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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完善和发展Koopman等构建的测算各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状况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UNCTAD-Eora Global Value Chain Database和WIOD提供的数据，对全球价值链的演进、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竞争地位的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逆全球化并非近两年政治因素所致的暂时现象，全球需求萎缩可能是长期趋势;2008年以来，世界主要出口贸易大国的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发生了显著的逆转性变化，从不断上升转向持续下降;出口贸易强国主导区域价值链并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持续上升，自2011年起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但出口占GDP比重较低;2008年以后中国全球价值链上游參与度继续提升，下游参与度较大幅度下降，Koopman意义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优势逐步显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主要上游供应国，并超越美国和其他贸易大国成为世界各经济体主要上游供应国;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地位与中国差距巨大，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供给优势短期内难以替代。然而，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值较低，完整意义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优势尚存在差距。中国应因应逆全球化趋势，积极调整和完善国内国际两个循环圈;充分利用宝贵的“未脱钩期”，强大国内市场，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以赢得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新型竞争。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逆全球化;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0）12-0028-20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迅猛发展，世界各国经济互相嵌入，连为一体，不可分割。然而，近年来某些发达国家出于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试图维持其对高新技术的垄断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技术主导的分工格局，甚至欲与中国“脱钩”。中国产业在日益走向全球价值链核心地位的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趋势，美国、日本等国不断出台政策吸引产业链回流，全球产业链出现了区域化、本土化的收缩重构趋势，最终或将导致全球需求萎缩成为一种长期趋势，中国保证产业布局的完整以及充分发挥国内市场作用的意义越来越重要。就中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而言，无论是国内大循环还是国际大循环，其关键都是构筑产业发展的优势，以继续稳定和提升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因此，确切了解和把握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历程与发展状况，以及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竞争地位的发展变化，对于及时调整完善发展思路、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与本文的拓展和创新
（一）全球价值链相关理论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对于研究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状况和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地位，从技术路径上来讲，借助企业数据的微观分析方法不具有操作性，这主要是因为数据的复杂及其不可获得性，而基于国家投入产出表的宏观分析更为学术界所认可，相关的理论与评价指标体系也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
Hummels等最早使用国家投入产出表测量一国出口中的进口投入品价值（国外附加值），构建了“垂直专业化指数”对全球价值链进行测度[1]。鉴于“垂直专业化指数”无法避免在多国参与、前后向紧密关联的现实情况下的重复计算等问题，Koopman等通过比较一国产业向别国出口的中间品与其从别国进口的中间品，确定该国该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构建了“GVC地位指数”;将一国出口后再被第三国间接出口的国内附加值与出口中的他国附加值相结合，构建了“GVC参与率”[2-4]。此后，基于贸易附加值的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方法逐渐成为主流。
2015年以来，国内学者对于Koopman等构建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和评价指标体系，及其在中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发展状况方面的应用进行了诸多研究。如王直等运用Koopman等人的分解法在传统国际贸易统计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间建立了一个系统性的对应框架[5];樊秀峰、程文先对Koopman等的方法予以改进，以纠正传统的HYI方法高估出口国内附加值的问题[6];杨继军和范从来[7]、刘琳[8]、程大中[9]、马风涛[10]从不同角度，运用Koopman等构建的GVC指标体系对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测算与分析。受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近年来与逆全球化风险、全球价值链重构和转型的相关研究日益增多，如张二震等[11]、辛娜和袁红林[12]、朱明珠和孙菁[13]等。这些研究大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即使有定量分析，也只是研究了某一方面的具体问题。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蔓延，已有的相关研究或因时代背景差异，或因研究深度和广度的局限，难以回答与中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直接相关的问题：逆全球化是国际政治因素导致的暂时现象，还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某些发达大国的政客欲与中国“脱钩”的意愿能否在短期内实现？面对逆全球化和“脱钩”风险，中国产业应当如何应对？
（二）本文在相关研究基础上展开的新探索
Koopman等构建的GVC地位指数仅以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下游不同阶段的位置作为划分地位高低的依据。然而，现实中不乏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经济体将其初级资源产品出口到其他经济体，被加工后再出口给第三经济体，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会高于发达经济体;二是发达经济体可能会在制造加工环节“更下游”的物流配送、市场营销及售后服务等环节具有优势，也可能出现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高于发达经济体的情况。
为了弥补Koopman等方法的不足，本文构建了“进出口中间品增值率（IVRIE，Incremental Value Rate Generated from Importing and Exporting）”指数，以完善对一个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高低的评判指标。 一般而言，初级资源产品出口附加值较低。依据曾盛行一时的“微笑曲线”，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掌控着企业生产经营价值链的两端——研发与物流配送、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会比在生产制造环节拥有更高的附加价值。因此，本文构建的IVRIE指标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增值程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及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主要标准，能够克服Koopman等所构建的仅从上下游不同阶段的位置作为GVC地位指标的片面性。
IVRIE指标所提及的“出口中间品产值-进口中间品产值”有两类测算角度：一是“一国多部门向他国一部门出口的中间品产值-他国多部门向该国该部门出口的中间品产值”;二是“一国一部门向他国多部门出口的中间品产值-他国该部门向该国多部门出口的中间品产值”。两类测算角度对于一个国家全部产业测算进出口中间品增值率结果是相同的，而对于该国各细分产业，从两类角度测算其进出口中间品增值率结果可能是不同的。为了全面体现一国各细分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中间品增值率，有必要将这两类角度的测算结合起来。IVRIE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IC-S表示一国多部门向他国一部门出口的中间品产值;MC-S表示他国多部门向该国该部门出口的中间品产值;IS-C表示一国一部门向他国多部门出口的中间品产值;MS-C表示他国该部门向该国多部门出口的中间品产值。
本文将Koopman等构建的GVC地位指数称之为“Koopman意义的GVC地位指数”，而将本文添加IVRIE指数后完善的GVC地位指数体系称为“完整意义的GVC地位指数”。
在借鉴和发展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本文力图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新的探索：
