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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广州南国书香节，作家葛亮携新作《问米》来穗。
葛亮被海外评论界认为是“当代最具大师潜力、最会说故事的小说家”，这样的赞誉对于一个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70后作家来说，是相当大的荣誉和期许。
2016年，40万字的长篇小说《北鸢》获“2016中国好书”奖时，授奖词里说：本书是葛亮“中国三部曲”的第二部，是一部新古典主义小说定音之作。
新古典主义，在葛亮眼中，是当下对传统的消化。传统存在于不同时空，总是“常”与“变”的交织。他说：“我理解‘常’的一端就是代表所谓的传统文化，但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里，传统必然会遭受一系列的流失、冲击、凋零、重塑，这就是‘变’的那一端。新古典主义某种意义上就是把这种传统的东西、古典的东西放在当下，用当下人的处理、消化重现一种来自传统的精神。”
祖父是著名书画家、艺术史学者葛康俞，太舅公为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表叔公为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葛亮家族中“显赫”的基因為他的历史书写埋下伏线。
在《北鸢》中，楔子开篇就见到了作者的美学追求和历史观。它是这样一段字体与原文区隔开来的对话：
《北鸢》葛亮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0月
《北鸢》触及的历史部分，是从1926年（民国二十五年）写起，到1947年戛然而止，是为“半部民国史”，而它同时也基于葛亮的家族历史，里面的主要人物皆有原型。其中，寄情书画、远离政治的“毛克俞”以葛亮祖父、师从林风眠及潘天寿的著名艺术史学者葛康俞为原型，出身资本家家庭的“卢文笙”形象则来源于自己的外公，而“石玉璞”脱胎于外公的大姨父褚玉璞—20世纪20年代曾任直隶省长兼军务督办，与张学良、张宗昌并称“奉鲁直三英”。
在自序中，葛亮说到，“与以往的写作不同，此时亦更为在意文字所勾勒的场景，时代于人于世，有大开大阖的推动，但我所写，已然是大浪淘沙后的沉淀。政客、军阀、文人、商人、伶人，皆在时光的罅隙中渐渐认清自己。”
时世，于他们的成长同跫，或许彼时是听不清，也看不清的。但因为有一点寄盼，此番经年，终水落石出。记得祖父谈画意画品，“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迄，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于时代的观望里，何尝不若此，需要的是耐心。历久之后，洞若观火，柳暗花明。” 这并不是一种非黑即白的历史观，却也远非避免立场的犬儒主义，它在距离的同时保持了模糊性，它似乎并不仅仅在讲述人或家族的载沉载浮、却似在为历史追求一个更广大的框架。
这种视觉寄寓在《北鸢》中孩提时的卢文笙身上。
“昭如静静地站在栏杆后面，看着笙哥儿。她感觉得到云嫂还捉着她的衣袖，大气也不敢喘。这小小的男孩，站在落满了梧桐叶子的院落里。四周还都灰暗着，却有一些曙光聚在他身上。他就成了一个金灿灿的儿童。她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却已经有些惊奇。因为笙哥儿扬起了头，在他的脸庞上，她看到了一种端穆的神情，不属于这个年纪的小童，甚至与她和家睦都无关。那是一种空洞的、略带忧伤的眼神，通常是经历了人生的起伏，无所挂碍之后才会有的。这一瞬间，她觉出了这孩子的陌生，心里有一丝隐隐的怕。
她慢慢走向他。这时候笙哥儿蹲下来，捡起一片枯黄的叶子。她停下了脚步。这孩子用清晰的童音说，一叶知秋。”
“抓周”礼上一无所倚的文笙，被誉为“无欲则刚，目无俗物，日后定有乾坤定夺之量”。这也寄托了作者的历史观，如同高天之上洞烛幽微的造物主，看人世沉浮，而跌落其间左右于时代的凡人，“需要的是耐心”，方可“高平曲折皆成山水”。
葛亮在小说自序里提到，小说题为《北鸢》是出自曹雪芹不大為人所知的著述《南鹞北鸢考工志》，“曹公之明达，在深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之道。字里行间，坐言起行。虽是残本，散佚有时，终得见天日。管窥之下，是久藏的民间真精神。”
