩充、润色后，提出施政纲领《督抚条约》，宗旨是“斥黜贪墨，搏击豪强，矫革浮淫，厘正宿弊”。他规定三种案件，要快办、要速办，一种是杀人案，一种是恶性案件，还有一种就是贪腐案件。凡是贪腐案件发生，有人举报，立刻随到随办，绝不留情。海瑞的施政纲领充分表明了其嫉恶如仇的性格特点。
二、 中国古代清官人格力量的形成机制
清官文化、选官制度、家庭教育及清官主体这四个维度是中国古代清官人格力量形成的主要推力。
（一）清官文化：清官人格力量培育的文化基因
清官文化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为政以廉”。简单说来，就是廉洁从政，取利有道，严格自律自省，这也是传统儒家文化“内圣外王”的内在要求。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孔子明确提出为官者的清正廉洁对社会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上善则下善”（《论语·里仁》），“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孔子家语·王言解》）。作为一名清官，要克己律己，以上率下，以实际行动做好榜样示范。中国古代清官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自觉接受清官文化的约束，努力“修身”，形成了独特的人格力量。关于清官的故事在百姓的不断传颂中渐渐被渲染神化，其中的清官人格力量就是在这种渲染和神化下不断传承发展的。在传统社会中，百姓对清官存在太多期许和渴望，这就把清官塑造成一种正面意义的价值符号，是“尊老孝亲”的道德楷模、是“为政俭廉”的圣贤、是“勤政恤民”的救世主、是“铁面无私”的公正裁判。新时代的中国，政府和社会兴办的各种反腐倡廉教育基地都融入了各类清官文化的元素。我们必须承认，清官文化对领导干部坚定初心使命、恪守正道具有积极作用。
（二）选官制度：清官人格力量生成的制度保障
百姓颂扬清官，不仅因为他们公正执法、为民伸冤，更是因为他们内在的高尚道德情操。旧时的历代朝廷都十分重视官员的道德品质。西周的法定选官标准是“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与“六行”（孝、友、睦、姻、任、恤）。汉朝更是将道德操行置于首位，按照德、才、能的顺序进行官员素质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成为选拔官员的制度规范，最初也是强调德为先。隋唐至明清时期，实行科举考试选拔官吏制度。从科举考试的内容来看，“自隋唐至明清，考试范围未曾偏离儒家经典，儒家的‘德、仁、礼’成为考生必须掌握的内容，旨在培养未来官员的道德素质”[4]。同时也强调“在品行端正的前提下，兼具能力和学识的人才可录用”[5]。回顾这些选官制度，虽然存在许多弊端，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这些选官制度也选拔出了许多青史留名的清官能臣。这些清官能臣或为政一方，成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或居庙堂之高，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为国家发展呕心沥血。所以说，选官制度是清官人格力量生成的制度保障。
（三）家庭教育：清官人格力量形成的直接影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家风家训的重要性，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祸及子孙、贻害社会”。[6]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自汉立天下，家训渐入盛行，宋元时期达到鼎盛，《颜氏家训》《朱子家训》《曾文正公家书》《温氏母训》 [7]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家训。古代家训的名目多样，大致有训诫、遗训、书信、警句、著作这几种，这类家训往往有关人生经验的总结，如何处世待人及德行气节的养成。长者们通过自身经历在子孙未入世之前完成对他们人格的塑造和培育。家训中如“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名言警句，以及“曾子杀猪”“孟母三迁”等经典故事，还有明代袁黄所著的《了凡四训》，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和时代价值。家训成为中国传统家庭对子女理想信念及道德品质教育的最常用法宝，一个家庭有好的家训、家规，才能有力培育优良家风，才能引导后世子孙修身立德，为他们成年后的人生道路奠定道德根基。中国古代清官从稚嫩懵懂的孩童成长为封建能官廉吏的楷模，其守正执法、忧国忧民、廉洁清正等品质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长期的家庭教育塑造出来的，如东汉杨震以“天知，神知，我知，自知”怒斥贿赂者，又以遗财不如遗清白的治家之道，为后世子孙做出了拒腐奉廉的榜样。明代于谦出生官宦家庭，其祖父为人刚毅忠烈、父亲乐善好施，于谦深受长辈言行熏陶，在年少时就写下“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千古绝句，誓做一名忠君爱国、爱护百姓的能臣，坚守国家大义和民族气节。 （四）清官主体：清官人格力量塑造的自省自律
重视名节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人生信条。他们始终将“吾日三省吾身”作为严格自律的基本要求，同时，他们内心也不乏存在名垂千古、流芳百世的愿望，正所谓“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纵观古今，人们总有不同的名利观，特别是儒家所倡导的“立功、立言、立德”的价值观，更是影响了士人的心理状态。他们认为，好名声更能体现士人的风骨。因此，通过自省自律塑造自我人格力量俨然成为他们的人生追求。例如海瑞就把“不为乡原，必为圣贤”当作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曾国藩每日都通过“日课十三条”来自省，每天都通过“研几”来净化灵魂，告诫自己要克制贪欲并时时自省改过以求自己廉洁的政治本色不变色、不走样。封建时代，在奢靡严重的官场风气下，历代清官依然能够坚守心中的那方净土，不与贪官腐官同流合污，勇于与不正之风作斗争，缘于清官主体能够时刻用“内圣外王”的道德标准严格约束自己，用自己的“清”去净化官场和社会的“浊”，用言行去感化众人，并且使这种行为方式成为一种习惯，以达到匡时济世、救国救民的目的。
