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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午后，汽车在广深高速公路上疾驰。赵新华看向窗外，一个个工厂的招牌不断向后抛去。他知道，自己离“世界工厂”深圳越来越近。
去工厂的最直接原因是他刚读完一本名为《韩国工人》的书。70年代的韩国，曾有大批学生深入到产业领域，体验工人的生活，从事最底层的劳动实践，并试图帮助工人解决一些问题。这批学生被称为“潜伏工人”。
成长自四川农村的赵新华“幸运”地考入大学，而儿时的不少玩伴却都在南方生产线上打工。逢年过节偶有聚会，他会以“工厂怎么样？待遇好吗？”之类的问题关心朋友近况，却发现交流总有隔膜。
他决定去那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看看，并且用手机镜头和笔留下一些记录。于是，他来到了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沙井镇。
街头“锁”斗
赵新华花了3天找工作。第一天他走了七八个工业区，不断会遇到一些同样找工作的年轻人。有的也是初次来深圳，有的辞工了急着找下家，也有的不满意现在的工作，趁着中午出来找后路。
第三天中午，在一家充电器生产企业，老板发现赵新华的身份证有些问题。到深圳的第一天，他花了40块钱拿到了假身份证和健康证。不料，没能糊弄住阅人无数的老板。
他没争辩，自行离开。之后就看到3个年轻工人因为電动车刮蹭，先是恶语相向，很快就扭打在一起。一个青年抄起电动车的链子锁就朝另一人的头上猛抽，伤者顿时血流如注，打斗戛然而止。
赵新华没见过这么血腥的场面，“等反应过来想打110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想起来要打120的时候，被打者也走了，地上只留下一摊血”。
下午在一个玩具厂，保安问他：“押下三个月工资，不包吃住，干不干？”赵新华问：“这么差的条件，有人愿意来吗？”保安答：“下午还招了两个男工呢，实在没钱吃饭了，啥活也得干。”
天黑了，赵新华游荡到黄埔村的一个工业区，到门卫室问保安招不招人，保安打了个电话之后说：“明天来上班吧。”
赵新华询问了一下这个厂的情况：工厂有300人左右，每天上班12小时，两班倒，每月休息2到4天，押15天工资，加班费6元/小时，不管吃，住宿要交住宿费。
玩游戏、看《天线宝宝》
上班第一天，赵新华被指派跟着一位工友学习，“他站着上班都能打瞌睡，胡子长了也不理，填张单子都会搞得很脏”。
两人慢慢熟悉了，赵新华就问，“为什么那么困？”对方回答，晚上通宵打游戏去了。这里的男工大多爱网游，他们在业余时间常常流连于魔幻世界里。
后来，这位游戏爱好者做坏了5万米的电线，按赵新华的估计这5万米大概值1万多块钱，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年多的工资。不过按照深圳市工资条例规定，给工厂造成损失的最多赔付工资的20%。
二楼的工种必须在强烈的机器噪音下工作，工人们没有耳塞，赵新华曾在二楼帮过两天忙，呆上半个小时就被闹得心慌头疼。
工人们每天工作12小时，白班夜班两班倒。白班是早上7:30到晚上7:30，中午、晚饭各半个小时。工厂里没有食堂，工业区门口的小餐馆里每天中午都会有大量工人吃“战斗饭”，服务员推着餐车到处走，每顿饭要花4~5元。饭后工人们会掐着时间坐在厂门口抽支烟，半小时一到就必须立刻回去。
宿舍每间住8人，跟学生宿舍差不多，却没那么拥挤——每个人的行李用一只手提箱就能装下。
晚上7点，收工的工友回到宿舍。有人洗去满身硅胶烟雾留下的怪味，打扮得光鲜亮丽出去约会。还有的会三五成群去打台球或者联机打游戏去。
有时候，赵新华会跟上夜班的一位瘦高的保安碰上面，看上去三四十岁的那位保安是个老六合彩民。曾经有段时间，有传言说六合彩中奖号码会在动画片《天线宝宝》里透露出来，他就天天疯狂追看。
想技术性地搞废机器
上工第五天，保安拿了一堆合同让赵新华签。
