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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曩者强秦弱主，赵高执柄，专制朝命，威福由己，终有望夷之祸，污辱至今。及臻吕后，禄、产专政，擅断万机，决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内寒心。于是绛侯、朱虚兴威奋怒，诛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兴隆，光明融显。此则大臣立权之明表也……（《为袁绍檄豫州》）
陈琳，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他的传世诗文不多，最著名的是这篇《为袁绍檄豫州》。据《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记载，这是替袁绍写给刘备的檄文，笔锋是针对曹操的。董卓失败后，曹操把持朝政，“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在冀州起兵讨伐曹操，适逢陈琳避难冀州，于是他让陈琳写这篇檄文给刘备。当时刘备兵败，暂依曹操。此檄文历数曹操罪状，极言曹操失德，不堪依附，动员刘备归附袁绍。
从文学角度看，这篇檄文写得不同凡响。开头凭空起势，先声夺人，从大道理讲起，占据道德制高点，申述讨伐曹操的合法性。接着，从几个方面抨击曹操，揭露他的劣行与罪恶，文词犀利，夹叙夹议，最后得出“无道之臣，贪残酷劣，以操为甚”的结论;故而，讨伐曹操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从曹操的角度看，这是一篇非常恶劣的檄文，不仅对他本人大肆污蔑、妖魔化，而且把他祖宗三代骂得狗血淋头。
据《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陈琳传》裴松之注引《典略》说：“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曹操）。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想必，曹操读了这篇檄文，几乎气炸了肺，却意外治好了头痛病。换了报复心强的人，肯定要发毒誓：“你小子如此辱骂我，哪天落到我手中，一定要好生修理你！”
后来袁绍败于“官渡之战”，陈琳被俘获。曹操见了陈琳，只是淡然笑道：“你当初为袁绍写檄文，声讨我的罪状，辱骂本人也就够了，何故连我的父亲祖父一起骂呢？”陈琳诚惶诚恐，连忙谢罪。出乎意料的是，曹操既没有修理他，也没有要他的命，而是爱惜其才，委以重任，让他担任司空军谋祭酒，掌管记室。此后，陈琳充当曹操机要秘书，为曹操起草了许多军国檄文;工作之余，搞些文学创作，成为蜚声文坛的“建安七子”之一。
陈琳是幸运的，幸运的是遇到爱惜人才而又宽宏大度的曹操。如若遇到的是一般人，陈琳不仅会被处死，而且会死得很惨;如若地下有知，陈琳应该感到庆幸，庆幸遇到那个曹操，遇到那个时代。那个时代虽然动荡不安，但是却涌现出一批恢宏大气的人物。假如他生活在明清，或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明太祖朱元璋，诛杀开国功臣从不手软，对待文人更不客气。诗人高启，丝毫没有触犯朱元璋，只因《上梁文》中出现“龙盘虎踞”一词，就让朱元璋龙颜大怒，下令把高启腰斩，身体被砍成八段，死得极惨。明成祖朱棣也够心狠手辣，方孝儒因为拒绝为他起草即位诏书，不仅本人被车裂于街市，而且株连十族，亲友学生870余人无辜遇害;方孝儒诗文遭查禁，庶吉士章朴藏有其诗文，被同僚杨善告发，就摊上杀身之祸。试想，假如陈琳生活在明代，并且写出诽谤皇帝的诗文，不仅本人会被剁成肉酱，而且会遭株连，所有亲友都要被砍头，所有诗文都会被销毁查禁。假如他生活在清朝，也会遭遇类似的厄运，因为清代的“文字狱”极为兴盛，吟出“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句，就会被处以极刑，直接冒犯龙颜，岂能幸存？
当然，曹操之所以不杀陈琳，除了他的豁达大度，还要归因于他的理性与自信：他知晓，陈琳只是一介文人，受雇于袁绍，自然为袁绍摇旗呐喊;他若为我所用，也会为我擂鼓助阵。舆论宣传固然有效，但并非决定性因素，只有军事斗争，才能决出输赢。尽管陈琳的檄文极富煽动性，但曹操拥有足够的自信，哪怕自身兵力相对较少，也坚信能借精妙运筹以少胜多，一举击溃袁绍。所以，有没有那篇檄文并不重要。
