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实习记者李广宇 王 涛）大学社为我国的学术科研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外界一直以为出版资源丰富的大学社在服务教学科研、繁荣学术出版的征途上会一路凯歌，风光大好，但通过近期与几家中小型大学社社长的接触，记者发现一些中小型大学社正行走在尴尬地带,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羁绊使一些出版社遇到了发展“瓶颈”。
　　
　　领导人频繁更换
　　高校是大学社的“婆家”，大学社一直处于高校的行政领导之下。绝大多数出版社成立都不过十几年，但有些社自建社以来已经换了好几任领导，最多的竟达六至七任，平均二三年就换一任。一些大学社的人事任命，优先考虑的不是谁了解、熟悉、胜任出版工作，而是服从于学校工作的总体安排。谈到广西师大社领导任职的相对稳定性，一些社长眉宇之间都流露出羡慕之情。因为每一任新领导都有一段“学习期”、“适应期”，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划与策略。还有一些社长同时还肩负着一定的科研任务，“大学社社长是出版人，还是教授”？频繁的领导更迭不仅严重影响了出版社的发展进程，而且也破坏了整个出版社长期发展规划的连续性。试想，如果广西师大社频繁更换领导,肖启明的管理思路就不会得到贯彻，那么就不会有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的横空出世，也不会有广西师大版人文类图书的品牌声誉，更不会有广西师大社今天的成就。
　　
　　出版资源流失加剧
　　相对于一般的出版社，大学社可以利用所在大学的知名度，并拥有大学独特的作者和选题优势。同时，学校的学术氛围也有利于高品位学术图书的诞生。但是，中小型大学社在出版资源方面并没有绝对的优势，现在出版社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优秀的作者、项目都被多家出版社争夺。一方面，随着原部属高校不断下放地方，一些大学出版社以前可以从所属部委获得出版资源、出版项目的优势也随之失去，变成了一些中央级专业社的“囊中之物”。另一方面， 高校盛行以学术论英雄，以著作的出身论高低。大学社所依附的高校拥有一些专家学者，但他们的作品不一定交给本校出版社。许多高校已经明文规定，在不同级别的出版社出版的科研成果，其作者在评职称、申请科研奖励时的待遇是不同的。这无形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小大学社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本校科研成果花落他家，而毫无办法。
　　
　　校社之间的利益博弈
　　大学社依托大学的品牌和学校资源，向学校上交一定的利润，本是无可厚非，但是一些大学只注重出版社的经济效益，下任务、定指标，把出版社当成“摇钱树”，只知道“摇”钱，而不知道“浇水”。尽管各大学的要求不同：少则几百万，多则近千万，但是一些大学给出版社定的利润指标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使一些中小型大学社背负着沉重的财务指标。据报道，某一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一年利润不过1600万，而学校就要求上交1000万，“社里都拿不出钱来”。当然该社的这种情况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事实上，大部分大学社都是学校预算外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例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每年圣诞节之前会向学校上交部分利润，数目约为800万元，甚至超过北大方正。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曾透露：“北师大社在北师大所有校办产业中是办得最好的……对学校的回报无论是社会影响力方面还是经济效益方面都是巨大的”。“外研社也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重要的一项收入，大大补充了学校经费来源的不足”。作为校办企业而享受免税的大学社，此前是比照税率向学校上缴部分利润。而现在，免税优惠时代的终结，使出版社又多出一块税负，企业所得税与上交给学校的利润像两座大山一样压得出版社喘不过气来。强社、名社尚且如此，一些中小大学社就更加吃力。在这种氛围下，“大学社长不会把自己当企业家来做。大部分社长的目标就是对学校交足钱，自己社不出乱子”,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社长方红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出版社很难静下心来打造精品书、常销书，只能疯狂地多出书，以书的种数来增加总码洋的基数。结果，书的种类是越来越多，出版社离品牌化、精品化的道路就越来越远。壮大实力、做大做强也就成了水中月、雾中花。
　　
　　发展环境遭遇寒流
　　当国家强力介入中小学教材出版改革领域，实行免费教科书的政府采购、发布限价令、出台教材发行选用招投标政策，整个出版行业的利润急剧下降，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教育社和大学社。这不仅导致利润减少，而且使区域割据更为明显。不少出版社转向了大学教材出版。“僧多粥少”，中小大学社原来所占据的“高地”，被一点点地蚕食，大学教材出版的利润也在逐渐地变薄。面对高教社这样的强势社，长期以来积累的优势，从作者到渠道的双重竞争，众多中小大学社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相对于专业类出版社如外研社，在产业链上做延伸，在外语市场上寻求多元化的回报，中小大学社由于自身作者资源、编辑资源的限制，难以做大。
　　是继续维持现状，还是在夹缝中突围，闯出一条新路？该是中小型大学社选择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