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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喻”
在钱钟书先生作品中，俯拾皆是的奇思妙譬是形成他作品幽默讽刺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奇妙的比喻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兴趣。许多研究者撰文评述，啧啧称赞它们新颖奇特。但是大多数人的文章，或是把钱先生的比喻按修辞书上的一般规则加以归纳分类；或是把那些精彩的比喻引述出来，以不同的笔法赞美一番了事。究竟这些比喻与一般的比喻有什么不同?说它们新颖奇特，究竟“新”在哪里，“奇”在何处?却没有加以深入说明。本文拟联系钱先生自己对比喻的主张，来探讨一下他的比喻与众不同的特点。
钱先生在谈比喻的性质和情感价值时说，比喻的特点即“‘是’就‘无奇’，‘如’才‘可乐’”。指出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如’而不‘是’，不‘是’而‘如’。”“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比喻所要达到的效果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以上引文均见《读<拉奥孔>》)
钱先生深得比喻的堂奥，抓住了比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相反相成的道理。所比的事物既要有似同之处，又要有不同之处。要“如”而不“是”，不“是”而“如”。“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这样看来，既要把本体和喻体之间的不同处放到最远最大，又要保有二者之间能有引人联想的似同点。这样比起来才能使人觉得新颖奇特而又合乎情理。如此看来，问题的关键是要掌握好本体与喻体之间似同处与不同处的这个“度”；解决好“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以及“如”而不“是”，不“是”而“如”的矛盾。钱先生的比喻之所以新颖奇特，就是因为他以自己聪慧严密的思辨力和渊博的知识，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比喻形式和内容，完美地解决了“是”与“非”“如”与“是”之间的矛盾，把本体和喻体二者的似同处与不同处之间的“度”把握得恰到好处。下面我们就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具体分析他的比喻特点。
新颖独特的形式能够使人耳目一新。因为“变迁了形式，就变迁了内容”。(朱光潜《选择与安排》)钱先生的比喻千姿百态，从形式上来看。主要有如下几种与众不同的比喻形式。
比后点题式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获得了特殊的荣誉。一次在宴会上几个嫉妒他的人说，从这个大陆驾船横过大洋驶向另一块大陆，这谁不能干呢?有什么事比这更简单呢?于是哥伦布拿起一个鸡蛋叫他们立在桌上，几个人试了之后都无法办到。于是哥伦布拿起鸡蛋在桌上一蹾，鸡蛋碰破了皮，稳稳地立在了桌上。然后哥伦布对他们说，有什么事情比这更简单的呢?这是人人都能干的，只要是他看了别人怎样干之后。
一些事物的特点和规律一般人是认识不到的，但是一经人点破，马上就恍然大悟，迷津顿开。钱先生的比喻，经常用一些常人意想不到的事物来作比。为帮助人们领悟比喻中的妙处，钱先生往往是比后点题，把一般人看来是毫不相干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似同处和联系点出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比如：
“她(鲍小姐)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fie)，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围城》)
在上面的比喻中，鲍小姐因为衣服穿得少而被比为“熟食铺子”。如果仅这样比，一般人就难以理解了。这里作者加上一句点题的话：“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这一点人们就体会到了比喻的妙处，觉得新颖贴切了。下面一句把她比为“真理”也是这样。加上一句“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点题的话，这就突出了她近于“赤身裸体”的形象。
