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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有个学者彭渊材，江西宜丰人，读书很杂，书里的话他都信。书上有驱蛇的口诀，他信以为真，到郭太尉府上去驱蛇，被蛇追得乱逃，汗流浃背，脱掉冠巾，自我解嘲：“这蛇是太尉宅神，驱它不得!”他研究音乐，写了本乐书，献给朝廷，朝廷给他做了个协律郎的小官。
彭渊材在外十余年，家中老的老，少的少，连稀饭也喝不上。他的爸爸写信要他回家，他骑了匹驴子，带了个布袋，终于回家来了。亲戚乡里，相聚谈论：布袋里定是珠宝，这下子父母妻儿，可免于忍冻挨饿了。彭渊材听了，喜形于色，说道：“吾富可敌国，汝可拭目以观。”打开布袋一看，里面装的是李廷珪制墨一锭、文与可画墨竹一幅(图1)、欧阳修写《五代史》草稿一包。
从史料看，这个彭渊材也有不少专长，在京师十余年，颇受贵人欢迎，也一定积累了不少钱。可他是个文物爱好者，有钱就买文物，及至回家，除了几件文物，依旧囊无分文。他的文物，要传到现在，真可“富可敌国”。李廷珪墨，不知还有存世否?文与可墨竹，存世不过两三幅；欧阳修字迹，存世也不过数页。彭渊材能预知这些文物的稀有性、可贵性，可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真正出于内心爱好，能倾其所有收藏文物的人。
有人比喻：真正的收藏家，是捧着金饭碗讨饭的人。因为，只有真正的收藏家，才会热爱藏品，才会独具慧眼，才会收藏到“价值连城”的藏品，才会同藏品融会一体，生死系之。即使忍冻挨饿，也决不变卖藏品，换取温饱。所以说，是捧着“金饭碗”，宁可讨饭，也决不卖碗的人。
南宋赵孟坚，热爱一册《定武兰亭》，常带身边。一次，坐船落水，几乎丧命，好容易捞出《兰亭》，站在水里大喊：“《兰亭》在此，馀不足介意也!”他在卷首写了8个大字：“性命可轻，此宝难得!”
被世人称为“草圣”的于右任，热爱古代碑刻，刻意收藏魏、晋、南北朝墓志，费时20年，耗银洋10万元，收藏到墓志、刻石300余方。因其中有七对夫妇墓志，即名居室为“鸳鸯七志斋”。后将这些藏石，全部捐赠西安碑林。其中一块《周易》石刻(图2)，是东汉蔡邕《石经》的唯一遗存，真是无价之宝，何啻“金饭碗”?于右任身为国民党元老，任监察院院长30余年，奖掖后进，接济贫困，不遗余力，但自奉节俭，到台湾后，幼子出国读书，交不起学费，有时伙食费也接不上，还得靠厨师设法解决。病重时，唯恐付不起医药费，要求出院。他的身边有只锁着的铁皮箱，逝世后打开一看，藏的不是珍宝，而是欠人债款的帐目。身边的厨师、副官，他都欠着钱。
杭州文澜阁，藏有一部《四库全书》。太平军攻占杭州，焚毁文澜阁，任意糟塌《四库全书》。天雨道路泥泞，太平军即以《四库全书》包扎马足，以利行走。太平军退走后，杭州人丁丙(1832-1899年)，热爱《四库全书》，与哥哥丁申从煨烬瓦砾中拣得《四库全书》万余册，又花钱收购散落民间者。缺失部分，雇人至外地抄补。及巡抚重建文澜阁(图3)，即将全部《四库全书》送至阁内庋藏。他为保护《四库全书》，不惜花费重金，花费时间。但他自奉极为节俭，出门拜客，一套出客衣，叫佣人捧在手里，到了人家大门口，才换到身上。他写信往往不用白纸，而是利用废纸，翻过来写。我藏有一封他写给金鉴的信，就是写在一张商品仿单反面的。
郑振铎先生(1895-1958年)也爱书成癖。他曾在《古今文综》的题识中写：在温州读中学时，看到有个同学买了部《古今文综》，“羡慕无己”，利用一个暑假，借来从中抄集出两本《论文集要》。至今已四十余年，忽于中国书店看到此书(《古今文综》)，“乃购之归，以纪少年时代一段艰苦求书的事实。”郑振铎毕生爱书藏书，共收书17200余种，近10万册。郑振铎遭遇空难后，其家属遵照生前意愿，全部献给国家。郑先生收书偏重俗文学，根据所收资料，写成专著，有《中国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画册》等等。
