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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林继中先生，大约在十七年前，记得是在芜湖参加的一次古代韵文学研讨会上。人与名对上号后，我告诉他，我买过他的《文学史新视野》，读了有庄子所谓“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之感。
这一次见面后好几年，快相忘于江湖了，我将自己新鲜出炉的一册《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寄给他，也许是他当时心情好，他极其没有保留地表扬了我对王国维和鲁迅的“互训”，并且从此引为可以和他说说话的小伙伴。于是，我得到了更多阅读他的书，更多接其謦欬的时候。
一
林先生以之名家的学问是唐诗，尤其在杜甫研究上独擅胜场。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是他追随萧涤非先生时完成的博士论文，萧先生在简短的评语中盛赞该著“惨谈经营”，为“杜甫研究提供了一个至今为止最完善的赵注本”，其中，校刊部分“不但要求作者慎思明辨，剖析毫芒，作出判断，而且要求作者博涉群书，发现问题，付出巨大的工作量。”“前言部分的综合研究，颇多独到的见解，如对赵次公其人其书的考证及其时代背景的考察，对复杂的宋人注杜所作的一些清源通塞的工作等，大都能做到无征不信，实事求是”，而辑佚部分之甲乙丙三帙的辑佚工作“尤属创造性劳动”，全书“卷帙虽庞大，但提挈有体，行文亦复明净”，“是一部有相当高价值的学术专著。”
对于此种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被业界视为学术正宗的“朴学”工夫，林先生并无太多自我嘉许，他甚至认为，在因为特殊的机缘而拥有了别人不太可能拥有的材料基础上，这不是很难的事情，关键是要下笨功夫，冷板凳要坐得住。自然，这样的说法，也只有对一个像林先生那样悟性极高且富于积累的人，才可以成立的。
与萧涤非先生当年让他从事基础性的学术训练相比，林先生似乎更感念导师当年让他行万里路，沿着杜甫的足迹重走一遍，在实地考察中“感悟杜甫”带来的收获，感念他在厦门大学从周祖譔先生念硕士时广涉文献、泛览经史、痛读闻一多、钱钟书，以及通过西方文论不断扩张自己、启蒙自己的经历。他说：我自己的研究道路“是一面抓文献古籍，注重考据、义理、辞章，一面读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篇》《谈艺录》及西方文论，注重中西互证”，因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并不自限于古典文献学的视野与学力，让林先生在观察杜甫，观察唐代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史时，拥有了同辈古典文学学人少有的问题意识与思辩力，这才有他的“文学史新视野”“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以及“激活传统——寻求中国古代文论的生长点”等等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与文学史，尤其是诗歌史的属于他个人的梳理、总结和发现，才有他对于李白“大雅正声”与杜甫“道德文章”鞭辟入里的辨析和论证。他非常钦佩闻一多研治古典文學的成就，认为闻一多的考论跟古人很不一样，比如说对《芣苡》的考论，闻一多以传注训诂之学与民俗学、神话学、社会学相结合，辨明了芣苡的象征意义，以及以现代人的妇女观观照那个时代妇女在生育问题上所承受的巨大压力。闻一多以现代学术意识为主导，将传注训诂纳入文化大视野，激活了这门古老的传统学科。这种“文献实证”与“文化考察”的结合，不仅将训诂学从伦理道德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释放出空前的能量，还在“文学主体性”的回归中，既恢复了语境和诗意，并将之融入了现代学术。他说，这就是一种自觉的“中国文化诗学”。
林先生直言，当代中国的人文学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回到民国那些大师，回到闻一多这样的学术路径上来，并以之为原点和起点，明白并且保守自己的身份，调整固化的甚至越位的立场，深化体验，发现问题。