第一，全面测算分析30年来全球价值链整体的发展变化，以回答“逆全球化是国际政治因素导致的暂时现象，还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问题，并确定贸易强国的主导作用。其一，将1990—2019年分为三个不同时间段（以中国加入WTO的2001年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为节点划分，下同），比较全球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与GDP总量年均增长率比值的变化。其二，将1990—2018年分为三个不同时间段，并依据出口贸易额在世界的排序，适当考虑世界各经济体的代表性，选择全球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比较其GVC参与度的变化。其三，将1990—2018年分为三个不同时间段，比较全球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GVC上游参与度的变化。其四，运用Koopman等构建的上游参与度指标，测算2019年全球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主要上游供给经济体份额，分析贸易强国在区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作用。
第二，全面测算分析30年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发展变化，以回答“与中国‘脱钩’的意愿能否在短期内实现”问题。其一，比较1990—2019年世界主要出口国出口份额发展变化，分析中国出口竞争力发展变化。其二，比较2019年世界主要出口国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观察比较各国内需市场回旋余地的大小及中国是否具有优势。其三，比较1990—2018年全球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GVC上游参与度和下游参与度的变化，分析中国Koopman意义的GVC地位指数的发展变化。其四，运用前文测算的2019年全球22个典型代表經济体主要上游供给经济体份额，观察分析中国是否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GVC主要上游供应国。其五，按2001年、2008年、2019年三个时间节点，将四大出口贸易强国——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在世界189个经济体上游供应所占全球份额排序，展示中国作为世界各经济体上游供应国地位的变化，观察分析中国是否已成为世界各经济体主要上游供应国。其六，比较2019年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出口份额、对世界贸易大国GVC上游供应所占份额，展示其他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地位以及与中国的差距，观察分析一些发达国家将产业链向其他新兴经济体转移以替代中国的意愿能否在短期内实现。其七，比较2001年、2014年四大出口贸易强国（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六大类产业IVRIE 指数的变化，观察分析中国产业完整意义的GVC地位是否存在差距，并分析其原因。
第三，回答“面对逆全球化和‘脱钩’风险，中国产业应当如何应对”问题。本文依据战略管理的分析框架，对外部环境（全球价值链整体发展变化）、内部资源能力（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竞争地位的发展变化）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并从中逐一概括出当前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面临的机遇（优势）与挑战（劣势），进而提出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重构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应当采取的策略。
本文在测算Koopman等构建的全球价值链评价指标时主要采用UNCTAD-Eora Global Value Chain Database提供的数据。该数据库提供了1990—2019年世界189个经济体（及其细分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的变化情况。其中，1990—2015年的数据为确定值，2016—2017年的数据为暂定值，2018—2019年的数据为预测值。研究中采用最多的是该数据库中的“Country by country breakdown，1990—2019”数据表，该数据表展示了1990—2019年世界189个经济体各自的出口域内附加值和其他经济体分别给予的域外附加值。通过该数据表可以测算出“1990—2019年全球出口贸易总额发展变化”“2019年全球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主要上游供给经济体份额”“1990—2019年世界主要出口国出口份额发展变化”“2001年、2008年、2019年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在世界各经济体上游供应所占份额排序”“2019年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出口份额、对世界贸易大国GVC上游供应所占份额比较”等具体数值。该数据库中的“Databas_GVC_2018update_rev0323. csv”提供了1990—2018年世界各经济体的GVC参与度、GVC上游参与度、GVC下游参与度等指标的数据，这些指标的数据通过“Country by country breakdown，1990—2019”数据表也能够测算出来，但两个表数据测算结果有误差。前者直接提供各指标数据，后者需要进行较大量的测算。本文在测算和比较1990—2001年、2001—2008年、2008—2018年三个时间段全球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的GVC参与度变化、GVC上游参与度变化和GVC下游参与度变化时，选用的是“Databas_GVC_2018 update _ rev0323. csv”提供的1990—2018年数据。测算本文创建的IVRIE指数，需要采用WIOD网站提供的2016年版（最新版）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 由于测算过程涉及全球189个经济体30年的多个指标，工作非常庞杂，本文难以展示整个运算过程，因而只显示最终的计算结果。
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变化分析
（一）2008年以来逆全球化趋势的判断
为了便于分析，以下研究将1990—2019年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节点，分为三个时间段。
1.全球出口贸易额增速大幅下降
表1呈现了1990—2001年、2001—2008年、2008—2019年三个时间段全球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与GDP总量年均增长率。表1显示，1990—2001年全球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是同期全球GDP总量年均增长率的1.705倍，2001—2008年全球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是同期全球GDP总量年均增长率的1.885倍，这两个时间段全球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显著快于全球GDP总量的增长。而2008—2019年全球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仅为同期全球GDP总量年均增长率的60.38%，这一时间段全球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显著低于GDP总量的增长，换言之，2008年以后，全球出口贸易额增速大幅下降。
2.世界各经济体GVC参与度显著降低
表2（下页）显示了1990—2001年、2001—2008年、2008—2018年三个时间段全球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①GVC参与度的变化。从表2可以看到，22个经济体2001年GVC参与度与1990年数值之差均为正值，说明1990—2001年各个经济体GVC参与度均显著上升。22个经济体2008年GVC参与度与2001年数值之差亦为正值，说明2001—2008年各个经济体GVC参与度仍在继续上升，且中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比利时、韩国、马来西亚、印度、澳大利亚、南非、越南在这一时间段GVC参与度增值大于1990—2001年时间段，上升态势强劲。22个经济体2018年GVC参与度与2008年数值之差均转为负值，且负值绝对值大于5的有9个经济体，说明2008—2018年各个经济体GVC参与度显著降低了。
综合以上两个全球价值链发展指标的数据可以发现，逆全球化并非近两年的变化，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逆全球化趋势就开始显现了。
（二）世界主要贸易大国GVC上游参与度的发展变化
上游参与度是反映一个国家（及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的重要指标。尽管前文指出Koopman等设立的这一指标存在缺陷，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是排除一些自然资源供给国的特殊情况（如俄罗斯等国），上游参与度指标的确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及其产业）从供给侧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能力，历史数据也显示，发达国家（及其产业）的上游参与度指标大多高于发展中国家（及其产业）。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后，世界主要贸易大国GVC上游参与度普遍降低了（见表3，下页）。
从表3可以看到，22个经济体中18个经济体2001年GVC上游参与度与1990年数值之差为正值，说明1990—2001年经济体GVC上游参与度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22个经济体2008年GVC上游参与度与2001年数值之差均为正值，说明2001—2008年各經济体GVC上游参与度仍在继续上升或转为上升。20个经济体的2018年GVC上游参与度与2008年数值之差转为负值，其中出口贸易强国德国、美国、日本尤为显著。只有中国和英国的2018年GVC上游参与度与2008年数值之差仍为正值，其中中国这一数值更高。
（三）贸易强国在区域价值链、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与作用
表4（下页）展示了2019年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的主要上游供给经济体为其出口提供中间品占世界各经济体对该经济体的总提供量的份额。表4第一列即本文选择的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以2019年出口贸易量大小依降序排列。每行第2列至第9列展示的是对该经济体出口提供中间品的前8位的经济体的名称与其占世界总提供量的份额，也按份额大小降序排列。
1.贸易强国在区域价值链的地位与作用
这里重点考察已经基本形成的三个区域价值链。一是亚洲价值链。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中，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越南7个经济体位于亚洲。这7个经济体首要的中间品供应国均为中国或日本。二是欧洲价值链。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中，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英国、比利时、西班牙、瑞士、俄罗斯9个经济体位于欧洲。这9个经济体中除德国以外的8个经济体，德国均为其首位或第二位中间品供应国。三是北美洲价值链。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中，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个经济体属于北美洲。这3个经济体中除美国外的2个经济体，美国均为其首位中间品供应国。综上所述，在全球价值链已经基本形成的三个区域价值链中，中国和日本、德国、美国分别在亚洲、欧洲、北美洲占据着主导地位。