明朝的项元汴，收藏书画，可算得上是个大家了。可他是个生性吝啬的人。发现所收书画，价格贵了，会长吁短叹，整天闷闷不乐。他的哥哥项子长，是个进士，兄弟情深，十分厚道。发现弟弟闷闷不乐，就故意找他谈天，表示十分看重弟弟买贵了的书画，把他原价收购过去。
1961年，北京市面出现两幅苏东坡的画：《潇湘竹石图》、《古木怪石图》，索价甚高。专家对两幅画的评论不一，邓拓认为《潇湘竹石图》是真迹，“景色苍茫，令人心旷神怡。徘徊凝视，不忍离去。”他以5000元的天价买了这幅画。为了凑钱，节衣缩食，连件像样点的衣服也合不得买。他的夫人调侃他：“你只要前面挂张宋画，背后披件明画，就心满意足了。你呀，简直成了《皇帝的新衣》里的人物了。”
20世纪上半世纪，我国有位大书画收藏家张伯驹(1 898-1982年)，人称“怪爷”。因为他为了阻止国宝外流，数次变卖家产，高价收藏了晋陆机《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图4)、唐杜牧《张好好诗》等稀世之珍。解放后，他把自己的珍藏献给国家，但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赶到乡下“改造”。年已古稀的老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生活十分困难，连水都喝不上。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经周总理关怀、毛主席点头，才得返城担任一个月薪七八十元的文史馆员，解决了衣食之忧。
展子虔《游春图》，卖方索价足赤(纯金)200两。张大干闻讯，从上海专程飞抵北平，与卖方讨价还价。卖方不肯让价，张大千悻悻而去。张伯驹知情后，变卖房产，如数买下。张大千曾自刻一印：“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他的书画藏品，确属“富可敌国”，但论“贫无立锥”，如指田产犹可，指家财则不可。他有好几处房产，台北的摩耶精舍，其豪华程度，恐全国能与匹敌者几稀。
清朝时，有个扬州人收藏古钱成癖。家境富有，上辈即藏有古钱。兄弟分家时，他光要古钱，不要家财田宅。光是“汉兴”钱，即藏有24枚。家无恒产，生活困难。其妻取一枚“汉兴”钱至古董店换得一枚银洋，以买柴米。他知道后大惊失色，急往赎回。他对藏品是“生死系之”，宁可妻儿冻饿，也不变卖藏品。
语云：“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也可以说：不以藏品多寡论是不是真正的收藏家。《红楼梦》里的石呆子，只藏有20把摺扇，但他理解藏品，热爱藏品，生死系之，是个真正的收藏家。相反，南宋的贾似道、明朝的严嵩，收藏品类之广，质量之好，都是当代独步。但他们不是真正的收藏家，只不过是把藏品当作权势、财富的象征。他们的收藏不依赖自身的真才实学，不走艰苦的收藏途径，而是网罗一批清客、鹰犬，巧取豪夺，蓄意霸占。为了得到藏品，不惜掘人坟墓，破人家室。他们的藏品来得快，去得也快，未及终身，已冰山消融，抄家入库。早在明朝时，茅维就说过：“世庙(指嘉靖皇帝)时，有豫章权相者(指严嵩)，沉湎金珠，百计苞苴。一味耳食，何异坐井观天，刻舟求剑欤!” 清铁泳《履园丛话·收藏》云：“收藏书画有三等：一日赏鉴，二日好事，三日谋利。”他说，对于书画，“有笃好为性命者”，“有视为土苴者。”“大约千人之中，难得一人爱之。即爱之而不得其爱之之道，虽金题玉躞，插架盈箱，亦何异于市中之骨董铺邪。”这就是“赏鉴”与“好事”的区别之处，至于“谋利”，“则临摹百出，作伪万端，以取他人财物，不过市井之小人而已矣。”钱泳所难以预料的是，现在对“谋利”，已有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名词，叫做“艺术品投资”。既是“投资”，目的就在于“增值”、“回报”。他们所关心的是书画的市场行情，特别是他们手头所持有的书画的行情。炒股票，炒房地产，又出现了炒文物、艺术品。高尚、优雅的收藏界，禁得起如此捣腾吗?在捧金饭碗讨饭的行列里，出现手持算盘的大腹便便者，是何等辛辣的讽刺呀!
