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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荃与罗申是两个人名，而且是两个身份不同、国籍不同的人。王荃是北京郊区的普通农民，而罗申则是前苏联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乍看这是两位毫不相干的人物，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们二人却取得了联系，而且有一段时间交往还很密切。
王荃是北京市房山区北章村人，解放初期该区隶属河北省，而且那时的房山被定为房山县，当时河北省的省会位于天津市。北章村位于京汉铁路琉璃河火车站正东三公里处，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北章村一带经常发大水，与火车站之间短短三公里的路程被一片汪洋所阻隔。北章村的人如欲去趟琉璃河必须乘船，如欲步行则需向南绕行十多里地。王荃的家庭是个大家族，由于整个家族人口太多，所以不得不在村落的南头另辟新的居住区，王荃家的居住区被当地人称之为北章村南地。王荃的父辈是兄弟5人，所以南地这个小区共分5个院落，王荃的父亲在他们这一辈中排行老大，所居住的院落叫作中院。当年与中院平行的是三座院落，中院的西侧叫西院，王荃的二叔家居住在西院。中院的东侧叫东院，王荃的爷爷和王荃的老叔全家住在东院。王荃家原本弟兄6人，后来有两个哥哥病逝，一个哥哥过继给本家。仅剩的三兄弟和父母老家儿组成独立家庭。全家老少三代共15口人，那时中院共有15间房，其中还包括牲口棚和磨房等。居家过日子三兄弟亦有分工，长兄王芬负责农田耕作和饲养大牲畜，王荃和弟弟王廷负责打鱼、卖鱼以及船只保养，还要将捕获的鲜鱼用自行车运往前门外西河沿的鱼市。北方渔民并非天天有鱼可打，兄弟二人隔三岔五用小船搞搞摆渡——即客运，挣俩零花钱。
某天，王荃在琉璃河火车站东侧、一片汪洋的岸边“趴活”，突然来了一位大鼻子老外，而且还带着“家伙”——猎枪。别瞧他是老外，却说得一口地道的中国话，一经交谈才知道他是来“打围”的——当年北京周边地区许多人都管打猎叫“打围”。老外打算租用王荃的小船去打猎，他心目中的主要猎物是大雁，大雁属候鸟，深秋大雁集体向南方迁移，开春则原路返回北方。据说这位老外经常在春秋两季寻找猎物。农民出身的王荃仅仅是一位摇摆渡的船老大，对于这位老外顾客也没过多地打听，只知道他叫罗申。至于罗申是干什么的、来自何方则一概没问，王荃仅仅是按他的要求摇船而已。罗申本来打猎的瘾头就特别大，自从认识了王荃，瘾就更大了，经常来琉璃河找王荃。
建国初期各项制度还不甚健全，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京郊许多重要路口都设立大型木牌，木牌上标明：“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通过”，一般情况下木牌旁还有军人站岗。但是建国初期各地并没有这样的设施，而且当年通讯设施也很落后，广大农村（包括北章村）根本没通电，当然也不通电话，连最原始的手摇电话机也没有。
50年代初，周总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就是苏联，罗申是前苏联派驻新中国的首任大使。某天，周总理有事要找罗申大使，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馆只知道罗申大使走出京城打猎去了，却说不出他的具体去向。经周总理过问此事，立即惊动了两位大人物，一位是京津卫戍区的杨成武将军，一位是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同志。通过调查了解，这二位首长先后找到了北章村，杨成武将军直接找到了王荃的家，可是此时他并不在家，而是撑船陪罗申“打围”去了。林铁同志也带领工作人员和解放军同志进驻北章村。当年农村虽然没有广播和电话，但是对于王荃家来了个“大鼻子老外”却早已传遍全村。村里突然来了大官，全村几乎人人皆知，至于杨成武将军和林铁书记的名字，在全村则没有几个人能说得上来。这一天整个北章村沸腾了，当年的穷乡僻壤突然来了这么多人，而且还有大官，还有许多解放军，一个小小村落怎么会不热闹呢。
经过这么多人的努力，终于找到了王荃的船只，当然罗申大使也找到了。罗申大使和杨、林二位首长立即返京，此后北章村恢复了平静。罗申大使在北章村的打猎活动似乎也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默许，当年在全世界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这一说。解放初期，王荃所居住的院落又盖了5间南屋。后来罗申大使还带领全家来到王荃家，他的全家大小对于中国的农村生活颇感兴趣。尤其是他那大儿子，看什么都新鲜，这孩子对农村那一间屋子半间炕兴趣最大，大人们坐在炕上聊天，孩子则在炕上折跟头、打把式。当年琉璃河地区的民房基本上是坡度很小的平顶房，而且房顶没有瓦。秋收季节房顶可以晾晒粮食，暑热天气男子汉们可以在房顶上睡觉。所以每个家庭的院子里都有木梯，这个木梯也成了孩子的玩意儿，罗申的大男孩对于这个梯子兴趣也很大，上来下去地玩个不停。