三、中国古代清官人格力量的借鉴与传承
古者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们在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清官人格力量的深刻内涵并进行现代传承的同时，更应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历史态度固根本、除糟粕，强弱项，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并借鉴之，在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中加以继承和弘扬，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一） 弘扬古代清官“修身正己”的人格力量，提高领导干部自持力
庄子云：“廉贪之实，非以迫外也，反监之度”（《庄子·让王》），“廉”的养成主要靠自身约束，通过提高自身思想道德素质——思想上常补廉德之“钙”，才能增强自身抵御“五色”“五音”“五味”之物欲的“免疫力”。当今的领导干部作为人民的公仆，更应该具有这种自持力。“官德”建设对于国家治理至关重要，对社会风气有引领和示范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席在批示张子善、刘青山的腐败案时指出“治国就是治吏”，并引用《管子·牧民》的一句话强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正如孔子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8]。领导干部来源于人民群众，理当为民之表率，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上更应创优争先，做好榜样示范，从而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唐代柳宗元曾说，“守正为心，疾恶不惧”，被誉为“陈青天”的北宋名臣陈希亮不畏权贵，守正执法，即使是面对皇权，也敢于去拽“老虎尾巴”不折节屈从。在对皇亲贵胄沈元吉横行汴州、骄纵不法的案件处理上，他临危不惧泰然自若，依法将沈元吉缉拿归案，后因此被治罪罢官。之后朝廷迫于民间舆论压力又重新起用陈希亮。复职之后的他依旧初心不变，秉公执法不徇私情。以史为鉴，新时代的领导干部抵御外界各种风险和诱惑就应该像陈希亮一样，恪守正道、以义制利，坚守底线不触碰、面对诱惑不心动，对权力和法律常怀敬畏之心，真正做到“修身正己”。
（二）弘扬古代清官“勤政恤民”的人格力量，增强领导干部为民意识
正史和野史对清官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特点评价都不约而同地指向“执法如山”“以民为本”。“唐室砥柱”狄仁杰在任职大理丞管事不到一年的时间，集中处理了积压的遗案，秉持公平正义，不留冤假错案。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替民伸冤解难，为民主持公道，用执法无私践行清官的道德操守。爱民如子又嫉恶如仇，他的一生都在做百姓的司法守护神，在他的身上始终坚守勤政恤民道德情怀，堪称以民为本的清官典范。相对来说，古代清官极少，而贪官、昏官却多如牛毛。新时代，这种情况虽已发生时代嬗变，但腐败问题一直屡禁不止，特别是司法腐败，老百姓打官司难等问题屡见不鲜。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贪官、昏官在作祟，导致司法不公、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尽管古代清官的民本思想存在先天的缺陷，但是，古代清官“勤政恤民”的人格力量在当下仍有时代价值。弘扬古代清官“勤政恤民”的人格力量才能增强新时代领导干部的为民意识，真正做到执法如山，切实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
（三）弘扬古代清官“为政俭廉”的人格力量，引导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在传统社会治理中，通过官员的道德示范引领和社会教化作用来使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加强道德自律是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这样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宁。通过弘扬古代清官的“为政俭廉”魅力，以道德手段治理国家，是一种内柔外刚、润物无声的政治实现。因此，德治是古代政治家乐意践行的治国理政模式。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下，引导领导干部为政俭廉需要厘清义利關系，进而引导他们为政以德。孔子认为，“逐利是人的天性，同时，他也强调追求物质财富应当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是有前提的”[9]。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所关注和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是主体人格的道德性问题。孔子最早提出了义利的命题，主张以义制利，曰：“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论语·里仁篇》）同时期还有墨子的义利观，他认为，“义，利也”（《墨子·经上》），但这里的利是指公利，是利他、利天下的利，不同于个人的私利。对于“廉”的释义我国古代思想家也有独到的见解，庄子认为的“廉”也是一种利他的廉，他认为，廉就是取个人私利时要妥善处理好人己关系，须顾及他人利益，说：“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10]那种舍他为己损害他人图己之快的做法是完全违背“廉”的要求的，“故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廉，故不以贵富而忘其辱”[11]。因此，为政俭廉要“以义制利”，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古语有云：“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官员的腐败堕落是渐进式发展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不虑于微，始贻于大;不防于小，终亏大德。”所以，官员们也应当慎于微处、克制贪欲、防微杜渐，提高自身的道德人格并且慎终如始，进而养成良好的政德。