再如，钱先生在讽刺洋行买办张吉民总是在说中国话时夹些无谓的英文字时写道：
“他并无中文难达的新意，需要措英文来讲：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围城》)
这里作者用了否定和肯定两个喻体来比他话中夹杂的英文字。否定性的喻体是：“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比后点题说：“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接下来肯定性的喻体是：“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并且比后点题说：“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这样从否定和肯定两个方面来边比喻边点题，把洋奴张吉民那种炫耀卖弄，以当洋奴才自得的丑态比得活灵活现，挖苦揶揄得痛快淋漓。
再如，钱先生把那些缺乏审美感受的人戏称为“文盲”。说这些人把文学研究当作职业而不懂文学的欣赏和鉴别并不奇怪。钱先生嘲讽地写道：
“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释文盲》)
这个比喻把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的人比成帝皇时代看守后官的太监，仅这样比有点叫人摸不着头脑。紧接下来作者点题说“虽有机会，却无能力”。这一点就叫人迷津顿开，抓住了其中的要害。这里的要紧之处是能力。对于那些“文盲”来说，他们不是不想鉴赏，也不是没有机会，最致命的是没有能力。
比前引导式
比喻的价值大小，新颖与否。关键是要掌握好本体和喻体的似同处与不同处二者之间的“度”，解决好“如”与“是”的矛盾。一般来说，比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不同处越多越大，比喻的价值就越太，也越新颖奇特。然而。反过来，二者的不同处越多越大，也就越难以把它们联在一起比得合情合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钱先生用了一些辅助性的手段。他在把一些一般人看来毫无关系的事物拿来相比之前。先借助逻辑推理的手段，把读者引向作者思考的轨道，使要比的事物之间的似同点显露出来，从而使比喻既新颖奇特而又贴切自然，合于情理。
比如：作者写方鸿渐归国途中和鲍小姐同居被侍者阿刘抓住了把柄，为此二人心情都坏透了。方鸿渐尽管设法来讨鲍小姐的欢心，却总是遭到鲍小姐的抢白。方鸿渐正满肚子委屈的时候，恰好鲍小姐说她的未婚夫李医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于是方鸿渐正好借讽刺李医生来出气，说：
“学医而兼信教，那等于说：假如我不能教病人好好地活，至少我还能教他好好的死，反正他请我不会错。这仿佛药房掌柜带 开棺材铺子，太便宜了!”(《围城》)
如果仅只是这样比喻，一般人就难以领会这个比喻的妙处，联想不出“学医而兼信教”与“药房掌柜带开棺材铺子”之间有什么联系。为此，作者在比前写道：“医学要人活，教人的肉体；宗教救人的灵魂，要人不怕死。所以病人怕死，就得请大夫，吃药：医药无效，逃不了一死，就找牧师和神父来送终。”这一段话就是比前引导。经过这一番引导，就把读者引到了作者思考的轨道，同时也就能体会到作者比喻的妙处，不但比得新颖奇特，而且顺理成章、台于情理。
再如：赵辛楣来三闾大学之前，雄心勃勃，说教书是政治活动的开始，教学生是训练干部。可是目睹了三间大学乌七八糟的黑暗现状之后，连呼上当。于是方鸿渐就讥讽他前后态度矛盾。他说：
“我们在社会上一切说话全象戏园子的入场券，一边印着‘过期作废’，可是那一边并不注明什么日期，随我们的便可以提早或延迟。”(《围城》)