要之，做一个真正的收藏家，要有丰富的文史知识，较高的艺术修养，更要有坚强、清醒的自主头脑，不随风逐浪，不人云亦云。
说到这里，有人会指出：照你的说法，只有学者、专家能做收藏家，一般人做不得了?我的意思决非如此，现身说法，我开始收藏书画时，只是个二十来岁的高中毕业生。但我如饥似渴地寻找有关资料，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史知识、艺术修养。边收藏边学习，边学习边成长，如此而已。
古往今来，有不少劳动人民成为收藏家。根据史料，有个店员成了碑帖收藏家，他写出来的专著，令翰林院的老爷们也称佩不已；有个农民成了书画收藏家，他的藏品中有元赵雍的《高士鼓琴图》。1954年，我出差到临安县，问起县里有没有书画收藏家?人们告诉我，临安收藏书画最出名的是一个开豆腐店的人，他有五十来岁了，豆腐店就开在大街上，我找他谈过话。他说以前收藏过几十幅书画，最好的是宋人无款《百禄图》(图5)，绢本，上面画着一百只梅花鹿。“现在都没有了，归公家了。”
1988年，我结识上海工人书画收藏家程宽渭。他比我大9岁，当年已有70岁。他和我是东阳老乡，但以前并不认识。他的父亲是裁缝，他只读过4年书，就跟父亲到杭州做裁缝。从1938年起，一直在上海绸厂做工。一个只读过4年书的血统工人，怎么会成为书画收藏家的呢?原来，以前大户人家雇裁缝，不是十天八天，不是一月两月，而是长年累月，为全家男女老少，不停地做衣服。程宽渭的父亲，就在杭州闻人唐澄宇家做了30多年裁缝。程宽渭跟父亲学裁缝，也是在唐家学的。唐家收藏书画甚丰，厅堂琳琅满目，而且时常调换。小裁缝面对书画，日夕欣赏，耳濡目染，心摇神夺。但他深知，书画十分高雅，十分名贵，穷人欲得，唯有梦中。谁知，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所有制大变革，“高贵”的书画，流入地摊。程宽渭发现，自己半天的工资，就可以买一幅书画，何乐而不买呢!日积月累，他收藏了一二百幅书画。他边收藏边学习，终于说起书画家小史来，滔滔不绝；论起鉴定书画心得体会来，头头是道，成为一位货真价实的工人书画收藏家。1990年，曾与我联合展出所藏书画精品于金华八咏楼(图6)。2000年程老病逝，使我失去了一位知心好友。上海作家圣野曾写一诗送给程老：
“把金碧绿山水藏起来，把笔走龙蛇藏起来，把不朽的魅力藏起来，把永恒的微笑藏起来，你用数十年的春光，织就了一幅百鸟争唱的锦缎。”
我也来说说，只一句：你是一位真正的收藏家!
彭渊材在外十余年，家中老的老，少的少，连稀饭也喝不上。他的爸爸写信要他回家，他骑了匹驴子，带了个布袋，终于回家来了。亲戚乡里，相聚谈论：布袋里定是珠宝，这下子父母妻儿，可免于忍冻挨饿了。彭渊材听了，喜形于色，说道：“吾富可敌国，汝可拭目以观。”打开布袋一看，里面装的是李廷珪制墨一锭、文与可画墨竹一幅(图1)、欧阳修写《五代史》草稿一包。
从史料看，这个彭渊材也有不少专长，在京师十余年，颇受贵人欢迎，也一定积累了不少钱。可他是个文物爱好者，有钱就买文物，及至回家，除了几件文物，依旧囊无分文。他的文物，要传到现在，真可“富可敌国”。李廷珪墨，不知还有存世否?文与可墨竹，存世不过两三幅；欧阳修字迹，存世也不过数页。彭渊材能预知这些文物的稀有性、可贵性，可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真正出于内心爱好，能倾其所有收藏文物的人。
有人比喻：真正的收藏家，是捧着金饭碗讨饭的人。因为，只有真正的收藏家，才会热爱藏品，才会独具慧眼，才会收藏到“价值连城”的藏品，才会同藏品融会一体，生死系之。即使忍冻挨饿，也决不变卖藏品，换取温饱。所以说，是捧着“金饭碗”，宁可讨饭，也决不卖碗的人。
南宋赵孟坚，热爱一册《定武兰亭》，常带身边。一次，坐船落水，几乎丧命，好容易捞出《兰亭》，站在水里大喊：“《兰亭》在此，馀不足介意也!”他在卷首写了8个大字：“性命可轻，此宝难得!”
