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20年他是因为熟悉在写，后20年他是因为有责任在写，社会急速变化，什么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人心
　　作家贾平凹用普通话写作，却不会用它说话。两年前，我在北师大参加活动，曾见识过贾式秦腔的魅力：他的声音很轻，音调也低，话说起来不紧不慢的，古意十足。他穿戴也朴实，样貌有长者风范。在活动晚宴上，他话不多说，一看就是心中自有乾坤之人，一群人围着向他敬酒，他一一回应，流露出谦和感。
　　做记者后我对他的两次采访都是笔谈，倒不是因为他方言的缘故，而是他身体欠佳。笔谈之下的贾平凹是一个非常体贴的答者，会由衷感谢我读过他的书，会指出我哪个问题问得好，知道我要写篇长稿，每段回答都会延展开自己的所思所想。
　　他实在是勤劳，有“文坛劳模”的美誉，几乎每两年或三年就出一部长篇。有人惊叹其持续不断的创作热情，也有人认为过于密集的创作频率使之才华流于重复和平淡。但贾平凹似乎顾不上那么多，仍旧醉心在自己的文学积累和社会观察上。作家冯骥才曾说：“平常去陕西，基本找不着贾平凹，他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但两年回来后，一本长篇便拿出来。正是这部长篇大热的时候，找他就又找不着了。”
　　这次写《极花》也是，他跑了很多地方，大多是偏远农村，他进到陕南老家的大深山里，去陕西咸阳以北的彬县一带，直到甘肃定西。你很难想象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作家为何就对农村“情有独钟”，竟说出自己是“乡村的幽灵在城市里哀嚎”这话。他跟我说，自己对农村是真的感情，“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而我的祖坟在那里，父母虽过世可还有一大帮亲属在那里。我在城里越是过得还好，我对农村越是放不下”。
　　然而和如今所有作家一样，贾平凹同样面临着“现实生活文本化”的挑战。媒介的高速发展让发生着的平常生活“被披露”着，使其成为了“作者”，而作为一名作家如何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言说它？——人们期待的就是这部分，期待贾平凹如何在这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中写出人性的大动荡。
　　他并未回答《极花》是否具备这样的素质，他只说，写当代乡村生活他写了近40多年，前20年他是因为熟悉在写，后20年他是因为有责任在写，社会急速变化，什么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人心。“现在的小说要写就写生活的黑白之间人心里极难说出来的东西”。这正应了那一句话所说：“时代的面影总是在新闻的惊悚中匆匆掠过，而时代的精神却可以在小说的幽深中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