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演员的史派西，那张脸就很有魅力和味道了，有人说他的脸就是一部电影，那茫然到不知所措的眼神、天真到近乎无知的面孔都具有极大的可塑性，甚至他动下眉毛就能推动剧情。他可以演任何面孔、任何性格的人，被称为是千面性格的演员。史派西自己说，他接戏只有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有故事，好看，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角色他以前没演过，不一样。
　　至今史派西大大小小的角色演过上百个，雷同的真不多，但是细细归纳起来，这些角色还是有共同点的，他们或温和，或奸诈，或老于世故，或冷酷残忍，但都不是简单的好与坏，可以说这些形象的道德观都比较暧昧，他尤其擅长饰演各种阴险狡诈的反派角色，出演过大量道德上有问题的人物。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中国人习惯于给人贴标签，好人就一好百好，坏人就脚底长疮般地坏，但是真实的人生是这么泾渭分明的吗？
　　在一次采访中，史派西用他那种一贯高冷的姿态给出了他的观点：“人生不是白和黑。观众通常习惯于把银幕上的角色分成好人和反派两大类，这种非黑即白的判断人的方法当然是简单粗暴的。”
　　史派西从来不会简单地评判他的角色是好人还是坏人，比如《纸牌屋》里的弗兰克·安德伍德，他符合我们对西方政客的所有设想，即便他站在那里面无表情、不置一词，你也会揣摩他又动什么坏脑筋或者在想什么点子将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更像中国宫廷戏里的人物，有那种宁可我负人、不能人负我的狠劲。在他眼里，没有朋友只有利益，只有权力的攫取和利益集团的建设，为了达到目的，他可以构陷任何人。这显然是一个绝对腹黑的大反派，但是作为弗兰克的扮演者，在一次访谈中，史派西提醒观众，以道德或不道德来评价一个政客过于简单。“我们很容易说‘这是好的’或‘这是坏的’。但总体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点儿灰的世界里，这正是它的有趣之处——那是我们能找到共同点的地方。”
　　很多观众会臆想弗兰克身上是否有史派西的影子，史派西是否也有从政的野心呢？对史派西来说，尽管他把弗兰克演绎得淋漓尽致，他却毫无政治野心，要说他有野心，也绝非是政治，他对政坛不感兴趣，“回顾自己的人生，非常明显，我喜欢干实事”，史派西在很多访谈中强调，政客弗兰克只是他演过的众多角色中的一个，这是他作为演员的本职工作，相比政坛，他只对戏剧充满了热爱。
　　史派西1959年出生在美国新泽西，父亲是一位科技书刊作家，母亲是一位秘书。如果在中国，13岁以前的史派西应该算是地道的“问题少年”，他性情顽劣，不服管教，有一次他放火烧了姐姐的树屋，后来又被诺斯雷治军校开除。
　　想象一下少年时史派西的状态吧，应该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 “马小军”，身上充满了过剩的精力只能靠惹是生非来释放。人生很有意思，如果史派西一生默默无名，人们也许会评价他：看吧，他从小就劣迹斑斑，我早看出他不会有什么出息了。幸运的是史派西成长在一个“人尽其才”的环境里。被军校开除后他转学去了一所高中，开始接触戏剧，他在表演方面的才华与天赋渐渐被挖掘了出来，对史派西来说，那种感觉大概是：一条鱼找到了大海。
　　1984年，史派西在试演一出戏剧时被导演麦克·尼古拉斯看中，出演自己执导的《喧闹》。麦克·尼古拉斯要求这个替补演员出演剧中所有男性主要角色，史派西完美地完成了这个挑战，让导演刮目相看。此后史派西便一直在寻找类似的机会，挑战“千人千面”的演艺成就。“我只想演那些让我感到困难的角色。”
　　什么算是“困难”的角色？史派西有一次有些顽皮地说：“比如那些开放式的喜剧，我可以一边唱歌一边杀人”。《非常嫌疑犯》是第一个为他赢得奥斯卡奖项的电影。他在片中饰演一个老谋深算的骗子，从头到尾表现得都像是一个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没有种、简而言之就是个小喽啰的人物。但是影片的结尾，跛脚的史派西离开警察局，一步一步走向汽车，然后是脚的特写，渐渐跛脚不跛了！剧情设计得相当巧妙，加上史派西入木三分的表演，前后形成了巨大反差，看后的感觉几乎可以用震惊来形容。


