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牢狱之灾”都是大灾，连亲朋好友都会明哲保身，唯恐避之不及。而在民国时期，却有三个人，不但没有撇清关系，反而还陪着朋友一起坐牢，让人感叹不已。
　　徐志摩：陪百里先生坐牢
　　徐志摩，民国头号风流才子。而蒋百里，在民国时期也是大大的有名，当时有句话叫“男交蒋百里，女交林徽因”。蒋百里虽名为“百里”，却堪称“千里之才”，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成绩力挫荒木贞夫、松井石根等众多日本高材生，夺得全校第一名（第二名是蔡锷），让日本军界颜面无存。
　　徐家跟蒋家在浙江海宁都是名门望族，而且两人还是亲戚，徐志摩从小就对大他14岁的蒋百里敬佩之至，尊称他为“福叔”，后来徐志摩去海外求学，也是蒋百里一手促成的。
　　蒋百里是军事奇才，曾在唐生智军中做参谋长。1929年，蒋介石跟冯玉祥决战，蒋百里趁机为唐生智出谋划策，出兵南京，并通电全国，逼蒋介石退位。可惜唐生智准备不足，被蒋介石镇压，蒋百里也被打入大牢。
　　一天，著名记者陶菊隐去大牢采访蒋百里，刚说几句，突然从外面闯进来一个人，还扛着铺盖，叫了声：“福叔，我今天陪你一块儿坐牢！”
　　这个人，就是徐志摩，当时正在南京中央大学教学。
　　第二天，《新闻报》就报道了这件事。于是，徐志摩的新月社同仁也纷纷声援蒋百里。一时，“陪百里先生坐牢”竟成了一件时髦的事。
　　新月社的成员包括胡适、闻一多、梁实秋、郁达夫等众多文化名流，能量不容小视，蒋介石自然不敢拿徐志摩怎么样。
　　1931年11月18日，徐志摩最后一次去狱中看望蒋百里。第二天，即11月19日，徐志摩为了参加林徽因在北京协和礼堂关于《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乘坐飞机从南京起飞，经过济南上空时，因大雾弥漫，难辨航向，不幸坠机。
　　蒋百里听说后，极为悲痛，在狱中含泪写道：“口吟的手写的是志摩的文字，不是诗，他的诗是不自欺的生命换来的。”
　　黄侃：乐得陪老师软禁
　　章太炎跟黄侃，堪称民国时期最有名的师徒，二人都是不世出的国学大师，学问精深，且性情极为相似，疯疯癫癫，愤世嫉俗，被称为“民国两疯子”。
　　民国初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然而其所作所为却让天下人切齿痛恨。章太炎也算是革命元老，自然看不下去，就跑到大总统府，要跟袁世凯理论。
　　袁世凯也知道章太炎的厉害，哪敢跟他见面，就待在里屋不出来。章太炎忍无可忍，就把总统府大堂里的东西都给砸了。袁世凯见状，也不能让他继续砸下去，就派人把他请到一家寓所，盛情款待，要什么给什么，但不能出大门半步，实际上就是软禁起来了。
　　章太炎在寓所里天天大骂袁世凯，在纸上写“袁贼”二字，再把它烧了，埋了，叫道：“袁贼被烧死啦！”还专门写了一副对联：“杀杀杀杀杀杀杀，疯疯疯疯疯疯疯”，一连七个杀，七个疯，痛快淋漓！
　　然而，袁世凯死活不露面，章太炎再骂也没用，反而空耗精力。这时，黄侃出现了。
　　当时，黄侃正在北京大学教书，听说老师的事后，打听着找到那家寓所，亲自服侍老师，白天去学校教书，晚上就来跟老师谈经论文，经常通宵达旦，乐此不疲。
　　看守章太炎的警察一看不对劲儿，袁老大把你关在这里是为了消耗你的精力，怎么还越来越精神了？于是就找了个借口，把黄侃赶走了。
　　胡适：营救陈独秀最力
　　胡适跟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倡导者，在新青年心中俨然是两位最伟大的精神导师，被誉为“双峰并立”。然而，曾经的同道中人，后来却因信仰不同而分道扬镳。
　　1922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因他当时已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身份极为敏感，因此很多朋友都避之唯恐不及。而早已跟他分道扬镳的胡适这时却站了出来，丝毫不顾忌陈独秀的敏感身份，为他多方奔走，极力营救。胡适还经常去监狱看望他，有时一坐就是一整天。而陈独秀也对这位曾经的至交好友非常信任，经常托他借书、发表文章等等，甚至还让他帮忙找人翻译《资本论》。要知道胡适正是因为这个才跟他分手的，但这时胡适却慨然应允。
　　胡适曾给当时的外交部长顾维钧写信，请他转告法国公使，信中写道：“我并不是为陈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法国公使）出点力。”
　　陈独秀一生中曾四次入狱，胡适每次都是营救最力的一个。后来，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写道：“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现在有一个流行词儿叫“民国范儿”，无疑，“陪朋友坐牢”也应该算其中的一种。上面的三个例子，一为亲情，二为师徒情，三为友情，看似个个不同，但其实都有同一个原因，即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