传承中国古代清官的人格力量不仅仅要弘扬传统清官文化，还要不断加强道德教化以涵养官员的为民政德。中国古代清官的人格力量是其多方面能力素质的综合体现，应该在历史的传承中不断地对它们加以创新创造，诸如“尊老孝亲”“为政俭廉”“勤政恤民”“敢于担当”等古代清官的人格力量，在新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传承发展好中国古代清官的人格力量，必将有利于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推进，必将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如期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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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王学青
Personality Power of Ancient Honest Officials and Its Modern
Inheritance
SUN Bo， CAO Jiajia（School of Marxism，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racing the 5000-yea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countless honest officials have been recorded in the annals and honored through the ages， the filial piety and respect for the elderly and relatives， devotion to state governance and stability， frugality and honesty， concern for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and courage to take responsibilities shining in history. China is currently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power of ancient upright officials’ personality being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ts transformation to the modern era and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ethic culture： The spirit of ancient officials’ “self-righteousness” is to be promoted for our leaders to correct themselves; The personality of such ancient officials’ diligence in their public duties and getting close to the public is to be promoted to cultivate the awareness to serve the public; The morality of ancient officials’ cleanliness in executing public power is to be encouraged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our leaders to be clean in their public positions.
Key words： ancient honest officials; personality strength; modern inheritance
关键词：古代清官;人格力量;现代传承
中图分类号：D69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21）04-0091-06
在中国古代老百姓常常将爱戴的廉官称之为清官，而在正式的官方称呼中，则称之为廉吏、良吏等。晏婴、张载、张鹏翮、李沆、司马光、包拯、赵抃、海瑞、于成龙等，都是中国古代清官典型代表，其彰显出的人格力量是百姓爱戴他们的重要原因，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探究中国古代清官人格力量的本质内涵和生成机理，是新时代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清官文化并且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需求和实践要求。研究古代清官人格力量的形成，除了注重清官个体因素以外，还需运用唯物史观，从清官文化、选官制度、家庭教育等方面加以探析，如此方能揭示古代清官人格力量的生成脉络、发展方向和传承路径，为新时代纵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参照和实践指导，塑造新时代的清官人格。
一、中国古代清官人格力量的丰富内涵