2.贸易强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作用
表4的数据显示，贸易强国不仅主导本地区价值链，而且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在未形成区域价值链的地区成为主要中间品供应国。这里重点考察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南美洲代表国家巴西的主要上游供应国依次为中国、德国和美国;大洋洲代表国家澳大利亚的主要上游供应国依次为美国、中国和日本;非洲代表国家南非的主要上游供应国依次为德国、美国和中国。
第二，在已经形成区域价值链的地区成为非本国所在洲经济体的主要中间品供应国。这里分别考察德国、中国、美国、日本四个贸易强国在非本国所在洲位居上游供应国的位置，以前5位为准。德国在亚洲7个代表经济体中，是印度第二大上游供应国，是中国、韩国第四大上游供应国;在北美洲3个代表经济体中，是墨西哥第三大上游供应国，是美国、加拿大第四大上游供应国。中国在欧洲9个代表经济体中，是德国、荷兰、英国、西班牙第一大上游供应国，是法国第二大上游供应国，是意大利、比利时、瑞士、俄罗斯第三大上游供应国;中国在北美洲3个代表经济体中，是美国第一大上游供应国，是加拿大、墨西哥第二大上游供应国。美国在亚洲7个代表经济体中，是日本第二大上游供应国，是中国、马来西亚、印度第三大上游供应国，是韩国和新加坡第五大上游供应国;在欧洲9个代表经济体中，是俄罗斯第一大上游供应国，是德国、意大利、瑞士第二大上游供应国，是法国、英国第三大上游供应国，是比利时第四大上游供应国，是荷兰、西班牙第五大上游供应国。日本在欧洲9个代表经济体中，是荷兰第四大上游供应国，是英国第五大上游供应国;在北美洲3个代表经济体中，是美国和加拿大第三大上游供应国，是墨西哥第四大上游供应国。 三、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发展变化
（一）中国出口贸易份额的变化趋势及其与GDP增长的比较
从全球来看，2008年以后出口贸易额增速明显下降，但中国逆势前行。图1（下页）呈现了1990—2019年世界11个主要出口国出口份额的变化情况。1990—2019年，中国出口贸易额占全球份额持续上升;2011年中国出口贸易额占全球份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贸易国。此后，中国保持着世界第二大出口贸易国地位，且与第一大出口贸易国德国的差距逐年缩小，而与第三大出口贸易国美国的差距逐年拉大。
图2呈现了2019年11个出口贸易大国出口贸易总额占本国GDP的比重，可用来进一步考察各国内需市场回旋余地的大小。可以看到，2019年，在11个出口贸易大国中，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最小的国家是美国（7.43%），接下来依次是中国（16.19%）、日本（22.10%）、英国（27.37%）、法国（33.47%）、韩国（33.58%）、意大利（44.77%）、加拿大（47.44%）、德国（66.90%）、荷兰（91.43%）、比利时（116.04%）。在11个出口贸易大国中，中国出口贸易总额占全球份额排在第二位，而出口贸易总额占本国GDP的比重排在主要出口贸易大国的倒数第二位，这说明中国内需市场回旋余地较大。
（二）中国Koopman意义的GVC地位的变化
从表3可以看到，2008年以来世界主要贸易大国GVC上游参与度普遍降低，四大出口贸易强国中，用“2018年GVC上游参与度与2008年数值之差”这一指标衡量，德国为-4.043，美国为-3.869，日本为-6.400。而中国这一数值为2.195，说明2008年以后中国GVC上游参与度逆势继续提升。
再考察表5提供的1990—2001年、2001—2008年、2008—2018年三个时间段全球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GVC下游参与度的变化。可以看到，22个经济体中绝大多数经济体2001年GVC下游参与度与1990年數值之差为正值，说明1990—2001年绝大多数经济体GVC下游参与度在上升;2001—2008年，中国与包括德国、美国、日本在内的大多数经济体一样，GVC下游参与度继续上升;德国和日本的2018年GVC下游参与度与2008年数值之差，分别为0.101和1.470，说明这两个出口贸易强国在这一时间段下游参与度还在继续增加。美国和中国这一数值分别为-1.648和-4.658，说明这两个出口贸易强国在这一时间段下游参与度降低了。其中，中国下游参与度降低的幅度尤为显著。
综上所述，与另外三个出口贸易强国相比较，2008年以后，中国GVC上游参与度继续上升，下游参与度呈现较大幅度下降，Koopman意义的GVC地位明显提高。
（三）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上游供应国的GVC地位变化
继续深入考察表4提供的数据，可以发现：2019年，对于其他21个经济体，中国是德国、美国、日本、荷兰、英国、韩国、西班牙、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巴西、越南12个经济体的中间品第一大上游供应国;是法国、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南非5个经济体的中间品第二大上游供应国;是意大利、比利时、瑞士、俄罗斯4个经济体的中间品第三大上游供应国。特别是对于另外三个出口贸易强国——德国、美国、日本，中国都是其中间品第一大供应国。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GVC主要上游供应国。
（四）中国作为世界六大洲各经济体上游供应国GVC地位的变化
为了更广泛深入地了解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竞争地位的变化，本文选择2001年、2008年、2019年三个时间节点，对全球189个经济体出口贸易中间品上游供应国所占份额进行测算，借此比较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四大出口贸易强国分别作为中间品上游供给国，在48个亚洲经济体、49个欧洲经济体、19个北美洲经济体、13个南美洲经济体、8个大洋洲经济体、52个非洲经济体中所占的全球份额。
表6（下页）显示了2001年、2008年、2019年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在世界各经济体上游供应所占全球份额排序，重点考察排列前5名的情况。以第2行第3列的单元格数据来说明：2001年，在亚洲48个经济体中，美国作为上游供给国中间品供给所占全球份额排名第一的有9个，排名第二的有16个，排名第三的有10个，排名第四的有8个，排名第五的有1个。其余相应的单元格的含义如此类推。
同时，表6将“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34个亚洲国家、23个欧洲国家、1个非洲国家）重新集聚起来，比较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四大出口贸易强国在2001年、2008年、2019年对这些国家中间品上游供给所占的全球份额，以便进一步研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调整转移的基础条件。
为了更明晰地展示2001年、2008年、2019年三个时间节点四大出口贸易强国作为上游供应国所处地位，表7将表6中的数据转换为积分。采用国际赛事积分常用的算法，按照“第一位经济体数×5+第二位经济体数×4+第三位经济体数×3+第四位经济体数×2+第五位经济体数×1”的公式测算，可得到表7所示的四大出口贸易强国在三个时间节点，在六大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积分值。表7最后一列是根据测算出的积分值，对四大出口贸易强国在三个时间节点，在六大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上游供应国地位的排序。
表7显示：2001年，作为上游供应国，中国在六大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位都比较低。2008年，作为上游供应国，中国在六大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具体表现在：在亚洲，中国成为最大的上游供应国;在欧洲，中国成为第三大上游供应国;在北美洲，中国成为第二大上游供给国;在南美洲，中国成为第三大上游供给国;在大洋洲，中国成为第二大上游供应国;在非洲，中国成为第三大上游供应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成为第二大上游供应国。2019年，作为上游供应国，中国在六大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显著的优势地位，具体表现在：在亚洲、欧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都是最大的上游供应国，且其他三个出口贸易强国积分与中国差距较大;在北美洲，中国是第二大上游供应国，其积分（65）也与排名第一的美国（82）差距不大，且较大幅度领先德国（20）和日本（15）。 综上所述，经过近20年的追赶，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超越了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成为世界六大洲各经济体主要上游供应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大的上游供应国。
（五）其他新兴经济体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地位的比较
针对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将产业链向其他新兴经济体转移的意愿与动向，我们比较分析了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在出口份额及对世界贸易大国GVC上游供应所占份额等方面的情况。表8的横坐标将2019年出口占全球份额前十位的国家（中国除外）按降序依次排列，纵坐标则是中国与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中剔除排名前十位的其他12个经济体（大多为新兴经济体），同样依据2019年出口占全球份额降序排列。表8中第2列展示纵坐标所列经济体2019年出口占全球份额，第3—11列展示这些经济体在出口前十位国家的上游供应中所占全球份额。
从表8可以发现，无论是出口占全球份额，还是对世界贸易大国GVC上游供应所占份额，其他经济体与中国的差距都较大：对于12个经济体中排列第一位的韩国，中国各项指标数值是其4～14倍;对于人口与中国接近的印度，中国各项指标数值是其3～13倍;对于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的越南，中国各项指标数值是其27～265倍。
综上所述，其他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地位与中国差距巨大，一些发达国家将产业链向其他新兴经济体转移以替代中国的意愿难以在短期内实现。
（六）中国产业完整意义的GVC地位分析
从出口占全球份额、Koopman意义的GVC地位等角度的分析研究表明：加入WTO以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地位获得了较大的进步。然而，Koopman等构建的GVC地位指数仅仅以一个国家及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下游不同阶段的位置作为划分地位高低的依据，存在一定缺陷，因而有必要借助本文构建的“进出口中间品增值率（IVRIE）”指数进一步全面评判中国及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地位。