这个比喻，如果孤立地看。一下难于明白作者的用意。可是作者在比喻之前，已经做了大量的铺垫和引导。赵辛楣搜索枯肠地为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找了许多理由和根据。说“此一时，彼一时”“话是空的，人是活的：不是人照着话做，是话跟着人变。假如说了一句话，就至死不变地照做，世界上没有解约、反悔、道歉、离婚许多事了。”并拿每天报上登的各国政府发言人的谈话和第一次欧战时德国首相说的“条约是废纸”作根据。说人们订契约的动机都是根据目前的希望、认识和需要。“不过，‘目前’是最靠不住的，假使这‘目前’已经落在背后了，条约上写明‘直到世界末日’都没有用，我们随时可以反悔。”按照这样的逻辑推下来，把社会上一切说话比为戏园子的入场券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样一引一比，人们就看到了那些玩弄权术的政治骗子是怎样背信弃义而又要说得冠冕堂皇了。
多角度透视的博喻
钱先生的比喻，大多数是博喻。用众多的喻体，从不同的侧面来比喻本体，使读者加深对本体特征的认识。并且往往是喻中有喻，一段话就形成一个比喻群，呈现给人的形象五彩缤纷，使人有目不暇接之感。
比如，钱先生在小说《猫》中写初出茅庐的大学生齐颐谷假期来给李健侯当私人书记，出乎意料地被邀请来赴李太太的茶会，在众多的名人和时髦、漂亮的女主人爱默面前，手足无措，拘谨不安。爱默为了打消他的紧张，向他嫣然一笑。作者把这一笑比为“像天桥打拳人卖的狗皮膏药和法国象征派作的诗”，说“这笑里的蕴蓄，多得真是说起来叫人不信”。女主人公爱默是女中名流，应付场面的老手，喜欢男人们围着她转，听她摆布，来满足她的好奇和虚荣。颐谷在她眼中不过是一个19岁的大孩子，不过这个大孩子身上有一点是她那些熟客们身上没有的使她感到新奇的东西。所以这时她对颐谷一笑的涵义是复杂的，难以解释清楚的。作者用天桥打拳人卖的狗皮膏药和法国象征派的诗来比它的涵义复杂。旧时候耍把式卖艺人卖的狗皮膏药，号称包治百病；法国象征诗派，主张诗的暗示、朦胧和多义性，所以一首诗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叫人捉摸不定。这样两个喻体，一俗一雅，使不同的读者层都能得到愉悦和满足。在这个比喻之后，作者对这一笑又进一步解释：“它(笑)涵有安慰、保护、温柔等成分。”“作用相当于大人把手抚摸小孩子的头发，或拍他的肩背，叫他别惊惶。”这是在解释中又用喻。如此神秘的笑作用如何呢?作者又用了一连串的喻体来说明：“所可惜是颐谷还不敢正眼瞧爱默，爱默的笑，恰如胜利祈祷、慈善捐款、义务教育以及其他善意的施与，对方并未受到好处。”(上例引文均见《猫》)一个叫人看来很平常的笑，作者写来是步步深入，妙趣横生；读者看来是曲径通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显出了作者超人的智慧和不尽的才华。
再如：
“原来上帝只是发善心时的魔鬼，肯把旁的东西给我们吃，而魔鬼也就是没好气时的上帝，要把我们去喂旁的东西。他们不是两个对峙的势力。是一个势力的两方面，两种名称，好比疯子一名天才，强盗就是好汉，情人又叫冤家。”(《上帝的梦》)
作者写上帝造了一男一女，想叫他们来陪伴并赞颂自己，可是一男一女造出后，小两口儿却亲亲热热，反把上帝冷落在一边。于是上帝又造了毒禽猛兽来和人捣乱，希望他们“穷则呼天”。以上引文就是人在发现上帝造了这些猛兽后发的议论。这议论其实就是一组精彩的比喻。先是把上帝和魔鬼互比，这之后又一口气用了3个喻体来说明上帝和魔鬼互比的正确性。“好比疯子一名天才，强盗就是好汉，情人又叫冤家。”本来，人们认为上帝是尽善尽美的，和魔鬼是决然不同的。可是作者抓住事物矛盾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特点，出人意表地把上帝比成魔鬼，并且从多方面做比来证实这个比喻的正确性，读来新颖奇特。
逆向推理式
钱先生的用喻，多种多样，灵活多变，不拘一格。但无不新颖奇特、意趣横生。他有一些比喻，用逆向思维的推理方法，把人们说烂了的套语翻出新意。如钱先生在《围城》中写方鸿渐到洋行买办张吉民家去相亲，对张小姐不感兴趣，却在路上爱上了商店里的皮外套，恰好在张家应酬的麻将桌上赢了100多块钱，正好买皮外套。想起张家的庸俗，方鸿渐顿足大笑，把天空中的月亮当作张小姐，向她挥手作别。“他记得《三国演义》里的名言：‘妻子如衣服’，当然衣服也就等于妻子：他现在新添了皮外套，损失个把老婆才不放在心上呢。”(《围城》，第47页。版本同上)这里作者用逆向思维的推理方法，把“妻子如衣服”这个陈旧的比喻点化得令人耳目一新。
再如：《伊索寓言》中促织向蚂蚁借粮的故事，意思是劝人不要过一天乐一天，要勤劳，要有长远的打算。钱先生运用逆向思维的推理方法，把这个人人皆知的寓言故事生发出与原故事决然不同的新意。钱先生说：
“这故事应该还有下文。据柏拉图《对话篇·菲得洛斯》(Phae－drus)说，促织进化，变成诗人。照此推论，坐看着诗人穷饿，不肯借钱的人，前身无疑是蚂蚁了。”