既然檄文无关大局，就没必要追究作者责任。即使自己祖宗三代遭到辱骂，对于豪放大气的曹操来说，也可以忽略不计。相比之下，明清统治者不仅不够大度，而且也不够自信。究其原因，关键是明清皇权专制几乎登峰造极，远不及唐宋政治清明。专制君主往往敏感多疑，喜欢大包大揽，害怕大权旁落。但是，偌大的国家又不得不委托他人治理，这让君主时刻为之忧虑，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触动他的敏感神经。为了防止他人觊觎皇位或图谋不轨，就必须进行严格监控;在专制者看来，最有效的监控就是高压恐怖，只有高压恐怖，才能压制人们的雄心或野心，才能保证政局的稳定。所以，任何疑似冒犯朝廷的言行，都会遭到穷追猛打。
诚然，为了国家繁荣富强、社会和谐进步、人民幸福安康，需要保持政局稳定。但是，稳定不能以高压恐怖维持，只许歌功颂德，不可批评指责。各种言论，无疑有必要区别对待。对于恶意诽谤、无端造谣、煽动颠覆政权的言论，理应予以驳斥与打击;而对于正当批评、合理建议，甚至严厉指责，还是包容为宜。毛泽东同志说过：“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倾听不同的意见，其实更能了解客观事实，有助于改进工作。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有一句名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中国古语有云：“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所有这些，已然成为现代共识与基本伦理，得到文明世界的信奉与遵从。
在封建时代，曹操能够包容陈琳的辱骂，实在难能可贵;不过，曹操并非圣贤，他有宽宏大度的一面，也有心狠手辣的一面。孔融、杨修等名士，就是因为某些言论惹恼曹操，而惨遭杀害。所以，人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陈琳的幸遇实在侥幸。这样的幸遇在历史上寥寥无几，更多的是遭遇禁锢，甚至惹来杀身之祸。历史证明，想要摆脱人治下人人噤若寒蝉、道路以目的困境，最佳选择是依法治国—— 因为法治彰显的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或团体行使超越法律的权力，特别是强制或奴役他人的权力。唯有推行法治，明确边界与权利，才能尊重并保障公民的正当权益，公民才不至于因为发表言论而轻易“摊上大事”。
陈琳，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他的传世诗文不多，最著名的是这篇《为袁绍檄豫州》。据《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记载，这是替袁绍写给刘备的檄文，笔锋是针对曹操的。董卓失败后，曹操把持朝政，“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在冀州起兵讨伐曹操，适逢陈琳避难冀州，于是他让陈琳写这篇檄文给刘备。当时刘备兵败，暂依曹操。此檄文历数曹操罪状，极言曹操失德，不堪依附，动员刘备归附袁绍。
从文学角度看，这篇檄文写得不同凡响。开头凭空起势，先声夺人，从大道理讲起，占据道德制高点，申述讨伐曹操的合法性。接着，从几个方面抨击曹操，揭露他的劣行与罪恶，文词犀利，夹叙夹议，最后得出“无道之臣，贪残酷劣，以操为甚”的结论;故而，讨伐曹操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从曹操的角度看，这是一篇非常恶劣的檄文，不仅对他本人大肆污蔑、妖魔化，而且把他祖宗三代骂得狗血淋头。
据《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陈琳传》裴松之注引《典略》说：“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曹操）。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想必，曹操读了这篇檄文，几乎气炸了肺，却意外治好了头痛病。换了报复心强的人，肯定要发毒誓：“你小子如此辱骂我，哪天落到我手中，一定要好生修理你！”