基于WIOD世界投入產出表数据（2016年版），表9（下页）和表10展示了2001年和2014年四大出口贸易强国——德国、美国、日本、中国在农业、采掘业、制造业、其他工业、建筑业、服务业六大类产业与全部产业的IVRIE指数的测算结果。
表9和表10显示：2001年，中国全部产业IVRIE指数为负值（-13.704），远低于德国（4.991）、日本（2.399）和美国（-4.914），其中，导致中国产业整体中间品增值率低下的两大产业是农业和采掘业;2014年，中国全部产业IVRIE指数有较大的提升，但仍为负值（-6.238），依然与德国（7.692）、美国（-4.798）有较大的差距，其中，中国农业的IVRIE指数（-54.519）与美国（19.375）和德国（7.187）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制造业IVRIE指数（-6.155）有较大的改观，但与德国（7.938）和日本（4.640）两个制造强国仍有较大差距。
上述分析表明：加入WTO近20年来，中国产业整体和最具优势的制造业在完整意义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全球价值链中中间品贸易增值仍然较低，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依旧存在较大的追赶空间。
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中间品贸易增值较低反映了原始创新、自主创新不足。我们在之前一项关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研究中发现：从产业效率来看，日益完备健全的集成配套体系与高水平的贸易竞争力支撑着中国制造业技术效率（TE）在世界名列前茅，且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而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仅位居世界中等水平;TFP分解显示，中国制造业大多数细分产业技术效率指数高于技术进步指数。这说明，中国制造业对先进技术的跟随和模仿能力及其资源配置能力不断提升，已经跨越“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两个产业升级的初级阶段;但与先进经济体相比，原始创新、自主创新不足导致的技术进步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尚未达到“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两个产业升级的高级阶段[14]。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在完善和发展Koopman等构建的测算各经济体参与GVC分工状况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UNCTAD-Eora Global Value Chain Database和WIOD提供的数据，对全球价值链发展演进、中国产业在GVC中的竞争地位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与GDP年均增长率之比、世界各国GVC参与度两个指标发生了显著的逆转性变化，表明逆全球化并非政治因素所致的暂时现象，全球需求萎缩可能是长期趋势，对此可能性我们需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准备。
第二，2008年以来，世界主要出口贸易大国GVC上游参与度发生了显著的逆转性变化，从以往的不断上升转向持续下降。世界主要出口贸易大国GVC上游参与度普遍降低，为中国产业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地位创造了条件。
第三，在全球价值链已经基本形成的三个区域价值链中，中国和日本、德国、美国分别在亚洲、欧洲、北美洲占据着主导地位，并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贸易强国主导区域价值链并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一方面加大了中国面临的其他区域贸易大国“脱钩”与竞争的风险，另一方面也为中国调整巩固完善亚洲区域价值链、在全球价值链中进一步展开与贸易强国的竞争奠定了基础。
第四，1990—2019年中国出口贸易额占全球份额持续上升，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贸易国，到2019年，中国出口贸易额与第一大出口贸易国德国的差距已经不大。这使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供给侧的竞争优势在短期内难以替代，但是在全球需求萎缩的趋势下，其中也蕴藏着中国可能面临供给过剩的风险警示。非常有利的是，2019年中国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仅高于美国，相对大多数出口贸易大国（特别是德国、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中国国内内需市场回旋余地较大，中国产业存在一定的韧性优势。强化国内循环体系，既有必要性，又具可行性。 第五，1990—2019年中国的GVC上游参与度持续上升，尤其是2008年以来，中国GVC上游参与度逆势继续提升;而中国GVC下游参与度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与其他出口贸易大国持续上升的情况形成反差。中国GVC上游参与度持续上升，下游参与度逆转下降，Koopman意义的GVC地位优势逐步显现，中国的GVC竞争优势短期内难以替代。
第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GVC主要上游供应国，特别是德国、美国、日本等其他出口贸易强国的中间品第一大供应国。这表明，世界贸易大国与中国的“脱钩”短期内难以实现，但在全球需求萎缩和政治因素干预下，中国须尽快实现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与产业转型升级。
第七，中国加入WTO近20年来，在全球价值链中超越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成为世界六大洲各经济体主要上游供应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大的上游供应国。这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已经实现全面布局，在全球价值链重构时能够进退自如、游刃有余。
第八，其他新兴经济体的GVC竞争地位与中国差距巨大，一些发达国家将产业链向其他新兴经济体转移、企图全面替代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游供给的意愿难以在短期内实现。中国应充分利用宝贵的“未脱钩期”，继续加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竞争优势。从供给侧强化国内循环圈，是中国全球价值链重构和产业转型升级必要且可行的战略举措。
第九，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中间品贸易增值较低，从完整意义的GVC地位考察，中国产业竞争地位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较大差距。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中间品贸易增值较低反映了原始创新、自主创新方面的不足。因此，全力推进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真正摆脱在全球价值链中关键环节的“受制于人”与“低端锁定”，是中国在未来的全球价值链重构竞争中获胜的关键。
（二）相关对策建议
1.因应逆全球化趋势，积极调整完善国内国际两个循环圈
第一，调整、完善国际循环圈。一是区别对待出口贸易大国，尽可能保持和发挥中国在发达国家供应链中的供给优势。发达国家并非铁板一块，各个国家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尽相同。例如，欧洲大多数发达国家出口额占GDP比重远远高于美国和中国，这些国家经济长期的发展离不开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与中国的冲突相对美国要平和得多。对于这些国家，要继续加强全球价值链产业联系，发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供给优势。就美国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其最大的中间品上游供给国，美国国内政客和企业界对于是否与中国“脱钩”意见分歧也很大，“脱钩”短期内难以实现。因此，对于美国，近期内中国仍要继续强化自身竞争力，发挥供给优势。二是适度调整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布局，向更具优势和发展潜力的亚洲、非洲延展。研究表明，一方面，作为供给方，中国在亚洲地区相对其他出口贸易强国具有绝对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作为需求方，近年来，日本和韩国两个主要亚洲国家分别位列中国中间品上游供给国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因而中国继续巩固和完善亚洲循环圈，进一步强化在亚洲循环圈的主导地位，具有坚实的基础和条件。非洲地区尚未形成区域内循环圈，非洲国家中间品的供给与需求大多来自世界主要出口贸易大国。近年来，中国在非洲国家中间品上游供给占全球的份额上进步较大，以绝对领先的优势成为非洲国家第一大上游供应国。继续延展对非洲地区的布局，并从需求侧加大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应当成为中国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举措。此外，近年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拓展已经初见成效，这些国家也将是中国全球价值链重构中进一步强化联系的主要节点。
第二，巩固、优化国内循环圈。从供给侧考察，一方面，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地位与中国差距巨大，难以在短期内全面替代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游的供给;另一方面，与印度、越南等国家相比，中国中西部地区仍旧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多年来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使中国中西部地区拥有相对其他新兴国家更优的生产运营的外部条件。因此，应将第二次中西部地区开发作为巩固、优化国内循环圈的主要方向。从需求侧考察，一方面，全球需求萎缩可能是长期趋势，必然给中国带来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出口额占GDP比重在全球较低，国内市场回旋余地较大，进一步巩固和开拓国内市场，是降低和化解全球需求萎縮风险的最佳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在GDP构成中，中国劳动报酬和企业利润占比在世界排序中靠后，而税收占比在世界排序中位居前列。因此，巩固和开拓国内市场，必须优化分配格局，继续大幅降低企业税赋，提高企业利润和劳动者收入，特别是要下大力气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以提高国民整体消费能力。