这一逆向思维式的比喻，真是一个别开生面的转折，把读者从陈旧烂熟的思维模式中引向一条崭新的思路。作者进一步分析推理。按照寓言想，蚂蚁见死不救，促织必死无疑，而促织饿死了，本身就又变成了蚂蚁的美味佳肴；同样，作家也和促织一样。尽管穷饿而死，可死后却可以养活别人。“譬如，写回忆怀念文字的亲戚和朋友，写研究论文的批评家和学者。”(上例引文均见《读伊索寓言》)这里，作者巧妙地利用比喻和逆向推理的方法把一个旧寓言翻新，在幽默诙谐中嘲讽 了那些吝啬的富翁和那些靠死人吃饭的庸俗的批评家和学者。
逻辑思辨与形象比喻融合式
钱先生的比喻，有时把逻辑推理和形象比喻融于一体，互为表里。
在科学论文里，一般人都尽量避免使用比喻，因为逻辑认为“异类不比”。而比喻的效果一般是要达到“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所以在科学论文里用比喻就显得文章不严谨，不周密，这是就一般而言。而钱先生却突破了这种局限，在学术论文中不但使用比喻，而且是连续用喻，使用比喻来说理，既通俗易懂又严谨周密。
比如，针对文学批评里的“载道”派和“言志”派总是争来争去，钱先生指出：这两派之所以争论，都是因为对传统不够理解。因为在传统里，“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并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除的两个命题，而是各有所指，互不相干。这里的“文”不是指整个“文学”，“诗”也不是指文学创作中的精华，而都是指文体。“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主要是规定个别文体的职能。“文”即散文或“古文”，这些文章一般要严肃，富于社会责任感；“诗”即指诗歌，长于抒发自我感情。所以说二者并不矛盾，但有等次之分。对二者之间的互不相干，互不排除，“或者羽翼相辅”的关系，作者比喻为好像是“他去北京”，“她回上海”，或“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一样的互不妨碍。对二者之间不排除而有等次之分，作者比为“象梯级或台阶，是平行而不平等的。”说“载道”派和“言志”派之所以争来争去，是由于他们把“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这两个互不矛盾的命题理解为“仿佛‘顿顿都喝稀饭’和‘一日三餐全吃面’，或‘两口儿都上北京’和‘双双同去上海’，变成相互排除的命题了”。(上例中的引文均见《中国诗与中国画》)。这里，钱先生用“去北京”，“回上海”，“吃饭”，“梯级或台阶”这些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事物，来比喻说明文学理论上的复杂高深的道理，说得像蓝天上的红日一样清楚明白，表现了作者对传统的深透了解和超人的思辨能力。
再如：
“最能得男人爱的并不是美人……她的美貌增进她跟我们心理上的距离，仿佛是危险记号，使我们胆怯、害怕，不敢接近。就是我们爱她，我们好比敢死冒险的勇士，抱有明知故犯的心思。反过来，我们碰见普通女人，至多觉得她长得还不计厌，来往的时候全不放在眼里，吓!忽然一天发现自己糊里糊涂的爱上了她……美人像敌人的正规军队；你知道戒惧，即使打败了。也有个交代。平常女子像这次西班牙内战里佛朗哥的‘第五纵队’，做间谍工作，把你颠倒了，你还没知道。”(《猫》)
以上是作者小说中一个爱发高论来讨好女人的花花公子陈侠君的一段话。在这一段里，有好几个比腧，比如把女人的漂亮比为危险信号，把向美丽女子求爱的男人比作敢死冒险的勇士。最新奇的是把美人比为敌人的正规军队，把相貌平常的女子比为“第五纵队”——间谍。本来，女人的容颜与军队的正规与否好像毫无关系，如果简单地把这些拉在一起来比喻，那就叫人费解了。钱先生这里运用了比前引导和比后点题的方法，运用逻辑推理，先从心理上，从人的注意力上来寻找本体和喻体的似同点。美貌女子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正规军队容易叫人警惕；平常女子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隐蔽的敌人不易被发现。引起注意的时刻提防，不注意的容易上当。顺着这样的线索，作者用幽默风趣的语言把读者引到了本体和喻体的交汇点上。从而形成了创造性的新颖生动的比喻。
以上我们分析了钱先生的比喻在形式上的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我们是把每一个特点分开来论述的，其实他的比喻，往往一个当中就兼有几种特点。当然，我们分析的不是全部。而只是钱先生比喻海洋中的几朵引人注目的浪花。
