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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湾改编在人民军队建军史上具有第一块里程碑的意义，是毛泽东把党的“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之设想付诸于实践，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军事上的开篇之作。其重要意义体现为：第一次为解决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权奠定政治基础;第一次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制度，形成新型人民军队的管理基础;第一次为实行武装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造就军事基础。
[关键词]三湾改编;人民军队建设;三个基础意义
一、确定“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原则和实行党代表制度，第一次为解决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奠定了政治基础。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中，在中国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失败的情状下，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包括从旧式军队分化出来的部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崭新课题与紧迫任务。
早在大革命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也进行过这方面的探索。周恩来等运用列宁组建苏联红军的经验，帮助孙中山的黄埔军校在国民革命军当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即以政治部为主开展有效的政治思想工作，还在军队设立党代表。但是，这种政治上的改革，随着“国民党的这个工具完全被军阀夺去，变成军阀争权夺利抢地盘的工具”，[1]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家长”陈独秀自动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权，过去的政治部、党代表制度，渐渐地变成受到漠视而名不副实了。
三湾改编之前，秋收起义部队的来源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国民革命军分化出来的正规部队，二是湖南平江、浏阳等县的农民地方武装，加上少量的安源路矿工人纠察队。这支新生的工农革命军队所存在的结构性弊端之一，是没有建立起党的部队中的领导，依旧存在着由军事长官主宰一切的情状。这是不可否认的。
毛泽东以敏锐的目光看到了以上的情状，一路上对于怎样在工农革命军建立共产党——具体说就是前敌委员会的领导，让前委能够掌握这支部队进行了思考。然而，光靠前委这么一个组织机构，不是发出一个命令就能解决问题的，应该有实际性的领导体制，特别是在军队的基层——连、排一级，如何紧紧地团结好士兵，这是需要有体制作保证的。这种体制以什么形式出现？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果断而睿智地实行了政治领导在部队的制度创新，其内核就是“支部建在连上”。
通过党的支部在部队中的分布，在每个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设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这就使得党的组织在部队中分布均匀合理，从体制上、组织上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由于发挥了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在军中很有领导权威，通过各基层的党员团结士兵群众，紧紧地抓住了士兵，等于紧紧地抓住了部队。
同时实行完全有别于过去的党代表制度。以各支部、党委书记任同级党代表，明确党代表在党委、支部领导下，与同级军事长官共同管理、指挥所部。党代表负责党务、政治和群众宣传工作，对重大军政事务在党内有最后的决定权。军事长官以负责行政事务为主，遇事与党代表商议。这样，就形成了支部、党委领导下的军政干部分工负责制，既发挥了党代表在政治上指导作用，又使军事长官的权责得到落实，消除了过去那种对党代表产生抵触情绪的状况。
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原则和实行党代表制度，是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对于缔造新型人民军队的一个伟大的创新。不这样做的话，就不能建立党在部队的领导，党在部队没有控制权和指挥权，也等于让军事长官架空了前委。初创时期的工农红军，其政治特征决定着党的决议必须能够得到贯彻执行，从一开始就抓住党对部队的领导，树立党的绝对领导权威，这是非常必须要的。毛泽东在三湾成功地解决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权问题，奠定了红军政治建军的基础。
二、第一次在军队内实行了以士兵委员会为载体和形式的民主主义，形成了新型人民军队的管理基础。
作为从旧军队分化出来的，与农民武装混合一起的新生人民军队，并非实行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原则，就能解决所有的事情，还有一个如何用新的管理体制来带好部队的问题。
毛泽东等人深深地感觉到了管理体制变革的重要性。原为第二方面指挥部的警卫团，虽然是共产党的军队了，但仍旧有着旧军队的烙印。在管理体制上是一套讲究等级、长官专制，士兵受到压迫的管理制度。军官与士兵的各项待遇极不平等，更谈不上民主，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为对立的关系。形成部队中官兵极不平等的要害问题，是等级森严的军衔薪饷制。团长的薪饷是每月240块银洋，一个连长也可以拿到月薪120元银洋，士兵一般是12元至10元，悬殊太大。平常军官吃的是小灶，讲究几菜一汤，士兵有时连饭都吃不饱。[2]而平江、浏阳等地农民武装为主的部队，虽然不是正规的雇佣军，也不存在雇佣军的结构性弊端，但同样打上了农民阶级的烙印。
只有在搞清楚了部队中管理体制上存在的种种问题，才能对症下药的采取变革措施。毛泽东正是在这方面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建军的理念和才能。
