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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我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与制度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离婚被赋予了理论上的自由。但是妇女离婚仍面临种种事实上的不自由。本文以《妇女杂志》为中心，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同时与法律史结合，试图从法律的限制、家庭的羁绊、经济与生活的约束、道德的谴责，说明妇女在离婚中面临的种种不自由。
关键词：《妇女杂志》；民国妇女；离婚；不自由
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中，从来没有“离婚”一说，只有男子对女子的“七去”与“三不去”。这种观念终于在近代有了转变。清末民初，宽松的社会大环境造成的民主风潮以及传入的西方民主自由观念，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管是婚姻的成立与解除，都应该自由和民主。离婚权不再由男子专属，妇女也可以提出离婚。当时，《妇女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提倡自由离婚的文章，民国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提倡自由离婚。从《大清民律草案》到《民律亲属法草案》，再到《民律草案》，它们关于婚姻自由和女性权利的变化有了一个渐进的体现。《大清民律草案》规定了离婚的九大理由，“第一次一体赋予了夫妻对等的离婚权”。[1]《民律亲属法草案》中规定：“夫妻不相和谐，两愿离婚的，得离婚。《民律草案》中离婚法分协议离婚与呈诉离婚，协议离婚说‘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婚者得行离婚’（第一三五九条）。[2]民法的“亲属编和继承编第一千零四十九条规定：“夫妻两愿离婚者得自行离婚但未成年人应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3]在司法层面上也承认了自由离婚。大理院作为当时的最高司法裁判机关，在民国四年上字第844号判例中指出：“婚约成立后经双方合意可以解除”，表明民国政府已经在法律上承认了离婚自由。但是，妇女离婚又面临了法律、家庭、经济和生活、传统道德各个层面的限制，造成妇女离婚事实上的不自由。
一、法律对妇女离婚的限制
虽然民国时期颁布了自由离婚的法律，但其中限制很多。《民律草案》中离婚法分协议离婚与呈诉离婚，呈诉离婚必须一方面犯了以下九款中的一款，才能提出：“1.重婚者；2.妻与人通奸者；3.夫因奸非罪被处刑者；4.彼造故谋杀害自己者；5.夫妇之一造受不堪同居之虐待，或重大之侮辱者；6.妻虐待夫之直系尊属，或重大侮辱者；7.受夫直系尊属之虐待，或重大侮辱者；8.夫妇之一造以恶意遗弃彼造者；9.夫妇之一造逾三年以上生死不明者”。[4]1930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民法》第四编亲属编关于离婚的规定与《民律草案》如出一辙。在《刑律草案》里也是一样。
细看《民律草案》关于离婚条件的规定：第1条，关于重婚，虽然一方面禁止纳妾、重婚，一方面又规定：“娶妾非婚姻，自无所谓重婚”。[5]再看第2条和第3条，这两个规定和《刑律草案》如出一辙，即“妻与人奸通，其夫得提起离婚之诉，而夫与人通奸，则除因奸受刑外，其妻不得请求离婚”，[6]这是何等不公平。更为严重的是，在1922年一月十二日的《新闻报》里，载有《法部限制离婚》的新闻——“关于离婚诉讼，除民律草案所设定列举之原因可以解除婚约，关于大理院判例内，示限制之意”。[7]司法部训令各法院说：“对于受理请求离婚之件，务须严加取缔，而对于双方手续非十分完备者，尤不宜照准离异”。[8]“自来每一高等审判厅长上任，他的例行公事中，必有一件是饬令所属司法机关严限离婚”，[9]可以看出，妇女离婚不但不自由，而且不平等。