民间在葛亮的文本里面，体现在众生平等，也体现在不同于时代“英雄”的声音。《七声》里面的《洪才》，将童年玩伴完全不一样的家族背景展现得淋漓尽致，但友情的深致，人性的温暖，“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并无二致高下的价值观，是民间精神的底色。这种价值观，和今日被称为“底层书写”的角度有着本质区别。对这点，韩少功有独特的表达。
他在《葛亮的感觉》一文中这样描述短篇小说集《七声》里的《阿霞》：“这种得心应手的造型笔墨，饱含着清新欲滴的感觉，只是它指向他者，不光是指向自我；指向贫贱，不光指向奢豪；指向本真，不光指向流行—从而与传媒中大量的无病呻吟拉开了足够的距离。给这篇小说戴上一顶“底层文学”的帽子当然不算太难，但这显然不足以描述它在我们心里的打击和震波。这个作品对一般政治和道德立场的超越性在于，它昭示了一个人对艺术的忠诚，对任何生命律动的尊崇和敬畏，对观察、描写以及小说美学的忘我投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这个时代感觉僵死症的疗治者之一。诸多“人已经退场”“个性已经消亡”“创作就是复制”一类的后现代大话，都在这一位年轻小说家面前出现了动摇。”
底层书写或是“底层文学”，暗含着对底层有着由上而下，由高而低的俯视，而“民间精神”并不，它力图从民间—这里面并不分彼此远近—获得真实的“对生命律动的尊崇和敬畏”，来疗愈“时代感觉僵死症”。
其实，若深究所谓“时代感觉僵死症”，难道不是被生硬剥落了传统，剥落了历史的社群，被生硬推进后工业的“纸片化”个人所必然面对的吗？唯有恢复语言的传统，恢复大历史的观照，恢复对作为共同体的“民间”的信心，才能恢复对生命的尊崇和敬畏。
葛亮说：“我非常重视“民间”这个概念。民间是包容力很大的场域。在大历史之下，总有来自民间的暗潮。这些被忽略的东西才是真正值得重视的，这就是青苹之末的部分，当它以水滴石穿，集腋成裘的方式呈现时，会改变历史的形态和走向。”
如此看来，葛亮用小说所建构的，是一种文化复兴的工作，在细部修筑历史缺口的工作，也是传统士大夫载道的工作。我们可以一同期待他未来更深广的作业和果效。
生于1970年代末的葛亮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谈吐文雅，很有亲和力。他穿着一件简洁的白衬衫，短发，略显疲倦，但神采奕奕；面对媒体，表达带着文学学者独有的正襟危坐，同时又有着小说家的字斟句酌。对于摄影师的“腾挪”，他既顺从，又会适时提出自己的意见。
《南风窗》记者两度对葛亮进行了专访。
南风窗：你对第一次来到广州的情景还有印象吗？
葛亮：我第一次来广州是在千禧年的时候，那是靠近农历新年的前夕。
南风窗：对广州这个城市的感觉是怎样的？
葛亮：对这个城市的感觉，是传统的氛围特别浓郁，而且非常的暖和。各种美食琳琅，对于一个初到这个城市的人，整个城市氛围特别的温暖和友善。
当时我还记得去了一些很著名的餐馆儿。就和亲戚一起去的，第一次吃到了双皮奶吧，还有非常好吃的一些甜品。这些东西虽然是非常民间和日常的，但是给我留下很美好的印象。
南风窗：你很重视民间和日常。
葛亮：我觉得实际上一个城市给予人的感知，最根本的就是来自日常，来自生活。广州是个在民间和日常的角度非常有亲和力的城市，她也有一种有生俱来的包容。而她这种古老的、和岭南文化特有的一种外向性特征，使她保留了一个城市非常重要的历史与文化的根基。
南风窗：广州的城市变化很大，后来的印象是否有改变？
葛亮：后来我又来过几次广州。广州的变化确实很大，就是它的老城区和现在的新的广州的气象之间有着相当大的一种差异，但同时，又有着非常有机和微妙的融合。我觉得这点特别的好。我的家乡南京一样。老城的感觉，代表了她曾经在历史轨迹中间的存在，代表着我们作为一个当下的或者说是现实的人对于历史的一种衔接、理解，甚至在心灵深处的一种承载。
南风窗：是历史与当下的衔接，心灵深处对传统的承载。
葛亮：是的。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广州是一个很好的模板。就是我们怎样去理解中国，我们怎样去将所谓的这种中国的元素，和外来的文化因子相融合；或者说一个城市，怎样能够表达出她的一种继续发展或者说是嬗变的可能性。广州在这些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南风窗：比如有哪些例子可以说明？