服务承诺书的内容大概是“我自愿、我接受、我同意，我不追究公司，我不会起诉等等”。而“加班申请”中有“因本人家庭困难，自即日起至离职日止，愿意申请法定正常工作外的所有加班，此申请纯属个人意愿”，并承诺“决不因加班时间与报酬等问题向上级提出任何投诉民诉请求，望上级领导批准。”工厂还要求他签了“因本人家庭困难”而申请不购买社会保险的申请。
签完字，摁上红手印，赵新华要求保留一份劳动合同，保安说公司还没有盖章，“你拿着也没用”。
没过两天，工科出身的赵新华就开始琢磨“怎么技术性地把这些机器搞废掉”。他每天一站就是12个小时，除了中午在厂门口抽烟时能坐一下。“听说在三层的车间里，工人每天上厕所的次数和时间都有限制。”
搞废机器的“灵感”来自赵新华的一个伙伴。那个大学生在其下厂报告里写了一个细节：工人用小刷子搅一搅自动化传感器，生产线就会瘫痪，检修人员恢复设备的过程就是工人们喘口气的时间。
但这个工厂的机器却不具备如此“优良的性能”。不仅如此，赵新华甚至还有些期待设备能一直运转正常：因为如果机器断线，就意味着要把卧式炉打开重新走线，350摄氏度的热浪会在炉盖打开的一刹那袭来，“觉得胡子好像一下子糊了一样”。如果火苗溅落，就要迅速灭火。他在车间里第一次使用了灭火器，却喷了自己一头干粉。
闲下来时，赵新华还是会琢磨生产线上有哪些环节可以进行自动化革新。这时候，“身上穿着工装，大脑却是作为工科高级技术人才进行着高速运转”。
关于《劳动法》的实践
在工作半月后决定辞工时，赵新华却觉得泄气。辞工自然遭到了组长和经理的刁难，但让他心生凄凉的，是工人们的反应。
赵新华要辞工的消息在车间传开，工友们都劝他“不要想了”。
总结工友的观点，有“知足论”——“干活就要踏实，这个厂的条件还算不错。”有“江湖水深论”——有个工友要辞工，厂里不允许，还不让他往外拿行李，他只能进来一次穿两件衣服。还有讨要工资被打断腿的。
赵新华搬出《劳动法》，遭到工人的抢白。最终，他“一个人的战斗”以“部分胜利”告终。他一共拿到工资836元，扣除在深圳花费220元，办理假证40元，交通上网等费用50元，往返车票500元，“收支基本相抵”。
在深圳的最后几天，赵新华在大街上给工人发放法律宣传页，意外邂逅了之前的工友。后者平静地接过赵新华递过来的法律宣传页，嘟囔了一句“以前就拿到过嘛”。
很快，在来来往往全是工人的大街上，赵新华已分辨不出哪个背影是他了。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42期
去工厂的最直接原因是他刚读完一本名为《韩国工人》的书。70年代的韩国，曾有大批学生深入到产业领域，体验工人的生活，从事最底层的劳动实践，并试图帮助工人解决一些问题。这批学生被称为“潜伏工人”。
成长自四川农村的赵新华“幸运”地考入大学，而儿时的不少玩伴却都在南方生产线上打工。逢年过节偶有聚会，他会以“工厂怎么样？待遇好吗？”之类的问题关心朋友近况，却发现交流总有隔膜。
他决定去那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看看，并且用手机镜头和笔留下一些记录。于是，他来到了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沙井镇。
街头“锁”斗
赵新华花了3天找工作。第一天他走了七八个工业区，不断会遇到一些同样找工作的年轻人。有的也是初次来深圳，有的辞工了急着找下家，也有的不满意现在的工作，趁着中午出来找后路。
第三天中午，在一家充电器生产企业，老板发现赵新华的身份证有些问题。到深圳的第一天，他花了40块钱拿到了假身份证和健康证。不料，没能糊弄住阅人无数的老板。
他没争辩，自行离开。之后就看到3个年轻工人因为電动车刮蹭，先是恶语相向，很快就扭打在一起。一个青年抄起电动车的链子锁就朝另一人的头上猛抽，伤者顿时血流如注，打斗戛然而止。
赵新华没见过这么血腥的场面，“等反应过来想打110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想起来要打120的时候，被打者也走了，地上只留下一摊血”。
下午在一个玩具厂，保安问他：“押下三个月工资，不包吃住，干不干？”赵新华问：“这么差的条件，有人愿意来吗？”保安答：“下午还招了两个男工呢，实在没钱吃饭了，啥活也得干。”
天黑了，赵新华游荡到黄埔村的一个工业区，到门卫室问保安招不招人，保安打了个电话之后说：“明天来上班吧。”
