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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文性理论以其丰富的阐释空间与无穷的生命力吸引了理论界众多学者的重视,把互文性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有助于翻译研究者拓宽视野,用开放、多元、发散的思维方式来探讨翻译。本文对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进行了梳理,继而指出了互文性视角下翻译研究和翻译家研究的优势所在。
【关键词】互文性;翻译研究;翻译家研究
一、互文性理论简介
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也译作文本间性、间文本性、文本互涉等等,是由法国批评家、符号学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的,其核心思想是“任何文本都像是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理论产生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大潮之中,涉及文学的意义生成、文本的阅读与阐释、文本与文化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批评家的地位等一系列问题,主要代表人物有克里斯蒂娃(J•Kristeva)、巴特(R•Barthes)、热奈特(G.Genette)和里法泰尔(M•Riffaterre)等。其缘起与发展主要经历了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巴赫金的语言观、克里斯蒂娃的互文观、巴尔特的互文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互文观等五个阶段。
克里斯蒂娃并未区分开广义与狭义的互文性,但在互文性研究后期的发展过程中,为了与诗学研究的互文性区分开来,才渐渐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一般而言,广义的互文性是指文学作品和社会历史(文本)的互动作用;而狭义的互文性则是用互文性来指称一个具体文本与其他具体文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一些有本可依的引用、套用、影射、抄袭、重写等关系(秦海鹰,2004:26)。克里斯蒂娃和巴特是广义互文性的代表,他们根据文本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认为,“互文性是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而这些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程锡麟,1996:72)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现在、过去与将来互参互渗、你我交织,形成一个巨大而开放的符号网络,具有无限的表意潜能。跟前面二人不同的是,法国批评家热奈特和里法泰尔是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待文本的互文本质。他们重视文本以及存在于文本基础之上的其他文本的关联。热奈特认为互文性应该叫做“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他把跨文本性分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副文本性(paratextuality)、元文本性(metatextuality)、超文本性( hypertextuality)以及原文本(architext) 5种主要类型,重视文本及其互文本组成的等级体系。跟热奈特相类似,里法泰尔构建了文本、互文本以及符意的三角关系,认为所有的文本都是一个母体(matrix),称为第一文本,互文本是第二文本,符意是第三文本或第二互文本。这样,当读者在解释一个文本的意义时,必须汇聚一个以上的文本结合考虑,将其纳入文本交织的网络中予以解读。这种解读提供了互文性解读的多方位性问题,同时彰显的是互文性关系的开放性和无限性。
从本质上说,翻译也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交际行为,翻译的文本性与翻译研究的共时/历时层面使互文性进入翻译研究的视域找到了理论契合,从而使翻译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维度, 下文便论述互文性理论对翻译研究和翻译家研究的重要启示。
二、互文性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把互文性概念应用于翻译研究中的时候,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路向。以哈蒂姆和梅森为代表的学者,坚持翻译的本体研究,把意图性融入互文性研究之中,从而提出了有关翻译方法、翻译评论的指导性建议,对我国翻译界很有启发性。另外一种研究路向则转向更“形而上”的层面。互文性概念演化成“延异”、“播撒”等,然后与解构主义的文本观相融合,形成了解构主义的翻译观。这种翻译观理论倾向明显多于实用倾向,并没有提出具体的翻译模式或具体的翻译方法和技巧。(熊锡源,2005:502)所谓的“形而上”的互文翻译研究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翻译模式、方法和技巧,但在现代语境下将互文性概念引入翻译研究,对翻译研究还是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首先,在后现代视野下,翻译所处理的“语言本身就已经是翻译”(Barnstone,1993:5),因此,“翻译”指称的范围越来越模糊,阅读是一种翻译,翻译也是一种阅读;写作是一种翻译,翻译也是一种写作。更进一步说,“对世界的认识是翻译,对事物的理解也是翻译,交际是翻译,阅读是翻译,创作也是翻译,文学批评更是翻译,而真正的翻译则是以上这些个翻译的翻译。”(葛校琴,2006:177)这样一来,所谓“译作” 与所谓“原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松散。因此,用互文的观念来看待和研究翻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很多传统翻译观念下不被承认的“改写”,摆脱翻译长期以来“所蒙受之辱”,解放翻译思想。