前委决定在工农革命推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的制度，要求各个连都要设立这样的组织。士兵委员会的委员由全连军人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委员五至七人，都是士兵群众认为行事公正，有责任心又敢于打破情面的战士或少数军官。士委会的职责是参加军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维护军中的纪律，监督军中的经济开支，协助党代表、党支部做思想政治工作和发动群众的工作。
有了士兵的管理组织之后，前委采取了两方面旨在破除旧军队习气的变革措施。一是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部队从此没有了薪饷，从军官到士兵都是每个月只发零用钱。在伙食方面打掉军官小灶，军官与士兵在一起用膳，除了伤员病号，不允许任何人有另外的享受。规定军官不准打骂士兵，违犯了的要受到士兵委员会的处罚。
二是使士兵委员会拥有相应的权力，起到参与部队多方面管理的作用。规定士兵委员会派人监厨，与司务长商议办伙食，每个月按时结算账务。另外，士兵委员会要担负起管理部队纪律的任务，处理各种违纪现象，引导士兵们自觉地遵守各种纪律，在自我教育中提高组织纪律性。 前委采取的以士兵委员会为载体的军队民主主义，让士兵参加军队的民主管理，的确是对工农红军政治建军的一大创造，实现了三个方面的从所未有的转变。
一是由雇拥制向自愿制的转变。过去的从军观念是为钱当兵，当官的为了高官厚禄，聚财发家，当兵的为了吃粮拿饷，养家糊口。而现在没有了薪饷，大家都是在工农解放的旗帜下为工农而战，这与一切旧军队相比有着政治性质上的根本区别。
二是使部队中军官与士兵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规定军官不准打骂士兵，官兵在政治上平等，士兵开会有说话的权力，还可以批评军官的不对之处，就是打仗这样的事情，也让士兵参加讨论。这一系列制度的实行，成为自从有阶级以来军队史上开天辟地的首创，形成了一套新的带兵方法，树立了一种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
三是使士兵们对于自己在军队的角色发生了思想上的转变。旧军队的传统观念是，当兵只是为了吃粮拿饷，除了上阵打仗，其余的都是与已无关。因此，士兵一直处于被管制的地位。以士兵委员会为形式的民主主义制度推行开来以后，士兵成为部队的主人，融洽在一个阶级队伍中。这就使得士兵意识到在军中的角色起了很大的转变。
三、第一次为实行武装割据，创立农村根据地造就了军事基础。
对于三湾改编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第三个基础意义的认识，尚要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改编发生的年代与背景。
党的“八七”会议以来，党中央，提出了“造就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之设想。总体上说，这种设想和主张是正确的，把建立军队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体现出一种思想认识上的不断深化。问题还有两个方面，一是这些设想和主张，基本上照搬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不能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状结合起来。这就是仿效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以工人为主体，以大城市武装起义为中心，先夺政权，然后在起义部队中产生正规的军队。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战略计划就是这样的。二是对于党在“造就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问题，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还没有人来得及加以实践，将这样的设想变为现实。党中央曾在军队问题上寄予了厚望的南昌起义，其主力部队在进抵广东东江后，遭到数倍于己的强敌围攻，于同年的10月初遭到失败，部队被打得四处散落。因此，建立一支属于共产党的具有相当实力正规军队的愿望算是落定了。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暴动，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不仅公开鲜明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将起义部队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而且在起义遭到失利的紧要关头，果决地放弃原定的攻打长沙的战略方针，根据一系列变化了的情况转兵井冈山。部队在三湾停驻下来，前委领导实行了两项大的制度改革：一是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二是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迈出了将部队打造成为“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新型的人民军队的第一步。接着将这支部队带上井冈山，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建立根据地为主要任务的“工农武装割据”，而担当了武装割据军事重任的，就是这支从三湾带出来的军队。
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建立一小块红色政权，其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一支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3]从井冈山武装割据的兴起，到以宁冈为中心的红色区域形成，军事上的获胜是最为要紧的条件。在“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4]环境下，红军不能战胜敌人，一切的斗争无从谈起，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必须面对的问题。没有三湾改编的成功，就难以缔造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而没有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决然进行不了井冈山的武装割据，也就没有其后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井冈山道路了。因此说，三湾改编为井冈山道路的开辟，造就了军事上的基础，这一基础对中国革命是非常重要的。
