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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代表着新的经济形态，是国民经济的巨大引擎，从去年“两会”上总理提出“互联网+”的概念，再到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成功举办，“互联网+”一词频繁地出现在民众的视线中，也在经济领域改变着百姓日常的生活方式。今年两会，“互联网+”依然是两会代表重点关注的话题之一。
“互联网+”受关注
早在去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开始，有关农村电商的政策就密集出台，互联网电商巨头阿里和京东开始在农村电商市场角逐，一度引发了“刷墙”宣传战，争相快速布局，2015年可算得上是农村电商元年。
农村电商是利用互联网的技术、理念、模式，去渗透到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打通产品、信息、资金和消费者间流通、交流的阻碍，降低农村流通成本、提供农产品商品化率。农业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在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国家政策不断推进、业界频频出手布局之际，带来了万亿的市场规模，农村电商可谓是大势所趋。
全国人大代表雷军说，“十三五”时期，他最看好农村和互联网的结合，这也是互联网下一步发展的关键点。雷军认为，如今，我国已经涌现出一批成长迅速的“农村+互联网”企业，农村互联网的机会在于，一个是农产品的城市消费如何帮助农民生产，一个是农民自身的消费。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沈丘县冯营乡李寨村党支部书记李士强认为，“农村+互联网”有前途。他说，“互联网+农业”具有以下四大特点：一是用互联网思维经营农业可以打破时间、空间限制，推动农特产品供需双方的直接对接，助推农业实现个性化生产与集约化生产相结合。二是“互联网+农业”可以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跨界融合，有效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技术服务问题。农民可以通过电商购买所需的农资、农机，并获得防治病虫害、施肥用药等农业技术指导，科学种田。借助互联网形成信息和技术服务平台，可实现精准化生产、智慧型生产。三是“互联网+农业”可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融合渗透和交叉重组，实现一体化经营，带动农村经济集约化发展。四是“互联网+农业”有助于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让消费者通过扫码即可了解该产品产前、产中、产后的全链条信息。
李士强说，“互联网+”已成为推动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国家应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让“互联网+”成为带动农村发展的新动力，让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互联网中受益。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说，随着我国中高收入阶层的形成，加上现代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个性化、品牌化、差异化的消费需求、产品需求越来越强烈。国内消费在强劲增长的同时，境外消费也在增加。这反映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着力弥补的一个短板。
他表示，将进一步优化改善消费流通方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购已经成为大趋势，线上线下的融合已经成为错位发展、推动消费的有效渠道。商务部很快就要推出“互联网+流通”行动实施的指导意见，着重在消费方式上提供更多的便利，使它更规范。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今年两会带来五个建议，涉及“互联网+”落地措施、分享经济、互联网医疗、数字内容产业和互联网生态安全。其中，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建议，是马化腾在当前分享经济正在成为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的新亮点的背景下提出的。他认为，如何把闲置的社会资源，用移动互联网这种高效的方式，结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这样一种思路，把潜在的生产力挖掘出来，有助于中国经济实现“动力转换”，把服务业变成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对于如何引导和发展分享经济，马化腾建议建设分享经济数据收集机制，在监管层面，建议及时清理阻碍发展的不合理规章制度，鼓励发展放宽准入。完善信用机制等配套制度的建设。政府应以身作则，将分享经济纳入政府采购范畴，推动部分城市作为分享经济示范城市。
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国际医院院长陈仲强表示，“互联网+”和医院之间的关系，不论是“互联网医院”，还是“互联网技术支撑辅助下的医院”，落脚点都在医疗，都得通过医生来实现。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交流中心主任杨金生则表示，在“互联网+医疗”当中，信息共享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大数据就是信息共享，数据不共享实际上是空想。”杨金生表示，如果有人口健康信息库和人口普查跟进，哪些人没上学、哪些人有遗传病，就估算脑血管病有多少、高血压有多少，在这基础上的互联网医院或更能促进医疗事业的完善。
姚晓英代表认为，网络购物在为人们提供生活便利的同时，也伴生了一些问题，如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等，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整治网络售假、规范网购秩序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首先是完善网络交易信息披露制度，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其次是加强网络市场监管，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再次是加快电子商务相关立法，完善现行法律体系。