2.充分利用宝贵的“未脱钩期”，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赢得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新型竞争
在从合作转为竞争状态后，发挥优势、扭转劣势，努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是赢得全球价值链重构这一新型竞争的主要途径。对于中国产业而言，提升竞争力应当着眼于以下方面：第一，强化优势，继续巩固和强化国内健全发达的集成配套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加大对新技术的跟随与应用，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水平，巩固和提升技术效率优势，保持在全球价值链供给侧的领先与主导地位。第二，扭转劣势，持续改善科研体制、研发人才和经费投入等软硬环境，全力推进自主创新、原始创新，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努力提高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值水平，真正摆脱在全球价值链中关键环节的“受制于人”与“低端锁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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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价值链;逆全球化;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0）12-0028-20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迅猛发展，世界各国经济互相嵌入，连为一体，不可分割。然而，近年来某些发达国家出于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试图维持其对高新技术的垄断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技术主导的分工格局，甚至欲与中国“脱钩”。中国产业在日益走向全球价值链核心地位的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趋势，美国、日本等国不断出台政策吸引产业链回流，全球产业链出现了区域化、本土化的收缩重构趋势，最终或将导致全球需求萎缩成为一种长期趋势，中国保证产业布局的完整以及充分发挥国内市场作用的意义越来越重要。就中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而言，无论是国内大循环还是国际大循环，其关键都是构筑产业发展的优势，以继续稳定和提升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因此，确切了解和把握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历程与发展状况，以及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竞争地位的发展变化，对于及时调整完善发展思路、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与本文的拓展和创新
（一）全球价值链相关理论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对于研究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状况和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地位，从技术路径上来讲，借助企业数据的微观分析方法不具有操作性，这主要是因为数据的复杂及其不可获得性，而基于国家投入产出表的宏观分析更为学术界所认可，相关的理论与评价指标体系也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
Hummels等最早使用国家投入产出表测量一国出口中的进口投入品价值（国外附加值），构建了“垂直专业化指数”对全球价值链进行测度[1]。鉴于“垂直专业化指数”无法避免在多国参与、前后向紧密关联的现实情况下的重复计算等问题，Koopman等通过比较一国产业向别国出口的中间品与其从别国进口的中间品，确定该国该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构建了“GVC地位指数”;将一国出口后再被第三国间接出口的国内附加值与出口中的他国附加值相结合，构建了“GVC参与率”[2-4]。此后，基于贸易附加值的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方法逐渐成为主流。
2015年以来，国内学者对于Koopman等构建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和评价指标体系，及其在中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发展状况方面的应用进行了诸多研究。如王直等运用Koopman等人的分解法在传统国际贸易统计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间建立了一个系统性的对应框架[5];樊秀峰、程文先对Koopman等的方法予以改进，以纠正传统的HYI方法高估出口国内附加值的问题[6];杨继军和范从来[7]、刘琳[8]、程大中[9]、马风涛[10]从不同角度，运用Koopman等构建的GVC指标体系对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测算与分析。受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近年来与逆全球化风险、全球价值链重构和转型的相关研究日益增多，如张二震等[11]、辛娜和袁红林[12]、朱明珠和孙菁[13]等。这些研究大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即使有定量分析，也只是研究了某一方面的具体问题。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蔓延，已有的相关研究或因时代背景差异，或因研究深度和广度的局限，难以回答与中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直接相关的问题：逆全球化是国际政治因素导致的暂时现象，还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某些发达大国的政客欲与中国“脱钩”的意愿能否在短期内实现？面对逆全球化和“脱钩”风险，中国产业应当如何应对？
（二）本文在相关研究基础上展开的新探索
Koopman等构建的GVC地位指数仅以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下游不同阶段的位置作为划分地位高低的依据。然而，现实中不乏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经济体将其初级资源产品出口到其他经济体，被加工后再出口给第三经济体，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会高于发达经济体;二是发达经济体可能会在制造加工环节“更下游”的物流配送、市场营销及售后服务等环节具有优势，也可能出现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高于发达经济体的情况。
为了弥补Koopman等方法的不足，本文构建了“进出口中间品增值率（IVRIE，Incremental Value Rate Generated from Importing and Exporting）”指数，以完善对一个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高低的评判指标。 一般而言，初级资源产品出口附加值较低。依据曾盛行一时的“微笑曲线”，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掌控着企业生产经营价值链的两端——研发与物流配送、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会比在生产制造环节拥有更高的附加价值。因此，本文构建的IVRIE指标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增值程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及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主要标准，能够克服Koopman等所构建的仅从上下游不同阶段的位置作为GVC地位指标的片面性。
IVRIE指标所提及的“出口中间品产值-进口中间品产值”有两类测算角度：一是“一国多部门向他国一部门出口的中间品产值-他国多部门向该国该部门出口的中间品产值”;二是“一国一部门向他国多部门出口的中间品产值-他国该部门向该国多部门出口的中间品产值”。两类测算角度对于一个国家全部产业测算进出口中间品增值率结果是相同的，而对于该国各细分产业，从两类角度测算其进出口中间品增值率结果可能是不同的。为了全面体现一国各细分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中间品增值率，有必要将这两类角度的测算结合起来。IVRIE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IC-S表示一国多部门向他国一部门出口的中间品产值;MC-S表示他国多部门向该国该部门出口的中间品产值;IS-C表示一国一部门向他国多部门出口的中间品产值;MS-C表示他国该部门向该国多部门出口的中间品产值。
本文将Koopman等构建的GVC地位指数称之为“Koopman意义的GVC地位指数”，而将本文添加IVRIE指数后完善的GVC地位指数体系称为“完整意义的GVC地位指数”。
在借鉴和发展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本文力图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新的探索：
第一，全面测算分析30年来全球价值链整体的发展变化，以回答“逆全球化是国际政治因素导致的暂时现象，还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问题，并确定贸易强国的主导作用。其一，将1990—2019年分为三个不同时间段（以中国加入WTO的2001年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为节点划分，下同），比较全球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与GDP总量年均增长率比值的变化。其二，将1990—2018年分为三个不同时间段，并依据出口贸易额在世界的排序，适当考虑世界各经济体的代表性，选择全球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比较其GVC参与度的变化。其三，将1990—2018年分为三个不同时间段，比较全球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GVC上游参与度的变化。其四，运用Koopman等构建的上游参与度指标，测算2019年全球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主要上游供给经济体份额，分析贸易强国在区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作用。