注释：
[1]彭公达：《湖南秋收暴动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
[2]徐国栋、刘晓农：《三湾改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
[3][4]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
[关键词]三湾改编;人民军队建设;三个基础意义
一、确定“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原则和实行党代表制度，第一次为解决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奠定了政治基础。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中，在中国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失败的情状下，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包括从旧式军队分化出来的部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崭新课题与紧迫任务。
早在大革命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也进行过这方面的探索。周恩来等运用列宁组建苏联红军的经验，帮助孙中山的黄埔军校在国民革命军当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即以政治部为主开展有效的政治思想工作，还在军队设立党代表。但是，这种政治上的改革，随着“国民党的这个工具完全被军阀夺去，变成军阀争权夺利抢地盘的工具”，[1]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家长”陈独秀自动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权，过去的政治部、党代表制度，渐渐地变成受到漠视而名不副实了。
三湾改编之前，秋收起义部队的来源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国民革命军分化出来的正规部队，二是湖南平江、浏阳等县的农民地方武装，加上少量的安源路矿工人纠察队。这支新生的工农革命军队所存在的结构性弊端之一，是没有建立起党的部队中的领导，依旧存在着由军事长官主宰一切的情状。这是不可否认的。
毛泽东以敏锐的目光看到了以上的情状，一路上对于怎样在工农革命军建立共产党——具体说就是前敌委员会的领导，让前委能够掌握这支部队进行了思考。然而，光靠前委这么一个组织机构，不是发出一个命令就能解决问题的，应该有实际性的领导体制，特别是在军队的基层——连、排一级，如何紧紧地团结好士兵，这是需要有体制作保证的。这种体制以什么形式出现？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果断而睿智地实行了政治领导在部队的制度创新，其内核就是“支部建在连上”。
通过党的支部在部队中的分布，在每个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设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这就使得党的组织在部队中分布均匀合理，从体制上、组织上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由于发挥了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在军中很有领导权威，通过各基层的党员团结士兵群众，紧紧地抓住了士兵，等于紧紧地抓住了部队。
同时实行完全有别于过去的党代表制度。以各支部、党委书记任同级党代表，明确党代表在党委、支部领导下，与同级军事长官共同管理、指挥所部。党代表负责党务、政治和群众宣传工作，对重大军政事务在党内有最后的决定权。军事长官以负责行政事务为主，遇事与党代表商议。这样，就形成了支部、党委领导下的军政干部分工负责制，既发挥了党代表在政治上指导作用，又使军事长官的权责得到落实，消除了过去那种对党代表产生抵触情绪的状况。
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原则和实行党代表制度，是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对于缔造新型人民军队的一个伟大的创新。不这样做的话，就不能建立党在部队的领导，党在部队没有控制权和指挥权，也等于让军事长官架空了前委。初创时期的工农红军，其政治特征决定着党的决议必须能够得到贯彻执行，从一开始就抓住党对部队的领导，树立党的绝对领导权威，这是非常必须要的。毛泽东在三湾成功地解决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权问题，奠定了红军政治建军的基础。
二、第一次在军队内实行了以士兵委员会为载体和形式的民主主义，形成了新型人民军队的管理基础。
作为从旧军队分化出来的，与农民武装混合一起的新生人民军队，并非实行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原则，就能解决所有的事情，还有一个如何用新的管理体制来带好部队的问题。
毛泽东等人深深地感觉到了管理体制变革的重要性。原为第二方面指挥部的警卫团，虽然是共产党的军队了，但仍旧有着旧军队的烙印。在管理体制上是一套讲究等级、长官专制，士兵受到压迫的管理制度。军官与士兵的各项待遇极不平等，更谈不上民主，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为对立的关系。形成部队中官兵极不平等的要害问题，是等级森严的军衔薪饷制。团长的薪饷是每月240块银洋，一个连长也可以拿到月薪120元银洋，士兵一般是12元至10元，悬殊太大。平常军官吃的是小灶，讲究几菜一汤，士兵有时连饭都吃不饱。[2]而平江、浏阳等地农民武装为主的部队，虽然不是正规的雇佣军，也不存在雇佣军的结构性弊端，但同样打上了农民阶级的烙印。
只有在搞清楚了部队中管理体制上存在的种种问题，才能对症下药的采取变革措施。毛泽东正是在这方面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建军的理念和才能。
前委决定在工农革命推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的制度，要求各个连都要设立这样的组织。士兵委员会的委员由全连军人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委员五至七人，都是士兵群众认为行事公正，有责任心又敢于打破情面的战士或少数军官。士委会的职责是参加军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维护军中的纪律，监督军中的经济开支，协助党代表、党支部做思想政治工作和发动群众的工作。
