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家乡情结”于“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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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国情怀是学生学习历史所应有的一种学科核心素养。家国情怀的滋养应该建立在对历史的切身体验、情感震撼和理性判断的前提下,家国情怀还应该基于对家人、对家乡的挚爱进而产生对祖国和民族的认同感,乃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怀。本文试图以十四年抗战期间,中华民族的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庆相关历史教学资源为依托,探索如何在培养学生的家乡情结的过程中,实现家国情怀的塑造以及体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怀。
  作为重庆人,我们深爱这座重庆城,“一位乡土史家不仅是一位考古学家,也是一位地理学家,一个乡土史家不但要查图书馆的图书以及官方的档案,而且要走出户外从事田野调查。”[1]历史教学何尝不是如此?挖掘身边的历史资源,并以此进行历史解释,是家国情怀素养落地的重要途径。
  一、家乡——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是支撑中国对日作战的战略后方
  抗战大后方是指在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家乡重庆,在抗战时期的地位不言而喻。在历史教学中,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历史解释,使学生认识到家乡对支撑中国抗战的巨大历史意义。
  1.重庆是支撑中国持久抗战的战略后方
  战时首都:全面抗战爆发后,北京、上海、南京等东部城市相继沦陷,在这样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样一个“和与战”的历史渡口,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移驻”重庆,重庆即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的中心。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可以组织学生实地参观考察战时首都的一系列遗址、遗迹,如原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外交部、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及最高国防委员会、国民政府经济部等。
  实地参观考察,使学生切身感受到重庆在抗战时期“战时首都”的重要地位。同时,参观的这些重要部门的旧址,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重庆担负‘战时首都’的法律地位,显示着即使南京陷落,中国也要抗战到底的决心”[2]。
  经济重镇:抗战时期,重庆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逐渐发展为抗战的物质保障之地。1937年,重庆工业在全国仅占1.96%,但到了抗战时期,重庆工厂占了大后方的31.7%,位居第一,是名副其实的大后方经济中心。[3]教师通过一系列数据的分析,引导学生从数据变化直观感受重庆作为战时经济中心的重要地位,使学生认识到重庆对支撑全国抗战胜利的重要作用,树立学生对家乡的历史自信。
  文化中心:精神文化力量是艰苦抗战的重要支撑。作为战时的文化高地,重庆在精神文化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引导学生从欣赏当时创作的文艺作品出发,感受重庆在战时文化领域的地位。重庆作为抗战大后方文化中心,涌现了大量抗日救亡的文化团体以及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如“怒吼剧社”、“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重庆分会”等文化团体以及《吼声》、《诗报》等文艺刊物。[4]他们宣传抗日救国,极大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斗志。
  2.重庆在抗战中付出了巨大牺牲
  抗战期间日军的罪行罄竹难书,如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等等,然而,却鲜有人提及重庆大轰炸、大隧道惨案等等。1938-1944年,六余年间,日军对重庆实施了无差别的大轰炸,其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多、手段之残忍、灾难之深重,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城市中都十分罕见。[5]
  关于大轰炸有着丰富的教学资源。
  例一:当时媒体的报道:
  下午1时许,敌机分四批侵入市空投弹。被炸地区有两路口、学田湾……磁器口、较场口等。三十余处中弹起火,延烧数小时。死伤百余人,无家可归者约两千人。[6]
  例二:文学作品的相关反映
  郭沫若《惨目吟》 ( 1939年5月):
  五三与五四,寇机连日来。渝城遭惨炸,死者如山堆。
  中见一户骸,一母与二孩。一儿横腹下,一儿抱在怀。
  骨肉成焦炭,凝结难分开。鸣呼慈母心,万古不能灰!