再看离婚后对子女及财产的法律规定。从子女来看，《民律草案》规定：两愿离婚的，如有子女，应该归父养护，但如不满五岁，则仍须由母抚养，或者养到几岁，再领到父这里来，可由两造自定办法（第一三六六条）。呈诉离婚之后，子女的善后办法，与两愿离婚相似。此外，在1930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民法》第四编亲属编第一千零五十一条规定——“两愿离婚后关于子女之监护由夫任之但另有规定者从其约定”。[10]这就剥夺了妇女对子女的抚养权。从财产来看，两愿离婚的，妻不得向夫要求赔偿（第一三六八条）。呈请离婚以后，离婚的原因由于妻的（如妻与人通奸等），离婚后，妻也不能向夫要求费用；如果由夫的过失而起，那么夫应该给妻子暂时的生活费用，费用的多少，量夫的财力酌定。这只给了男子一个模糊的要求，妇女真正能拿多少费用不得而知。这些对子女与财产的规定，限制了妇女自由离婚。
二、家庭对妇女离婚的羁绊
妇女离婚的时候，还面对了许多家庭问题。例如离婚对子女的心理打击与教育问题、对娘家人带来的消极影响等。有人认为离婚“会使子女的保育不良”。[11]还有人从生物学的理论来反对离婚，认为“离婚之下的小孩多性质不良，以为不可离婚的根据”。[12]妇女考虑的是孩子跟随了父亲，就要面临后母的虐待，所基于对子女的考虑而不敢提出离婚。
对于给娘家人带来的影响方面，妇女会考虑到离婚会被看作是“败坏门楣”，给娘家人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当时有一位妇女离婚后，“她的父亲母亲，时常对她长骂。子侄们都待她当个客，仿佛不是他们家里应有的人。”[13]在国外学者的著作里也有这样的描述——“她恳求她的父母允许她离婚，却因为传统道德的理由被指责，认为一个体面的女性应该‘在家从父既嫁从夫’，而且必须以‘三从四德’为生”。[14]妇女离婚不但得不到外界的支持，而且得不到家人的理解。这些家庭方面的难题，也限制了妇女的离婚自由。
三、经济与生活对妇女离婚的约束
在离婚的一切束缚里，常有经济原因，便是“女子自身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15]“生活资料一一都仰着男子的慈悲”。[16]她们没有遗产，又没有职业，生活不得不依赖男子。所以说离婚有两个劲敌——“第一是古时遗传下的礼教……第二就是现时女子经济独立的能力还是薄弱，不得不倚赖母家或丈夫的抉助”。[17]就算妇女想投入职业生活中，也会遇到各种难题。“不平等的补偿问题，产假不足和照顾小孩，在工作场所性骚扰，都是女性工作者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18]一经离异，妻子便失去了丈夫的经济给养，而且得不到补偿，必须承担很大的经济压力。当时《妇女杂志》记录一位男子，他的旧夫人烦人去要钱，他说：“我的钱还不够花，哪能再供给旁人呢，叫她先候一候吧。”甚至，有些地方如果是女方主动跟男方提出离婚，竟然还要妻子给丈夫钱。这些经济条件的约束，严重阻碍了妇女自由离婚。 四、传统道德对妇女离婚的谴责
传统道德的根深蒂固导致对自由离婚有很多反对言论。反对离婚者认为离婚会造成道德堕落以及男女关系混乱。爱伦凯女士的自由离婚论发表以后，许多主张“旧道德”的学者极端反对她的结婚道德，竟至骂她为道德上的虚无主义，说爱氏主张的爱情是“肉欲的满足许多话”。[19]我国所谓贞操，完全指女子从一而终不失身于第二男子而言，所谓“好女不嫁二夫”。当时，“社会舆论对再嫁的妇人倍加歧视”，[20]所以离婚后的妇女要想堂堂正正的再嫁，完全是做不到的。
妇女杂志中《一个不敢离婚的女子》[21]写了一件真事：一个叫淑贞的女子，多次因为她的丈夫嫌她的脚大要求她缠足而她不愿意的缘故而吵架，她丈夫说：“缠足总是妇女的天职。”甚至有一次她的丈夫故意穿着皮鞋去踩她的脚。终于她受不了了便尝试着去缠足，弄的脚尖拇指的骨头生生缠断了，脚背肿了。不久，她生了一个女孩，婆婆却因重男轻女而说她不中用，她的丈夫甚至说那不是他的亲生孩子。最终淑贞疯了。这就是顽固的封建传统对妇女的残酷毒害。有些妇女忍受不了在夫家所受的痛苦时，也想过离婚，但是她们根本不敢提出离婚。
五、结语
民国时期，虽然妇女被赋予了理论上的离婚自由，但是法律的限制、家庭的羁绊、经济与生活的约束、道德的谴责构成了妇女离婚事实上的不自由。有人对北京1917—1932年离婚诉讼案的判决结果作了统计，结果表明，“在16年间的离婚诉讼案中，由法院判决准许离婚的只占52.5%，有36.7%的诉离案都未核准”。[22]所以，民国时期虽然在观念上和法律上确立了女子拥有自由离婚的权利，但当时的社会背景却没给妇女自由离婚的条件。因此，不仅要在理论上给予妇女自由离婚的平台，更重要的是消除自由离婚事实上的多重限制，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妇女离婚不自由的问题。
注释：
[1]徐静莉：“‘变守’权衡、曲折演进：民初女性权利变化的基本轨迹——以婚姻、继承为中心”，载《江淮论坛》，2010年第2期.