没有问题意识，没有方法论的自觉，没有被那种基于个人的特殊领会而又可能覆盖文学史普遍事实的问题与方法所贯穿，文学与文学史就是一堆没有经纬、没有主脑的材料和碎片。按照稍稍“后现代”一点的理解，所谓历史，大半是书写者的历史，并没有一种本质性、一元性的存在，它存在于阐释者的阐释中，存在于不同观念、不同趣味、不同视角的特殊观照中，只有足够的没有休止的问题意识与不断的方法论上的自觉自新，才有可能一步步接近魅力不竭的经典源泉与梦幻般迷乱的历史真相。对于林先生而言，则让他近乎本能地意识到，他的理论研究与发明，并不就是“绝对真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很多事情都不要想一次性解决，真理可以无限逼近，但永远不可能到达其终点。很多东西不可能完美，所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而“文学史的视野永无边界”。任何方法指导下的研究，都不免盲人摸象，等而下之的摸到大象的屁股，自然不如摸到象牙的来得“本质”，但你不能说他完全不对题。有时候，只有“非理性”可以打破条条框框，特别是对于艺术家来说，尤其要保持“非理性”的能力。而人文世界，最美丽的一元最终也会是噩梦。
二
承认认知的有限性和真理的相对性，当然不意味着可以放下朝向真理的努力，对于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者而言，“还原语境”是一个没有止境、没有尽头，必须不断俯仰投身的过程，而“重建诗意”则是为我们荒芜的心灵和蛮荒的处境寻觅栖息之地和泊归之所，为此，我们寤寐思之、上下求之。几年前，林先生集合身边一群年轻学者，成立了文化诗学研究所，倡导通过“文化诗学”的路径研读历史，检阅现实，探寻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按照林先生的说法：
文化诗学不是简单的将各个学科拼凑在一起，而是要将各学科知识方法有机融合起来，既使其“化合一体”又保证其“多元个性”。“文化诗学”的研究要重视实践，文化诗学的建构不只是为了回顾过去，而是希望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文化诗学的“诗意化”也是一样，通过对真相的追寻（因为没有真，就无所谓善与美；其中这个“真”是我们中国古代人“真性情”的“真”），使“真”与“善”结合成“美”。此外，我还主张文化诗学的实地检验，比如找“艺术之乡”的诏安县，全面铺开研究其历史、文化，并在文化考察中研究其文艺史、社会史或思想史，并追究其建构过程。方法路径与“民族志”类似，但倾向与追求不同，我更侧重于考察其审美趣味、审美经验的流变及其建构历程，并进一步研究这种审美形态通过我们的理论研究可以引导到一个什么样的更高的社会层面上去。 很显然，林先生心目中的“文化诗学”与斯蒂芬？葛林伯雷（Stephen Greenblatt）的“the poetics of culture”并不同义，也不同于时贤对于“文化诗学”的沿引和引申，而基本是“林家铺子”的特产。
自从林先生不厌其繁地向我阐述他的“文化诗学”观，我就一直试图跟上他的思路，也一直在琢磨，林先生的治学和思考，为什么会并不自足于他得心应手、轻车熟路的杜甫和杜诗，并不自足于盛唐诗歌与文化，甚至并不自足于他独出心裁的文学史与文论研究，而是再次出发，兴致勃勃地和他的学生及同道讲论起“文化诗学”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获得方法论上的启发，从不同的学术思维，从更广阔的文化视域中，获得具有阐释力、洞察力的概念和路径，显然是目标之一，也就是他所说的“要借用西方的水来反复冲洗我们的传统思维，积淀太深，太丰富了，需要‘减肥’一下。”方法的自觉，某种意义上正是理论自觉、思想自觉的表征，由此可以提升受制于习惯、受制于下意识本能而并不一定具有开放性与真确性的直觉判断的品质和水准，也是思想者可以超越主流意识形态遮蔽和垄断的重要凭据。
但是，我感觉，这似乎还不是林先生揭橥“文化诗学”的全部动力，甚至不是最根本的动力，根本的动力也许在于，他试图拥有一种充分理解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精神高度，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思想逻辑，并由此融贯中西，汇通古今，“我们心里头需要装着一个这样大的历史文化视野，正如王国维先生在《国学丛刊序》中所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此种文化上的自觉，此种因为自觉而带来的心灵的自由与开放，或者说，因为心灵自由与开放而带来的文化自觉，才是林先生未必自觉的动机与动力，也使得他可以从唐诗，从李白杜甫那里获得别开生面的同情与了解。此种自觉与自我超越，甚至不只是要重建语境，再现诗意，召唤盛唐，而别有期许。