　　2003年，已经主演了《七宗罪》、《洛城机密》、《非常嫌疑犯》并拿到过两次奥斯卡小金人的史派西接拍了《大卫·戈尔的一生》，大卫·戈尔是大学里受人尊敬的哲学教授，同时也是一位反死刑运动的激进分子，最后以飞蛾扑火的精神成了他的信仰的殉道者。也许世界并不完美，人生也不乏空虚无聊，但偏偏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坚定地信仰并执着追寻着理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铺就通向理想的路途。他同样也是一个比较复杂、有着多面性格的人——他很伟大，他也有着作为人的局限性和软肋。史派西所有的电影中，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当然也是因为电影本身的故事和叙事手法非常独特，另一个原因，这是史派西“改邪归正”的一部电影，据说因为史派西之前的黑色角色太深入人心，《大卫·戈尔的一生》最初的演员名单里并没有他。但是史派西可以说没有辜负大众对他这个“品牌”的信任，真正做到了亦正亦邪，不论什么角色只要上身就成了那个人。看完电影，也许很多人都无法相信这个男人的扮演者是演过罪犯、警察、变态甚至衣冠禽兽等角色的史派西，他虽然没有因为这部电影获得任何奖项，但是他的表演触动或者震撼人的心灵，让人久久无法忘怀。
　　《决胜21点》是史派西接拍的为数不多的一部极具娱乐元素的商业电影，史派西也毫不避讳地承认这点 。吸引他拍摄这部片子的原因除了想拍摄一部好看的、商业上能成功的电影外，角色的多变性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每天夜幕降临的时候，我所扮演的角色就变成了另外的人——与白天完全相反的人，变得诱惑而有张力，有极强的操控欲望。如果你要去理解这个人物，那么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恐惧”，史派西认为探寻角色是如何照亮这些年轻人阴暗面的过程真的是非常富有挑战性。
　　《美国丽人》是史派西具有代表性的另一部力作。主人公虽然是个典型的中产阶级，衣食无忧，可是他工作平庸，与老婆关系紧张，自己身材走样，对女儿的同学浮想联翩，这个有些软弱、有些龌龊、有些虚伪的中年男人，几乎周围所有的人都不关心他的存在，甚至很多时候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他的存在。他非常非常不快乐。这是一个处在中年危机中的男人，这样的男人不仅在美国，即便是我们身边也比比皆是，正因为他太普通，又太复杂，反而更难演绎。这部电影为史派西赢得了2000年奥斯卡小金人。
　　一直以来，史派西“希望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他的私人生活被他遮掩得相当神秘，他承认：“没有人能真正了解我，而我也乐于如此。我越是这样，我作为一个演员也就越出色。”他希望人们多关注他的电影和角色，而非他的私人生活。另一方面，别人如何评价他的人生，他才不关心，更不会用别人的标准来评判自己的人生。比如，因为他的“不婚”，又比如11年前，因为崇尚英国的传统文化，史派西毅然从美国移民到英国，后来一直声称自己是英国人而被议论；他投入大量金钱、精力拍摄网络电视剧《纸牌屋》时最初并不被人看好，史派西甚至因此被视为疯子。但是不论外界如何评判，史派西的态度是不解释，不回应，坚持自己的选择。
　　《纸牌屋》火了之后，在一次访谈节目中，史派西被挖到与克林顿的关系——他们是非常亲密的“牌友”，面对主持人的各种八卦提问，史派西表现出了弗兰克一样的狡黠，顾左右而言他地打起了太极。但是在莱温斯基丑闻问题上，史派西很诚恳地谈了自己的观点：“他承受了无比沉重的压力。每个人都会犯错，克林顿也一样。”
　　他大概是在替朋友解围，又或许，这也代表了史派西自己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