其次,“写作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它必然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把文本从一种文化体系译入另一种文化体系绝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简单而透明的活动,”(Bassnett,1993:160)按照互文性的观点,“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互文性“与其说是指一部作品与某些先前的特定文本的关系,不如说是指一部作品在一种文化的话语空间中的参与,是指一个文本与某一种文化的多种语言或意指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文本与那些表达了这种文化的诸多可能性的文本之间的关系。”(Culler,1981:109)因此,文本具有社会历史性。从翻译的角度来说,翻译一个文本,就要涉及到若干不同的文本,甚而包括社会文本、文化文本、政治文本。然而,传统的翻译观总是以原文和原文作者为中心,译者处于从属的地位,必须跟着原文文本和作者意图亦步亦趋,因此过去的翻译研究只关注文本本身,“以为翻译就只是将一种语符用尽量相同的组合模式重新编码就可以了,将与翻译关系尤为密切的文本生产、读者介入、社会历史、权力关系等问题忽略不顾。”(秦文华,2006:6)那么,将互文性理论纳入翻译研究的视野,必然让我们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将注意力投向那些以前被忽视了的文化、社会、历史文本,这就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路径,让研究者全方位、多角度地认识翻译过程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将翻译置于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的双重权力话语大框架下进行考察,弄清翻译与诸如权力话语等因素的关系,进而在当今的理论语境下更为切实地理解翻译、研究翻译。这样的多元视角将会使我们的翻译研究迈向宏放,步入纵深。
第三,互文性理论强调意义的动态生成,翻译的对象不是现象文本,而是切开现象文本的表层结构之后提取出的深层意义,生成文本不是现象文本的二元对立,而是现象文本在其所承载的文字、符号、文化、文学等构成的“互文运动之场”中互动而生。译者作为原作的阅读者、阐释者和译作的制造者、书写者,与作者、读者及更广阔的互文文本之间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沟通,翻译因而由传统意义上的封闭语言系统中的静态活动变得活跃、多元、复杂。将互文性理论引入翻译研究,也就实现了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从静态到动态、从注重结果到探究过程的改变。
第四,克里斯蒂娃一直使用诸如“转换” (transformation)、“置换(permutation)”、“转移(passage)”、“移植(transposition)”之类的词汇来阐发互文性机制,因为她要强调的是,发生互动关系的两个或多个文本往往是不同质的,不一定是以自然语言为载体的文本,也可以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她认为,互文性概念不是指新文本对旧文本的模仿或借用,而是指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转换”或“移植”,也就是说,新的意指系统可以产生在同一种意指材料中,也可以借助一种不同的意指材料。为此,秦海鹰提出“互文性的根本意义在于质疑同一性,关注相异性。”(秦海鹰,2006:27)用这样的眼光来进行翻译研究,也就能实现从“求同”到“存异”的转变。
第五,拉博(Sophie Rabau)在 L’Intertexualité(《互文性》)中意味深长地提出,“互文性是拓展封闭的文本概念的一种方法,它使人们能够思考文本的外在性,但又不因此而放弃文本的封闭性。”(秦海鹰,2004:27)她的观点很让人深思,就翻译研究而言,关注翻译之外的非文本行为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略了翻译的文本本质。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关系可以说是一种互文关系,或者更恰当地说是限定互文性(bound intertextuality),因为“限定互文性”这一称谓预设的是更严格的互文关系。译者虽然被赋予了阐释原文文本、创造译文文本的主体性地位,但他并不是拥有了无限的自由,他仍然必须以原文文本为本,依据原文文本的互文网络,在从原语语言/文化到译语语言/文化的过渡中,构建新的译语互文网络,达成原文与译文、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对话。因此,互文性视野下的翻译研究既要以文本为切入点,然后出乎其外,拓展到更广阔的互文空间,又要能入乎其内,回归文本。
三、互文性视野在翻译家研究中的应用
翻译作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的一种交流活动,最直接地作用于文本,而文本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然联系着其他的文本,形成一个庞大的互文网络。而译者正是整个翻译活动的行动者,是翻译活动得以实施和完成的行为主体,他在不同的文本、文化、时间、空间中来往穿梭,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他既是阅读者、阐释者、创造者,又是联网者,同时还是互文网络中的网眼。因而,从互文性的视角对翻译家进行研究具有以一管而窥全貌的作用,因为这一管,是万花筒,透过它可以看到译者所处的色彩斑斓的互文世界,这一管又是显微镜,透过它可以看到译者在互文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他与周围网络节点的关系。