[2]乔峰：“中国的离婚法”，载《妇女杂志》，1922年4月，第8卷第4号.
[3]法学教材编辑部《婚姻法教程》编写组：《婚姻立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3年，第124页.
[4]乔峰：“中国的离婚法”，载《妇女杂志》，1922年4月，第8卷第4号.
[5]邓伟志：《近代中国家庭的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9页.
[6]O.N.“离婚的意义与价值”，载《妇女杂志》，1922年4月，第8卷第4号.
[7]瑟：“司法部限制离婚”，载《妇女杂志》，1922年4月，第8卷第4号.
[8]邓伟志：《近代中国家庭的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2页.
[9]瑟：“司法部限制离婚”，载《妇女杂志》，1922年4月，第8卷第4号.
[10]法学教材编辑部《婚姻法教程》编写组：《婚姻立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3年，第124页.
[11]徐亚生：“离婚略论”，载《妇女杂志》，1930年，第16卷第3号.
[12]饶上达：“离婚问题的究竟观”，载《妇女杂志》，1922年4月，第8卷第4号.
[13]王思玷：“离婚与男女的经济平等”，载《妇女杂志》，1922年4月，第8卷第4号.
[14]Amy D. Dooling：Women’s Literary Femin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Palgrave Macmillan， 2005， chapter5，p182.
[15]徐学文：“女子的离婚权”，载《妇女杂志》，1922年4月，第8卷第4号.
[16]宛扬：“男子方面的妇女解放”，载《妇女杂志》，1920年7月，第6卷第7号.
[17]胡希：“离婚的两个劲敌”，载《妇女杂志》，1922年4月，第8卷第4号.
[18]Amy D. Dooling：Women’s Literary Femin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Palgrave Macmillan， 2005， chapter2，p68.
[19]李三无：“自由离婚论”，载《妇女杂志》，1920年7月，第6卷第7号.
[20]郑永福，吕美颐：《近代中国妇女生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3页.
[21]方民耘：“一个不敢离婚的女子”，载《妇女杂志》，1922年4月，第8卷第4号.
[22]吴至信：“最近十六年之北平离婚案”，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婚姻家庭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83页.
作者简介：安沙（1992-），女，汉族，河北省张家口市，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社会史。
关键词：《妇女杂志》；民国妇女；离婚；不自由
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中，从来没有“离婚”一说，只有男子对女子的“七去”与“三不去”。这种观念终于在近代有了转变。清末民初，宽松的社会大环境造成的民主风潮以及传入的西方民主自由观念，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管是婚姻的成立与解除，都应该自由和民主。离婚权不再由男子专属，妇女也可以提出离婚。当时，《妇女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提倡自由离婚的文章，民国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提倡自由离婚。从《大清民律草案》到《民律亲属法草案》，再到《民律草案》，它们关于婚姻自由和女性权利的变化有了一个渐进的体现。《大清民律草案》规定了离婚的九大理由，“第一次一体赋予了夫妻对等的离婚权”。[1]《民律亲属法草案》中规定：“夫妻不相和谐，两愿离婚的，得离婚。《民律草案》中离婚法分协议离婚与呈诉离婚，协议离婚说‘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婚者得行离婚’（第一三五九条）。[2]民法的“亲属编和继承编第一千零四十九条规定：“夫妻两愿离婚者得自行离婚但未成年人应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3]在司法层面上也承认了自由离婚。大理院作为当时的最高司法裁判机关，在民国四年上字第844号判例中指出：“婚约成立后经双方合意可以解除”，表明民国政府已经在法律上承认了离婚自由。但是，妇女离婚又面临了法律、家庭、经济和生活、传统道德各个层面的限制，造成妇女离婚事实上的不自由。