被世人称为“草圣”的于右任，热爱古代碑刻，刻意收藏魏、晋、南北朝墓志，费时20年，耗银洋10万元，收藏到墓志、刻石300余方。因其中有七对夫妇墓志，即名居室为“鸳鸯七志斋”。后将这些藏石，全部捐赠西安碑林。其中一块《周易》石刻(图2)，是东汉蔡邕《石经》的唯一遗存，真是无价之宝，何啻“金饭碗”?于右任身为国民党元老，任监察院院长30余年，奖掖后进，接济贫困，不遗余力，但自奉节俭，到台湾后，幼子出国读书，交不起学费，有时伙食费也接不上，还得靠厨师设法解决。病重时，唯恐付不起医药费，要求出院。他的身边有只锁着的铁皮箱，逝世后打开一看，藏的不是珍宝，而是欠人债款的帐目。身边的厨师、副官，他都欠着钱。
杭州文澜阁，藏有一部《四库全书》。太平军攻占杭州，焚毁文澜阁，任意糟塌《四库全书》。天雨道路泥泞，太平军即以《四库全书》包扎马足，以利行走。太平军退走后，杭州人丁丙(1832-1899年)，热爱《四库全书》，与哥哥丁申从煨烬瓦砾中拣得《四库全书》万余册，又花钱收购散落民间者。缺失部分，雇人至外地抄补。及巡抚重建文澜阁(图3)，即将全部《四库全书》送至阁内庋藏。他为保护《四库全书》，不惜花费重金，花费时间。但他自奉极为节俭，出门拜客，一套出客衣，叫佣人捧在手里，到了人家大门口，才换到身上。他写信往往不用白纸，而是利用废纸，翻过来写。我藏有一封他写给金鉴的信，就是写在一张商品仿单反面的。
郑振铎先生(1895-1958年)也爱书成癖。他曾在《古今文综》的题识中写：在温州读中学时，看到有个同学买了部《古今文综》，“羡慕无己”，利用一个暑假，借来从中抄集出两本《论文集要》。至今已四十余年，忽于中国书店看到此书(《古今文综》)，“乃购之归，以纪少年时代一段艰苦求书的事实。”郑振铎毕生爱书藏书，共收书17200余种，近10万册。郑振铎遭遇空难后，其家属遵照生前意愿，全部献给国家。郑先生收书偏重俗文学，根据所收资料，写成专著，有《中国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画册》等等。
明朝的项元汴，收藏书画，可算得上是个大家了。可他是个生性吝啬的人。发现所收书画，价格贵了，会长吁短叹，整天闷闷不乐。他的哥哥项子长，是个进士，兄弟情深，十分厚道。发现弟弟闷闷不乐，就故意找他谈天，表示十分看重弟弟买贵了的书画，把他原价收购过去。
1961年，北京市面出现两幅苏东坡的画：《潇湘竹石图》、《古木怪石图》，索价甚高。专家对两幅画的评论不一，邓拓认为《潇湘竹石图》是真迹，“景色苍茫，令人心旷神怡。徘徊凝视，不忍离去。”他以5000元的天价买了这幅画。为了凑钱，节衣缩食，连件像样点的衣服也合不得买。他的夫人调侃他：“你只要前面挂张宋画，背后披件明画，就心满意足了。你呀，简直成了《皇帝的新衣》里的人物了。”
20世纪上半世纪，我国有位大书画收藏家张伯驹(1 898-1982年)，人称“怪爷”。因为他为了阻止国宝外流，数次变卖家产，高价收藏了晋陆机《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图4)、唐杜牧《张好好诗》等稀世之珍。解放后，他把自己的珍藏献给国家，但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赶到乡下“改造”。年已古稀的老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生活十分困难，连水都喝不上。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经周总理关怀、毛主席点头，才得返城担任一个月薪七八十元的文史馆员，解决了衣食之忧。
展子虔《游春图》，卖方索价足赤(纯金)200两。张大干闻讯，从上海专程飞抵北平，与卖方讨价还价。卖方不肯让价，张大千悻悻而去。张伯驹知情后，变卖房产，如数买下。张大千曾自刻一印：“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他的书画藏品，确属“富可敌国”，但论“贫无立锥”，如指田产犹可，指家财则不可。他有好几处房产，台北的摩耶精舍，其豪华程度，恐全国能与匹敌者几稀。
清朝时，有个扬州人收藏古钱成癖。家境富有，上辈即藏有古钱。兄弟分家时，他光要古钱，不要家财田宅。光是“汉兴”钱，即藏有24枚。家无恒产，生活困难。其妻取一枚“汉兴”钱至古董店换得一枚银洋，以买柴米。他知道后大惊失色，急往赎回。他对藏品是“生死系之”，宁可妻儿冻饿，也不变卖藏品。