作为原文的阅读者和阐释者,译者要确定原文的意义,理解原文,就必须依据互文性,“以其他未出现的潜在文本作为理解意义的参照系”( 游振声,2006:64),因此,在意义不确定,阐释多元的情况下,译者的互文记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对原文的理解和把握深度,他的互文知识结构跟原作者的互文知识结构越接近,就越能贴近原文。但多数情况下,由于时间、空间、个性、风格等方面的差距,译者不可能跟作者具有完全一致的互文知识结构,因此,在原文广博而庞杂的互文网络迷宫中,译者就很容易迷失方向。
原作一旦变成了译作,它便成了原作生命的延续,是原作的afterlife,而afterlife一词本身就意味着“原作已死”, 原作本身并没有独立不变的本体,必须仰仗译作来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根据图里提出的“译语文本理论(target text theory)”,“在译语文化中译本是原本的替代,译本的认可不是看是否忠实于原文或和原文对等而是由它的可接受性来决定的”( 葛校琴,2006:94),而一部作品,写作也好,译作也罢,能不能被读者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作品是否能契合于,或者能否充分调动读者的互文记忆,是否能与其他文本及社会文化文本良性互动。一部译本产生后,必然要成为译语社会文化中文本网络里的纽结,作为译文的创造者和书写者,译者必须要顾及译文的互文性,他的互文性知识储备和互文性调动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才能保证译文被阅读、被理解、被欣赏。要达到此目的,译者必须要调动自身的一切知识潜能,在理解与阐释、吸收与选择、创造与变异的过程中进行跨越时空的互文性转换。但译者毕竟不是作者,可以天马行空,随心而写,译者的写作必须要跟原作形成紧密的互文关系,不能完全脱离原作。按照勒菲弗尔的说法,翻译是对原作的“折射(refraction)”。而其实这种折射又“包含了跨文化文本转换过程中综合多种因素的互文活动。”(秦文华,2002:54)在跟原作互文的过程中,译者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前人翻译活动或先期译本的影响。每一个后期译本都是译者在或认同、借鉴,或否定、修改先期译本的基础上形成的。
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一方面经受着因原文文本意义的多元性而带来的‘磨难’,一方面进行着与他文本或他译者的相关模仿、关联或暗合等行为。这一多元的意向性活动在庞大的网络织体中相互作用,相互交涉,翻译也就得以在众多文本的互相指涉中完成。
译者身处一个庞杂的互文网络之中,要考虑原文文本与译出语其他文本及社会文化文本的互文,又要兼顾译文文本与译入语其他文本及社会文化文本的互文,更要强调译文与原文的互文,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还与其他译文文本、与社会历史文本发生着互文运动。以互文性理论为贯穿全文的关系链,有助于翻译研究者拓宽视野,用开放、多元、发散的思维方式探讨翻译。译者处于互文运动的中心,互文性概念就好比一条纲,用它来考察译者的翻译活动,则可以纲举而目张,让我们清晰地把握译者翻译的整个过程。
四、结语
互文性的翻译研究将研究对象从文本与文本引向了文本与读者、文本与译者,也引向了文本、作者、读者、译者与文学、与外部社会历史语境的对话之场,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和视野,打破了传统翻译研究单一的局面,使翻译研究呈现出多元趋势。翻译研究的互文性以文本为入口,涉及译者、读者、作者、语言、符号、文化、文学、社会、历史、权力话语、宏观视域、微观应用等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广义文本概念的一员。这是翻译研究的互文发散性思维的结果。但如果只把握了互文性理论中“放”的一面,忽略了“收”的一面,就很可能误入歧途。因此,在将互文性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时,研究者一定要把握互文性概念的精髓,做到“出入随心”、“收放自如”。
【参考文献】
[1] Barnstone, Willis: The Poetics of Translation: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 Jonathan Culler: The pursuit of Signs: Semiotics, Literature, Deconstruction [M].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3] 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Oxford, UK ; Cambridge, Mass., USA : Blackwell. 1993
[4] 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J].外国文学, 1996, (1)
[5] 葛校琴: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6] 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J]. 外国文学评论2004 (3)
[7] 秦海鹰: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具体应用[J]. 法国研究2006(4)
[8] 秦文华: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9] 秦文华:在翻译文本新墨痕的字里行间——从互文性角度谈翻译[J]. 外国语2002 (2)