在钱钟书先生作品中，俯拾皆是的奇思妙譬是形成他作品幽默讽刺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奇妙的比喻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兴趣。许多研究者撰文评述，啧啧称赞它们新颖奇特。但是大多数人的文章，或是把钱先生的比喻按修辞书上的一般规则加以归纳分类；或是把那些精彩的比喻引述出来，以不同的笔法赞美一番了事。究竟这些比喻与一般的比喻有什么不同?说它们新颖奇特，究竟“新”在哪里，“奇”在何处?却没有加以深入说明。本文拟联系钱先生自己对比喻的主张，来探讨一下他的比喻与众不同的特点。
钱先生在谈比喻的性质和情感价值时说，比喻的特点即“‘是’就‘无奇’，‘如’才‘可乐’”。指出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如’而不‘是’，不‘是’而‘如’。”“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比喻所要达到的效果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以上引文均见《读<拉奥孔>》)
钱先生深得比喻的堂奥，抓住了比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相反相成的道理。所比的事物既要有似同之处，又要有不同之处。要“如”而不“是”，不“是”而“如”。“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这样看来，既要把本体和喻体之间的不同处放到最远最大，又要保有二者之间能有引人联想的似同点。这样比起来才能使人觉得新颖奇特而又合乎情理。如此看来，问题的关键是要掌握好本体与喻体之间似同处与不同处的这个“度”；解决好“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以及“如”而不“是”，不“是”而“如”的矛盾。钱先生的比喻之所以新颖奇特，就是因为他以自己聪慧严密的思辨力和渊博的知识，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比喻形式和内容，完美地解决了“是”与“非”“如”与“是”之间的矛盾，把本体和喻体二者的似同处与不同处之间的“度”把握得恰到好处。下面我们就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具体分析他的比喻特点。
新颖独特的形式能够使人耳目一新。因为“变迁了形式，就变迁了内容”。(朱光潜《选择与安排》)钱先生的比喻千姿百态，从形式上来看。主要有如下几种与众不同的比喻形式。
比后点题式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获得了特殊的荣誉。一次在宴会上几个嫉妒他的人说，从这个大陆驾船横过大洋驶向另一块大陆，这谁不能干呢?有什么事比这更简单呢?于是哥伦布拿起一个鸡蛋叫他们立在桌上，几个人试了之后都无法办到。于是哥伦布拿起鸡蛋在桌上一蹾，鸡蛋碰破了皮，稳稳地立在了桌上。然后哥伦布对他们说，有什么事情比这更简单的呢?这是人人都能干的，只要是他看了别人怎样干之后。
一些事物的特点和规律一般人是认识不到的，但是一经人点破，马上就恍然大悟，迷津顿开。钱先生的比喻，经常用一些常人意想不到的事物来作比。为帮助人们领悟比喻中的妙处，钱先生往往是比后点题，把一般人看来是毫不相干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似同处和联系点出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比如：
“她(鲍小姐)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fie)，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围城》)
在上面的比喻中，鲍小姐因为衣服穿得少而被比为“熟食铺子”。如果仅这样比，一般人就难以理解了。这里作者加上一句点题的话：“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这一点人们就体会到了比喻的妙处，觉得新颖贴切了。下面一句把她比为“真理”也是这样。加上一句“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点题的话，这就突出了她近于“赤身裸体”的形象。