有了士兵的管理组织之后，前委采取了两方面旨在破除旧军队习气的变革措施。一是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部队从此没有了薪饷，从军官到士兵都是每个月只发零用钱。在伙食方面打掉军官小灶，军官与士兵在一起用膳，除了伤员病号，不允许任何人有另外的享受。规定军官不准打骂士兵，违犯了的要受到士兵委员会的处罚。
二是使士兵委员会拥有相应的权力，起到参与部队多方面管理的作用。规定士兵委员会派人监厨，与司务长商议办伙食，每个月按时结算账务。另外，士兵委员会要担负起管理部队纪律的任务，处理各种违纪现象，引导士兵们自觉地遵守各种纪律，在自我教育中提高组织纪律性。 前委采取的以士兵委员会为载体的军队民主主义，让士兵参加军队的民主管理，的确是对工农红军政治建军的一大创造，实现了三个方面的从所未有的转变。
一是由雇拥制向自愿制的转变。过去的从军观念是为钱当兵，当官的为了高官厚禄，聚财发家，当兵的为了吃粮拿饷，养家糊口。而现在没有了薪饷，大家都是在工农解放的旗帜下为工农而战，这与一切旧军队相比有着政治性质上的根本区别。
二是使部队中军官与士兵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规定军官不准打骂士兵，官兵在政治上平等，士兵开会有说话的权力，还可以批评军官的不对之处，就是打仗这样的事情，也让士兵参加讨论。这一系列制度的实行，成为自从有阶级以来军队史上开天辟地的首创，形成了一套新的带兵方法，树立了一种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
三是使士兵们对于自己在军队的角色发生了思想上的转变。旧军队的传统观念是，当兵只是为了吃粮拿饷，除了上阵打仗，其余的都是与已无关。因此，士兵一直处于被管制的地位。以士兵委员会为形式的民主主义制度推行开来以后，士兵成为部队的主人，融洽在一个阶级队伍中。这就使得士兵意识到在军中的角色起了很大的转变。
三、第一次为实行武装割据，创立农村根据地造就了军事基础。
对于三湾改编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第三个基础意义的认识，尚要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改编发生的年代与背景。
党的“八七”会议以来，党中央，提出了“造就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之设想。总体上说，这种设想和主张是正确的，把建立军队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体现出一种思想认识上的不断深化。问题还有两个方面，一是这些设想和主张，基本上照搬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不能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状结合起来。这就是仿效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以工人为主体，以大城市武装起义为中心，先夺政权，然后在起义部队中产生正规的军队。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战略计划就是这样的。二是对于党在“造就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问题，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还没有人来得及加以实践，将这样的设想变为现实。党中央曾在军队问题上寄予了厚望的南昌起义，其主力部队在进抵广东东江后，遭到数倍于己的强敌围攻，于同年的10月初遭到失败，部队被打得四处散落。因此，建立一支属于共产党的具有相当实力正规军队的愿望算是落定了。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暴动，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不仅公开鲜明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将起义部队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而且在起义遭到失利的紧要关头，果决地放弃原定的攻打长沙的战略方针，根据一系列变化了的情况转兵井冈山。部队在三湾停驻下来，前委领导实行了两项大的制度改革：一是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二是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迈出了将部队打造成为“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新型的人民军队的第一步。接着将这支部队带上井冈山，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建立根据地为主要任务的“工农武装割据”，而担当了武装割据军事重任的，就是这支从三湾带出来的军队。
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建立一小块红色政权，其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一支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3]从井冈山武装割据的兴起，到以宁冈为中心的红色区域形成，军事上的获胜是最为要紧的条件。在“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4]环境下，红军不能战胜敌人，一切的斗争无从谈起，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必须面对的问题。没有三湾改编的成功，就难以缔造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而没有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决然进行不了井冈山的武装割据，也就没有其后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井冈山道路了。因此说，三湾改编为井冈山道路的开辟，造就了军事上的基础，这一基础对中国革命是非常重要的。
注释：
[1]彭公达：《湖南秋收暴动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
[2]徐国栋、刘晓农：《三湾改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
[3][4]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