葛亮：就比方说一年一度的南国书香节和南方文学周。我感觉“南方”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代表着一种文化的气质和品性。它是开放的，同时也有一种外向性的这种特征，带着流动感的，包容的。在文化或者说是在阅读的角度，它是海纳百川的。我觉得这一点，实际上也是作为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存在。无论是作为书展，还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存在，都可以说在广州的文化活动中间非常有代表性。
南风窗：你对于香港文化和广州为代表的广府文化的异同是怎样看待的呢？
葛亮：我在香港生活了差不多快20年的时间。在这里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业，而且在大学里面工作了十多年。我感觉实际上广府文化，和香港的文化之间有一种源远流长的一种互动关系。
当然了，香港本身因为她曾经有一段英殖的历史。所以她在文化的碰撞，或者说是对于西方文化的吸收的层面上，会更为深入或者说是典型。她构成了她独特的一种文化气质，同时能感觉到她对于广东文化的这种传递或者说是承载也是相当深厚的。比如在饮食的角度—现在在香港的很多老字号，实际都起源于广东，比方说太平馆、莲香酒家。这实际上是来自广东的移民在心灵深处对于自己文化渊源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寄托。
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两地在语言上是同源的。这无形之间，也构造了或者是构建了一种在文化上的整体性，包括在礼俗上节庆上，以及日常的层面和文化共识的层面，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共同点。所以我想，对于粤港文化的整体融合，应该从民间或者说是从日常的生活入手，去深入到无论是历史的脉络，还是将来的这种文化演变的空间和可能性去寻找其中的某些可以说是休戚相关的一些文化因子。这对于广州，还是广东地区，还是香港来说，都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葛亮被海外评论界认为是“当代最具大师潜力、最会说故事的小说家”，这样的赞誉对于一个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70后作家来说，是相当大的荣誉和期许。
2016年，40万字的长篇小说《北鸢》获“2016中国好书”奖时，授奖词里说：本书是葛亮“中国三部曲”的第二部，是一部新古典主义小说定音之作。
新古典主义，在葛亮眼中，是当下对传统的消化。传统存在于不同时空，总是“常”与“变”的交织。他说：“我理解‘常’的一端就是代表所谓的传统文化，但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里，传统必然会遭受一系列的流失、冲击、凋零、重塑，这就是‘变’的那一端。新古典主义某种意义上就是把这种传统的东西、古典的东西放在当下，用当下人的处理、消化重现一种来自传统的精神。”
祖父是著名书画家、艺术史学者葛康俞，太舅公为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表叔公为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葛亮家族中“显赫”的基因為他的历史书写埋下伏线。
新美学
在《北鸢》中，楔子开篇就见到了作者的美学追求和历史观。它是这样一段字体与原文区隔开来的对话：
新史学
《北鸢》触及的历史部分，是从1926年（民国二十五年）写起，到1947年戛然而止，是为“半部民国史”，而它同时也基于葛亮的家族历史，里面的主要人物皆有原型。其中，寄情书画、远离政治的“毛克俞”以葛亮祖父、师从林风眠及潘天寿的著名艺术史学者葛康俞为原型，出身资本家家庭的“卢文笙”形象则来源于自己的外公，而“石玉璞”脱胎于外公的大姨父褚玉璞—20世纪20年代曾任直隶省长兼军务督办，与张学良、张宗昌并称“奉鲁直三英”。
在自序中，葛亮说到，“与以往的写作不同，此时亦更为在意文字所勾勒的场景，时代于人于世，有大开大阖的推动，但我所写，已然是大浪淘沙后的沉淀。政客、军阀、文人、商人、伶人，皆在时光的罅隙中渐渐认清自己。”