再如，钱先生在讽刺洋行买办张吉民总是在说中国话时夹些无谓的英文字时写道：
“他并无中文难达的新意，需要措英文来讲：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围城》)
这里作者用了否定和肯定两个喻体来比他话中夹杂的英文字。否定性的喻体是：“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比后点题说：“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接下来肯定性的喻体是：“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并且比后点题说：“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这样从否定和肯定两个方面来边比喻边点题，把洋奴张吉民那种炫耀卖弄，以当洋奴才自得的丑态比得活灵活现，挖苦揶揄得痛快淋漓。
再如，钱先生把那些缺乏审美感受的人戏称为“文盲”。说这些人把文学研究当作职业而不懂文学的欣赏和鉴别并不奇怪。钱先生嘲讽地写道：
“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释文盲》)
这个比喻把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的人比成帝皇时代看守后官的太监，仅这样比有点叫人摸不着头脑。紧接下来作者点题说“虽有机会，却无能力”。这一点就叫人迷津顿开，抓住了其中的要害。这里的要紧之处是能力。对于那些“文盲”来说，他们不是不想鉴赏，也不是没有机会，最致命的是没有能力。
比前引导式
比喻的价值大小，新颖与否。关键是要掌握好本体和喻体的似同处与不同处二者之间的“度”，解决好“如”与“是”的矛盾。一般来说，比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不同处越多越大，比喻的价值就越太，也越新颖奇特。然而。反过来，二者的不同处越多越大，也就越难以把它们联在一起比得合情合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钱先生用了一些辅助性的手段。他在把一些一般人看来毫无关系的事物拿来相比之前。先借助逻辑推理的手段，把读者引向作者思考的轨道，使要比的事物之间的似同点显露出来，从而使比喻既新颖奇特而又贴切自然，合于情理。
比如：作者写方鸿渐归国途中和鲍小姐同居被侍者阿刘抓住了把柄，为此二人心情都坏透了。方鸿渐尽管设法来讨鲍小姐的欢心，却总是遭到鲍小姐的抢白。方鸿渐正满肚子委屈的时候，恰好鲍小姐说她的未婚夫李医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于是方鸿渐正好借讽刺李医生来出气，说：
“学医而兼信教，那等于说：假如我不能教病人好好地活，至少我还能教他好好的死，反正他请我不会错。这仿佛药房掌柜带 开棺材铺子，太便宜了!”(《围城》)
如果仅只是这样比喻，一般人就难以领会这个比喻的妙处，联想不出“学医而兼信教”与“药房掌柜带开棺材铺子”之间有什么联系。为此，作者在比前写道：“医学要人活，教人的肉体；宗教救人的灵魂，要人不怕死。所以病人怕死，就得请大夫，吃药：医药无效，逃不了一死，就找牧师和神父来送终。”这一段话就是比前引导。经过这一番引导，就把读者引到了作者思考的轨道，同时也就能体会到作者比喻的妙处，不但比得新颖奇特，而且顺理成章、台于情理。
再如：赵辛楣来三闾大学之前，雄心勃勃，说教书是政治活动的开始，教学生是训练干部。可是目睹了三间大学乌七八糟的黑暗现状之后，连呼上当。于是方鸿渐就讥讽他前后态度矛盾。他说：
“我们在社会上一切说话全象戏园子的入场券，一边印着‘过期作废’，可是那一边并不注明什么日期，随我们的便可以提早或延迟。”(《围城》)
这个比喻，如果孤立地看。一下难于明白作者的用意。可是作者在比喻之前，已经做了大量的铺垫和引导。赵辛楣搜索枯肠地为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找了许多理由和根据。说“此一时，彼一时”“话是空的，人是活的：不是人照着话做，是话跟着人变。假如说了一句话，就至死不变地照做，世界上没有解约、反悔、道歉、离婚许多事了。”并拿每天报上登的各国政府发言人的谈话和第一次欧战时德国首相说的“条约是废纸”作根据。说人们订契约的动机都是根据目前的希望、认识和需要。“不过，‘目前’是最靠不住的，假使这‘目前’已经落在背后了，条约上写明‘直到世界末日’都没有用，我们随时可以反悔。”按照这样的逻辑推下来，把社会上一切说话比为戏园子的入场券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样一引一比，人们就看到了那些玩弄权术的政治骗子是怎样背信弃义而又要说得冠冕堂皇了。