司富春委员说，与电子商务繁荣发展相伴的是网售假劣产品问题日益突出，应加快构建以信用为核心，政府监管、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新型社会共治格局。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完善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失信企业“黑名单”、强制退出等制度，推进跨地区、跨部门信用奖惩联动；落实网店实名制和交易信用评价制度，加强平台内网店的规范化管理；加快建立电子商务信用评价制度，加强行业自律，提高服务质量，树立诚信形象。
全国政协委员、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王玉锁指出：“品牌塑造的关键是要重构商业环境，而互联网是我们的机会。”王玉锁还以石油美元举例，“由于美元在商业环境中占绝对主导地位，目前石油交易都通过美元完成，因此巩固了美元的石油霸权地位。但是，如果通过互联网可以建立一种新的秩序，让全球14亿消费者、300多万的制造商，以及所有的能源资源全部放在这一个平台进行交易，用人民币交易。自然而然的，一种借助互联网而形成的商业秩序会出现。” 全国人大代表、晶科能源CEO陈康平表示，“目前，我们的电站已经通过互联网信息化来监控，这就是一种能源与互联网结合的方式。如果单个电站都是孤立运营维护，效率非常低，技术也不全面，所以我们把电站链接在一起，在运营、维护和管理方面将节省资金”。
贵州在全国最先成立了互联网医院，而它的创立者就是全国人大代表、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伟。王伟透露，首部医疗手机或将在今年下半年投放市场。他说，要用互联网建“护连网”，用“护连网”引爆大健康产业。属于朗玛的大健康产业“爆发之年”，或许就在今年。
新常态下的“互联网金融”
2013年以来，互联网金融在我国获得飞速发展。互联网金融尤其是P2P网络借贷、非P2P网络小额贷款、众筹融资，在改善小微企业融资难、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体系包容性和交易便利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近年不断爆发的网络借贷融资平台非法集资、倒闭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我国互联网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在两会中，代表委员对互联网金融给与了广泛的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行长许海表示，“金融业应与时俱进，加快发展互联网金融，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许海强调，随着国家“互联网+”行动以及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相关政策的深入实施，互联网技术的迅速普及，为互联网金融加快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与市场基础。金融业应本着立足金融本业，创新发展，全面实现资金流、信息流、商品流互联，着力构建面向实体经济的互联网金融服务新模式，既为促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增添新动力，也为推动自身经营转型提供新引擎。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明康针对近期互联网金融中出现的问题表示，现在出现的问题大多在于平台自身想参与资金往来。而一些平台做大资管业务，将平台作为通道，违背了互联网金融本身的发展规则。“只有做小、做分散、做简单产品才能活下来。否则就离死不远”。刘明康表示，监管只能起到提醒的作用，关键还是靠自律。希望互联网金融行业真正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发挥创新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李克穆认为，互联网金融对于监管是一个新的挑战，政策层正在以监管创新应对互联网金融的技术创新。如果缺乏防风险的预案，风险就是不可逆的，反之，风险就是可控的。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互联网金融最重要的是解决信息不对称，只有能够在速度、精准、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实现价值，才能在热潮之后留下有意义的东西。
刘世锦表示，互联网金融行业看起来虽然“凉了一点”，但也很正常。在未来如果结合产业，实现产业互联网，将会有很大的空间，也才能真正推动供给侧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秘书长徐晓兰提议，要加快监管细则的出台，统筹多维一体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监管评估数据体系，同时还要加强对行业不切实际的宣传的管控。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方方认为，要大力加强对于投资者教育，同时要对互联网金融采取开放的态度，允许有发展的空间。另外要把底线划清楚，保证行业的健康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赵宇梓认为，互联网金融能够发挥很大作用，但创新与监管的平衡需要重视，“有段时间过于强调创新，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互联网金融正是因为宽松的环境才得以快速发展，但风险也在随之隐藏。因此监管要有前瞻性、预见性。
他提到，目前监管倾向于将职责下放，但地方金融办无论是编制、人员能力等方面，承接这一任务存在困难。
全国政协委员刘惠好、石文先的提案表达出他们对互联网金融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关注。刘惠好委员建议，尽快出台监管细则，明确地方金融办为网络借贷融资平台监管主体，其他部门配合的工作机制。石文先委员则建议，按互联网金融行业细分划分监管主体，建立监管全覆盖体制，对提供金融产品咨询等的混业互联网金融，应成立专门的互联网金融协会专门监管。两位委员还建议，建立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平台。由该平台动态披露互联网金融企业相关信息，使其经营透明化，以方便监管主体及投资人对其进行全流程监管。