时世，于他们的成长同跫，或许彼时是听不清，也看不清的。但因为有一点寄盼，此番经年，终水落石出。记得祖父谈画意画品，“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迄，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于时代的观望里，何尝不若此，需要的是耐心。历久之后，洞若观火，柳暗花明。” 这并不是一种非黑即白的历史观，却也远非避免立场的犬儒主义，它在距离的同时保持了模糊性，它似乎并不仅仅在讲述人或家族的载沉载浮、却似在为历史追求一个更广大的框架。
这种视觉寄寓在《北鸢》中孩提时的卢文笙身上。
“昭如静静地站在栏杆后面，看着笙哥儿。她感觉得到云嫂还捉着她的衣袖，大气也不敢喘。这小小的男孩，站在落满了梧桐叶子的院落里。四周还都灰暗着，却有一些曙光聚在他身上。他就成了一个金灿灿的儿童。她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却已经有些惊奇。因为笙哥儿扬起了头，在他的脸庞上，她看到了一种端穆的神情，不属于这个年纪的小童，甚至与她和家睦都无关。那是一种空洞的、略带忧伤的眼神，通常是经历了人生的起伏，无所挂碍之后才会有的。这一瞬间，她觉出了这孩子的陌生，心里有一丝隐隐的怕。
她慢慢走向他。这时候笙哥儿蹲下来，捡起一片枯黄的叶子。她停下了脚步。这孩子用清晰的童音说，一叶知秋。”
“抓周”礼上一无所倚的文笙，被誉为“无欲则刚，目无俗物，日后定有乾坤定夺之量”。这也寄托了作者的历史观，如同高天之上洞烛幽微的造物主，看人世沉浮，而跌落其间左右于时代的凡人，“需要的是耐心”，方可“高平曲折皆成山水”。
民间真精神
葛亮在小说自序里提到，小说题为《北鸢》是出自曹雪芹不大為人所知的著述《南鹞北鸢考工志》，“曹公之明达，在深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之道。字里行间，坐言起行。虽是残本，散佚有时，终得见天日。管窥之下，是久藏的民间真精神。”
民间在葛亮的文本里面，体现在众生平等，也体现在不同于时代“英雄”的声音。《七声》里面的《洪才》，将童年玩伴完全不一样的家族背景展现得淋漓尽致，但友情的深致，人性的温暖，“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并无二致高下的价值观，是民间精神的底色。这种价值观，和今日被称为“底层书写”的角度有着本质区别。对这点，韩少功有独特的表达。
这并不是一种非黑即白的历史观，却也远非避免立场的犬儒主义，它在距离的同时保持了模糊性，它似乎并不仅仅在讲述人或家族的载沉载浮、却似在为历史追求一个更广大的框架。
他在《葛亮的感觉》一文中这样描述短篇小说集《七声》里的《阿霞》：“这种得心应手的造型笔墨，饱含着清新欲滴的感觉，只是它指向他者，不光是指向自我；指向贫贱，不光指向奢豪；指向本真，不光指向流行—从而与传媒中大量的无病呻吟拉开了足够的距离。给这篇小说戴上一顶“底层文学”的帽子当然不算太难，但这显然不足以描述它在我们心里的打击和震波。这个作品对一般政治和道德立场的超越性在于，它昭示了一个人对艺术的忠诚，对任何生命律动的尊崇和敬畏，对观察、描写以及小说美学的忘我投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这个时代感觉僵死症的疗治者之一。诸多“人已经退场”“个性已经消亡”“创作就是复制”一类的后现代大话，都在这一位年轻小说家面前出现了动摇。”
底层书写或是“底层文学”，暗含着对底层有着由上而下，由高而低的俯视，而“民间精神”并不，它力图从民间—这里面并不分彼此远近—获得真实的“对生命律动的尊崇和敬畏”，来疗愈“时代感觉僵死症”。
其实，若深究所谓“时代感觉僵死症”，难道不是被生硬剥落了传统，剥落了历史的社群，被生硬推进后工业的“纸片化”个人所必然面对的吗？唯有恢复语言的传统，恢复大历史的观照，恢复对作为共同体的“民间”的信心，才能恢复对生命的尊崇和敬畏。
葛亮说：“我非常重视“民间”这个概念。民间是包容力很大的场域。在大历史之下，总有来自民间的暗潮。这些被忽略的东西才是真正值得重视的，这就是青苹之末的部分，当它以水滴石穿，集腋成裘的方式呈现时，会改变历史的形态和走向。”
如此看来，葛亮用小说所建构的，是一种文化复兴的工作，在细部修筑历史缺口的工作，也是传统士大夫载道的工作。我们可以一同期待他未来更深广的作业和果效。
对话葛亮：城市存在于日常