多角度透视的博喻
钱先生的比喻，大多数是博喻。用众多的喻体，从不同的侧面来比喻本体，使读者加深对本体特征的认识。并且往往是喻中有喻，一段话就形成一个比喻群，呈现给人的形象五彩缤纷，使人有目不暇接之感。
比如，钱先生在小说《猫》中写初出茅庐的大学生齐颐谷假期来给李健侯当私人书记，出乎意料地被邀请来赴李太太的茶会，在众多的名人和时髦、漂亮的女主人爱默面前，手足无措，拘谨不安。爱默为了打消他的紧张，向他嫣然一笑。作者把这一笑比为“像天桥打拳人卖的狗皮膏药和法国象征派作的诗”，说“这笑里的蕴蓄，多得真是说起来叫人不信”。女主人公爱默是女中名流，应付场面的老手，喜欢男人们围着她转，听她摆布，来满足她的好奇和虚荣。颐谷在她眼中不过是一个19岁的大孩子，不过这个大孩子身上有一点是她那些熟客们身上没有的使她感到新奇的东西。所以这时她对颐谷一笑的涵义是复杂的，难以解释清楚的。作者用天桥打拳人卖的狗皮膏药和法国象征派的诗来比它的涵义复杂。旧时候耍把式卖艺人卖的狗皮膏药，号称包治百病；法国象征诗派，主张诗的暗示、朦胧和多义性，所以一首诗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叫人捉摸不定。这样两个喻体，一俗一雅，使不同的读者层都能得到愉悦和满足。在这个比喻之后，作者对这一笑又进一步解释：“它(笑)涵有安慰、保护、温柔等成分。”“作用相当于大人把手抚摸小孩子的头发，或拍他的肩背，叫他别惊惶。”这是在解释中又用喻。如此神秘的笑作用如何呢?作者又用了一连串的喻体来说明：“所可惜是颐谷还不敢正眼瞧爱默，爱默的笑，恰如胜利祈祷、慈善捐款、义务教育以及其他善意的施与，对方并未受到好处。”(上例引文均见《猫》)一个叫人看来很平常的笑，作者写来是步步深入，妙趣横生；读者看来是曲径通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显出了作者超人的智慧和不尽的才华。
再如：
“原来上帝只是发善心时的魔鬼，肯把旁的东西给我们吃，而魔鬼也就是没好气时的上帝，要把我们去喂旁的东西。他们不是两个对峙的势力。是一个势力的两方面，两种名称，好比疯子一名天才，强盗就是好汉，情人又叫冤家。”(《上帝的梦》)
作者写上帝造了一男一女，想叫他们来陪伴并赞颂自己，可是一男一女造出后，小两口儿却亲亲热热，反把上帝冷落在一边。于是上帝又造了毒禽猛兽来和人捣乱，希望他们“穷则呼天”。以上引文就是人在发现上帝造了这些猛兽后发的议论。这议论其实就是一组精彩的比喻。先是把上帝和魔鬼互比，这之后又一口气用了3个喻体来说明上帝和魔鬼互比的正确性。“好比疯子一名天才，强盗就是好汉，情人又叫冤家。”本来，人们认为上帝是尽善尽美的，和魔鬼是决然不同的。可是作者抓住事物矛盾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特点，出人意表地把上帝比成魔鬼，并且从多方面做比来证实这个比喻的正确性，读来新颖奇特。
逆向推理式
钱先生的用喻，多种多样，灵活多变，不拘一格。但无不新颖奇特、意趣横生。他有一些比喻，用逆向思维的推理方法，把人们说烂了的套语翻出新意。如钱先生在《围城》中写方鸿渐到洋行买办张吉民家去相亲，对张小姐不感兴趣，却在路上爱上了商店里的皮外套，恰好在张家应酬的麻将桌上赢了100多块钱，正好买皮外套。想起张家的庸俗，方鸿渐顿足大笑，把天空中的月亮当作张小姐，向她挥手作别。“他记得《三国演义》里的名言：‘妻子如衣服’，当然衣服也就等于妻子：他现在新添了皮外套，损失个把老婆才不放在心上呢。”(《围城》，第47页。版本同上)这里作者用逆向思维的推理方法，把“妻子如衣服”这个陈旧的比喻点化得令人耳目一新。
再如：《伊索寓言》中促织向蚂蚁借粮的故事，意思是劝人不要过一天乐一天，要勤劳，要有长远的打算。钱先生运用逆向思维的推理方法，把这个人人皆知的寓言故事生发出与原故事决然不同的新意。钱先生说：
“这故事应该还有下文。据柏拉图《对话篇·菲得洛斯》(Phae－drus)说，促织进化，变成诗人。照此推论，坐看着诗人穷饿，不肯借钱的人，前身无疑是蚂蚁了。”