第二，全面测算分析30年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发展变化，以回答“与中国‘脱钩’的意愿能否在短期内实现”问题。其一，比较1990—2019年世界主要出口国出口份额发展变化，分析中国出口竞争力发展变化。其二，比较2019年世界主要出口国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观察比较各国内需市场回旋余地的大小及中国是否具有优势。其三，比较1990—2018年全球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GVC上游参与度和下游参与度的变化，分析中国Koopman意义的GVC地位指数的发展变化。其四，运用前文测算的2019年全球22个典型代表經济体主要上游供给经济体份额，观察分析中国是否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GVC主要上游供应国。其五，按2001年、2008年、2019年三个时间节点，将四大出口贸易强国——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在世界189个经济体上游供应所占全球份额排序，展示中国作为世界各经济体上游供应国地位的变化，观察分析中国是否已成为世界各经济体主要上游供应国。其六，比较2019年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出口份额、对世界贸易大国GVC上游供应所占份额，展示其他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地位以及与中国的差距，观察分析一些发达国家将产业链向其他新兴经济体转移以替代中国的意愿能否在短期内实现。其七，比较2001年、2014年四大出口贸易强国（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六大类产业IVRIE 指数的变化，观察分析中国产业完整意义的GVC地位是否存在差距，并分析其原因。
第三，回答“面对逆全球化和‘脱钩’风险，中国产业应当如何应对”问题。本文依据战略管理的分析框架，对外部环境（全球价值链整体发展变化）、内部资源能力（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竞争地位的发展变化）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并从中逐一概括出当前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面临的机遇（优势）与挑战（劣势），进而提出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重构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应当采取的策略。
本文在测算Koopman等构建的全球价值链评价指标时主要采用UNCTAD-Eora Global Value Chain Database提供的数据。该数据库提供了1990—2019年世界189个经济体（及其细分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的变化情况。其中，1990—2015年的数据为确定值，2016—2017年的数据为暂定值，2018—2019年的数据为预测值。研究中采用最多的是该数据库中的“Country by country breakdown，1990—2019”数据表，该数据表展示了1990—2019年世界189个经济体各自的出口域内附加值和其他经济体分别给予的域外附加值。通过该数据表可以测算出“1990—2019年全球出口贸易总额发展变化”“2019年全球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主要上游供给经济体份额”“1990—2019年世界主要出口国出口份额发展变化”“2001年、2008年、2019年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在世界各经济体上游供应所占份额排序”“2019年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出口份额、对世界贸易大国GVC上游供应所占份额比较”等具体数值。该数据库中的“Databas_GVC_2018update_rev0323. csv”提供了1990—2018年世界各经济体的GVC参与度、GVC上游参与度、GVC下游参与度等指标的数据，这些指标的数据通过“Country by country breakdown，1990—2019”数据表也能够测算出来，但两个表数据测算结果有误差。前者直接提供各指标数据，后者需要进行较大量的测算。本文在测算和比较1990—2001年、2001—2008年、2008—2018年三个时间段全球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的GVC参与度变化、GVC上游参与度变化和GVC下游参与度变化时，选用的是“Databas_GVC_2018 update _ rev0323. csv”提供的1990—2018年数据。测算本文创建的IVRIE指数，需要采用WIOD网站提供的2016年版（最新版）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 由于测算过程涉及全球189个经济体30年的多个指标，工作非常庞杂，本文难以展示整个运算过程，因而只显示最终的计算结果。
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变化分析
（一）2008年以来逆全球化趋势的判断
为了便于分析，以下研究将1990—2019年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节点，分为三个时间段。
1.全球出口贸易额增速大幅下降
表1呈现了1990—2001年、2001—2008年、2008—2019年三个时间段全球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与GDP总量年均增长率。表1显示，1990—2001年全球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是同期全球GDP总量年均增长率的1.705倍，2001—2008年全球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是同期全球GDP总量年均增长率的1.885倍，这两个时间段全球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显著快于全球GDP总量的增长。而2008—2019年全球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仅为同期全球GDP总量年均增长率的60.38%，这一时间段全球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显著低于GDP总量的增长，换言之，2008年以后，全球出口贸易额增速大幅下降。
2.世界各经济体GVC参与度显著降低
表2（下页）显示了1990—2001年、2001—2008年、2008—2018年三个时间段全球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①GVC参与度的变化。从表2可以看到，22个经济体2001年GVC参与度与1990年数值之差均为正值，说明1990—2001年各个经济体GVC参与度均显著上升。22个经济体2008年GVC参与度与2001年数值之差亦为正值，说明2001—2008年各个经济体GVC参与度仍在继续上升，且中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比利时、韩国、马来西亚、印度、澳大利亚、南非、越南在这一时间段GVC参与度增值大于1990—2001年时间段，上升态势强劲。22个经济体2018年GVC参与度与2008年数值之差均转为负值，且负值绝对值大于5的有9个经济体，说明2008—2018年各个经济体GVC参与度显著降低了。
综合以上两个全球价值链发展指标的数据可以发现，逆全球化并非近两年的变化，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逆全球化趋势就开始显现了。
（二）世界主要贸易大国GVC上游参与度的发展变化
上游参与度是反映一个国家（及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的重要指标。尽管前文指出Koopman等设立的这一指标存在缺陷，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是排除一些自然资源供给国的特殊情况（如俄罗斯等国），上游参与度指标的确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及其产业）从供给侧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能力，历史数据也显示，发达国家（及其产业）的上游参与度指标大多高于发展中国家（及其产业）。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后，世界主要贸易大国GVC上游参与度普遍降低了（见表3，下页）。
从表3可以看到，22个经济体中18个经济体2001年GVC上游参与度与1990年数值之差为正值，说明1990—2001年经济体GVC上游参与度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22个经济体2008年GVC上游参与度与2001年数值之差均为正值，说明2001—2008年各經济体GVC上游参与度仍在继续上升或转为上升。20个经济体的2018年GVC上游参与度与2008年数值之差转为负值，其中出口贸易强国德国、美国、日本尤为显著。只有中国和英国的2018年GVC上游参与度与2008年数值之差仍为正值，其中中国这一数值更高。
（三）贸易强国在区域价值链、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与作用
表4（下页）展示了2019年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的主要上游供给经济体为其出口提供中间品占世界各经济体对该经济体的总提供量的份额。表4第一列即本文选择的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以2019年出口贸易量大小依降序排列。每行第2列至第9列展示的是对该经济体出口提供中间品的前8位的经济体的名称与其占世界总提供量的份额，也按份额大小降序排列。
1.贸易强国在区域价值链的地位与作用
这里重点考察已经基本形成的三个区域价值链。一是亚洲价值链。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中，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越南7个经济体位于亚洲。这7个经济体首要的中间品供应国均为中国或日本。二是欧洲价值链。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中，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英国、比利时、西班牙、瑞士、俄罗斯9个经济体位于欧洲。这9个经济体中除德国以外的8个经济体，德国均为其首位或第二位中间品供应国。三是北美洲价值链。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中，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个经济体属于北美洲。这3个经济体中除美国外的2个经济体，美国均为其首位中间品供应国。综上所述，在全球价值链已经基本形成的三个区域价值链中，中国和日本、德国、美国分别在亚洲、欧洲、北美洲占据着主导地位。
2.贸易强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作用
表4的数据显示，贸易强国不仅主导本地区价值链，而且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在未形成区域价值链的地区成为主要中间品供应国。这里重点考察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南美洲代表国家巴西的主要上游供应国依次为中国、德国和美国;大洋洲代表国家澳大利亚的主要上游供应国依次为美国、中国和日本;非洲代表国家南非的主要上游供应国依次为德国、美国和中国。