“人格”在心理学上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而在伦理学上则是指道德主体品格的总和，而“人格力量”是指一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具有的很能吸引人的力量。人格力量是靠自身的努力去构建的，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储备、深厚的学习能力、崇高的道德素质、积极进取的意志等条件，这样方能形成具有感染力的人格力量。某种意义上讲，封建社会清官人格力量的形成，是中国传统清官文化价值的集中体现和有力彰显。这些古代清官的人格力量不仅对当时官场风气、社会风气的净化具有积极的意义，时至今日，对我们新时代的反腐倡廉工作和净化党风政风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丰富内涵和精神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尊老孝亲
《孝经》有云：“百善孝为德，百行孝为先。”中国古代清官普遍把尊老孝亲奉为最基本的道德基点，这也是古代清官人格力量形成的起点。如张载的父亲张迪在涪州（重庆涪陵）病逝，张载就带着他五岁的弟弟张戬，和母亲一起护着父亲的灵柩打算归葬祖籍大梁（河南开封），他们三人历经千辛万苦经过巴山、汉中、褒斜古道，在郿县横渠遇战乱，不得已将父亲的灵柩葬于横渠大镇谷迷狐岭。张载在父亲墓旁搭起草棚，为父守孝，日以继夜勤奋研学。海瑞为官清廉、生活简朴，单靠薪俸维持全家生计，为补贴家用，常与仆人一道种植稻麦、蔬菜，或上山打柴以自给，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肉。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母亲七十大寿，海瑞仅“市肉二斤”而过，并书写了狂草“寿”字作为礼物。这就是海瑞祠前厅的碑廊中“寿字碑”的历史来源。
（二）作风俭廉
俭是什么？俭从人，从佥，约也，约束、不放纵。物质上的节俭，来源于道德上的自守。俭以养德，不至于惑于“五色、五音、五味”之中。遨游于史海，就会发现许多为政俭廉的名臣。春秋末期，诸侯、贵族、大臣竞相追求奢侈豪华的生活，其中齐国尤甚。晏婴对此深感忧虑，鲜明地提出：“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晏婴“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他多次辞谢君王赏赐，乃至封邑。他认为“节受于上者，宠长于君;俭居处者，名广于外”。据《晏子春秋·外篇》记载，齐景公时，晏婴任齐相，地位很高，但经常穿着粗布衣服或者鹿皮做的裘上朝。齐景公看不惯晏婴的衣着，赐给他一件用豹皮作装饰的白狐皮大衣，价值千金，晏婴拒绝了三次。
（三）忧国忧民
勤政恤民是古代清官的又一鲜明的人格特征，他们能够始终坚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理念，关心百姓疾苦，为民兴利除弊。在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这类心怀天下的清廉能臣是百姓心中所渴求的官员。惟其如此，他们深受百姓爱戴，其勤政恤民的道德实践行为成为人格力量形成的助推剂。 著名的“民胞物与”思想，张载是提出者更是践行者。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在召见张载时询问治国之道，张载答道：“为政不法三代，终苟道也。”（《宋史·张载传》）神宗大悦，任命张载为崇文院校书。张载的一生都在诠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恢弘境界，其崇高的人格魅力影响并激励着一代代仁人志士投身祖国、心系人民。历史上黄淮水系水患频发，治理黄淮水系，成为历代朝廷必须解决的问题。康熙三十九年三月，江南江西总督张鹏翮接任河道总督。他到任后，心系黄淮流域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苦心研究前人治河的理论和经验，博考舆图，细致勘探，提出“开海口，塞六坝”和“借黄以济运，借淮以刷黄”的设想，指挥数十万民众“筑堤束水，借水攻沙”[1]，历时八年，黄淮大治，漕运通达，百姓安居乐业。张鹏翮当时所著的二十四卷《治河全书》，也成为中国水利史之重要史料。
（四）担当有为
張养浩在《牧民忠告》中说过：“故凡居官，必先敢负荷，而后有为。”北宋时期的赵抃一生多次出任地方长官，他担当有为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为他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与敬重，其中越州救灾堪为典范。熙宁八年（1075年），吴越地区（江浙一带）发生严重的旱灾，赵抃时任越州政务长官，上任后他不避责任，抗旱救灾，走村访户，抚问存恤，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摸清了灾情，审时度势地制订出救灾对策与措施，随后，赵抃又千方百计做好安置工作。越州旱灾严重，但灾民还能“生者得食，病者得医，死者得葬”，灾民生活保持基本稳定。赵抃越州救灾的事迹既有挺膺负责的气魄，又有事必躬亲的态度，又有统筹规划、协调各方的才智，显示出他是一位敢担当、善担当的好官员。 （五）忠诚坦荡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2]包拯的这首《书端州郡斋壁》以鼠雀、兔狐之喜愁反衬“清”之品质可贵，以秀干、精钢之直道彰显“直”之志气高洁，充分体现了其不凡的志向和高尚的品格，这也正是其一生所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准则。宋仁宗庆历三年十一月至庆历六年春，包拯任监察御史一职。这期间，他提出了许多整顿国家行政秩序的建议，勇于揭露贪官污吏的违法行为。如敢于叫停皇帝钦定的工程项目（京都汴梁城朝阳门外的上清宫，里面供奉着仁宗的父亲真宗赵恒的灵牌和画像），严厉查处税收征管中存在的违法行为（纠正了在征税过程中强行征收现钱的违法行为，避免了老百姓流浪逃亡），连续七次弹劾酷吏王逵（揭露其横征暴敛、残暴成性、制造冤狱之实，最终仁宗迫于舆论压力，罢免了王逵的转运使职务，诏令予以依法惩治）。[3]包拯的这些行为是其对待国家的忠诚坦荡之心，对待百姓的仁爱之心和对待酷吏的痛恨之心的生动写照，这“三颗心”也是其保持“清心”的价值之追求。