这一逆向思维式的比喻，真是一个别开生面的转折，把读者从陈旧烂熟的思维模式中引向一条崭新的思路。作者进一步分析推理。按照寓言想，蚂蚁见死不救，促织必死无疑，而促织饿死了，本身就又变成了蚂蚁的美味佳肴；同样，作家也和促织一样。尽管穷饿而死，可死后却可以养活别人。“譬如，写回忆怀念文字的亲戚和朋友，写研究论文的批评家和学者。”(上例引文均见《读伊索寓言》)这里，作者巧妙地利用比喻和逆向推理的方法把一个旧寓言翻新，在幽默诙谐中嘲讽 了那些吝啬的富翁和那些靠死人吃饭的庸俗的批评家和学者。
逻辑思辨与形象比喻融合式
钱先生的比喻，有时把逻辑推理和形象比喻融于一体，互为表里。
在科学论文里，一般人都尽量避免使用比喻，因为逻辑认为“异类不比”。而比喻的效果一般是要达到“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所以在科学论文里用比喻就显得文章不严谨，不周密，这是就一般而言。而钱先生却突破了这种局限，在学术论文中不但使用比喻，而且是连续用喻，使用比喻来说理，既通俗易懂又严谨周密。
比如，针对文学批评里的“载道”派和“言志”派总是争来争去，钱先生指出：这两派之所以争论，都是因为对传统不够理解。因为在传统里，“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并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除的两个命题，而是各有所指，互不相干。这里的“文”不是指整个“文学”，“诗”也不是指文学创作中的精华，而都是指文体。“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主要是规定个别文体的职能。“文”即散文或“古文”，这些文章一般要严肃，富于社会责任感；“诗”即指诗歌，长于抒发自我感情。所以说二者并不矛盾，但有等次之分。对二者之间的互不相干，互不排除，“或者羽翼相辅”的关系，作者比喻为好像是“他去北京”，“她回上海”，或“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一样的互不妨碍。对二者之间不排除而有等次之分，作者比为“象梯级或台阶，是平行而不平等的。”说“载道”派和“言志”派之所以争来争去，是由于他们把“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这两个互不矛盾的命题理解为“仿佛‘顿顿都喝稀饭’和‘一日三餐全吃面’，或‘两口儿都上北京’和‘双双同去上海’，变成相互排除的命题了”。(上例中的引文均见《中国诗与中国画》)。这里，钱先生用“去北京”，“回上海”，“吃饭”，“梯级或台阶”这些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事物，来比喻说明文学理论上的复杂高深的道理，说得像蓝天上的红日一样清楚明白，表现了作者对传统的深透了解和超人的思辨能力。
再如：
“最能得男人爱的并不是美人……她的美貌增进她跟我们心理上的距离，仿佛是危险记号，使我们胆怯、害怕，不敢接近。就是我们爱她，我们好比敢死冒险的勇士，抱有明知故犯的心思。反过来，我们碰见普通女人，至多觉得她长得还不计厌，来往的时候全不放在眼里，吓!忽然一天发现自己糊里糊涂的爱上了她……美人像敌人的正规军队；你知道戒惧，即使打败了。也有个交代。平常女子像这次西班牙内战里佛朗哥的‘第五纵队’，做间谍工作，把你颠倒了，你还没知道。”(《猫》)
以上是作者小说中一个爱发高论来讨好女人的花花公子陈侠君的一段话。在这一段里，有好几个比腧，比如把女人的漂亮比为危险信号，把向美丽女子求爱的男人比作敢死冒险的勇士。最新奇的是把美人比为敌人的正规军队，把相貌平常的女子比为“第五纵队”——间谍。本来，女人的容颜与军队的正规与否好像毫无关系，如果简单地把这些拉在一起来比喻，那就叫人费解了。钱先生这里运用了比前引导和比后点题的方法，运用逻辑推理，先从心理上，从人的注意力上来寻找本体和喻体的似同点。美貌女子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正规军队容易叫人警惕；平常女子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隐蔽的敌人不易被发现。引起注意的时刻提防，不注意的容易上当。顺着这样的线索，作者用幽默风趣的语言把读者引到了本体和喻体的交汇点上。从而形成了创造性的新颖生动的比喻。
以上我们分析了钱先生的比喻在形式上的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我们是把每一个特点分开来论述的，其实他的比喻，往往一个当中就兼有几种特点。当然，我们分析的不是全部。而只是钱先生比喻海洋中的几朵引人注目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