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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的新源泉来自亿万群众和千万家企业的活力，他们也是新红利的获得者
在《大变局与新动力：中国经济下一程》里面，我将我多年来关于改革的重要看法和观点，重新整理了一遍，对于我们的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在制度、理论上有哪些创新和发展，对于中国当前面临的改革难题，以及未来的红利，都做了一些梳理，希望能让大家对于60多年来走过的改革之路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同时，我也想再讲一讲我对未来的看法。
我最近一直在强调，中国正在涌现新的红利，这是我们未来改革的新动力。但新的红利不可能自发地涌现。如果没有一种新的体制或新的机制，新的红利就缺乏相应的机制、体制，涌现是不可能的。
红利的新源泉来自亿万群众和千万家企业的活力，他们也是新红利的获得者。他们在新的体制和机制下，发现了发展机会，同时认识到自己必须抓紧机会而不能放弃机会，这才有可能得到新的红利。有了新体制，再加上群众和企业有活力，新的红利就会涌现。
既然新红利首先来自体制改革，那就应当明确近期最需要改什么。近期最需要改革的项目之一，是农村土地确权和农业产业化。土地确权和农业产业化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承包制改革的继续，但最重要的是：当年的承包制没有明确产权，当然也就谈不到农村的合作制和农业的产业化。因此，农村土地确权实际上可以开辟一个新的环境。
近期最需要改革的另一个项目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在企业改革方面，结构性改革是十分迫切的。首先要形成有活力、有竞争力、产权明确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国家控股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这样才能涌现新改革红利。正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才能完善企业主体，才能降低成本，才能調整结构，才能创新，从而才能有改革红利。
这两个项目的改革取得明显的成果后，会给中国带来改革红利，也就是普遍的红利。
在农村，土地确权的改革会造成成千上万农民成为有知识有能力的“职业农民”。通过农村土地确权，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变为一种职业，或称为“职业农民”。他们可能成为“家庭农场主”，并通过土地流转（租赁、转包）扩大规模；也可能引进合作者，解决资金不足、农业科技不足和农产品销路不畅等问题。“城归”是新现象，是人力资本的新突破。这样，农村中的新人口红利就涌现了。
新人口红利的另一个来源，就是职业技术教育推广所带来的“新工匠精神”。农村土地确权以后，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增加了，而且也放心了。这就会继续吸引农村劳力外出。但21世纪以来多年的经验告诉人们，社会上缺乏的是技术工人，是工匠。所以职业教育的推广是必然的，这就是新人口红利的另一个来源。科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发展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会不断带来新的“人口红利”。科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发展会提供新的人口红利，这是毫无疑义的。这取决于两方面的工作进展：一是教育的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升；二是科研力量的优化配置，动员各方面的科学人才，使科研成果有创新、有突破，这样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新人口红利。
新科学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无一不来自创新。
创新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能实现，垄断条件下，任何创新都没有必要性，甚至没有可能性。垄断，不仅扼杀了创新，而且扼杀了创业。但如果完全没有垄断，只有市场竞争，那么企业都处于观望状态，等待别人发明创新，自己盗用。所以垄断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这就是：对于发明创新需要保护知识产权，容许一定时期的专利。
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主要在于：规划、引领、反垄断，以及支持创新主体、创新活动。规划是最重要的，如果缺乏规划，科技创新活动难以取得成绩，特别是难以走向世界前列。这需要政府来领导规划的制定。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是证据。
资源红利是指土地、矿产、水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新资源优势来自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也就是说新资源优势来自技术创新。对稀缺资源、资源替代品的研究和开发，已经取得越来越多的成绩。新资源红利同样是创新的产物，不停创新，新资源红利就会长存。新资源的发现，产生新的红利，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壮大的保证。
社会和谐红利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是无形的，而不是像其他红利那样，通过某个主体行为而表现；二是它是累积而形成的，或者说它可能是通过持久的工作而逐渐形成的；三是它是无声无息扩散的，默默地影响人们、渗透到人们之中，从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是社会和谐红利涌现的前提，医疗保健的新措施也如此。要实现社会和谐，既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又要扎实推进医疗保健制度改革，这两方面的改革都同民生问题紧密相连。具体来说，如果社会上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医疗保健制度改革迟缓，都会影响社会和谐，使社会和谐红利显示不出来。
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是一种人际关系，人们相互信赖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来自诚信。没有诚信，社会资本不存在，社会和谐也不存在，从而也就谈不到社会和谐红利的涌现。
社会和谐红利之所以是影响最深远的红利，是因为它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社会和谐红利的产生，实际上与所有的改革有关。这就是说，所有的改革综合在一起，最终必定带来社会和谐红利。社会和谐红利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成果。
以上提到的新改革红利、新人口红利、新科学技术红利、新资源红利和社会和谐红利是互相关联的。它们作为改革的成果，可能相互启发，相互促进。
只要不停地有新红利涌现，就不用担心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会衰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发展方式的不足之处就会相继反映出来，这就是红利丧失的主要原因。但只要不停地有创意、创新、创业，发展方式就会更换，新的红利就会出现，经济就会又上一个台阶。