语云：“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也可以说：不以藏品多寡论是不是真正的收藏家。《红楼梦》里的石呆子，只藏有20把摺扇，但他理解藏品，热爱藏品，生死系之，是个真正的收藏家。相反，南宋的贾似道、明朝的严嵩，收藏品类之广，质量之好，都是当代独步。但他们不是真正的收藏家，只不过是把藏品当作权势、财富的象征。他们的收藏不依赖自身的真才实学，不走艰苦的收藏途径，而是网罗一批清客、鹰犬，巧取豪夺，蓄意霸占。为了得到藏品，不惜掘人坟墓，破人家室。他们的藏品来得快，去得也快，未及终身，已冰山消融，抄家入库。早在明朝时，茅维就说过：“世庙(指嘉靖皇帝)时，有豫章权相者(指严嵩)，沉湎金珠，百计苞苴。一味耳食，何异坐井观天，刻舟求剑欤!” 清铁泳《履园丛话·收藏》云：“收藏书画有三等：一日赏鉴，二日好事，三日谋利。”他说，对于书画，“有笃好为性命者”，“有视为土苴者。”“大约千人之中，难得一人爱之。即爱之而不得其爱之之道，虽金题玉躞，插架盈箱，亦何异于市中之骨董铺邪。”这就是“赏鉴”与“好事”的区别之处，至于“谋利”，“则临摹百出，作伪万端，以取他人财物，不过市井之小人而已矣。”钱泳所难以预料的是，现在对“谋利”，已有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名词，叫做“艺术品投资”。既是“投资”，目的就在于“增值”、“回报”。他们所关心的是书画的市场行情，特别是他们手头所持有的书画的行情。炒股票，炒房地产，又出现了炒文物、艺术品。高尚、优雅的收藏界，禁得起如此捣腾吗?在捧金饭碗讨饭的行列里，出现手持算盘的大腹便便者，是何等辛辣的讽刺呀!
要之，做一个真正的收藏家，要有丰富的文史知识，较高的艺术修养，更要有坚强、清醒的自主头脑，不随风逐浪，不人云亦云。
说到这里，有人会指出：照你的说法，只有学者、专家能做收藏家，一般人做不得了?我的意思决非如此，现身说法，我开始收藏书画时，只是个二十来岁的高中毕业生。但我如饥似渴地寻找有关资料，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史知识、艺术修养。边收藏边学习，边学习边成长，如此而已。
古往今来，有不少劳动人民成为收藏家。根据史料，有个店员成了碑帖收藏家，他写出来的专著，令翰林院的老爷们也称佩不已；有个农民成了书画收藏家，他的藏品中有元赵雍的《高士鼓琴图》。1954年，我出差到临安县，问起县里有没有书画收藏家?人们告诉我，临安收藏书画最出名的是一个开豆腐店的人，他有五十来岁了，豆腐店就开在大街上，我找他谈过话。他说以前收藏过几十幅书画，最好的是宋人无款《百禄图》(图5)，绢本，上面画着一百只梅花鹿。“现在都没有了，归公家了。”
1988年，我结识上海工人书画收藏家程宽渭。他比我大9岁，当年已有70岁。他和我是东阳老乡，但以前并不认识。他的父亲是裁缝，他只读过4年书，就跟父亲到杭州做裁缝。从1938年起，一直在上海绸厂做工。一个只读过4年书的血统工人，怎么会成为书画收藏家的呢?原来，以前大户人家雇裁缝，不是十天八天，不是一月两月，而是长年累月，为全家男女老少，不停地做衣服。程宽渭的父亲，就在杭州闻人唐澄宇家做了30多年裁缝。程宽渭跟父亲学裁缝，也是在唐家学的。唐家收藏书画甚丰，厅堂琳琅满目，而且时常调换。小裁缝面对书画，日夕欣赏，耳濡目染，心摇神夺。但他深知，书画十分高雅，十分名贵，穷人欲得，唯有梦中。谁知，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所有制大变革，“高贵”的书画，流入地摊。程宽渭发现，自己半天的工资，就可以买一幅书画，何乐而不买呢!日积月累，他收藏了一二百幅书画。他边收藏边学习，终于说起书画家小史来，滔滔不绝；论起鉴定书画心得体会来，头头是道，成为一位货真价实的工人书画收藏家。1990年，曾与我联合展出所藏书画精品于金华八咏楼(图6)。2000年程老病逝，使我失去了一位知心好友。上海作家圣野曾写一诗送给程老：
“把金碧绿山水藏起来，把笔走龙蛇藏起来，把不朽的魅力藏起来，把永恒的微笑藏起来，你用数十年的春光，织就了一幅百鸟争唱的锦缎。”
我也来说说，只一句：你是一位真正的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