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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里焦大说，贾府上上下下除了门口两个石狮子没有干净的。焦大当时醉了，加之长期对年轻的主子看不惯，难免情绪化，扩大打击面。焦大这话要用来说《金瓶梅》里的西门大院就一点也不夸张，那里的确上上下下没有一个好人（至少进去时不是坏人，出来时也已经变坏了，而且坏得无可救药、死心塌地、彻头彻尾）。1998年，汤姆·汉克斯和梅格·瑞恩联手主演过一部《电子情书》（You’ve Got Mail），片中的瑞恩生病了，汉克斯带了她喜欢的白雏菊去探望，自嘲又不无内疚地对她说：“我让你把你最差的一面表现出来了（I brought your worst in you）。”这话其实让西门庆来对他家大院里的人来说最合适——只要在他那个大院进出过的，就会把人性中最劣的一面表现出来并发挥得淋漓尽致——主子奴才，都不拉下。
为什么西门大院里就没有好人呢？借老派说书人的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将目光转向大洋彼岸的美国东海岸的巴尔迪摩市。
对这个城市感兴趣是因为看了一本书，书名为The Tipping Point，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写这本书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是《纽约客》专栏作家。巴尔迪摩市是美国马里兰州最大的城市，美国重要的海港之一，而且还是美国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2008年北京奥运会使很多中国人对这个城市熟悉，因为在这届奥运会上夺金八枚的美国游泳健儿麦克·菲利普斯就来自这个城市，在报道他时总会提到他幼时因患多动症而在该市游泳馆学游泳。除此之外，这个城市还有许多光辉之处，比如往远点说美国的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就是1814年在这里产生的——当时一个叫Francis Scott Key的人目睹英军对巴尔迪摩港进行了通宵炮轰，仍未击退守卫在那里的民兵后，就写下了这首歌。而在当代，因医学及生物科学而闻名国际的霍普金斯大学也在为其添光增彩。与美国其他城市或世界所有城市一样，这里有繁荣，也有贫困以及贫困在城市中滋生的一切产物。前年，美国Surreal Software公司出了一款游戏叫《劫难：困兽》（The Suffering: Ties That Bin），很受玩家喜欢，所以2007年又出了续集，把活动场景安在巴尔迪摩。设计人员让玩家看到这个城市最黑暗的一面：贫民窟暴乱、街头枪战、城市暴力不断上演，惊心动魄。如果有人敏感会认为这有损巴尔迪摩的声誉而愤怒紧张，搞不好还会起诉Surreal Software。好在巴尔迪摩人民宽宏大量，自信也满满，才不和这家公司较真。
看了The Tipping Point，才知道为什么Surreal Softwarｅ会将游戏背景选在巴尔迪摩——这本书一开头就追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巴尔迪摩梅毒病大流行事件。统计数据表明，这个城市仅1995到1996一年间，仅患梅毒的新生儿就增加了百分之五百。此现象马上引起多方人士关注，都想找出原因，以利有效控制梅毒的暴发。对此现象的成因说法，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疾病控制中心专家们认为速效可卡因是元凶，因为吸食速效可卡因会助长高风险性行为，而高风险性行为导致梅毒这类性病传播；而该市的贫民居住区正是毒品交易猖獗之地，许多吸毒的人都到这种地方购买毒品，也就增加了把梅毒病毒带回自己社区的风险，扩大了梅毒的传染范围。性病研究专家则指责医疗体系效能低下是主要原因，声称由于政府缩减性病诊治的预算，减少了工作人员，导致病人再也不能及时就医得到治疗，才造成了梅毒大规模传播。流行病学的权威人士则坚称梅毒大流行与巴尔迪摩城市规模改变有关，贫民窟的拆迁迫使梅毒患者将病毒随着自己的生活习惯一起带到城市的四面八方。这些不同的说法引起了格拉德维尔的兴趣，他对这一梅毒流行事件的跟踪分析，并根据自己获得的相关材料在2002年写了这本叫The Tipping Point的书。Tipping point本是流行病学的一个术语，指的是某种传染疾病达到超出任何控制其进一步传播的能力的“点”，后被引申为事物发展到引起重大质变的那个关键一步，因此又可译作“拐点”、“翻转点”或“踢爆点”等。格拉德维尔以此命名，旨在借对巴市梅毒流行的原因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流行现象进行解读。