[10]熊锡源:互文性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J]. 国际译联第四届亚洲翻译家论坛论文集. 2005
[11]游振声:从“互文性”看译者的创造性[J].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6 (3)
【关键词】互文性;翻译研究;翻译家研究
一、互文性理论简介
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也译作文本间性、间文本性、文本互涉等等,是由法国批评家、符号学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的,其核心思想是“任何文本都像是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理论产生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大潮之中,涉及文学的意义生成、文本的阅读与阐释、文本与文化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批评家的地位等一系列问题,主要代表人物有克里斯蒂娃(J•Kristeva)、巴特(R•Barthes)、热奈特(G.Genette)和里法泰尔(M•Riffaterre)等。其缘起与发展主要经历了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巴赫金的语言观、克里斯蒂娃的互文观、巴尔特的互文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互文观等五个阶段。
克里斯蒂娃并未区分开广义与狭义的互文性,但在互文性研究后期的发展过程中,为了与诗学研究的互文性区分开来,才渐渐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一般而言,广义的互文性是指文学作品和社会历史(文本)的互动作用;而狭义的互文性则是用互文性来指称一个具体文本与其他具体文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一些有本可依的引用、套用、影射、抄袭、重写等关系(秦海鹰,2004:26)。克里斯蒂娃和巴特是广义互文性的代表,他们根据文本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认为,“互文性是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而这些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程锡麟,1996:72)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现在、过去与将来互参互渗、你我交织,形成一个巨大而开放的符号网络,具有无限的表意潜能。跟前面二人不同的是,法国批评家热奈特和里法泰尔是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待文本的互文本质。他们重视文本以及存在于文本基础之上的其他文本的关联。热奈特认为互文性应该叫做“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他把跨文本性分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副文本性(paratextuality)、元文本性(metatextuality)、超文本性( hypertextuality)以及原文本(architext) 5种主要类型,重视文本及其互文本组成的等级体系。跟热奈特相类似,里法泰尔构建了文本、互文本以及符意的三角关系,认为所有的文本都是一个母体(matrix),称为第一文本,互文本是第二文本,符意是第三文本或第二互文本。这样,当读者在解释一个文本的意义时,必须汇聚一个以上的文本结合考虑,将其纳入文本交织的网络中予以解读。这种解读提供了互文性解读的多方位性问题,同时彰显的是互文性关系的开放性和无限性。
从本质上说,翻译也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交际行为,翻译的文本性与翻译研究的共时/历时层面使互文性进入翻译研究的视域找到了理论契合,从而使翻译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维度, 下文便论述互文性理论对翻译研究和翻译家研究的重要启示。
二、互文性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把互文性概念应用于翻译研究中的时候,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路向。以哈蒂姆和梅森为代表的学者,坚持翻译的本体研究,把意图性融入互文性研究之中,从而提出了有关翻译方法、翻译评论的指导性建议,对我国翻译界很有启发性。另外一种研究路向则转向更“形而上”的层面。互文性概念演化成“延异”、“播撒”等,然后与解构主义的文本观相融合,形成了解构主义的翻译观。这种翻译观理论倾向明显多于实用倾向,并没有提出具体的翻译模式或具体的翻译方法和技巧。(熊锡源,2005:502)所谓的“形而上”的互文翻译研究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翻译模式、方法和技巧,但在现代语境下将互文性概念引入翻译研究,对翻译研究还是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首先,在后现代视野下,翻译所处理的“语言本身就已经是翻译”(Barnstone,1993:5),因此,“翻译”指称的范围越来越模糊,阅读是一种翻译,翻译也是一种阅读;写作是一种翻译,翻译也是一种写作。更进一步说,“对世界的认识是翻译,对事物的理解也是翻译,交际是翻译,阅读是翻译,创作也是翻译,文学批评更是翻译,而真正的翻译则是以上这些个翻译的翻译。”(葛校琴,2006:177)这样一来,所谓“译作” 与所谓“原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松散。因此,用互文的观念来看待和研究翻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很多传统翻译观念下不被承认的“改写”,摆脱翻译长期以来“所蒙受之辱”,解放翻译思想。
