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教育出版社最近推出了一套由中学生撰写的"男孩四重奏丛书"，分别是《未来日记--春天的随笔》(高天)、《擦肩而过--夏天的日记》(秦晓舟)、《蓝色迷情--秋天的小说》(王欢)和《人生如歌--冬天的札记》(秦晓征)。四本小书通过四个80年代出生的男孩的眼睛，对90年代中学生的真实的思想感情作了一次畅快的表述。
　　为什么要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呢?丛书的策划和组织者之一、著名作家高洪波在总序里说得好：爱好文学是生命中快乐之氧。的确，"一本小书的出版证明不了什么，距离作家这一目标尚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但因了这"氧"，四个孩子未来的日子将会充满生机和绿意。不独这四个孩子，有了文学的兴趣，这快乐之"氧"将会回报每一个孩子。这，恐怕是这套丛书所能起到的第一个作用吧。
　　据说，在这套丛书面世之前，该社还出过一套"女孩四重奏丛书"。编者称：女孩子的稿子好组，而男孩子中舞文弄墨者罕见。这些年中学生出书的状况确能印证编者的苦恼，不过女孩写的书多集中于青春期少女复杂感情的萌动，感情之结自相缠绕，剪不断，理还乱。那么男孩子能写出点什么不同的东西吗?这套以男孩为主体的丛书似乎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据高洪波观察，与同龄女生不同的是，"这四个男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爱读书，爱思索，爱动笔，一句话，他们可不是懒孩子。他们用灵动的心和敏锐的眼，去感受和发现生活中的美，他们还用或深刻或幼稚的笔触，记录了自己一步步成长的历程。他们读历史，读哲学，读武侠小说，也摆弄电脑，他们像海绵一样吸收着社会和人生的知识，消化着或坚硬或柔软的精神食粮，他们有一个健全的好胃口，他们有能力驾驭未来，这是一代新人的典型特点：自信。"其次，在这套丛书里，虽然时代已经大变，但一些有关男孩子的本性依然没有改变，"这就是勇猛、精进、重友谊、重承诺；这就是顽强、坚定、负责任、有团队意识；这就是善良、富同情心。"
　　的确，上述特点弥漫在四本小书里，其中豪迈、乐观的阳刚之气是女生写的书中少有的。不过，丛书中有一本也写到了忧郁，写到了痛苦，而且这些忧郁和痛苦是用纯粹的小说形式表达的。这本书是《蓝色迷情》，它的作者是18岁的高中生王欢。
　　集中收有作者的3个短篇，第一篇《蓝色迷情》带有象征主义的色彩，写艺术家对于真美的感受；第二篇《那一颗星星是顺生》带有现实主义的味道，表现农村打工仔的城市遭遇，有对社会下层小人物的同情和赞美；第三篇《留给明天的微笑》写中学校园生活，揭露了应试教育对当代中学生心理的摧残与戕害。三篇小说形式都很完整，语言从容不迫，人物性格鲜明，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出之于一个中学生之手，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
　　中外历史上都有过许多早慧的文学天才，因此王欢写出这样的作品也并不奇怪。令人奇怪的是在高考的压力下依然还有人这样痴迷于文学，这是令人感动的。这又从反面印证了"不平则鸣"的古老结论。事实上，有痛苦的地方就有文学。尽管有无数的人不只一次地宣布过"文学完蛋了"，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文学依然在许多痛苦而忧郁的心灵中潜滋暗长，同时被另一些同样痛苦而忧郁的眼睛忘情地吮吸。王欢所以走上文学之路其实也出于同样的理由。只是，这痛苦的根源这回变成了应试教育。
　　应试制度是为教授学生拥有较全面的基础知识而设计的。不过这里先天就具备了两个与生俱来的缺陷：一是它很大程度上压抑了学生的创造性能力，使许多人错过了创造力培养的最佳时机；二是它无视学生个体的差异性，盲目要求所有学生在每科课程上都要取得好成绩，否则就是差生。当然它的缺点还不止这些，但仅上述两点就足以使许多学生从小背上了差生的沉重枷锁，而窒息了他们一生的创造力。在这些"差生"中，也有挣脱锁链而成为作家的，如三毛，当年因数学成绩不好而被老师在脸上打了个大叉；也有我们面前的少年作者王欢。