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的结尾处，格拉德维尔总结这次大流行的原因，他说引爆一种流行病要三个要素：人们传播传染物的行为、传染物本身和传染物发生作用的环境。当三者中的一个或两个发生了变化，就会导致其他要素也随之变化，于是三者失去平衡；而这种失衡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大流行。他还把这三个要素分别命名为“个别人物法则”（the law of the few）、“附着力因素”（the stickiness factor）和“环境力量法则”（power of context）。
这个解析不但可以解释流行病成因，也能解释为何某种行为会在某时某地流行。比如近三十年中在我国的兰花热、炒股热、沱茶热、快男超女选秀热都是这样：先是几个人的成功经验迎合了大量人渴望轻松致富或成功的心理，媒体又热情奔放地推波助澜，某种热就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感染上这种心理或精神病毒的人会出现相似的症状——先是跃跃欲试，然后迫不及待要实施，甚至会孤注一掷。随着这种行为的迅速扩散到达某个程度形成“拐点”，就会迅速升温。于是在一段时间或一定空间内，人们纷纷效仿，大规模行为失控。社会学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从众心理，认为这是一种思维定式。思维上的从众心理使得个人有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能够消除孤单和恐惧等心理，不失为一种人的自我保护机制。但达到“拐点”则导致非理性的盲从，例如在上述种种ＸＸ热的传播或流行过程中，理性往往软弱、失声，最后消失。群体盲从加上理性失声，必然导致极端化行为，也就是从众心理的极致，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盛行可以说是从众心理的极端例子。尽管提到这两个国家那段黑暗的时期，人们总会将其分别归咎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但谁也不能否认，当时这两国的广大民众的狂热从众心理也客观上为这两个寡头的上台和独裁提供了机会。当时这两个国家经济低迷，人们强烈渴望富起来以致失去了理性，民族主义便大行其道。两个曾经为世界文明、人类进步做出卓绝贡献的国家里，人们居然心甘情愿以牺牲思想自由和个人政治意识为代价，去换取国家复兴，千千万万的人像被催眠了一样，对着将要把他们拖入罪恶泥潭的独裁者高高举臂行纳粹礼，大声喊着万岁，先是对犹太人的商店施行打砸及纵火，最终引发世界大战。
历史上许多群体性人性扭曲、异化的现象其实都可以从中找出三个要素的作用，而且这种情形无论东西古今：局部权力集中，相对环境封闭，时段性资源匮乏，而这正是与格拉德维尔所谓的三大要素是对应着的。
由此可以理解西门大院内为什么无好人。西门大院常住人口变化不大，有一定的封闭性，这也就便于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亚文化生态。在这样的一个相对狭小的文化圈中，主流的是主子们身体力行的自私、纵欲、冷酷、猜忌，而且和其他大宅院的主子们不同，西门庆等连假道学功课都懒得做，毫不忌讳，公开的恶行恶语恶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个院子里的上上下下的人出于本能，意识到要在这个大院生存下来就得效仿主子们的行为，以他们的价值观为行为准则。许多人进入这个大院之前多少还受到伦理、道德的教诲，进入西门大院后就意识到必须就以西门庆的行为模式重建行为方式方能立足。“个别人物法则”就这样产生影响。
西门大院里的个体是凡身肉胎，要应对这种特别环境，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和大多数人一样出于本能寻求成本最低的方法——模仿身边大多数人的行为。开始心理上会有抵触，但尝到甜头就会渐渐泰然，最后终于变成自觉行为，这就是“附着力因素”在起作用。在任何一个文化生态里，人们都希望低成本找到最好的应对方式求生存，而与生俱来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往往使人们首先选择从经验中去学习。因此，在一定的区域内，某类行为如能给个体带来明显利益，这类行为就会在这个环境里流行，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被宽容、接受，进而效仿，最终成为这个区域内的行为模式，导致这个区域成为某类行为的多发地区。反过来，这种行为的多发又使这一区域形成特别的文化环境，使得该行为模式成为固着现象。当行为模式产生固着效应时，就不再是突发性的，而是常规性的，并终于被普遍接受、被纳入主流价值也就成为这个环境的文化一部分。行为模式的传承是文化复制现象，环境的封闭性、权力的集中度和资源的多寡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影响复制的过程、速度和演变方式。只不过传染病的流行可以用化验手段、生物学技术来标示、鉴别，同时可以量化明确；而文化复制中观念和行为的传播推广很难有一个标准或手段予以精确的量化分析。