（六）嫉恶如仇
公元1558年，海瑞出任淳安知县。当时，正是严嵩专权期间，腐败成风，淳安也不例外。但是，海瑞在这里却特立独行。其在担任淳安知县时，江浙总督胡宗宪的儿子行经淳安，扰乱地方。当时，胡宗宪的地位比海瑞高很多，怎样处置这件事？海瑞依律惩治了胡公子及其手下，同时给胡宗宪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曩胡公按部，令所过毋供张。今其行装盛，必非胡公子。”“发橐金数千，纳之库，驰告宗宪，宗宪无以罪。”（《明史·海瑞传》）。公元1569年6月，海瑞调升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他开始推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政改革。海瑞在淳安、兴国的施政纲领基础上扩充、润色后，提出施政纲领《督抚条约》，宗旨是“斥黜贪墨，搏击豪强，矫革浮淫，厘正宿弊”。他规定三种案件，要快办、要速办，一种是杀人案，一种是恶性案件，还有一种就是贪腐案件。凡是贪腐案件发生，有人举报，立刻随到随办，绝不留情。海瑞的施政纲领充分表明了其嫉恶如仇的性格特点。
二、 中国古代清官人格力量的形成机制
清官文化、选官制度、家庭教育及清官主体这四个维度是中国古代清官人格力量形成的主要推力。
（一）清官文化：清官人格力量培育的文化基因
清官文化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为政以廉”。简单说来，就是廉洁从政，取利有道，严格自律自省，这也是传统儒家文化“内圣外王”的内在要求。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孔子明确提出为官者的清正廉洁对社会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上善则下善”（《论语·里仁》），“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孔子家语·王言解》）。作为一名清官，要克己律己，以上率下，以实际行动做好榜样示范。中国古代清官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自觉接受清官文化的约束，努力“修身”，形成了独特的人格力量。关于清官的故事在百姓的不断传颂中渐渐被渲染神化，其中的清官人格力量就是在这种渲染和神化下不断传承发展的。在传统社会中，百姓对清官存在太多期许和渴望，这就把清官塑造成一种正面意义的价值符号，是“尊老孝亲”的道德楷模、是“为政俭廉”的圣贤、是“勤政恤民”的救世主、是“铁面无私”的公正裁判。新时代的中国，政府和社会兴办的各种反腐倡廉教育基地都融入了各类清官文化的元素。我们必须承认，清官文化对领导干部坚定初心使命、恪守正道具有积极作用。
（二）选官制度：清官人格力量生成的制度保障
百姓颂扬清官，不仅因为他们公正执法、为民伸冤，更是因为他们内在的高尚道德情操。旧时的历代朝廷都十分重视官员的道德品质。西周的法定选官标准是“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与“六行”（孝、友、睦、姻、任、恤）。汉朝更是将道德操行置于首位，按照德、才、能的顺序进行官员素质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成为选拔官员的制度规范，最初也是强调德为先。隋唐至明清时期，实行科举考试选拔官吏制度。从科举考试的内容来看，“自隋唐至明清，考试范围未曾偏离儒家经典，儒家的‘德、仁、礼’成为考生必须掌握的内容，旨在培养未来官员的道德素质”[4]。同时也强调“在品行端正的前提下，兼具能力和学识的人才可录用”[5]。回顾这些选官制度，虽然存在许多弊端，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这些选官制度也选拔出了许多青史留名的清官能臣。这些清官能臣或为政一方，成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或居庙堂之高，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为国家发展呕心沥血。所以说，选官制度是清官人格力量生成的制度保障。
（三）家庭教育：清官人格力量形成的直接影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家风家训的重要性，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祸及子孙、贻害社会”。[6]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自汉立天下，家训渐入盛行，宋元时期达到鼎盛，《颜氏家训》《朱子家训》《曾文正公家书》《温氏母训》 [7]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家训。古代家训的名目多样，大致有训诫、遗训、书信、警句、著作这几种，这类家训往往有关人生经验的总结，如何处世待人及德行气节的养成。长者们通过自身经历在子孙未入世之前完成对他们人格的塑造和培育。家训中如“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名言警句，以及“曾子杀猪”“孟母三迁”等经典故事，还有明代袁黄所著的《了凡四训》，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和时代价值。家训成为中国传统家庭对子女理想信念及道德品质教育的最常用法宝，一个家庭有好的家训、家规，才能有力培育优良家风，才能引导后世子孙修身立德，为他们成年后的人生道路奠定道德根基。中国古代清官从稚嫩懵懂的孩童成长为封建能官廉吏的楷模，其守正执法、忧国忧民、廉洁清正等品质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长期的家庭教育塑造出来的，如东汉杨震以“天知，神知，我知，自知”怒斥贿赂者，又以遗财不如遗清白的治家之道，为后世子孙做出了拒腐奉廉的榜样。明代于谦出生官宦家庭，其祖父为人刚毅忠烈、父亲乐善好施，于谦深受长辈言行熏陶，在年少时就写下“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千古绝句，誓做一名忠君爱国、爱护百姓的能臣，坚守国家大义和民族气节。 （四）清官主体：清官人格力量塑造的自省自律