生于1970年代末的葛亮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谈吐文雅，很有亲和力。他穿着一件简洁的白衬衫，短发，略显疲倦，但神采奕奕；面对媒体，表达带着文学学者独有的正襟危坐，同时又有着小说家的字斟句酌。对于摄影师的“腾挪”，他既顺从，又会适时提出自己的意见。
《南风窗》记者两度对葛亮进行了专访。
南风窗：你对第一次来到广州的情景还有印象吗？
葛亮：我第一次来广州是在千禧年的时候，那是靠近农历新年的前夕。
南风窗：对广州这个城市的感觉是怎样的？
葛亮：对这个城市的感觉，是传统的氛围特别浓郁，而且非常的暖和。各种美食琳琅，对于一个初到这个城市的人，整个城市氛围特别的温暖和友善。
当时我还记得去了一些很著名的餐馆儿。就和亲戚一起去的，第一次吃到了双皮奶吧，还有非常好吃的一些甜品。这些东西虽然是非常民间和日常的，但是给我留下很美好的印象。
南风窗：你很重视民间和日常。
葛亮：我觉得实际上一个城市给予人的感知，最根本的就是来自日常，来自生活。广州是个在民间和日常的角度非常有亲和力的城市，她也有一种有生俱来的包容。而她这种古老的、和岭南文化特有的一种外向性特征，使她保留了一个城市非常重要的历史与文化的根基。
南风窗：广州的城市变化很大，后来的印象是否有改变？
葛亮：后来我又来过几次广州。广州的变化确实很大，就是它的老城区和现在的新的广州的气象之间有着相当大的一种差异，但同时，又有着非常有机和微妙的融合。我觉得这点特别的好。我的家乡南京一样。老城的感觉，代表了她曾经在历史轨迹中间的存在，代表着我们作为一个当下的或者说是现实的人对于历史的一种衔接、理解，甚至在心灵深处的一种承载。
南风窗：是历史与当下的衔接，心灵深处对传统的承载。
葛亮：是的。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广州是一个很好的模板。就是我们怎样去理解中国，我们怎样去将所谓的这种中国的元素，和外来的文化因子相融合；或者说一个城市，怎样能够表达出她的一种继续发展或者说是嬗变的可能性。广州在这些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南风窗：比如有哪些例子可以说明？
葛亮：就比方说一年一度的南国书香节和南方文学周。我感觉“南方”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代表着一种文化的气质和品性。它是开放的，同时也有一种外向性的这种特征，带着流动感的，包容的。在文化或者说是在阅读的角度，它是海纳百川的。我觉得这一点，实际上也是作为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存在。无论是作为书展，还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存在，都可以说在广州的文化活动中间非常有代表性。
南风窗：你对于香港文化和广州为代表的广府文化的异同是怎样看待的呢？
葛亮：我在香港生活了差不多快20年的时间。在这里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业，而且在大学里面工作了十多年。我感觉实际上广府文化，和香港的文化之间有一种源远流长的一种互动关系。
当然了，香港本身因为她曾经有一段英殖的历史。所以她在文化的碰撞，或者说是对于西方文化的吸收的层面上，会更为深入或者说是典型。她构成了她独特的一种文化气质，同时能感觉到她对于广东文化的这种传递或者说是承载也是相当深厚的。比如在饮食的角度—现在在香港的很多老字号，实际都起源于广东，比方说太平馆、莲香酒家。这实际上是来自广东的移民在心灵深处对于自己文化渊源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寄托。
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两地在语言上是同源的。这无形之间，也构造了或者是构建了一种在文化上的整体性，包括在礼俗上节庆上，以及日常的层面和文化共识的层面，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共同点。所以我想，对于粤港文化的整体融合，应该从民间或者说是从日常的生活入手，去深入到无论是历史的脉络，还是将来的这种文化演变的空间和可能性去寻找其中的某些可以说是休戚相关的一些文化因子。这对于广州，还是广东地区，还是香港来说，都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