　　王欢虽然年龄不大，但他的文学阅历却是同时代大多数孩子所不及的，还在高中时，他就已经走过了金庸、顾城、海子而闯入了米兰·昆德拉、杰克·伦敦、马尔克斯、科培萨尔那些高深莫测的领域，从瓦雷里、里尔克和勃留索夫及索洛古勃等作家和作品中找到了感觉和自信，在川端康成的作品中感受了内心的震撼，还涉猎了从海德格尔、雅斯贝斯、尼采、萨特等人的许多著作。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书目，它已经完全超出了中学语文课的范畴，而进入了一个真正文学的境界，而谁能想到如此渴望知识的孩子，其数学成绩已到了"及格二字在他的作业本或试卷中都已成为稀有文字"的地步(父亲王世尧语)。于是在独具异禀的孩子与应试教育制度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留给明天的微笑》这篇小说比较真实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当代中学生在应试教育制度下的困境。小说描写了以贾老师为代表的应试教育制度的维护者和以卓然为代表的这一制度的受害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塑造了年青女教师何晴所代表的新教育观念--素质教育。小说以何晴的胜利并与卓然等人的和解而结束，留给了明天一个灿烂的微笑，象征了作者对于未来的希望与憧憬。
　　小说中，贾老师的性格刻画是有一定深度的。对于所谓"差生"，他仿佛获得了某种生杀予夺的大权，可以任意辱骂、挖苦和处罚而完全无视这种教育方式对学生尊严的践踏、自信的打击和人格的扭曲，而这一切却是披上了关心学生成绩的漂亮外衣。不过，贾老师后来以失败告终又表现了作者对这一冲突某种简单化的理解。实际上，尽管有了教育部的"减负"通知，但由于支撑应试教育的许多根本性原因仍未改变，因此，冲突仍将在今后很长的时间内持续。此外，由于贾老师本质上是个"好人"，其个性化的特征不多，因此他就不能通过典型化的方式使之成为一种象征，即这一人物恶的程度还不足以能够使人从本质上认清应试教育的危害性，因此作者在虚构方面其实大有潜力可挖。
　　由于贾老师代表的对立面的力度尚不足以强大，进而也影响到了主人公卓然的性格塑造。有多大的压力，性格的内在特质也就能揭示多深。金华学生杀母事件已经向社会揭示了应试教育对学生心理扭曲的程度和严重性，因此王欢的批判就少了其应有的力度。卓然有痛苦也就成了春天的忧郁。当我们对比一下简·爱被关在小红屋和在修道院的经历，对比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那近乎疯狂的心理状态，我们就会感到少年作者的差距。
　　当然，对于王欢来说，这一对比太过苛求了。不过，对于一个真正想要成为作家的孩子来说，时常与大师作对比也不是一件坏事。毕竟，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况且，张爱玲写《金锁记》、路翎写《财主的儿女们》的时候，年纪也比王欢大不了多少。其实，正是少年作者的笔触及到了应试教育对中国孩子的摧残这样一个大主题，以上评论才成为必要。毕竟迄今为止，整个社会依然在把考上大学作为评判孩子优劣的至上标准，而全然不顾这种做法对整个民族未来将会产生的严重后果。因此少年作者拿起笔来批判之，在当代文学领域不也开拓出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吗?尽管这初次的跋涉还只是走马观花，但毕竟我们已经看见了一些别样风光，听到了应试教育重压之下学生的叹息，看见了他们的痛苦和忧伤。
　　与一些女生的作品不同的是，王欢也写到了感情，但这种感情不只是男女生青春期的春情萌动，而是一些别的，一些关于人的尊严、价值等等严肃问题的思考。有了这样的作品，"男孩四重奏丛书"也就有了它出版的理由和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