（本文为厉以宁教授最新力作《大变局与新动力：中国经济下一程》一书前言）
在《大变局与新动力：中国经济下一程》里面，我将我多年来关于改革的重要看法和观点，重新整理了一遍，对于我们的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在制度、理论上有哪些创新和发展，对于中国当前面临的改革难题，以及未来的红利，都做了一些梳理，希望能让大家对于60多年来走过的改革之路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同时，我也想再讲一讲我对未来的看法。
我最近一直在强调，中国正在涌现新的红利，这是我们未来改革的新动力。但新的红利不可能自发地涌现。如果没有一种新的体制或新的机制，新的红利就缺乏相应的机制、体制，涌现是不可能的。
红利的新源泉来自亿万群众和千万家企业的活力，他们也是新红利的获得者。他们在新的体制和机制下，发现了发展机会，同时认识到自己必须抓紧机会而不能放弃机会，这才有可能得到新的红利。有了新体制，再加上群众和企业有活力，新的红利就会涌现。
既然新红利首先来自体制改革，那就应当明确近期最需要改什么。近期最需要改革的项目之一，是农村土地确权和农业产业化。土地确权和农业产业化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承包制改革的继续，但最重要的是：当年的承包制没有明确产权，当然也就谈不到农村的合作制和农业的产业化。因此，农村土地确权实际上可以开辟一个新的环境。
近期最需要改革的另一个项目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在企业改革方面，结构性改革是十分迫切的。首先要形成有活力、有竞争力、产权明确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国家控股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这样才能涌现新改革红利。正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才能完善企业主体，才能降低成本，才能調整结构，才能创新，从而才能有改革红利。
这两个项目的改革取得明显的成果后，会给中国带来改革红利，也就是普遍的红利。
在农村，土地确权的改革会造成成千上万农民成为有知识有能力的“职业农民”。通过农村土地确权，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变为一种职业，或称为“职业农民”。他们可能成为“家庭农场主”，并通过土地流转（租赁、转包）扩大规模；也可能引进合作者，解决资金不足、农业科技不足和农产品销路不畅等问题。“城归”是新现象，是人力资本的新突破。这样，农村中的新人口红利就涌现了。
新人口红利的另一个来源，就是职业技术教育推广所带来的“新工匠精神”。农村土地确权以后，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增加了，而且也放心了。这就会继续吸引农村劳力外出。但21世纪以来多年的经验告诉人们，社会上缺乏的是技术工人，是工匠。所以职业教育的推广是必然的，这就是新人口红利的另一个来源。科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发展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会不断带来新的“人口红利”。科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发展会提供新的人口红利，这是毫无疑义的。这取决于两方面的工作进展：一是教育的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升；二是科研力量的优化配置，动员各方面的科学人才，使科研成果有创新、有突破，这样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新人口红利。
新科学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无一不来自创新。
创新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能实现，垄断条件下，任何创新都没有必要性，甚至没有可能性。垄断，不仅扼杀了创新，而且扼杀了创业。但如果完全没有垄断，只有市场竞争，那么企业都处于观望状态，等待别人发明创新，自己盗用。所以垄断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这就是：对于发明创新需要保护知识产权，容许一定时期的专利。
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主要在于：规划、引领、反垄断，以及支持创新主体、创新活动。规划是最重要的，如果缺乏规划，科技创新活动难以取得成绩，特别是难以走向世界前列。这需要政府来领导规划的制定。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是证据。
资源红利是指土地、矿产、水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新资源优势来自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也就是说新资源优势来自技术创新。对稀缺资源、资源替代品的研究和开发，已经取得越来越多的成绩。新资源红利同样是创新的产物，不停创新，新资源红利就会长存。新资源的发现，产生新的红利，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壮大的保证。
社会和谐红利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是无形的，而不是像其他红利那样，通过某个主体行为而表现；二是它是累积而形成的，或者说它可能是通过持久的工作而逐渐形成的；三是它是无声无息扩散的，默默地影响人们、渗透到人们之中，从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是社会和谐红利涌现的前提，医疗保健的新措施也如此。要实现社会和谐，既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又要扎实推进医疗保健制度改革，这两方面的改革都同民生问题紧密相连。具体来说，如果社会上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医疗保健制度改革迟缓，都会影响社会和谐，使社会和谐红利显示不出来。
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是一种人际关系，人们相互信赖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来自诚信。没有诚信，社会资本不存在，社会和谐也不存在，从而也就谈不到社会和谐红利的涌现。
社会和谐红利之所以是影响最深远的红利，是因为它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社会和谐红利的产生，实际上与所有的改革有关。这就是说，所有的改革综合在一起，最终必定带来社会和谐红利。社会和谐红利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成果。
以上提到的新改革红利、新人口红利、新科学技术红利、新资源红利和社会和谐红利是互相关联的。它们作为改革的成果，可能相互启发，相互促进。
只要不停地有新红利涌现，就不用担心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会衰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发展方式的不足之处就会相继反映出来，这就是红利丧失的主要原因。但只要不停地有创意、创新、创业，发展方式就会更换，新的红利就会出现，经济就会又上一个台阶。
（本文为厉以宁教授最新力作《大变局与新动力：中国经济下一程》一书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