第二，在已经形成区域价值链的地区成为非本国所在洲经济体的主要中间品供应国。这里分别考察德国、中国、美国、日本四个贸易强国在非本国所在洲位居上游供应国的位置，以前5位为准。德国在亚洲7个代表经济体中，是印度第二大上游供应国，是中国、韩国第四大上游供应国;在北美洲3个代表经济体中，是墨西哥第三大上游供应国，是美国、加拿大第四大上游供应国。中国在欧洲9个代表经济体中，是德国、荷兰、英国、西班牙第一大上游供应国，是法国第二大上游供应国，是意大利、比利时、瑞士、俄罗斯第三大上游供应国;中国在北美洲3个代表经济体中，是美国第一大上游供应国，是加拿大、墨西哥第二大上游供应国。美国在亚洲7个代表经济体中，是日本第二大上游供应国，是中国、马来西亚、印度第三大上游供应国，是韩国和新加坡第五大上游供应国;在欧洲9个代表经济体中，是俄罗斯第一大上游供应国，是德国、意大利、瑞士第二大上游供应国，是法国、英国第三大上游供应国，是比利时第四大上游供应国，是荷兰、西班牙第五大上游供应国。日本在欧洲9个代表经济体中，是荷兰第四大上游供应国，是英国第五大上游供应国;在北美洲3个代表经济体中，是美国和加拿大第三大上游供应国，是墨西哥第四大上游供应国。 三、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发展变化
（一）中国出口贸易份额的变化趋势及其与GDP增长的比较
从全球来看，2008年以后出口贸易额增速明显下降，但中国逆势前行。图1（下页）呈现了1990—2019年世界11个主要出口国出口份额的变化情况。1990—2019年，中国出口贸易额占全球份额持续上升;2011年中国出口贸易额占全球份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贸易国。此后，中国保持着世界第二大出口贸易国地位，且与第一大出口贸易国德国的差距逐年缩小，而与第三大出口贸易国美国的差距逐年拉大。
图2呈现了2019年11个出口贸易大国出口贸易总额占本国GDP的比重，可用来进一步考察各国内需市场回旋余地的大小。可以看到，2019年，在11个出口贸易大国中，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最小的国家是美国（7.43%），接下来依次是中国（16.19%）、日本（22.10%）、英国（27.37%）、法国（33.47%）、韩国（33.58%）、意大利（44.77%）、加拿大（47.44%）、德国（66.90%）、荷兰（91.43%）、比利时（116.04%）。在11个出口贸易大国中，中国出口贸易总额占全球份额排在第二位，而出口贸易总额占本国GDP的比重排在主要出口贸易大国的倒数第二位，这说明中国内需市场回旋余地较大。
（二）中国Koopman意义的GVC地位的变化
从表3可以看到，2008年以来世界主要贸易大国GVC上游参与度普遍降低，四大出口贸易强国中，用“2018年GVC上游参与度与2008年数值之差”这一指标衡量，德国为-4.043，美国为-3.869，日本为-6.400。而中国这一数值为2.195，说明2008年以后中国GVC上游参与度逆势继续提升。
再考察表5提供的1990—2001年、2001—2008年、2008—2018年三个时间段全球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GVC下游参与度的变化。可以看到，22个经济体中绝大多数经济体2001年GVC下游参与度与1990年數值之差为正值，说明1990—2001年绝大多数经济体GVC下游参与度在上升;2001—2008年，中国与包括德国、美国、日本在内的大多数经济体一样，GVC下游参与度继续上升;德国和日本的2018年GVC下游参与度与2008年数值之差，分别为0.101和1.470，说明这两个出口贸易强国在这一时间段下游参与度还在继续增加。美国和中国这一数值分别为-1.648和-4.658，说明这两个出口贸易强国在这一时间段下游参与度降低了。其中，中国下游参与度降低的幅度尤为显著。
综上所述，与另外三个出口贸易强国相比较，2008年以后，中国GVC上游参与度继续上升，下游参与度呈现较大幅度下降，Koopman意义的GVC地位明显提高。
（三）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上游供应国的GVC地位变化
继续深入考察表4提供的数据，可以发现：2019年，对于其他21个经济体，中国是德国、美国、日本、荷兰、英国、韩国、西班牙、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巴西、越南12个经济体的中间品第一大上游供应国;是法国、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南非5个经济体的中间品第二大上游供应国;是意大利、比利时、瑞士、俄罗斯4个经济体的中间品第三大上游供应国。特别是对于另外三个出口贸易强国——德国、美国、日本，中国都是其中间品第一大供应国。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GVC主要上游供应国。
（四）中国作为世界六大洲各经济体上游供应国GVC地位的变化
为了更广泛深入地了解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竞争地位的变化，本文选择2001年、2008年、2019年三个时间节点，对全球189个经济体出口贸易中间品上游供应国所占份额进行测算，借此比较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四大出口贸易强国分别作为中间品上游供给国，在48个亚洲经济体、49个欧洲经济体、19个北美洲经济体、13个南美洲经济体、8个大洋洲经济体、52个非洲经济体中所占的全球份额。
表6（下页）显示了2001年、2008年、2019年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在世界各经济体上游供应所占全球份额排序，重点考察排列前5名的情况。以第2行第3列的单元格数据来说明：2001年，在亚洲48个经济体中，美国作为上游供给国中间品供给所占全球份额排名第一的有9个，排名第二的有16个，排名第三的有10个，排名第四的有8个，排名第五的有1个。其余相应的单元格的含义如此类推。
同时，表6将“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34个亚洲国家、23个欧洲国家、1个非洲国家）重新集聚起来，比较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四大出口贸易强国在2001年、2008年、2019年对这些国家中间品上游供给所占的全球份额，以便进一步研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调整转移的基础条件。
为了更明晰地展示2001年、2008年、2019年三个时间节点四大出口贸易强国作为上游供应国所处地位，表7将表6中的数据转换为积分。采用国际赛事积分常用的算法，按照“第一位经济体数×5+第二位经济体数×4+第三位经济体数×3+第四位经济体数×2+第五位经济体数×1”的公式测算，可得到表7所示的四大出口贸易强国在三个时间节点，在六大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积分值。表7最后一列是根据测算出的积分值，对四大出口贸易强国在三个时间节点，在六大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上游供应国地位的排序。
表7显示：2001年，作为上游供应国，中国在六大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位都比较低。2008年，作为上游供应国，中国在六大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具体表现在：在亚洲，中国成为最大的上游供应国;在欧洲，中国成为第三大上游供应国;在北美洲，中国成为第二大上游供给国;在南美洲，中国成为第三大上游供给国;在大洋洲，中国成为第二大上游供应国;在非洲，中国成为第三大上游供应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成为第二大上游供应国。2019年，作为上游供应国，中国在六大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显著的优势地位，具体表现在：在亚洲、欧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都是最大的上游供应国，且其他三个出口贸易强国积分与中国差距较大;在北美洲，中国是第二大上游供应国，其积分（65）也与排名第一的美国（82）差距不大，且较大幅度领先德国（20）和日本（15）。 综上所述，经过近20年的追赶，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超越了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成为世界六大洲各经济体主要上游供应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大的上游供应国。
（五）其他新兴经济体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地位的比较
针对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将产业链向其他新兴经济体转移的意愿与动向，我们比较分析了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在出口份额及对世界贸易大国GVC上游供应所占份额等方面的情况。表8的横坐标将2019年出口占全球份额前十位的国家（中国除外）按降序依次排列，纵坐标则是中国与22个典型代表经济体中剔除排名前十位的其他12个经济体（大多为新兴经济体），同样依据2019年出口占全球份额降序排列。表8中第2列展示纵坐标所列经济体2019年出口占全球份额，第3—11列展示这些经济体在出口前十位国家的上游供应中所占全球份额。
从表8可以发现，无论是出口占全球份额，还是对世界贸易大国GVC上游供应所占份额，其他经济体与中国的差距都较大：对于12个经济体中排列第一位的韩国，中国各项指标数值是其4～14倍;对于人口与中国接近的印度，中国各项指标数值是其3～13倍;对于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的越南，中国各项指标数值是其27～265倍。
综上所述，其他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地位与中国差距巨大，一些发达国家将产业链向其他新兴经济体转移以替代中国的意愿难以在短期内实现。
（六）中国产业完整意义的GVC地位分析
从出口占全球份额、Koopman意义的GVC地位等角度的分析研究表明：加入WTO以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地位获得了较大的进步。然而，Koopman等构建的GVC地位指数仅仅以一个国家及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下游不同阶段的位置作为划分地位高低的依据，存在一定缺陷，因而有必要借助本文构建的“进出口中间品增值率（IVRIE）”指数进一步全面评判中国及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地位。
基于WIOD世界投入產出表数据（2016年版），表9（下页）和表10展示了2001年和2014年四大出口贸易强国——德国、美国、日本、中国在农业、采掘业、制造业、其他工业、建筑业、服务业六大类产业与全部产业的IVRIE指数的测算结果。
表9和表10显示：2001年，中国全部产业IVRIE指数为负值（-13.704），远低于德国（4.991）、日本（2.399）和美国（-4.914），其中，导致中国产业整体中间品增值率低下的两大产业是农业和采掘业;2014年，中国全部产业IVRIE指数有较大的提升，但仍为负值（-6.238），依然与德国（7.692）、美国（-4.798）有较大的差距，其中，中国农业的IVRIE指数（-54.519）与美国（19.375）和德国（7.187）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制造业IVRIE指数（-6.155）有较大的改观，但与德国（7.938）和日本（4.640）两个制造强国仍有较大差距。
上述分析表明：加入WTO近20年来，中国产业整体和最具优势的制造业在完整意义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全球价值链中中间品贸易增值仍然较低，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依旧存在较大的追赶空间。