  为什么要轰炸重庆?1938年12月,日军在《大陆第241号命令》中宣称“为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要开展“制空进攻战”。日军的目的在于摧毁抗战大后方经济基础和击溃中国人民的心理防线。大轰炸下,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我们没有屈服,反而铸就了钢铁般的抗战斗志,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必胜信念。如著名实业家、重庆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胡子昂在集会上宣誓:“敌人企图以狂轰滥炸毁灭重庆,纯属梦想!在任何情况下,国防工业与生产工业之水电供应,绝不辍断一日!”[7]
  教师引领学生主动参与到历史知识的构建过程之中,使其切身体验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学生怎能不爱自己的家乡?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的文化认同意识,单纯通过课堂上条条框框的叙述是很难实现的。通过实践活动,了解家乡的辉煌过去,形成家国情怀的第一層面——认同意识,即对“家”的自信与认同,进而引导学生放宽历史认识的视野,从对家乡的热爱升华为家乡的自信,进而升华为民族的自豪感,提升民族自信心。
  二、祖国——重庆大后方成为国共携手合作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舞台
  仅仅达到对家乡抗战地位的认同显然不够,需要将学生历史认识的视野从家乡延伸到祖国,使学生认识更为全面的抗战史。我们所应叙述的抗战大后方历史,绝不仅是重庆人民或国民政府的历史,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也即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取得抗战胜利的历史。抗战大后方是第二次国共合作重要的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推动者,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8]我们着重引导学生以中共南方局为例进行分析。
  重庆中共南方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线。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之建立。而1939年1月中共在重庆成立的南方局在抗战大后方就起着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
  现今仍有大量遗址遗迹在诉说着南方局的历史,如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9],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都在此工作生活过,南方局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指挥中心。引导学生充分挖掘利用身边的历史资源,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考察等活动,实地体会重庆南方局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阵地的历史地位。“中共通过南方局及其军事组和公开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实践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总方针,联络协调两个战场,为赢得对日作战胜利尽心竭力。”[10]   三、世界——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是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战略支柱
  从家乡到祖国,从家乡情结的建立到国家命运的分析,我们引导学生初步构建了家国情怀素养的前两个层次,但“家国情怀”却并不局限于家与国,而是“要充满人文情怀并关注现实问题,以服务于国家强盛、民族自强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为使命”[11],即关注国家强盛、民族自强的同时,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因此,我们需要将重庆大后方历史置于整个世界历史的背景下。重庆不仅是支撑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东方战场的战略支柱,是支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后方。
  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是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事实,长期以来却并未得到足够的尊重和认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中国在二战中所发挥的作用,即使知道中国参战的人也往往将其视为次要战场”。[12]因而,有必要使学生认识以下两点。
  首先,重庆是东方战场的指挥中心,也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重要交汇点。引导学生从以下史实出发进行分析:
  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在重庆举行军事会议,三国军事同盟成立;
  1942年1月3日,同盟国宣布蒋介石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重庆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在远东的指挥中心。
  从中可以引导学生得出结论,在重庆成为战时首都之后,并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大大提高,是中国战区统帅部所在地,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中国的交汇点。
  其次,重庆不仅是支撑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也是支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后方。重庆大后方的经济发展为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但重庆又为什么是支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后方?我们需要引导学生从农村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土特产说起。
  猪鬃等农副特产在重庆的农村生活中非常常见,但鲜为人知的是,二战期间它们曾经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先后将猪鬃、桐油等六类农矿产品指定为统购统销物资。为什么要将猪鬃列入进去呢?猪鬃具有强韧耐久、刚劲有光、耐酸碱热等优势,为近代制刷工业不可缺少的优质原料。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军事工业,如油漆、军舰、坦克、飞机以及洗刷枪炮等。[13]美国的军事工业发达,对猪鬃的需求量庞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把猪鬃列入A类战略物资,与枪炮等同。
  引导学生结合抗战的历史背景,通过采访长辈、查阅相关资料的方式,进行相关的口述历史调查或者文献资料收集。猪鬃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不足为道,但在二战的历史背景下却被赋予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其中体现的不仅是猪鬃本身对战争进程的价值,更多的是重庆大后方人民利用一切现有的资源,支援前线抗战、支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巨大力量,彰显着历史角度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怀。
  四、余论
  新课程标准下历史学科的五大核心素养——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釋、家国情怀,缺一不可,但家国情怀无疑是历史教育的终极价值所在。但家国情怀的塑造,不应是口号式的呐喊,也不应是空洞乏味的说教,更加不应是无足轻重的边角料。因此,本文试图从家乡——祖国——世界三个维度,以必修课程中十四年抗战部分为纲目,依托于重庆抗战大后方相关历史资源,探索了如何使家国情怀素养落地的问题。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应当首先立足于学生个人的生活实践,从直接或间接的体验中实现历史解释和身份认同,进而由小及大,由里及外的认识更深层次的历史问题,从而形成一定的价值关怀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树立自身的奋斗目标,在实践中践行家国情怀。
  【注释】
  [1]转引自曾祥忠:《中学历史教学中乡土史的开发和运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年第10期。
  [2][3]周勇:《重庆抗战史:1931-1945》,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第2、12页。
  [4]薛新力:《抗战时期重庆文化的发展演变及特点(上)》,《渝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5]潘洵,周勇:《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日志》,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前言。
  [6]转引自王川平:《英雄之城——大轰炸下的重庆》,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第108页。
  [7]郑光路:《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84页。
  [8][10]周勇:《关于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9]位于现今重庆市红岩村。
  [11]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5页。
  [12](英)米特著,蒋永强、陈逾前、陈心心译:《中国,被遗忘的盟友》,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前言。
  [13]陈岗:《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猪鬃的外贸统制》,《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8期。.
其他文献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提到历史课程要“注意吸收历史研究的新成果,使课程内容体现出历史学科的发展”,也要吸收“课程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国际历史教育的优秀成果。”[1]吸收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及课改成功经验,已成为新一轮课改的趋势。作为课改成果之一的对话教学,进入历史课堂已有十载,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反观其实践,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大部分教师仍然固守传统的教学模式,注重宏观方面的知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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