重视名节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人生信条。他们始终将“吾日三省吾身”作为严格自律的基本要求，同时，他们内心也不乏存在名垂千古、流芳百世的愿望，正所谓“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纵观古今，人们总有不同的名利观，特别是儒家所倡导的“立功、立言、立德”的价值观，更是影响了士人的心理状态。他们认为，好名声更能体现士人的风骨。因此，通过自省自律塑造自我人格力量俨然成为他们的人生追求。例如海瑞就把“不为乡原，必为圣贤”当作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曾国藩每日都通过“日课十三条”来自省，每天都通过“研几”来净化灵魂，告诫自己要克制贪欲并时时自省改过以求自己廉洁的政治本色不变色、不走样。封建时代，在奢靡严重的官场风气下，历代清官依然能够坚守心中的那方净土，不与贪官腐官同流合污，勇于与不正之风作斗争，缘于清官主体能够时刻用“内圣外王”的道德标准严格约束自己，用自己的“清”去净化官场和社会的“浊”，用言行去感化众人，并且使这种行为方式成为一种习惯，以达到匡时济世、救国救民的目的。
三、中国古代清官人格力量的借鉴与传承
古者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们在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清官人格力量的深刻内涵并进行现代传承的同时，更应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历史态度固根本、除糟粕，强弱项，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并借鉴之，在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中加以继承和弘扬，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一） 弘扬古代清官“修身正己”的人格力量，提高领导干部自持力
庄子云：“廉贪之实，非以迫外也，反监之度”（《庄子·让王》），“廉”的养成主要靠自身约束，通过提高自身思想道德素质——思想上常补廉德之“钙”，才能增强自身抵御“五色”“五音”“五味”之物欲的“免疫力”。当今的领导干部作为人民的公仆，更应该具有这种自持力。“官德”建设对于国家治理至关重要，对社会风气有引领和示范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席在批示张子善、刘青山的腐败案时指出“治国就是治吏”，并引用《管子·牧民》的一句话强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正如孔子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8]。领导干部来源于人民群众，理当为民之表率，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上更应创优争先，做好榜样示范，从而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唐代柳宗元曾说，“守正为心，疾恶不惧”，被誉为“陈青天”的北宋名臣陈希亮不畏权贵，守正执法，即使是面对皇权，也敢于去拽“老虎尾巴”不折节屈从。在对皇亲贵胄沈元吉横行汴州、骄纵不法的案件处理上，他临危不惧泰然自若，依法将沈元吉缉拿归案，后因此被治罪罢官。之后朝廷迫于民间舆论压力又重新起用陈希亮。复职之后的他依旧初心不变，秉公执法不徇私情。以史为鉴，新时代的领导干部抵御外界各种风险和诱惑就应该像陈希亮一样，恪守正道、以义制利，坚守底线不触碰、面对诱惑不心动，对权力和法律常怀敬畏之心，真正做到“修身正己”。
（二）弘扬古代清官“勤政恤民”的人格力量，增强领导干部为民意识
正史和野史对清官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特点评价都不约而同地指向“执法如山”“以民为本”。“唐室砥柱”狄仁杰在任职大理丞管事不到一年的时间，集中处理了积压的遗案，秉持公平正义，不留冤假错案。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替民伸冤解难，为民主持公道，用执法无私践行清官的道德操守。爱民如子又嫉恶如仇，他的一生都在做百姓的司法守护神，在他的身上始终坚守勤政恤民道德情怀，堪称以民为本的清官典范。相对来说，古代清官极少，而贪官、昏官却多如牛毛。新时代，这种情况虽已发生时代嬗变，但腐败问题一直屡禁不止，特别是司法腐败，老百姓打官司难等问题屡见不鲜。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贪官、昏官在作祟，导致司法不公、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尽管古代清官的民本思想存在先天的缺陷，但是，古代清官“勤政恤民”的人格力量在当下仍有时代价值。弘扬古代清官“勤政恤民”的人格力量才能增强新时代领导干部的为民意识，真正做到执法如山，切实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