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中间品贸易增值较低反映了原始创新、自主创新不足。我们在之前一项关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研究中发现：从产业效率来看，日益完备健全的集成配套体系与高水平的贸易竞争力支撑着中国制造业技术效率（TE）在世界名列前茅，且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而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仅位居世界中等水平;TFP分解显示，中国制造业大多数细分产业技术效率指数高于技术进步指数。这说明，中国制造业对先进技术的跟随和模仿能力及其资源配置能力不断提升，已经跨越“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两个产业升级的初级阶段;但与先进经济体相比，原始创新、自主创新不足导致的技术进步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尚未达到“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两个产业升级的高级阶段[14]。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在完善和发展Koopman等构建的测算各经济体参与GVC分工状况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UNCTAD-Eora Global Value Chain Database和WIOD提供的数据，对全球价值链发展演进、中国产业在GVC中的竞争地位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与GDP年均增长率之比、世界各国GVC参与度两个指标发生了显著的逆转性变化，表明逆全球化并非政治因素所致的暂时现象，全球需求萎缩可能是长期趋势，对此可能性我们需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准备。
第二，2008年以来，世界主要出口贸易大国GVC上游参与度发生了显著的逆转性变化，从以往的不断上升转向持续下降。世界主要出口贸易大国GVC上游参与度普遍降低，为中国产业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地位创造了条件。
第三，在全球价值链已经基本形成的三个区域价值链中，中国和日本、德国、美国分别在亚洲、欧洲、北美洲占据着主导地位，并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贸易强国主导区域价值链并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一方面加大了中国面临的其他区域贸易大国“脱钩”与竞争的风险，另一方面也为中国调整巩固完善亚洲区域价值链、在全球价值链中进一步展开与贸易强国的竞争奠定了基础。
第四，1990—2019年中国出口贸易额占全球份额持续上升，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贸易国，到2019年，中国出口贸易额与第一大出口贸易国德国的差距已经不大。这使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供给侧的竞争优势在短期内难以替代，但是在全球需求萎缩的趋势下，其中也蕴藏着中国可能面临供给过剩的风险警示。非常有利的是，2019年中国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仅高于美国，相对大多数出口贸易大国（特别是德国、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中国国内内需市场回旋余地较大，中国产业存在一定的韧性优势。强化国内循环体系，既有必要性，又具可行性。 第五，1990—2019年中国的GVC上游参与度持续上升，尤其是2008年以来，中国GVC上游参与度逆势继续提升;而中国GVC下游参与度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与其他出口贸易大国持续上升的情况形成反差。中国GVC上游参与度持续上升，下游参与度逆转下降，Koopman意义的GVC地位优势逐步显现，中国的GVC竞争优势短期内难以替代。
第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GVC主要上游供应国，特别是德国、美国、日本等其他出口贸易强国的中间品第一大供应国。这表明，世界贸易大国与中国的“脱钩”短期内难以实现，但在全球需求萎缩和政治因素干预下，中国须尽快实现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与产业转型升级。
第七，中国加入WTO近20年来，在全球价值链中超越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成为世界六大洲各经济体主要上游供应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大的上游供应国。这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已经实现全面布局，在全球价值链重构时能够进退自如、游刃有余。
第八，其他新兴经济体的GVC竞争地位与中国差距巨大，一些发达国家将产业链向其他新兴经济体转移、企图全面替代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游供给的意愿难以在短期内实现。中国应充分利用宝贵的“未脱钩期”，继续加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竞争优势。从供给侧强化国内循环圈，是中国全球价值链重构和产业转型升级必要且可行的战略举措。
第九，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中间品贸易增值较低，从完整意义的GVC地位考察，中国产业竞争地位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较大差距。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中间品贸易增值较低反映了原始创新、自主创新方面的不足。因此，全力推进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真正摆脱在全球价值链中关键环节的“受制于人”与“低端锁定”，是中国在未来的全球价值链重构竞争中获胜的关键。
（二）相关对策建议
1.因应逆全球化趋势，积极调整完善国内国际两个循环圈
第一，调整、完善国际循环圈。一是区别对待出口贸易大国，尽可能保持和发挥中国在发达国家供应链中的供给优势。发达国家并非铁板一块，各个国家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尽相同。例如，欧洲大多数发达国家出口额占GDP比重远远高于美国和中国，这些国家经济长期的发展离不开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与中国的冲突相对美国要平和得多。对于这些国家，要继续加强全球价值链产业联系，发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供给优势。就美国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其最大的中间品上游供给国，美国国内政客和企业界对于是否与中国“脱钩”意见分歧也很大，“脱钩”短期内难以实现。因此，对于美国，近期内中国仍要继续强化自身竞争力，发挥供给优势。二是适度调整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布局，向更具优势和发展潜力的亚洲、非洲延展。研究表明，一方面，作为供给方，中国在亚洲地区相对其他出口贸易强国具有绝对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作为需求方，近年来，日本和韩国两个主要亚洲国家分别位列中国中间品上游供给国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因而中国继续巩固和完善亚洲循环圈，进一步强化在亚洲循环圈的主导地位，具有坚实的基础和条件。非洲地区尚未形成区域内循环圈，非洲国家中间品的供给与需求大多来自世界主要出口贸易大国。近年来，中国在非洲国家中间品上游供给占全球的份额上进步较大，以绝对领先的优势成为非洲国家第一大上游供应国。继续延展对非洲地区的布局，并从需求侧加大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应当成为中国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举措。此外，近年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拓展已经初见成效，这些国家也将是中国全球价值链重构中进一步强化联系的主要节点。
第二，巩固、优化国内循环圈。从供给侧考察，一方面，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地位与中国差距巨大，难以在短期内全面替代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游的供给;另一方面，与印度、越南等国家相比，中国中西部地区仍旧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多年来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使中国中西部地区拥有相对其他新兴国家更优的生产运营的外部条件。因此，应将第二次中西部地区开发作为巩固、优化国内循环圈的主要方向。从需求侧考察，一方面，全球需求萎缩可能是长期趋势，必然给中国带来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出口额占GDP比重在全球较低，国内市场回旋余地较大，进一步巩固和开拓国内市场，是降低和化解全球需求萎縮风险的最佳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在GDP构成中，中国劳动报酬和企业利润占比在世界排序中靠后，而税收占比在世界排序中位居前列。因此，巩固和开拓国内市场，必须优化分配格局，继续大幅降低企业税赋，提高企业利润和劳动者收入，特别是要下大力气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以提高国民整体消费能力。
2.充分利用宝贵的“未脱钩期”，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赢得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新型竞争
在从合作转为竞争状态后，发挥优势、扭转劣势，努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是赢得全球价值链重构这一新型竞争的主要途径。对于中国产业而言，提升竞争力应当着眼于以下方面：第一，强化优势，继续巩固和强化国内健全发达的集成配套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加大对新技术的跟随与应用，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水平，巩固和提升技术效率优势，保持在全球价值链供给侧的领先与主导地位。第二，扭转劣势，持续改善科研体制、研发人才和经费投入等软硬环境，全力推进自主创新、原始创新，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努力提高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值水平，真正摆脱在全球价值链中关键环节的“受制于人”与“低端锁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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