从环境角度看，一个环境的封闭程度、其内部资源种类的多少、分享资源的人数大小都会引起人的心理变化，然后导致个体行为的微妙变化，终于能变成人人自觉，最后就成了这个环境中富有特色的行为模式。西门大院资源虽不少但相对集中，几乎全由西门庆掌握分配，这就使得众人彼此之间关系微妙，在细微之处也可能利害冲突，举足轻重。对那些妻妾来说，西门庆还是情感和价值资源，对她们的态度还是她们地位尊卑的准星，自我价值实现的唯一参照。对奴才们来说，西门庆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要保证衣食无虞，就要紧紧攀附西门庆。没有机会直接攀附西门庆，就要紧紧攀附住能对西门庆产生影响的人。这样一来，西门庆就成了上上下下的稀缺资源，为了争夺这点资源的一小部分并长期持有，各自都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惨淡经营，战战兢兢，一有疏忽就会失宠，前功尽弃尚事小，惹出嫌隙就会灾难临头，这种利益争夺和大院外的政治相比一样惨烈、丑恶。这样的生态下进行文化复制只会提炼人性中的卑劣和阴暗，西门大院里就这样从观念复制开始，渐渐进行形态复制，最后完成了技术复制，难怪这个大院没有好人。这大概是“环境力量法则”最好的“标本”。
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这种推理是出自对人性的善良乐观，以君子之心度他人之腹，虽然可爱、可敬，但并不可靠。人是软弱的，在进化的过程中，我们没有能淘汰尽残酷、贪婪一类的恶的品性。权力、物欲都太具诱惑，如果没有足够的定力，又没有对天理和法理的敬畏，凶残贪婪这类品性就像病菌或病毒，在生存和竞争的磨砺中会在人身上发生突变，并因这些人的能量而影响多数，也就是形成人性的“拐点”。好的制度要在一个好的“语境”里才能得到操作保证，而好的“语境”又在很大程度上由掌握了核心权力的那部分人的行为作导向。最近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一家贪污洗钱一事暴露后，又传闻许多民进党要员涉嫌染金，很多学者也从多角度对此现象进行检审和讨论。当年陈上任初时，言之凿凿要建设廉洁政府，但任职期间其亲信、要员贪污丑闻频频，导致民众对其失去信心。很多台湾人士分析这类现象时就指出：陈的妻子、女婿在如何非法敛财方面“以身作则”就是重要原因，所以其他人才会紧效其后，最终导致受贿成风，不贪污反而成为另类。去年，我居住的城市数名局长因贪污腐败被连连双规后，市教育主管部门竟然发文要求该市所有小学要开设反腐倡廉课。此举一出，舆情哗然，许多民众纷纷批评教育主管部门作秀手段太拙劣。我则宁愿把这些教育主管官员想成是一些天真汉，天真到以为光靠对孩子们说教就能改变世风、营造良好的风俗。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想想：对生活在西门大院里的小儿女们光进行说教，便可保证他们从此变得纯洁、高尚吗？
为什么西门大院里就没有好人呢？借老派说书人的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将目光转向大洋彼岸的美国东海岸的巴尔迪摩市。
对这个城市感兴趣是因为看了一本书，书名为The Tipping Point，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写这本书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是《纽约客》专栏作家。巴尔迪摩市是美国马里兰州最大的城市，美国重要的海港之一，而且还是美国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2008年北京奥运会使很多中国人对这个城市熟悉，因为在这届奥运会上夺金八枚的美国游泳健儿麦克·菲利普斯就来自这个城市，在报道他时总会提到他幼时因患多动症而在该市游泳馆学游泳。除此之外，这个城市还有许多光辉之处，比如往远点说美国的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就是1814年在这里产生的——当时一个叫Francis Scott Key的人目睹英军对巴尔迪摩港进行了通宵炮轰，仍未击退守卫在那里的民兵后，就写下了这首歌。而在当代，因医学及生物科学而闻名国际的霍普金斯大学也在为其添光增彩。与美国其他城市或世界所有城市一样，这里有繁荣，也有贫困以及贫困在城市中滋生的一切产物。前年，美国Surreal Software公司出了一款游戏叫《劫难：困兽》（The Suffering: Ties That Bin），很受玩家喜欢，所以2007年又出了续集，把活动场景安在巴尔迪摩。设计人员让玩家看到这个城市最黑暗的一面：贫民窟暴乱、街头枪战、城市暴力不断上演，惊心动魄。如果有人敏感会认为这有损巴尔迪摩的声誉而愤怒紧张，搞不好还会起诉Surreal Software。好在巴尔迪摩人民宽宏大量，自信也满满，才不和这家公司较真。