（三）弘扬古代清官“为政俭廉”的人格力量，引导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在传统社会治理中，通过官员的道德示范引领和社会教化作用来使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加强道德自律是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这样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宁。通过弘扬古代清官的“为政俭廉”魅力，以道德手段治理国家，是一种内柔外刚、润物无声的政治实现。因此，德治是古代政治家乐意践行的治国理政模式。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下，引导领导干部为政俭廉需要厘清义利關系，进而引导他们为政以德。孔子认为，“逐利是人的天性，同时，他也强调追求物质财富应当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是有前提的”[9]。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所关注和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是主体人格的道德性问题。孔子最早提出了义利的命题，主张以义制利，曰：“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论语·里仁篇》）同时期还有墨子的义利观，他认为，“义，利也”（《墨子·经上》），但这里的利是指公利，是利他、利天下的利，不同于个人的私利。对于“廉”的释义我国古代思想家也有独到的见解，庄子认为的“廉”也是一种利他的廉，他认为，廉就是取个人私利时要妥善处理好人己关系，须顾及他人利益，说：“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10]那种舍他为己损害他人图己之快的做法是完全违背“廉”的要求的，“故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廉，故不以贵富而忘其辱”[11]。因此，为政俭廉要“以义制利”，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古语有云：“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官员的腐败堕落是渐进式发展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不虑于微，始贻于大;不防于小，终亏大德。”所以，官员们也应当慎于微处、克制贪欲、防微杜渐，提高自身的道德人格并且慎终如始，进而养成良好的政德。
传承中国古代清官的人格力量不仅仅要弘扬传统清官文化，还要不断加强道德教化以涵养官员的为民政德。中国古代清官的人格力量是其多方面能力素质的综合体现，应该在历史的传承中不断地对它们加以创新创造，诸如“尊老孝亲”“为政俭廉”“勤政恤民”“敢于担当”等古代清官的人格力量，在新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传承发展好中国古代清官的人格力量，必将有利于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推进，必将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如期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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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吕不韦.吕氏春秋[M].黄碧燕，译注.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75.
责任编校 王学青
Personality Power of Ancient Honest Officials and Its Modern
Inheritance
SUN Bo， CAO Jiajia（School of Marxism，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racing the 5000-yea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countless honest officials have been recorded in the annals and honored through the ages， the filial piety and respect for the elderly and relatives， devotion to state governance and stability， frugality and honesty， concern for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and courage to take responsibilities shining in history. China is currently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power of ancient upright officials’ personality being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ts transformation to the modern era and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ethic culture： The spirit of ancient officials’ “self-righteousness” is to be promoted for our leaders to correct themselves; The personality of such ancient officials’ diligence in their public duties and getting close to the public is to be promoted to cultivate the awareness to serve the public; The morality of ancient officials’ cleanliness in executing public power is to be encouraged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our leaders to be clean in their public positions.
Key words： ancient honest officials; personality strength; modern inheri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