后来袁绍败于“官渡之战”，陈琳被俘获。曹操见了陈琳，只是淡然笑道：“你当初为袁绍写檄文，声讨我的罪状，辱骂本人也就够了，何故连我的父亲祖父一起骂呢？”陈琳诚惶诚恐，连忙谢罪。出乎意料的是，曹操既没有修理他，也没有要他的命，而是爱惜其才，委以重任，让他担任司空军谋祭酒，掌管记室。此后，陈琳充当曹操机要秘书，为曹操起草了许多军国檄文;工作之余，搞些文学创作，成为蜚声文坛的“建安七子”之一。
陈琳是幸运的，幸运的是遇到爱惜人才而又宽宏大度的曹操。如若遇到的是一般人，陈琳不仅会被处死，而且会死得很惨;如若地下有知，陈琳应该感到庆幸，庆幸遇到那个曹操，遇到那个时代。那个时代虽然动荡不安，但是却涌现出一批恢宏大气的人物。假如他生活在明清，或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明太祖朱元璋，诛杀开国功臣从不手软，对待文人更不客气。诗人高启，丝毫没有触犯朱元璋，只因《上梁文》中出现“龙盘虎踞”一词，就让朱元璋龙颜大怒，下令把高启腰斩，身体被砍成八段，死得极惨。明成祖朱棣也够心狠手辣，方孝儒因为拒绝为他起草即位诏书，不仅本人被车裂于街市，而且株连十族，亲友学生870余人无辜遇害;方孝儒诗文遭查禁，庶吉士章朴藏有其诗文，被同僚杨善告发，就摊上杀身之祸。试想，假如陈琳生活在明代，并且写出诽谤皇帝的诗文，不仅本人会被剁成肉酱，而且会遭株连，所有亲友都要被砍头，所有诗文都会被销毁查禁。假如他生活在清朝，也会遭遇类似的厄运，因为清代的“文字狱”极为兴盛，吟出“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句，就会被处以极刑，直接冒犯龙颜，岂能幸存？
当然，曹操之所以不杀陈琳，除了他的豁达大度，还要归因于他的理性与自信：他知晓，陈琳只是一介文人，受雇于袁绍，自然为袁绍摇旗呐喊;他若为我所用，也会为我擂鼓助阵。舆论宣传固然有效，但并非决定性因素，只有军事斗争，才能决出输赢。尽管陈琳的檄文极富煽动性，但曹操拥有足够的自信，哪怕自身兵力相对较少，也坚信能借精妙运筹以少胜多，一举击溃袁绍。所以，有没有那篇檄文并不重要。
既然檄文无关大局，就没必要追究作者责任。即使自己祖宗三代遭到辱骂，对于豪放大气的曹操来说，也可以忽略不计。相比之下，明清统治者不仅不够大度，而且也不够自信。究其原因，关键是明清皇权专制几乎登峰造极，远不及唐宋政治清明。专制君主往往敏感多疑，喜欢大包大揽，害怕大权旁落。但是，偌大的国家又不得不委托他人治理，这让君主时刻为之忧虑，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触动他的敏感神经。为了防止他人觊觎皇位或图谋不轨，就必须进行严格监控;在专制者看来，最有效的监控就是高压恐怖，只有高压恐怖，才能压制人们的雄心或野心，才能保证政局的稳定。所以，任何疑似冒犯朝廷的言行，都会遭到穷追猛打。
诚然，为了国家繁荣富强、社会和谐进步、人民幸福安康，需要保持政局稳定。但是，稳定不能以高压恐怖维持，只许歌功颂德，不可批评指责。各种言论，无疑有必要区别对待。对于恶意诽谤、无端造谣、煽动颠覆政权的言论，理应予以驳斥与打击;而对于正当批评、合理建议，甚至严厉指责，还是包容为宜。毛泽东同志说过：“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倾听不同的意见，其实更能了解客观事实，有助于改进工作。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有一句名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中国古语有云：“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所有这些，已然成为现代共识与基本伦理，得到文明世界的信奉与遵从。
在封建时代，曹操能够包容陈琳的辱骂，实在难能可贵;不过，曹操并非圣贤，他有宽宏大度的一面，也有心狠手辣的一面。孔融、杨修等名士，就是因为某些言论惹恼曹操，而惨遭杀害。所以，人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陈琳的幸遇实在侥幸。这样的幸遇在历史上寥寥无几，更多的是遭遇禁锢，甚至惹来杀身之祸。历史证明，想要摆脱人治下人人噤若寒蝉、道路以目的困境，最佳选择是依法治国—— 因为法治彰显的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或团体行使超越法律的权力，特别是强制或奴役他人的权力。唯有推行法治，明确边界与权利，才能尊重并保障公民的正当权益，公民才不至于因为发表言论而轻易“摊上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