看了The Tipping Point，才知道为什么Surreal Softwarｅ会将游戏背景选在巴尔迪摩——这本书一开头就追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巴尔迪摩梅毒病大流行事件。统计数据表明，这个城市仅1995到1996一年间，仅患梅毒的新生儿就增加了百分之五百。此现象马上引起多方人士关注，都想找出原因，以利有效控制梅毒的暴发。对此现象的成因说法，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疾病控制中心专家们认为速效可卡因是元凶，因为吸食速效可卡因会助长高风险性行为，而高风险性行为导致梅毒这类性病传播；而该市的贫民居住区正是毒品交易猖獗之地，许多吸毒的人都到这种地方购买毒品，也就增加了把梅毒病毒带回自己社区的风险，扩大了梅毒的传染范围。性病研究专家则指责医疗体系效能低下是主要原因，声称由于政府缩减性病诊治的预算，减少了工作人员，导致病人再也不能及时就医得到治疗，才造成了梅毒大规模传播。流行病学的权威人士则坚称梅毒大流行与巴尔迪摩城市规模改变有关，贫民窟的拆迁迫使梅毒患者将病毒随着自己的生活习惯一起带到城市的四面八方。这些不同的说法引起了格拉德维尔的兴趣，他对这一梅毒流行事件的跟踪分析，并根据自己获得的相关材料在2002年写了这本叫The Tipping Point的书。Tipping point本是流行病学的一个术语，指的是某种传染疾病达到超出任何控制其进一步传播的能力的“点”，后被引申为事物发展到引起重大质变的那个关键一步，因此又可译作“拐点”、“翻转点”或“踢爆点”等。格拉德维尔以此命名，旨在借对巴市梅毒流行的原因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流行现象进行解读。
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的结尾处，格拉德维尔总结这次大流行的原因，他说引爆一种流行病要三个要素：人们传播传染物的行为、传染物本身和传染物发生作用的环境。当三者中的一个或两个发生了变化，就会导致其他要素也随之变化，于是三者失去平衡；而这种失衡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大流行。他还把这三个要素分别命名为“个别人物法则”（the law of the few）、“附着力因素”（the stickiness factor）和“环境力量法则”（power of context）。
这个解析不但可以解释流行病成因，也能解释为何某种行为会在某时某地流行。比如近三十年中在我国的兰花热、炒股热、沱茶热、快男超女选秀热都是这样：先是几个人的成功经验迎合了大量人渴望轻松致富或成功的心理，媒体又热情奔放地推波助澜，某种热就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感染上这种心理或精神病毒的人会出现相似的症状——先是跃跃欲试，然后迫不及待要实施，甚至会孤注一掷。随着这种行为的迅速扩散到达某个程度形成“拐点”，就会迅速升温。于是在一段时间或一定空间内，人们纷纷效仿，大规模行为失控。社会学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从众心理，认为这是一种思维定式。思维上的从众心理使得个人有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能够消除孤单和恐惧等心理，不失为一种人的自我保护机制。但达到“拐点”则导致非理性的盲从，例如在上述种种ＸＸ热的传播或流行过程中，理性往往软弱、失声，最后消失。群体盲从加上理性失声，必然导致极端化行为，也就是从众心理的极致，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盛行可以说是从众心理的极端例子。尽管提到这两个国家那段黑暗的时期，人们总会将其分别归咎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但谁也不能否认，当时这两国的广大民众的狂热从众心理也客观上为这两个寡头的上台和独裁提供了机会。当时这两个国家经济低迷，人们强烈渴望富起来以致失去了理性，民族主义便大行其道。两个曾经为世界文明、人类进步做出卓绝贡献的国家里，人们居然心甘情愿以牺牲思想自由和个人政治意识为代价，去换取国家复兴，千千万万的人像被催眠了一样，对着将要把他们拖入罪恶泥潭的独裁者高高举臂行纳粹礼，大声喊着万岁，先是对犹太人的商店施行打砸及纵火，最终引发世界大战。
历史上许多群体性人性扭曲、异化的现象其实都可以从中找出三个要素的作用，而且这种情形无论东西古今：局部权力集中，相对环境封闭，时段性资源匮乏，而这正是与格拉德维尔所谓的三大要素是对应着的。