当前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解决供求不平衡的问题，而互联网金融通过增加供给，有效促进了资本的最优配置和经济增长。因此，互联网金融需要政策支持提振行业信心与用户信心。
“互联网+”受关注
早在去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开始，有关农村电商的政策就密集出台，互联网电商巨头阿里和京东开始在农村电商市场角逐，一度引发了“刷墙”宣传战，争相快速布局，2015年可算得上是农村电商元年。
农村电商是利用互联网的技术、理念、模式，去渗透到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打通产品、信息、资金和消费者间流通、交流的阻碍，降低农村流通成本、提供农产品商品化率。农业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在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国家政策不断推进、业界频频出手布局之际，带来了万亿的市场规模，农村电商可谓是大势所趋。
全国人大代表雷军说，“十三五”时期，他最看好农村和互联网的结合，这也是互联网下一步发展的关键点。雷军认为，如今，我国已经涌现出一批成长迅速的“农村+互联网”企业，农村互联网的机会在于，一个是农产品的城市消费如何帮助农民生产，一个是农民自身的消费。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沈丘县冯营乡李寨村党支部书记李士强认为，“农村+互联网”有前途。他说，“互联网+农业”具有以下四大特点：一是用互联网思维经营农业可以打破时间、空间限制，推动农特产品供需双方的直接对接，助推农业实现个性化生产与集约化生产相结合。二是“互联网+农业”可以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跨界融合，有效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技术服务问题。农民可以通过电商购买所需的农资、农机，并获得防治病虫害、施肥用药等农业技术指导，科学种田。借助互联网形成信息和技术服务平台，可实现精准化生产、智慧型生产。三是“互联网+农业”可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融合渗透和交叉重组，实现一体化经营，带动农村经济集约化发展。四是“互联网+农业”有助于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让消费者通过扫码即可了解该产品产前、产中、产后的全链条信息。
李士强说，“互联网+”已成为推动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国家应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让“互联网+”成为带动农村发展的新动力，让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互联网中受益。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说，随着我国中高收入阶层的形成，加上现代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个性化、品牌化、差异化的消费需求、产品需求越来越强烈。国内消费在强劲增长的同时，境外消费也在增加。这反映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着力弥补的一个短板。
他表示，将进一步优化改善消费流通方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购已经成为大趋势，线上线下的融合已经成为错位发展、推动消费的有效渠道。商务部很快就要推出“互联网+流通”行动实施的指导意见，着重在消费方式上提供更多的便利，使它更规范。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今年两会带来五个建议，涉及“互联网+”落地措施、分享经济、互联网医疗、数字内容产业和互联网生态安全。其中，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建议，是马化腾在当前分享经济正在成为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的新亮点的背景下提出的。他认为，如何把闲置的社会资源，用移动互联网这种高效的方式，结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这样一种思路，把潜在的生产力挖掘出来，有助于中国经济实现“动力转换”，把服务业变成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对于如何引导和发展分享经济，马化腾建议建设分享经济数据收集机制，在监管层面，建议及时清理阻碍发展的不合理规章制度，鼓励发展放宽准入。完善信用机制等配套制度的建设。政府应以身作则，将分享经济纳入政府采购范畴，推动部分城市作为分享经济示范城市。
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国际医院院长陈仲强表示，“互联网+”和医院之间的关系，不论是“互联网医院”，还是“互联网技术支撑辅助下的医院”，落脚点都在医疗，都得通过医生来实现。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交流中心主任杨金生则表示，在“互联网+医疗”当中，信息共享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大数据就是信息共享，数据不共享实际上是空想。”杨金生表示，如果有人口健康信息库和人口普查跟进，哪些人没上学、哪些人有遗传病，就估算脑血管病有多少、高血压有多少，在这基础上的互联网医院或更能促进医疗事业的完善。
姚晓英代表认为，网络购物在为人们提供生活便利的同时，也伴生了一些问题，如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等，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整治网络售假、规范网购秩序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首先是完善网络交易信息披露制度，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其次是加强网络市场监管，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再次是加快电子商务相关立法，完善现行法律体系。