如此，方可以理解他对费孝通先生一个说法的认同，他说，他“对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其所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文化自觉’理论一接触就心向往之”，“‘文化自觉’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的认识，还要将民族文化置于全人类文化里面，多元统一。正所谓‘各美其美，美其所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长远看，保存民族文化并非我们的终极目的，构建全人类共同的新文化才是我们的高远目标。我们将拿出什么样的‘菜单’，以之贡献于人类新文化？”
只有这样创辟“新文化”的怀抱，才是他通过“文化诗学”的倡议所表达、所激发的学术壮心与热情所在。而他作為艺术家与思想者的无可羁束的心性，则成全了他宽阔而自由的审美，成全了他严肃而通达的思考。在林先生的手眼中，传统学术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学，显示了崭新的含义：贯通“义理”，自然要在历史深处，包括在现实生活的纷扰中，发现人性的诗意的光辉，发现精神的同一性与心灵的同构；尊重“考据”，必须具有还原历史现场的学识、教养和方法；付诸“辞章”，则意味着获得特定心智条件下的思想力与表现力，而最终是一种明敏的感受力、想象力与创造力；“经济”，也不再是政治性社会性的事功，而是一种创造新文化的抱负与情怀，一种从日常生活境遇中感知“诗意”的敏锐、天真与单纯。由此出发，庶几可以接榫盛唐时代王维、李白的“大雅正声”，接榫杜甫的诗心，庶几可以造就新的“道德文章”。
如此“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手眼，使得林先生几乎没有当代中国人文学术场域中那种狭隘而平庸的山头主义，那种以艰深文浅陋的伪专业主义的“领地意识”。他的治学也就如同一种源于内在生命需要的自我抒写，一种对于广大的人文世界的体认与洞彻，无须钦定，也少见功利性的自我限定，而有“万不得已者”在，他在《杜诗研究续貂》“自序”中说：“况周颐《蕙风词话》云，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余览杜诗，则有忧生忧世万不得已者自沉冥杳霭寂寞中来，此万不得已者，即杜之诗心也，此诗心诗意即之愈稀，味之愈浓，超越语言，超越个体之生命，与华夏文化同在，引我思，引我悟。” 他还说：“人有各种骄傲，就像跳高一样，想怎么跳就怎么跳，只要不是跳木马将别人按在底下。我自信，只要给我一支笔，一叠稿纸，一杯茶，就能写文章。我们搞文学不像搞物理、化学需要实验室，外面的大社会就是我的实验室。做学问不一定著作等身，蔡元培、赵元任对学术贡献大不大？你说他们有哪些巨著？但又为什么所有学人都将他们当丰碑，对不对？学问与学术贡献真不在于你在哪里和你有多少专著、论文，还包括其它很多东西。”
三
没有“明心见性”的澄明理性，不具备“知人论世”的能力和“自我抒写”的才具，自然无法懂得“万不得已者”何谓也，自然不能有如林先生这样“光风霁月”的洒落襟怀，不能有如此这般“予取予求”的豁达、自如与从容。夏虫不可以语冰，这样的豁达、自如与从容，甚至不是每一个同业者都可以理喻的。
记得去年到漳州参观林先生的书画展，似乎不经意的闲聊中，他嘲笑我总是以一些纠结得不行的人与现象作为观察对象与研究对象，结果不免把自己也弄得忧心忡忡，四顾茫然。他说，在一个物质化生存成为压倒性主题而不免窘迫的文化时代中，他很享受阔大的盛唐，他很庆幸自己可以接受盛唐文明与盛唐文化的长期浸染，他很高兴以唐诗为业，徜徉其间，这至少让他的精神世界不那么狭窄，不那么荒寒冷硬。
这不是林先生偶然的即兴说法，我曾经读到他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诗国观潮》，《后记》中的一段话说：“我赞成鲁迅的研究魏晋乱世与明清专制，从中找出‘国民性’的病灶来，我也欣赏马斯洛的研究人类‘不断发展的那一部分’的主张，我于是想在唐文化的研究中描画出我民族肌体曾经有过的健美，但我反对以任何影射的方式去处理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事情和现象，因为它并不‘有趣’而近乎无聊；可我却又喜欢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观照古人古事，企盼能在今古之间发现一条时间的隧道……力图让‘孤立’的现象在文化各因子错综复杂的大构架中找到合适的坐标。” 很显然，这段话所关涉的，不只是“术业”和“方法”的工具性选择，而事关一个人的心性、气质和风度，关乎一个人心灵深处的认同与服膺，关乎所谓“价值理想”与“人文精神”。