一、法律对妇女离婚的限制
虽然民国时期颁布了自由离婚的法律，但其中限制很多。《民律草案》中离婚法分协议离婚与呈诉离婚，呈诉离婚必须一方面犯了以下九款中的一款，才能提出：“1.重婚者；2.妻与人通奸者；3.夫因奸非罪被处刑者；4.彼造故谋杀害自己者；5.夫妇之一造受不堪同居之虐待，或重大之侮辱者；6.妻虐待夫之直系尊属，或重大侮辱者；7.受夫直系尊属之虐待，或重大侮辱者；8.夫妇之一造以恶意遗弃彼造者；9.夫妇之一造逾三年以上生死不明者”。[4]1930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民法》第四编亲属编关于离婚的规定与《民律草案》如出一辙。在《刑律草案》里也是一样。
细看《民律草案》关于离婚条件的规定：第1条，关于重婚，虽然一方面禁止纳妾、重婚，一方面又规定：“娶妾非婚姻，自无所谓重婚”。[5]再看第2条和第3条，这两个规定和《刑律草案》如出一辙，即“妻与人奸通，其夫得提起离婚之诉，而夫与人通奸，则除因奸受刑外，其妻不得请求离婚”，[6]这是何等不公平。更为严重的是，在1922年一月十二日的《新闻报》里，载有《法部限制离婚》的新闻——“关于离婚诉讼，除民律草案所设定列举之原因可以解除婚约，关于大理院判例内，示限制之意”。[7]司法部训令各法院说：“对于受理请求离婚之件，务须严加取缔，而对于双方手续非十分完备者，尤不宜照准离异”。[8]“自来每一高等审判厅长上任，他的例行公事中，必有一件是饬令所属司法机关严限离婚”，[9]可以看出，妇女离婚不但不自由，而且不平等。
再看离婚后对子女及财产的法律规定。从子女来看，《民律草案》规定：两愿离婚的，如有子女，应该归父养护，但如不满五岁，则仍须由母抚养，或者养到几岁，再领到父这里来，可由两造自定办法（第一三六六条）。呈诉离婚之后，子女的善后办法，与两愿离婚相似。此外，在1930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民法》第四编亲属编第一千零五十一条规定——“两愿离婚后关于子女之监护由夫任之但另有规定者从其约定”。[10]这就剥夺了妇女对子女的抚养权。从财产来看，两愿离婚的，妻不得向夫要求赔偿（第一三六八条）。呈请离婚以后，离婚的原因由于妻的（如妻与人通奸等），离婚后，妻也不能向夫要求费用；如果由夫的过失而起，那么夫应该给妻子暂时的生活费用，费用的多少，量夫的财力酌定。这只给了男子一个模糊的要求，妇女真正能拿多少费用不得而知。这些对子女与财产的规定，限制了妇女自由离婚。
二、家庭对妇女离婚的羁绊
妇女离婚的时候，还面对了许多家庭问题。例如离婚对子女的心理打击与教育问题、对娘家人带来的消极影响等。有人认为离婚“会使子女的保育不良”。[11]还有人从生物学的理论来反对离婚，认为“离婚之下的小孩多性质不良，以为不可离婚的根据”。[12]妇女考虑的是孩子跟随了父亲，就要面临后母的虐待，所基于对子女的考虑而不敢提出离婚。
对于给娘家人带来的影响方面，妇女会考虑到离婚会被看作是“败坏门楣”，给娘家人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当时有一位妇女离婚后，“她的父亲母亲，时常对她长骂。子侄们都待她当个客，仿佛不是他们家里应有的人。”[13]在国外学者的著作里也有这样的描述——“她恳求她的父母允许她离婚，却因为传统道德的理由被指责，认为一个体面的女性应该‘在家从父既嫁从夫’，而且必须以‘三从四德’为生”。[14]妇女离婚不但得不到外界的支持，而且得不到家人的理解。这些家庭方面的难题，也限制了妇女的离婚自由。
三、经济与生活对妇女离婚的约束
在离婚的一切束缚里，常有经济原因，便是“女子自身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15]“生活资料一一都仰着男子的慈悲”。[16]她们没有遗产，又没有职业，生活不得不依赖男子。所以说离婚有两个劲敌——“第一是古时遗传下的礼教……第二就是现时女子经济独立的能力还是薄弱，不得不倚赖母家或丈夫的抉助”。[17]就算妇女想投入职业生活中，也会遇到各种难题。“不平等的补偿问题，产假不足和照顾小孩，在工作场所性骚扰，都是女性工作者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18]一经离异，妻子便失去了丈夫的经济给养，而且得不到补偿，必须承担很大的经济压力。当时《妇女杂志》记录一位男子，他的旧夫人烦人去要钱，他说：“我的钱还不够花，哪能再供给旁人呢，叫她先候一候吧。”甚至，有些地方如果是女方主动跟男方提出离婚，竟然还要妻子给丈夫钱。这些经济条件的约束，严重阻碍了妇女自由离婚。 四、传统道德对妇女离婚的谴责