其次,“写作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它必然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把文本从一种文化体系译入另一种文化体系绝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简单而透明的活动,”(Bassnett,1993:160)按照互文性的观点,“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互文性“与其说是指一部作品与某些先前的特定文本的关系,不如说是指一部作品在一种文化的话语空间中的参与,是指一个文本与某一种文化的多种语言或意指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文本与那些表达了这种文化的诸多可能性的文本之间的关系。”(Culler,1981:109)因此,文本具有社会历史性。从翻译的角度来说,翻译一个文本,就要涉及到若干不同的文本,甚而包括社会文本、文化文本、政治文本。然而,传统的翻译观总是以原文和原文作者为中心,译者处于从属的地位,必须跟着原文文本和作者意图亦步亦趋,因此过去的翻译研究只关注文本本身,“以为翻译就只是将一种语符用尽量相同的组合模式重新编码就可以了,将与翻译关系尤为密切的文本生产、读者介入、社会历史、权力关系等问题忽略不顾。”(秦文华,2006:6)那么,将互文性理论纳入翻译研究的视野,必然让我们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将注意力投向那些以前被忽视了的文化、社会、历史文本,这就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路径,让研究者全方位、多角度地认识翻译过程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将翻译置于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的双重权力话语大框架下进行考察,弄清翻译与诸如权力话语等因素的关系,进而在当今的理论语境下更为切实地理解翻译、研究翻译。这样的多元视角将会使我们的翻译研究迈向宏放,步入纵深。
第三,互文性理论强调意义的动态生成,翻译的对象不是现象文本,而是切开现象文本的表层结构之后提取出的深层意义,生成文本不是现象文本的二元对立,而是现象文本在其所承载的文字、符号、文化、文学等构成的“互文运动之场”中互动而生。译者作为原作的阅读者、阐释者和译作的制造者、书写者,与作者、读者及更广阔的互文文本之间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沟通,翻译因而由传统意义上的封闭语言系统中的静态活动变得活跃、多元、复杂。将互文性理论引入翻译研究,也就实现了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从静态到动态、从注重结果到探究过程的改变。
第四,克里斯蒂娃一直使用诸如“转换” (transformation)、“置换(permutation)”、“转移(passage)”、“移植(transposition)”之类的词汇来阐发互文性机制,因为她要强调的是,发生互动关系的两个或多个文本往往是不同质的,不一定是以自然语言为载体的文本,也可以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她认为,互文性概念不是指新文本对旧文本的模仿或借用,而是指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转换”或“移植”,也就是说,新的意指系统可以产生在同一种意指材料中,也可以借助一种不同的意指材料。为此,秦海鹰提出“互文性的根本意义在于质疑同一性,关注相异性。”(秦海鹰,2006:27)用这样的眼光来进行翻译研究,也就能实现从“求同”到“存异”的转变。
第五,拉博(Sophie Rabau)在 L’Intertexualité(《互文性》)中意味深长地提出,“互文性是拓展封闭的文本概念的一种方法,它使人们能够思考文本的外在性,但又不因此而放弃文本的封闭性。”(秦海鹰,2004:27)她的观点很让人深思,就翻译研究而言,关注翻译之外的非文本行为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略了翻译的文本本质。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关系可以说是一种互文关系,或者更恰当地说是限定互文性(bound intertextuality),因为“限定互文性”这一称谓预设的是更严格的互文关系。译者虽然被赋予了阐释原文文本、创造译文文本的主体性地位,但他并不是拥有了无限的自由,他仍然必须以原文文本为本,依据原文文本的互文网络,在从原语语言/文化到译语语言/文化的过渡中,构建新的译语互文网络,达成原文与译文、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对话。因此,互文性视野下的翻译研究既要以文本为切入点,然后出乎其外,拓展到更广阔的互文空间,又要能入乎其内,回归文本。
三、互文性视野在翻译家研究中的应用
翻译作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的一种交流活动,最直接地作用于文本,而文本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然联系着其他的文本,形成一个庞大的互文网络。而译者正是整个翻译活动的行动者,是翻译活动得以实施和完成的行为主体,他在不同的文本、文化、时间、空间中来往穿梭,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他既是阅读者、阐释者、创造者,又是联网者,同时还是互文网络中的网眼。因而,从互文性的视角对翻译家进行研究具有以一管而窥全貌的作用,因为这一管,是万花筒,透过它可以看到译者所处的色彩斑斓的互文世界,这一管又是显微镜,透过它可以看到译者在互文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他与周围网络节点的关系。