中院的梯子立在东屋房檐处，而中院的东屋又恰恰与东院的西屋相连，东院西屋房檐处同样立着梯子。中院和东院的人要想串门、聊天，定会通过两个院子的院门互相走动。然而罗申的男孩却不走院门，而是通过梯子走“空中路线”，跨院旅游。对于孩子的玩耍，中国人和外国人在观念上差别还是很大的。出于安全考虑中国人对于孩子的约束比较大，平时绝对不会允许孩子走“空中路线”。而外国家长则放得开，任其随便玩耍，很少不许这、不许那的。据说当年在王荃家活泼好动的苏联小朋友就是后来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而罗申大使解放前就在华工作，他的工作地点就在东直门内的北馆，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于王荃的大家族只要介绍一次，他就能记得清清楚楚，比如说各个院落的叔叔和大爷，婶儿和大妈这样的称谓从没搞错过。
后来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村子周边的一片汪洋也都变成了旱田，王荃也结束了他的打鱼生活，从事农田作业。后来还干了几年村干部的工作，并且还入了党。
解放初期，王荃和罗申有过一段短暂的交往，后来随着罗申的任期届满，他们的交往也就结束了。一两年的交情，总共也没几次交往，后来在十年动乱期间，王荃因为与罗申的这段交情也受到了一些排挤。
十年动乱结束后，原有的工作秩序都按部就班地恢复了，全国政协的会议也如期召开。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杨成武同志亦参加了当时的会议。会议期间杨成武同志遇到一位大会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正是家兄，他主动与杨成武同志交谈，问他是否知道王荃这个人。杨成武同志稍一打愣儿，随即问道：“是琉璃河的那个王荃吗？”“是的。”杨成武同志立即回答：“当然知道了，你怎么认识他？”“他是我表哥。”杨成武同志追问：“怎么个‘表’法？”这个工作人员回答：“王荃的父亲是我舅舅，我的母亲是王荃的姑姑。”杨成武同志笑着说：“嘿！这是姑舅亲呐，砸断骨头还连着筋呐。他恢复党籍没有？”该工作人员回答：“还没有。”杨成武听后很生气地说：“怎么还没恢复，连杨、余、傅的问题都解决了，一个普通农村干部，有什么问题呀。需要写什么材料，我可以写。”
王荃的晚年听到了表弟传来的杨成武将军的这段话，感到很欣慰。但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和他的家人从来没有到村、乡、县三级权力机构交涉过这个问题。王荃同志病逝于2004年，享年89岁。
（编辑·麻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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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荃是北京市房山区北章村人，解放初期该区隶属河北省，而且那时的房山被定为房山县，当时河北省的省会位于天津市。北章村位于京汉铁路琉璃河火车站正东三公里处，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北章村一带经常发大水，与火车站之间短短三公里的路程被一片汪洋所阻隔。北章村的人如欲去趟琉璃河必须乘船，如欲步行则需向南绕行十多里地。王荃的家庭是个大家族，由于整个家族人口太多，所以不得不在村落的南头另辟新的居住区，王荃家的居住区被当地人称之为北章村南地。王荃的父辈是兄弟5人，所以南地这个小区共分5个院落，王荃的父亲在他们这一辈中排行老大，所居住的院落叫作中院。当年与中院平行的是三座院落，中院的西侧叫西院，王荃的二叔家居住在西院。中院的东侧叫东院，王荃的爷爷和王荃的老叔全家住在东院。王荃家原本弟兄6人，后来有两个哥哥病逝，一个哥哥过继给本家。仅剩的三兄弟和父母老家儿组成独立家庭。全家老少三代共15口人，那时中院共有15间房，其中还包括牲口棚和磨房等。居家过日子三兄弟亦有分工，长兄王芬负责农田耕作和饲养大牲畜，王荃和弟弟王廷负责打鱼、卖鱼以及船只保养，还要将捕获的鲜鱼用自行车运往前门外西河沿的鱼市。北方渔民并非天天有鱼可打，兄弟二人隔三岔五用小船搞搞摆渡——即客运，挣俩零花钱。
某天，王荃在琉璃河火车站东侧、一片汪洋的岸边“趴活”，突然来了一位大鼻子老外，而且还带着“家伙”——猎枪。别瞧他是老外，却说得一口地道的中国话，一经交谈才知道他是来“打围”的——当年北京周边地区许多人都管打猎叫“打围”。老外打算租用王荃的小船去打猎，他心目中的主要猎物是大雁，大雁属候鸟，深秋大雁集体向南方迁移，开春则原路返回北方。据说这位老外经常在春秋两季寻找猎物。农民出身的王荃仅仅是一位摇摆渡的船老大，对于这位老外顾客也没过多地打听，只知道他叫罗申。至于罗申是干什么的、来自何方则一概没问，王荃仅仅是按他的要求摇船而已。罗申本来打猎的瘾头就特别大，自从认识了王荃，瘾就更大了，经常来琉璃河找王荃。