自从认识林先生，我总不免有点奇怪，在一个越来越制度化和规训化的学术语境中，花样百出的功利主义和蒙昧主义的目标，无孔不入的诱导性的或压抑性的力量，堂而皇之，大行其道，思想为犬儒放逐，常识被利益遮蔽，说得严重一点，真有如鲁迅曾经感慨过的，“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因为失去了价值关怀，失去了人文的整体视野，也失去了对于自由对于真理的主动奔赴，人文学术往往弄成了浅薄的应景与艳俗的装饰，成为眩人耳目的花拳绣腿，成为没有是非没有好坏甚至没有廉耻的名利场，成为不学之徒的内部循环和内部供养。而作为出道得早，很早就卓有成就，因此在学术界占得一席之地的林先生，为什么似乎毫不在意他在古典文学领域的“名分”和“话语权”，而敢于在不同学科乃至不同行当之间任性地挪移迁徙？
他甚至早就告诉过我，做完手头的几件事情，他将不再写作学术文章，而用更多的精力写字、画画，顺带考察考察“文人画”，他把这看成是他乐于从事的“文艺实践”，看成是“生活化”的美学，其中有着一种常常让他难以拒绝的整全完满的境界。他说，当下大多弄诗文书画者，多以或一技术示人骄人，能贯通者很少，这个时代的教养或许只能达到这样。更根本的是，具有诗文书画的某种能力之后，是不是拥有一种真正的趣味和内涵，单项的技术固然可以让人叹为观止，但也可能仅仅是奇技淫巧而已，真正令人心仪的是那种出之以整体气象的圆融、浑厚与通透。
仔细想想，林先生的选择，林先生在学术上的“任性”，林先生对于“整体气象”的向往，或许正是一个人文学者本该有的当行本色，只是我们大部分人小才微善，还别有用心，以学术作为谋取一份“蹈粱”的手段，活生生地把“人文”之学弄成了反人文的不学有术的“专业”。于是，“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林先生和他的所作所为，反而成为了不可思议的怪物。
很多时候，遵循自心，固執自性，保守自由，不能不是一种冒险，一种自我放逐。然而，敢于“自由”，敢于冒险“实验”，不仅证明一种天性的不羁，也正是“实验”者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自供。林先生把他的新著命名为《文本内外——文化诗学的实验报告》，我乐于认为，所谓“文本内外”，意味着著作者能够入内出外，突破习以为常的定势与模式，参透审美的乃至文化的隐秘与玄机，而他所称的“实验”，则不只是一个学者的自谦，更是他所认可的某种学术的“本质”乃至“人”的“本质”所在，黄宗羲曰“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此之谓欤！
这一次见面后好几年，快相忘于江湖了，我将自己新鲜出炉的一册《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寄给他，也许是他当时心情好，他极其没有保留地表扬了我对王国维和鲁迅的“互训”，并且从此引为可以和他说说话的小伙伴。于是，我得到了更多阅读他的书，更多接其謦欬的时候。
一
林先生以之名家的学问是唐诗，尤其在杜甫研究上独擅胜场。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是他追随萧涤非先生时完成的博士论文，萧先生在简短的评语中盛赞该著“惨谈经营”，为“杜甫研究提供了一个至今为止最完善的赵注本”，其中，校刊部分“不但要求作者慎思明辨，剖析毫芒，作出判断，而且要求作者博涉群书，发现问题，付出巨大的工作量。”“前言部分的综合研究，颇多独到的见解，如对赵次公其人其书的考证及其时代背景的考察，对复杂的宋人注杜所作的一些清源通塞的工作等，大都能做到无征不信，实事求是”，而辑佚部分之甲乙丙三帙的辑佚工作“尤属创造性劳动”，全书“卷帙虽庞大，但提挈有体，行文亦复明净”，“是一部有相当高价值的学术专著。”
对于此种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被业界视为学术正宗的“朴学”工夫，林先生并无太多自我嘉许，他甚至认为，在因为特殊的机缘而拥有了别人不太可能拥有的材料基础上，这不是很难的事情，关键是要下笨功夫，冷板凳要坐得住。自然，这样的说法，也只有对一个像林先生那样悟性极高且富于积累的人，才可以成立的。