作为原文的阅读者和阐释者,译者要确定原文的意义,理解原文,就必须依据互文性,“以其他未出现的潜在文本作为理解意义的参照系”( 游振声,2006:64),因此,在意义不确定,阐释多元的情况下,译者的互文记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对原文的理解和把握深度,他的互文知识结构跟原作者的互文知识结构越接近,就越能贴近原文。但多数情况下,由于时间、空间、个性、风格等方面的差距,译者不可能跟作者具有完全一致的互文知识结构,因此,在原文广博而庞杂的互文网络迷宫中,译者就很容易迷失方向。
原作一旦变成了译作,它便成了原作生命的延续,是原作的afterlife,而afterlife一词本身就意味着“原作已死”, 原作本身并没有独立不变的本体,必须仰仗译作来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根据图里提出的“译语文本理论(target text theory)”,“在译语文化中译本是原本的替代,译本的认可不是看是否忠实于原文或和原文对等而是由它的可接受性来决定的”( 葛校琴,2006:94),而一部作品,写作也好,译作也罢,能不能被读者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作品是否能契合于,或者能否充分调动读者的互文记忆,是否能与其他文本及社会文化文本良性互动。一部译本产生后,必然要成为译语社会文化中文本网络里的纽结,作为译文的创造者和书写者,译者必须要顾及译文的互文性,他的互文性知识储备和互文性调动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才能保证译文被阅读、被理解、被欣赏。要达到此目的,译者必须要调动自身的一切知识潜能,在理解与阐释、吸收与选择、创造与变异的过程中进行跨越时空的互文性转换。但译者毕竟不是作者,可以天马行空,随心而写,译者的写作必须要跟原作形成紧密的互文关系,不能完全脱离原作。按照勒菲弗尔的说法,翻译是对原作的“折射(refraction)”。而其实这种折射又“包含了跨文化文本转换过程中综合多种因素的互文活动。”(秦文华,2002:54)在跟原作互文的过程中,译者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前人翻译活动或先期译本的影响。每一个后期译本都是译者在或认同、借鉴,或否定、修改先期译本的基础上形成的。
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一方面经受着因原文文本意义的多元性而带来的‘磨难’,一方面进行着与他文本或他译者的相关模仿、关联或暗合等行为。这一多元的意向性活动在庞大的网络织体中相互作用,相互交涉,翻译也就得以在众多文本的互相指涉中完成。
译者身处一个庞杂的互文网络之中,要考虑原文文本与译出语其他文本及社会文化文本的互文,又要兼顾译文文本与译入语其他文本及社会文化文本的互文,更要强调译文与原文的互文,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还与其他译文文本、与社会历史文本发生着互文运动。以互文性理论为贯穿全文的关系链,有助于翻译研究者拓宽视野,用开放、多元、发散的思维方式探讨翻译。译者处于互文运动的中心,互文性概念就好比一条纲,用它来考察译者的翻译活动,则可以纲举而目张,让我们清晰地把握译者翻译的整个过程。
四、结语
互文性的翻译研究将研究对象从文本与文本引向了文本与读者、文本与译者,也引向了文本、作者、读者、译者与文学、与外部社会历史语境的对话之场,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和视野,打破了传统翻译研究单一的局面,使翻译研究呈现出多元趋势。翻译研究的互文性以文本为入口,涉及译者、读者、作者、语言、符号、文化、文学、社会、历史、权力话语、宏观视域、微观应用等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广义文本概念的一员。这是翻译研究的互文发散性思维的结果。但如果只把握了互文性理论中“放”的一面,忽略了“收”的一面,就很可能误入歧途。因此,在将互文性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时,研究者一定要把握互文性概念的精髓,做到“出入随心”、“收放自如”。
【参考文献】
[1] Barnstone, Willis: The Poetics of Translation: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 Jonathan Culler: The pursuit of Signs: Semiotics, Literature, Deconstruction [M].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3] 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Oxford, UK ; Cambridge, Mass., USA : Blackwell. 1993
[4] 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J].外国文学, 1996, (1)
[5] 葛校琴: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6] 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J]. 外国文学评论2004 (3)
[7] 秦海鹰: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具体应用[J]. 法国研究2006(4)
[8] 秦文华: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9] 秦文华:在翻译文本新墨痕的字里行间——从互文性角度谈翻译[J]. 外国语2002 (2)
[10]熊锡源:互文性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J]. 国际译联第四届亚洲翻译家论坛论文集. 2005
[11]游振声:从“互文性”看译者的创造性[J].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6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