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社会热点研讨会”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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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社会热点是社会变革的晴雨表,研究中国的社会改革,不可不关注和研究改革开放背景下的社会热点及其走势。鉴此,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南社会调查研究所及武汉市社会学学会在1994、1995年新旧交替之际举行了“’94社会热点研讨会”。武汉地区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部分社会学家以及新闻单位和有关方面人士3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 一、关于“社会热点”的涵义 与会者对于“社会热点”这个概念作了界定。较有代表性的解释是:社会热点是表征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社区)范围内,众多的社会成员所关注的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显然,这里所说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热点,它揭示了社会热点具有时间性、地域性和群众性的特点,同时又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热点。主要是指一些关系到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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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入粤民工潮”的主要特征、形成原因、积极影响、负面效应进行了初步探讨。作者认为,“入粤民工潮”不是“盲流”,不是“城乡错位”、“区域错位”,也不是“祸水”,更非“超生游击队”,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势所趋。作者主张建立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确立维护民工主体地位的宏观调控体系,拓展内地剩余劳动力转移新途径,对“入粤民工潮”进行导控。作者预测,90年代中后期,将出现入粤民工总量增长持续化、区域分布扩大化、内部更替频繁化、劳务市场严控化四大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使转型社会的发展遇到了一些新的难题。本文从现实情况出发,探讨了使社会良性发展的四大障碍:腐败现象的泛滥、社会的无序、分配不公和严重的通货膨胀,研究了这四大问题的新情况、新特点和对社会、对公民的负性影响。作者指出:如果社会不认真解决这四大障碍,那么就有可能葬送改革的前途,动摇共和国的根基。
国内外许多关注中国的人,出于各种目的,不断地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不会停滞?中国的发展方向会不会发生逆转?”安徽凤台县中心村的农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人们,经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洗礼的中国农民决不允许时光倒转,他们将汇入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无反顾地坚定地走下去。
本调查采用入户访谈的方法,比较深入地考察了我国中部地区一个普通的纯农业村劳动力流动的一般状况。通过对调查资料的分析,指出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及婚姻的本质对妇女流动的重要影响;大批农村劳动力自发外出基本达到预期目的,其中也有一些新的因素生长出来,但还没有到达改变那些代表了封闭的农村的最基本特征的血地缘关系、性别与年龄的分工、子嗣承继等传统的程度;流出地和流入地政府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但解决的前景又都只能是制度的变革。
<正> 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是国家计委直属正司级科研机构,其前身是成立于1988年、以研究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理论、战略、政策为中心的国家计委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所。为适应国家计委职能转变的要求,加强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经调整扩建,于1994年更改为现名。其主要研究任务是:以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中心,集中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主要社会条件和社会因素,提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和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对策建议,供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决策参考。研究重点:社会
<正> 世界银行关于“老人危机对策研讨会”1995年4月在北京召开。来自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劳动部、民政部、人事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政府部门和中国老年学会、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学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的30余人应邀出席了会议。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在华国际组织及伦敦经济学院等机构的教授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主持。与会人员认真讨论了世界银行政策研究系列报告《老人危机对策》,并就改革中国养老保障制度提
<正> 社会是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在进入产业革命以来,无论从质,还是从量上看,变化的速度都空前加快了,这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变迁的新特征。 社会现代化既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又是一个复合的概念——它标示的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要素在内的巨大系统工程。 中国自19世纪中叶被动地卷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挣扎、苦斗、历尽坎坷,才在1978年以后,走上在探索中持续高速发展的道路。
作者认为,中国乡村在不完全的公有制或曰“集体所有制”之后,相当多的村落曾经自发地走过私有化的道路,然而在中国完全恢复资本主义初期的私人所有制是没有基础的。广东南海市乡村发展的现实向人们提供一条思路,中国有可能也有条件一步跨入现代市场经济,跳跃式地进入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
<正> 第二、三产业就业者比重的上升,主要是农村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大幅度增长所致。预测到1995年,中国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者比重将历史性地第一次降到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一半左右。
70年代,我国早婚的数字降到了历史最低点,80年代这一数字急剧回升。对此,理论界的解释有如下几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尚未到达使人们自觉晚婚的水平;孩子养育水平低;家庭承包制促使人们早婚。作者不同意上述解释,认为导致早婚数量上升的不是经济因素,而是青少年性成熟提前,社会性意识开放失控,以及包办婚姻广泛存在等生理、文化、习俗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