与萧涤非先生当年让他从事基础性的学术训练相比，林先生似乎更感念导师当年让他行万里路，沿着杜甫的足迹重走一遍，在实地考察中“感悟杜甫”带来的收获，感念他在厦门大学从周祖譔先生念硕士时广涉文献、泛览经史、痛读闻一多、钱钟书，以及通过西方文论不断扩张自己、启蒙自己的经历。他说：我自己的研究道路“是一面抓文献古籍，注重考据、义理、辞章，一面读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篇》《谈艺录》及西方文论，注重中西互证”，因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并不自限于古典文献学的视野与学力，让林先生在观察杜甫，观察唐代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史时，拥有了同辈古典文学学人少有的问题意识与思辩力，这才有他的“文学史新视野”“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以及“激活传统——寻求中国古代文论的生长点”等等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与文学史，尤其是诗歌史的属于他个人的梳理、总结和发现，才有他对于李白“大雅正声”与杜甫“道德文章”鞭辟入里的辨析和论证。他非常钦佩闻一多研治古典文學的成就，认为闻一多的考论跟古人很不一样，比如说对《芣苡》的考论，闻一多以传注训诂之学与民俗学、神话学、社会学相结合，辨明了芣苡的象征意义，以及以现代人的妇女观观照那个时代妇女在生育问题上所承受的巨大压力。闻一多以现代学术意识为主导，将传注训诂纳入文化大视野，激活了这门古老的传统学科。这种“文献实证”与“文化考察”的结合，不仅将训诂学从伦理道德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释放出空前的能量，还在“文学主体性”的回归中，既恢复了语境和诗意，并将之融入了现代学术。他说，这就是一种自觉的“中国文化诗学”。
林先生直言，当代中国的人文学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回到民国那些大师，回到闻一多这样的学术路径上来，并以之为原点和起点，明白并且保守自己的身份，调整固化的甚至越位的立场，深化体验，发现问题。
没有问题意识，没有方法论的自觉，没有被那种基于个人的特殊领会而又可能覆盖文学史普遍事实的问题与方法所贯穿，文学与文学史就是一堆没有经纬、没有主脑的材料和碎片。按照稍稍“后现代”一点的理解，所谓历史，大半是书写者的历史，并没有一种本质性、一元性的存在，它存在于阐释者的阐释中，存在于不同观念、不同趣味、不同视角的特殊观照中，只有足够的没有休止的问题意识与不断的方法论上的自觉自新，才有可能一步步接近魅力不竭的经典源泉与梦幻般迷乱的历史真相。对于林先生而言，则让他近乎本能地意识到，他的理论研究与发明，并不就是“绝对真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很多事情都不要想一次性解决，真理可以无限逼近，但永远不可能到达其终点。很多东西不可能完美，所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而“文学史的视野永无边界”。任何方法指导下的研究，都不免盲人摸象，等而下之的摸到大象的屁股，自然不如摸到象牙的来得“本质”，但你不能说他完全不对题。有时候，只有“非理性”可以打破条条框框，特别是对于艺术家来说，尤其要保持“非理性”的能力。而人文世界，最美丽的一元最终也会是噩梦。
二
承认认知的有限性和真理的相对性，当然不意味着可以放下朝向真理的努力，对于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者而言，“还原语境”是一个没有止境、没有尽头，必须不断俯仰投身的过程，而“重建诗意”则是为我们荒芜的心灵和蛮荒的处境寻觅栖息之地和泊归之所，为此，我们寤寐思之、上下求之。几年前，林先生集合身边一群年轻学者，成立了文化诗学研究所，倡导通过“文化诗学”的路径研读历史，检阅现实，探寻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按照林先生的说法：
文化诗学不是简单的将各个学科拼凑在一起，而是要将各学科知识方法有机融合起来，既使其“化合一体”又保证其“多元个性”。“文化诗学”的研究要重视实践，文化诗学的建构不只是为了回顾过去，而是希望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文化诗学的“诗意化”也是一样，通过对真相的追寻（因为没有真，就无所谓善与美；其中这个“真”是我们中国古代人“真性情”的“真”），使“真”与“善”结合成“美”。此外，我还主张文化诗学的实地检验，比如找“艺术之乡”的诏安县，全面铺开研究其历史、文化，并在文化考察中研究其文艺史、社会史或思想史，并追究其建构过程。方法路径与“民族志”类似，但倾向与追求不同，我更侧重于考察其审美趣味、审美经验的流变及其建构历程，并进一步研究这种审美形态通过我们的理论研究可以引导到一个什么样的更高的社会层面上去。 很显然，林先生心目中的“文化诗学”与斯蒂芬？葛林伯雷（Stephen Greenblatt）的“the poetics of culture”并不同义，也不同于时贤对于“文化诗学”的沿引和引申，而基本是“林家铺子”的特产。