传统道德的根深蒂固导致对自由离婚有很多反对言论。反对离婚者认为离婚会造成道德堕落以及男女关系混乱。爱伦凯女士的自由离婚论发表以后，许多主张“旧道德”的学者极端反对她的结婚道德，竟至骂她为道德上的虚无主义，说爱氏主张的爱情是“肉欲的满足许多话”。[19]我国所谓贞操，完全指女子从一而终不失身于第二男子而言，所谓“好女不嫁二夫”。当时，“社会舆论对再嫁的妇人倍加歧视”，[20]所以离婚后的妇女要想堂堂正正的再嫁，完全是做不到的。
妇女杂志中《一个不敢离婚的女子》[21]写了一件真事：一个叫淑贞的女子，多次因为她的丈夫嫌她的脚大要求她缠足而她不愿意的缘故而吵架，她丈夫说：“缠足总是妇女的天职。”甚至有一次她的丈夫故意穿着皮鞋去踩她的脚。终于她受不了了便尝试着去缠足，弄的脚尖拇指的骨头生生缠断了，脚背肿了。不久，她生了一个女孩，婆婆却因重男轻女而说她不中用，她的丈夫甚至说那不是他的亲生孩子。最终淑贞疯了。这就是顽固的封建传统对妇女的残酷毒害。有些妇女忍受不了在夫家所受的痛苦时，也想过离婚，但是她们根本不敢提出离婚。
五、结语
民国时期，虽然妇女被赋予了理论上的离婚自由，但是法律的限制、家庭的羁绊、经济与生活的约束、道德的谴责构成了妇女离婚事实上的不自由。有人对北京1917—1932年离婚诉讼案的判决结果作了统计，结果表明，“在16年间的离婚诉讼案中，由法院判决准许离婚的只占52.5%，有36.7%的诉离案都未核准”。[22]所以，民国时期虽然在观念上和法律上确立了女子拥有自由离婚的权利，但当时的社会背景却没给妇女自由离婚的条件。因此，不仅要在理论上给予妇女自由离婚的平台，更重要的是消除自由离婚事实上的多重限制，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妇女离婚不自由的问题。
注释：
[1]徐静莉：“‘变守’权衡、曲折演进：民初女性权利变化的基本轨迹——以婚姻、继承为中心”，载《江淮论坛》，2010年第2期.
[2]乔峰：“中国的离婚法”，载《妇女杂志》，1922年4月，第8卷第4号.
[3]法学教材编辑部《婚姻法教程》编写组：《婚姻立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3年，第124页.
[4]乔峰：“中国的离婚法”，载《妇女杂志》，1922年4月，第8卷第4号.
[5]邓伟志：《近代中国家庭的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9页.
[6]O.N.“离婚的意义与价值”，载《妇女杂志》，1922年4月，第8卷第4号.
[7]瑟：“司法部限制离婚”，载《妇女杂志》，1922年4月，第8卷第4号.
[8]邓伟志：《近代中国家庭的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2页.
[9]瑟：“司法部限制离婚”，载《妇女杂志》，1922年4月，第8卷第4号.
[10]法学教材编辑部《婚姻法教程》编写组：《婚姻立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3年，第124页.
[11]徐亚生：“离婚略论”，载《妇女杂志》，1930年，第16卷第3号.
[12]饶上达：“离婚问题的究竟观”，载《妇女杂志》，1922年4月，第8卷第4号.
[13]王思玷：“离婚与男女的经济平等”，载《妇女杂志》，1922年4月，第8卷第4号.
[14]Amy D. Dooling：Women’s Literary Femin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Palgrave Macmillan， 2005， chapter5，p182.
[15]徐学文：“女子的离婚权”，载《妇女杂志》，1922年4月，第8卷第4号.
[16]宛扬：“男子方面的妇女解放”，载《妇女杂志》，1920年7月，第6卷第7号.
[17]胡希：“离婚的两个劲敌”，载《妇女杂志》，1922年4月，第8卷第4号.
[18]Amy D. Dooling：Women’s Literary Femin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Palgrave Macmillan， 2005， chapter2，p68.
[19]李三无：“自由离婚论”，载《妇女杂志》，1920年7月，第6卷第7号.
[20]郑永福，吕美颐：《近代中国妇女生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3页.
[21]方民耘：“一个不敢离婚的女子”，载《妇女杂志》，1922年4月，第8卷第4号.
[22]吴至信：“最近十六年之北平离婚案”，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婚姻家庭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83页.
作者简介：安沙（1992-），女，汉族，河北省张家口市，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