赵新华询问了一下这个厂的情况：工厂有300人左右，每天上班12小时，两班倒，每月休息2到4天，押15天工资，加班费6元/小时，不管吃，住宿要交住宿费。
玩游戏、看《天线宝宝》
上班第一天，赵新华被指派跟着一位工友学习，“他站着上班都能打瞌睡，胡子长了也不理，填张单子都会搞得很脏”。
两人慢慢熟悉了，赵新华就问，“为什么那么困？”对方回答，晚上通宵打游戏去了。这里的男工大多爱网游，他们在业余时间常常流连于魔幻世界里。
后来，这位游戏爱好者做坏了5万米的电线，按赵新华的估计这5万米大概值1万多块钱，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年多的工资。不过按照深圳市工资条例规定，给工厂造成损失的最多赔付工资的20%。
二楼的工种必须在强烈的机器噪音下工作，工人们没有耳塞，赵新华曾在二楼帮过两天忙，呆上半个小时就被闹得心慌头疼。
工人们每天工作12小时，白班夜班两班倒。白班是早上7:30到晚上7:30，中午、晚饭各半个小时。工厂里没有食堂，工业区门口的小餐馆里每天中午都会有大量工人吃“战斗饭”，服务员推着餐车到处走，每顿饭要花4~5元。饭后工人们会掐着时间坐在厂门口抽支烟，半小时一到就必须立刻回去。
宿舍每间住8人，跟学生宿舍差不多，却没那么拥挤——每个人的行李用一只手提箱就能装下。
晚上7点，收工的工友回到宿舍。有人洗去满身硅胶烟雾留下的怪味，打扮得光鲜亮丽出去约会。还有的会三五成群去打台球或者联机打游戏去。
有时候，赵新华会跟上夜班的一位瘦高的保安碰上面，看上去三四十岁的那位保安是个老六合彩民。曾经有段时间，有传言说六合彩中奖号码会在动画片《天线宝宝》里透露出来，他就天天疯狂追看。
想技术性地搞废机器
上工第五天，保安拿了一堆合同让赵新华签。
服务承诺书的内容大概是“我自愿、我接受、我同意，我不追究公司，我不会起诉等等”。而“加班申请”中有“因本人家庭困难，自即日起至离职日止，愿意申请法定正常工作外的所有加班，此申请纯属个人意愿”，并承诺“决不因加班时间与报酬等问题向上级提出任何投诉民诉请求，望上级领导批准。”工厂还要求他签了“因本人家庭困难”而申请不购买社会保险的申请。
签完字，摁上红手印，赵新华要求保留一份劳动合同，保安说公司还没有盖章，“你拿着也没用”。
没过两天，工科出身的赵新华就开始琢磨“怎么技术性地把这些机器搞废掉”。他每天一站就是12个小时，除了中午在厂门口抽烟时能坐一下。“听说在三层的车间里，工人每天上厕所的次数和时间都有限制。”
搞废机器的“灵感”来自赵新华的一个伙伴。那个大学生在其下厂报告里写了一个细节：工人用小刷子搅一搅自动化传感器，生产线就会瘫痪，检修人员恢复设备的过程就是工人们喘口气的时间。
但这个工厂的机器却不具备如此“优良的性能”。不仅如此，赵新华甚至还有些期待设备能一直运转正常：因为如果机器断线，就意味着要把卧式炉打开重新走线，350摄氏度的热浪会在炉盖打开的一刹那袭来，“觉得胡子好像一下子糊了一样”。如果火苗溅落，就要迅速灭火。他在车间里第一次使用了灭火器，却喷了自己一头干粉。
闲下来时，赵新华还是会琢磨生产线上有哪些环节可以进行自动化革新。这时候，“身上穿着工装，大脑却是作为工科高级技术人才进行着高速运转”。
关于《劳动法》的实践
在工作半月后决定辞工时，赵新华却觉得泄气。辞工自然遭到了组长和经理的刁难，但让他心生凄凉的，是工人们的反应。
赵新华要辞工的消息在车间传开，工友们都劝他“不要想了”。
总结工友的观点，有“知足论”——“干活就要踏实，这个厂的条件还算不错。”有“江湖水深论”——有个工友要辞工，厂里不允许，还不让他往外拿行李，他只能进来一次穿两件衣服。还有讨要工资被打断腿的。
赵新华搬出《劳动法》，遭到工人的抢白。最终，他“一个人的战斗”以“部分胜利”告终。他一共拿到工资836元，扣除在深圳花费220元，办理假证40元，交通上网等费用50元，往返车票500元，“收支基本相抵”。
在深圳的最后几天，赵新华在大街上给工人发放法律宣传页，意外邂逅了之前的工友。后者平静地接过赵新华递过来的法律宣传页，嘟囔了一句“以前就拿到过嘛”。
很快，在来来往往全是工人的大街上，赵新华已分辨不出哪个背影是他了。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