自从林先生不厌其繁地向我阐述他的“文化诗学”观，我就一直试图跟上他的思路，也一直在琢磨，林先生的治学和思考，为什么会并不自足于他得心应手、轻车熟路的杜甫和杜诗，并不自足于盛唐诗歌与文化，甚至并不自足于他独出心裁的文学史与文论研究，而是再次出发，兴致勃勃地和他的学生及同道讲论起“文化诗学”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获得方法论上的启发，从不同的学术思维，从更广阔的文化视域中，获得具有阐释力、洞察力的概念和路径，显然是目标之一，也就是他所说的“要借用西方的水来反复冲洗我们的传统思维，积淀太深，太丰富了，需要‘减肥’一下。”方法的自觉，某种意义上正是理论自觉、思想自觉的表征，由此可以提升受制于习惯、受制于下意识本能而并不一定具有开放性与真确性的直觉判断的品质和水准，也是思想者可以超越主流意识形态遮蔽和垄断的重要凭据。
但是，我感觉，这似乎还不是林先生揭橥“文化诗学”的全部动力，甚至不是最根本的动力，根本的动力也许在于，他试图拥有一种充分理解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精神高度，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思想逻辑，并由此融贯中西，汇通古今，“我们心里头需要装着一个这样大的历史文化视野，正如王国维先生在《国学丛刊序》中所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此种文化上的自觉，此种因为自觉而带来的心灵的自由与开放，或者说，因为心灵自由与开放而带来的文化自觉，才是林先生未必自觉的动机与动力，也使得他可以从唐诗，从李白杜甫那里获得别开生面的同情与了解。此种自觉与自我超越，甚至不只是要重建语境，再现诗意，召唤盛唐，而别有期许。如此，方可以理解他对费孝通先生一个说法的认同，他说，他“对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其所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文化自觉’理论一接触就心向往之”，“‘文化自觉’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的认识，还要将民族文化置于全人类文化里面，多元统一。正所谓‘各美其美，美其所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长远看，保存民族文化并非我们的终极目的，构建全人类共同的新文化才是我们的高远目标。我们将拿出什么样的‘菜单’，以之贡献于人类新文化？”
只有这样创辟“新文化”的怀抱，才是他通过“文化诗学”的倡议所表达、所激发的学术壮心与热情所在。而他作為艺术家与思想者的无可羁束的心性，则成全了他宽阔而自由的审美，成全了他严肃而通达的思考。在林先生的手眼中，传统学术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学，显示了崭新的含义：贯通“义理”，自然要在历史深处，包括在现实生活的纷扰中，发现人性的诗意的光辉，发现精神的同一性与心灵的同构；尊重“考据”，必须具有还原历史现场的学识、教养和方法；付诸“辞章”，则意味着获得特定心智条件下的思想力与表现力，而最终是一种明敏的感受力、想象力与创造力；“经济”，也不再是政治性社会性的事功，而是一种创造新文化的抱负与情怀，一种从日常生活境遇中感知“诗意”的敏锐、天真与单纯。由此出发，庶几可以接榫盛唐时代王维、李白的“大雅正声”，接榫杜甫的诗心，庶几可以造就新的“道德文章”。
如此“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手眼，使得林先生几乎没有当代中国人文学术场域中那种狭隘而平庸的山头主义，那种以艰深文浅陋的伪专业主义的“领地意识”。他的治学也就如同一种源于内在生命需要的自我抒写，一种对于广大的人文世界的体认与洞彻，无须钦定，也少见功利性的自我限定，而有“万不得已者”在，他在《杜诗研究续貂》“自序”中说：“况周颐《蕙风词话》云，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余览杜诗，则有忧生忧世万不得已者自沉冥杳霭寂寞中来，此万不得已者，即杜之诗心也，此诗心诗意即之愈稀，味之愈浓，超越语言，超越个体之生命，与华夏文化同在，引我思，引我悟。” 他还说：“人有各种骄傲，就像跳高一样，想怎么跳就怎么跳，只要不是跳木马将别人按在底下。我自信，只要给我一支笔，一叠稿纸，一杯茶，就能写文章。我们搞文学不像搞物理、化学需要实验室，外面的大社会就是我的实验室。做学问不一定著作等身，蔡元培、赵元任对学术贡献大不大？你说他们有哪些巨著？但又为什么所有学人都将他们当丰碑，对不对？学问与学术贡献真不在于你在哪里和你有多少专著、论文，还包括其它很多东西。”