司富春委员说，与电子商务繁荣发展相伴的是网售假劣产品问题日益突出，应加快构建以信用为核心，政府监管、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新型社会共治格局。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完善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失信企业“黑名单”、强制退出等制度，推进跨地区、跨部门信用奖惩联动；落实网店实名制和交易信用评价制度，加强平台内网店的规范化管理；加快建立电子商务信用评价制度，加强行业自律，提高服务质量，树立诚信形象。
全国政协委员、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王玉锁指出：“品牌塑造的关键是要重构商业环境，而互联网是我们的机会。”王玉锁还以石油美元举例，“由于美元在商业环境中占绝对主导地位，目前石油交易都通过美元完成，因此巩固了美元的石油霸权地位。但是，如果通过互联网可以建立一种新的秩序，让全球14亿消费者、300多万的制造商，以及所有的能源资源全部放在这一个平台进行交易，用人民币交易。自然而然的，一种借助互联网而形成的商业秩序会出现。” 全国人大代表、晶科能源CEO陈康平表示，“目前，我们的电站已经通过互联网信息化来监控，这就是一种能源与互联网结合的方式。如果单个电站都是孤立运营维护，效率非常低，技术也不全面，所以我们把电站链接在一起，在运营、维护和管理方面将节省资金”。
贵州在全国最先成立了互联网医院，而它的创立者就是全国人大代表、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伟。王伟透露，首部医疗手机或将在今年下半年投放市场。他说，要用互联网建“护连网”，用“护连网”引爆大健康产业。属于朗玛的大健康产业“爆发之年”，或许就在今年。
新常态下的“互联网金融”
2013年以来，互联网金融在我国获得飞速发展。互联网金融尤其是P2P网络借贷、非P2P网络小额贷款、众筹融资，在改善小微企业融资难、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体系包容性和交易便利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近年不断爆发的网络借贷融资平台非法集资、倒闭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我国互联网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在两会中，代表委员对互联网金融给与了广泛的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行长许海表示，“金融业应与时俱进，加快发展互联网金融，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许海强调，随着国家“互联网+”行动以及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相关政策的深入实施，互联网技术的迅速普及，为互联网金融加快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与市场基础。金融业应本着立足金融本业，创新发展，全面实现资金流、信息流、商品流互联，着力构建面向实体经济的互联网金融服务新模式，既为促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增添新动力，也为推动自身经营转型提供新引擎。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明康针对近期互联网金融中出现的问题表示，现在出现的问题大多在于平台自身想参与资金往来。而一些平台做大资管业务，将平台作为通道，违背了互联网金融本身的发展规则。“只有做小、做分散、做简单产品才能活下来。否则就离死不远”。刘明康表示，监管只能起到提醒的作用，关键还是靠自律。希望互联网金融行业真正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发挥创新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李克穆认为，互联网金融对于监管是一个新的挑战，政策层正在以监管创新应对互联网金融的技术创新。如果缺乏防风险的预案，风险就是不可逆的，反之，风险就是可控的。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互联网金融最重要的是解决信息不对称，只有能够在速度、精准、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实现价值，才能在热潮之后留下有意义的东西。
刘世锦表示，互联网金融行业看起来虽然“凉了一点”，但也很正常。在未来如果结合产业，实现产业互联网，将会有很大的空间，也才能真正推动供给侧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秘书长徐晓兰提议，要加快监管细则的出台，统筹多维一体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监管评估数据体系，同时还要加强对行业不切实际的宣传的管控。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方方认为，要大力加强对于投资者教育，同时要对互联网金融采取开放的态度，允许有发展的空间。另外要把底线划清楚，保证行业的健康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赵宇梓认为，互联网金融能够发挥很大作用，但创新与监管的平衡需要重视，“有段时间过于强调创新，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互联网金融正是因为宽松的环境才得以快速发展，但风险也在随之隐藏。因此监管要有前瞻性、预见性。
他提到，目前监管倾向于将职责下放，但地方金融办无论是编制、人员能力等方面，承接这一任务存在困难。
全国政协委员刘惠好、石文先的提案表达出他们对互联网金融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关注。刘惠好委员建议，尽快出台监管细则，明确地方金融办为网络借贷融资平台监管主体，其他部门配合的工作机制。石文先委员则建议，按互联网金融行业细分划分监管主体，建立监管全覆盖体制，对提供金融产品咨询等的混业互联网金融，应成立专门的互联网金融协会专门监管。两位委员还建议，建立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平台。由该平台动态披露互联网金融企业相关信息，使其经营透明化，以方便监管主体及投资人对其进行全流程监管。
当前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解决供求不平衡的问题，而互联网金融通过增加供给，有效促进了资本的最优配置和经济增长。因此，互联网金融需要政策支持提振行业信心与用户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