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迈克尔·摩尔为他的记录片《华氏９１１》喜不自禁地走上戛纳的领奖台的那一刻，评委会主席、美国知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与他低声耳语了几句。由于摩尔有“大放厥词”的“前科”，例如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举行的２００３年度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仪式上攻击美国政府和布什总统，许多人怀疑塔伦蒂诺是否在给摩尔“提个醒儿”，让后者谨言慎行。
　　据摩尔事后的回答，塔伦蒂诺并未给他“施压”，只是告诉他评委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不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而是基于艺术的标准。在我看来，以《低级小说》、《杀死比尔》等“后现代”电影而闻名的塔伦蒂诺不过是在以一种“后现代”的话语方式履行评委会主席的职责。他的话看似在陈述事实，实则以“艺术”为借口提醒摩尔远离政治。果不其然，摩尔在致词中口气和缓了许多，没有像去年那样情绪激愤地喊出：“我们为你（布什）感到羞耻”，而是以揶揄的口吻说道：“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不想看（这部影片）”。
　　
　　媒体与政治：不是艺术标准能掩盖的
　　
　　不管塔伦蒂诺的“耳语”和摩尔的“妥协”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他们都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华氏９１１》体现了美国媒体与政治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而这样的关系不是用所谓“艺术标准”可以掩盖的。从本片拍摄之初，摩尔就刻意强调其政治意图：要提供一部关于布什执政四年的“另类历史”，让观众看到那些在受军事—工商业集团操控的美国主流媒体上看不到的画面。因此，独立记者、自由撰稿人、国外媒体（如英国“第四频道”和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成为该片最主要的信源。
　　从历史上看，“政治”一直是摩尔及其影片的最大“卖点”，《华氏９１１》也不例外。现在看来，摩尔在去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那番措辞激烈的讲话更像是为该片所做的媒体公关活动的序幕。这是因为他在讲话引起轰动效应后立即向媒体宣布了拍摄该片的计划，并在九个月内完成了创作。在戛纳电影节开幕之前，摩尔和他的《华氏９１１》又一次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热点之一，起因是负责发行的迪斯尼公司以影片揭露布什和本·拉登家族之间的关系为由，决定对该片进行“自我封杀”。尽管白宫的传播主管丹·巴雷特对记者表示“该片不值一评”，但又忍不住说它“虚假到令人愤慨的地步”，这无疑又引发了媒体的关注，为该片做了一次免费广告。
　　有了上面的“铺垫”，该片在戛纳电影节上首映后，“美国人能否看到该片”自然而然地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对此，制作方米拉美克斯公司的代表及其所属的迪斯尼公司的主管均是闪烁其辞，吊足了媒体和观众的“胃口”。该片如愿以偿捧回“金棕榈”大奖后几天，从大洋彼岸传来消息：迪斯尼公司终于“翻然醒悟”，撤销了早先的“自我封杀”令。该片将在今年秋季进入美国主流电影院线。
　　
　　政治、商业集团、媒体合演的“双簧”：“后政治”
　　
　　围绕《华氏９１１》出品和发行的这出“戏外戏”在精妙程度上绝对不输影片本身，怎么看怎么像是一出由政府、商业集团和媒体合演的“双簧”（确切地说是“三簧”）。诚然，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否定摩尔本人的政治激情是发自内心的。十多年前，他以《罗杰与我》一片崭露头角时就一再强调自己的“工人阶级”出身和“高中文化程度”，为其影片的反主流、反精英意识建立合法性。他充当“反布什主义”旗手的角色与这种意识也是基本合拍的。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美国的社会政治语境下，他本人及其作品无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可资消费的媒体“奇观”，其政治立场和批判意识在无形中被消解了。
　　我们不妨大胆揣度一下，如果没有这番“戏外戏”的炒作，《华氏９１１》注定会和摩尔的其他作品一样（包括那部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反映校园暴力的记录片《科伦拜恩的保龄》），只能在一些“艺术影院”小范围地放映，然后便销声匿迹。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再反思一下迪斯尼公司最初的禁令及影片获奖后的立即“解禁”，白宫那位传播主管欲言又止的批评，乃至于摩尔本人的“反布什宣言”……在后现代的政治文化语境下，上述这些行为和言论的政治诉求都被彻底“颠覆”了，它们自觉不自觉地都被纳入了围绕该片所做的媒体公关“战役”的一部分。
　　对此，摩尔恐怕只能慨叹自己生不逢时。如果他生活在风云激荡的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也许会成为像影星简·方达和拳王阿里那样的“文化英雄”———后两位均以反对越战而闻名。在当今的美国，他的反战立场和政治情怀只能沦为一种可以标价出售的文化消费品。在这样一个“我买（卖）故我在”的消费社会，徒有一番政治抱负的摩尔只能与他的作品一样臣服于一种“后政治”：政治无处不在，但又无可避免地被媒体化、娱乐化，其严肃的政治诉求最终被颠覆和消解。
　　
　　美国政治的好莱坞化
　　
　　“后政治”的一个鲜明特征便是美国政治的好莱坞化。美国有学者在研究了自肯尼迪以降的九位总统的执政历程后，指出当今美国的总统政治是按照媒体和娱乐的样式来运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电影和电视等“视像媒体”当道的美国，总统更像是一位好莱坞大片中的演员，“演技”的高下对其政治生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肯尼迪、里根和克林顿这三位总统善于通过媒体展现其高超的“演技”，因而获得了较好的口碑；而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和老布什等人则因“演技”不佳，总是被媒体中展现的负面现象所困扰，要么留下骂名，要么很快被人们淡忘。
　　虽然这番概括带有一些“戏说”的色彩，但大体上揭示了美国政治好莱坞化的特征。作为一部政治题材的影片，《华氏９１１》也不可避免地染上了这种“后政治”的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记录片，而演变为一部“记录剧”。尤其是在对布什的刻划和处理上，摩尔在片中把他塑造成了一个个性鲜明的戏剧人物，以致戛纳电影节的部分评委提出要给布什颁发“最佳男演员”奖，这绝不是一句玩笑之辞。例如，片中呈现了布什在获悉９．１１事件后强作镇静继续为佛罗里达的小学生朗读童谣的画面，以及在向全国发表伊拉克战争的宣战讲话前，与发型师轻松谈笑的场景。在这些片段中，他复杂而微妙的表情和语调变化是任何一位职业演员都难以匹敌的。
　　至于被媒体热炒的有关布什家族和本·拉登家族之间的联系，在美国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摩尔不过是把它作为片中的一个重要“情节”加以再现而已。总的来看，摩尔把他的反战立场和政治情结都化为了一个个彼此独立而又互相映衬的故事：从伊战前线归来的士兵讲述自己肉体和心灵的创伤；一位支持共和党、送子上战场的“英雄”母亲从儿子的来信和他的不幸阵亡的事件中认识到“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意义的战争”，等等。摩尔的这部“另类历史”为观众呈现的就是这样一种被戏剧化的“后政治”。从这部影片戏里戏外的一系列值得深思的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充斥着媒体文化“奇观”的美国社会，任何一位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尽管摩尔本人并不认同这一身份）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也可以感受到他们身处由政府、媒体和商业集团共同构建起来的“后政治”网络中的深深无奈：既对此深恶痛绝，又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这也正是《华氏９１１》所揭示出的美国媒体政治的复杂和微妙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