三
没有“明心见性”的澄明理性，不具备“知人论世”的能力和“自我抒写”的才具，自然无法懂得“万不得已者”何谓也，自然不能有如林先生这样“光风霁月”的洒落襟怀，不能有如此这般“予取予求”的豁达、自如与从容。夏虫不可以语冰，这样的豁达、自如与从容，甚至不是每一个同业者都可以理喻的。
记得去年到漳州参观林先生的书画展，似乎不经意的闲聊中，他嘲笑我总是以一些纠结得不行的人与现象作为观察对象与研究对象，结果不免把自己也弄得忧心忡忡，四顾茫然。他说，在一个物质化生存成为压倒性主题而不免窘迫的文化时代中，他很享受阔大的盛唐，他很庆幸自己可以接受盛唐文明与盛唐文化的长期浸染，他很高兴以唐诗为业，徜徉其间，这至少让他的精神世界不那么狭窄，不那么荒寒冷硬。
这不是林先生偶然的即兴说法，我曾经读到他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诗国观潮》，《后记》中的一段话说：“我赞成鲁迅的研究魏晋乱世与明清专制，从中找出‘国民性’的病灶来，我也欣赏马斯洛的研究人类‘不断发展的那一部分’的主张，我于是想在唐文化的研究中描画出我民族肌体曾经有过的健美，但我反对以任何影射的方式去处理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事情和现象，因为它并不‘有趣’而近乎无聊；可我却又喜欢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观照古人古事，企盼能在今古之间发现一条时间的隧道……力图让‘孤立’的现象在文化各因子错综复杂的大构架中找到合适的坐标。” 很显然，这段话所关涉的，不只是“术业”和“方法”的工具性选择，而事关一个人的心性、气质和风度，关乎一个人心灵深处的认同与服膺，关乎所谓“价值理想”与“人文精神”。
自从认识林先生，我总不免有点奇怪，在一个越来越制度化和规训化的学术语境中，花样百出的功利主义和蒙昧主义的目标，无孔不入的诱导性的或压抑性的力量，堂而皇之，大行其道，思想为犬儒放逐，常识被利益遮蔽，说得严重一点，真有如鲁迅曾经感慨过的，“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因为失去了价值关怀，失去了人文的整体视野，也失去了对于自由对于真理的主动奔赴，人文学术往往弄成了浅薄的应景与艳俗的装饰，成为眩人耳目的花拳绣腿，成为没有是非没有好坏甚至没有廉耻的名利场，成为不学之徒的内部循环和内部供养。而作为出道得早，很早就卓有成就，因此在学术界占得一席之地的林先生，为什么似乎毫不在意他在古典文学领域的“名分”和“话语权”，而敢于在不同学科乃至不同行当之间任性地挪移迁徙？
他甚至早就告诉过我，做完手头的几件事情，他将不再写作学术文章，而用更多的精力写字、画画，顺带考察考察“文人画”，他把这看成是他乐于从事的“文艺实践”，看成是“生活化”的美学，其中有着一种常常让他难以拒绝的整全完满的境界。他说，当下大多弄诗文书画者，多以或一技术示人骄人，能贯通者很少，这个时代的教养或许只能达到这样。更根本的是，具有诗文书画的某种能力之后，是不是拥有一种真正的趣味和内涵，单项的技术固然可以让人叹为观止，但也可能仅仅是奇技淫巧而已，真正令人心仪的是那种出之以整体气象的圆融、浑厚与通透。
仔细想想，林先生的选择，林先生在学术上的“任性”，林先生对于“整体气象”的向往，或许正是一个人文学者本该有的当行本色，只是我们大部分人小才微善，还别有用心，以学术作为谋取一份“蹈粱”的手段，活生生地把“人文”之学弄成了反人文的不学有术的“专业”。于是，“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林先生和他的所作所为，反而成为了不可思议的怪物。
很多时候，遵循自心，固執自性，保守自由，不能不是一种冒险，一种自我放逐。然而，敢于“自由”，敢于冒险“实验”，不仅证明一种天性的不羁，也正是“实验”者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自供。林先生把他的新著命名为《文本内外——文化诗学的实验报告》，我乐于认为，所谓“文本内外”，意味着著作者能够入内出外，突破习以为常的定势与模式，参透审美的乃至文化的隐秘与玄机，而他所称的“实验”，则不只是一个学者的自谦，更是他所认可的某种学术的“本质”乃至“人”的“本质”所在，黄宗羲曰“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此之谓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