由此可以理解西门大院内为什么无好人。西门大院常住人口变化不大，有一定的封闭性，这也就便于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亚文化生态。在这样的一个相对狭小的文化圈中，主流的是主子们身体力行的自私、纵欲、冷酷、猜忌，而且和其他大宅院的主子们不同，西门庆等连假道学功课都懒得做，毫不忌讳，公开的恶行恶语恶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个院子里的上上下下的人出于本能，意识到要在这个大院生存下来就得效仿主子们的行为，以他们的价值观为行为准则。许多人进入这个大院之前多少还受到伦理、道德的教诲，进入西门大院后就意识到必须就以西门庆的行为模式重建行为方式方能立足。“个别人物法则”就这样产生影响。
西门大院里的个体是凡身肉胎，要应对这种特别环境，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和大多数人一样出于本能寻求成本最低的方法——模仿身边大多数人的行为。开始心理上会有抵触，但尝到甜头就会渐渐泰然，最后终于变成自觉行为，这就是“附着力因素”在起作用。在任何一个文化生态里，人们都希望低成本找到最好的应对方式求生存，而与生俱来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往往使人们首先选择从经验中去学习。因此，在一定的区域内，某类行为如能给个体带来明显利益，这类行为就会在这个环境里流行，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被宽容、接受，进而效仿，最终成为这个区域内的行为模式，导致这个区域成为某类行为的多发地区。反过来，这种行为的多发又使这一区域形成特别的文化环境，使得该行为模式成为固着现象。当行为模式产生固着效应时，就不再是突发性的，而是常规性的，并终于被普遍接受、被纳入主流价值也就成为这个环境的文化一部分。行为模式的传承是文化复制现象，环境的封闭性、权力的集中度和资源的多寡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影响复制的过程、速度和演变方式。只不过传染病的流行可以用化验手段、生物学技术来标示、鉴别，同时可以量化明确；而文化复制中观念和行为的传播推广很难有一个标准或手段予以精确的量化分析。
从环境角度看，一个环境的封闭程度、其内部资源种类的多少、分享资源的人数大小都会引起人的心理变化，然后导致个体行为的微妙变化，终于能变成人人自觉，最后就成了这个环境中富有特色的行为模式。西门大院资源虽不少但相对集中，几乎全由西门庆掌握分配，这就使得众人彼此之间关系微妙，在细微之处也可能利害冲突，举足轻重。对那些妻妾来说，西门庆还是情感和价值资源，对她们的态度还是她们地位尊卑的准星，自我价值实现的唯一参照。对奴才们来说，西门庆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要保证衣食无虞，就要紧紧攀附西门庆。没有机会直接攀附西门庆，就要紧紧攀附住能对西门庆产生影响的人。这样一来，西门庆就成了上上下下的稀缺资源，为了争夺这点资源的一小部分并长期持有，各自都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惨淡经营，战战兢兢，一有疏忽就会失宠，前功尽弃尚事小，惹出嫌隙就会灾难临头，这种利益争夺和大院外的政治相比一样惨烈、丑恶。这样的生态下进行文化复制只会提炼人性中的卑劣和阴暗，西门大院里就这样从观念复制开始，渐渐进行形态复制，最后完成了技术复制，难怪这个大院没有好人。这大概是“环境力量法则”最好的“标本”。
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这种推理是出自对人性的善良乐观，以君子之心度他人之腹，虽然可爱、可敬，但并不可靠。人是软弱的，在进化的过程中，我们没有能淘汰尽残酷、贪婪一类的恶的品性。权力、物欲都太具诱惑，如果没有足够的定力，又没有对天理和法理的敬畏，凶残贪婪这类品性就像病菌或病毒，在生存和竞争的磨砺中会在人身上发生突变，并因这些人的能量而影响多数，也就是形成人性的“拐点”。好的制度要在一个好的“语境”里才能得到操作保证，而好的“语境”又在很大程度上由掌握了核心权力的那部分人的行为作导向。最近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一家贪污洗钱一事暴露后，又传闻许多民进党要员涉嫌染金，很多学者也从多角度对此现象进行检审和讨论。当年陈上任初时，言之凿凿要建设廉洁政府，但任职期间其亲信、要员贪污丑闻频频，导致民众对其失去信心。很多台湾人士分析这类现象时就指出：陈的妻子、女婿在如何非法敛财方面“以身作则”就是重要原因，所以其他人才会紧效其后，最终导致受贿成风，不贪污反而成为另类。去年，我居住的城市数名局长因贪污腐败被连连双规后，市教育主管部门竟然发文要求该市所有小学要开设反腐倡廉课。此举一出，舆情哗然，许多民众纷纷批评教育主管部门作秀手段太拙劣。我则宁愿把这些教育主管官员想成是一些天真汉，天真到以为光靠对孩子们说教就能改变世风、营造良好的风俗。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想想：对生活在西门大院里的小儿女们光进行说教，便可保证他们从此变得纯洁、高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