建国初期各项制度还不甚健全，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京郊许多重要路口都设立大型木牌，木牌上标明：“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通过”，一般情况下木牌旁还有军人站岗。但是建国初期各地并没有这样的设施，而且当年通讯设施也很落后，广大农村（包括北章村）根本没通电，当然也不通电话，连最原始的手摇电话机也没有。
50年代初，周总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就是苏联，罗申是前苏联派驻新中国的首任大使。某天，周总理有事要找罗申大使，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馆只知道罗申大使走出京城打猎去了，却说不出他的具体去向。经周总理过问此事，立即惊动了两位大人物，一位是京津卫戍区的杨成武将军，一位是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同志。通过调查了解，这二位首长先后找到了北章村，杨成武将军直接找到了王荃的家，可是此时他并不在家，而是撑船陪罗申“打围”去了。林铁同志也带领工作人员和解放军同志进驻北章村。当年农村虽然没有广播和电话，但是对于王荃家来了个“大鼻子老外”却早已传遍全村。村里突然来了大官，全村几乎人人皆知，至于杨成武将军和林铁书记的名字，在全村则没有几个人能说得上来。这一天整个北章村沸腾了，当年的穷乡僻壤突然来了这么多人，而且还有大官，还有许多解放军，一个小小村落怎么会不热闹呢。
经过这么多人的努力，终于找到了王荃的船只，当然罗申大使也找到了。罗申大使和杨、林二位首长立即返京，此后北章村恢复了平静。罗申大使在北章村的打猎活动似乎也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默许，当年在全世界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这一说。解放初期，王荃所居住的院落又盖了5间南屋。后来罗申大使还带领全家来到王荃家，他的全家大小对于中国的农村生活颇感兴趣。尤其是他那大儿子，看什么都新鲜，这孩子对农村那一间屋子半间炕兴趣最大，大人们坐在炕上聊天，孩子则在炕上折跟头、打把式。当年琉璃河地区的民房基本上是坡度很小的平顶房，而且房顶没有瓦。秋收季节房顶可以晾晒粮食，暑热天气男子汉们可以在房顶上睡觉。所以每个家庭的院子里都有木梯，这个木梯也成了孩子的玩意儿，罗申的大男孩对于这个梯子兴趣也很大，上来下去地玩个不停。中院的梯子立在东屋房檐处，而中院的东屋又恰恰与东院的西屋相连，东院西屋房檐处同样立着梯子。中院和东院的人要想串门、聊天，定会通过两个院子的院门互相走动。然而罗申的男孩却不走院门，而是通过梯子走“空中路线”，跨院旅游。对于孩子的玩耍，中国人和外国人在观念上差别还是很大的。出于安全考虑中国人对于孩子的约束比较大，平时绝对不会允许孩子走“空中路线”。而外国家长则放得开，任其随便玩耍，很少不许这、不许那的。据说当年在王荃家活泼好动的苏联小朋友就是后来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而罗申大使解放前就在华工作，他的工作地点就在东直门内的北馆，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于王荃的大家族只要介绍一次，他就能记得清清楚楚，比如说各个院落的叔叔和大爷，婶儿和大妈这样的称谓从没搞错过。
后来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村子周边的一片汪洋也都变成了旱田，王荃也结束了他的打鱼生活，从事农田作业。后来还干了几年村干部的工作，并且还入了党。
解放初期，王荃和罗申有过一段短暂的交往，后来随着罗申的任期届满，他们的交往也就结束了。一两年的交情，总共也没几次交往，后来在十年动乱期间，王荃因为与罗申的这段交情也受到了一些排挤。
十年动乱结束后，原有的工作秩序都按部就班地恢复了，全国政协的会议也如期召开。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杨成武同志亦参加了当时的会议。会议期间杨成武同志遇到一位大会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正是家兄，他主动与杨成武同志交谈，问他是否知道王荃这个人。杨成武同志稍一打愣儿，随即问道：“是琉璃河的那个王荃吗？”“是的。”杨成武同志立即回答：“当然知道了，你怎么认识他？”“他是我表哥。”杨成武同志追问：“怎么个‘表’法？”这个工作人员回答：“王荃的父亲是我舅舅，我的母亲是王荃的姑姑。”杨成武同志笑着说：“嘿！这是姑舅亲呐，砸断骨头还连着筋呐。他恢复党籍没有？”该工作人员回答：“还没有。”杨成武听后很生气地说：“怎么还没恢复，连杨、余、傅的问题都解决了，一个普通农村干部，有什么问题呀。需要写什么材料，我可以写。”
王荃的晚年听到了表弟传来的杨成武将军的这段话，感到很欣慰。但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和他的家人从来没有到村、乡、县三级权力机构交涉过这个问题。王荃同志病逝于2004年，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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