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讲到了红岩精神，提到了“狱中八条”。“狱中八条”是数百位共产党员用生命总结的箴言，也是党历经挫折改进自身的深刻记忆，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在新时代，我们更要运用好这一财富，发挥其警示作用，以此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这就是著名的“狱中八条”。
　　“狱中八条”见于罗广斌写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是《报告》的最后一部分。罗广斌是著名的白公馆越狱脱险志士之一，是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他越狱后汇集了白公馆、渣滓洞众多志士死难前的嘱托和意见，写成了这份报告，归纳出了“狱中八条”。这八条意见代表了志士们沉重的心声，是他们留给党的遗言。
　　分析这八条意见，可以歸结为以下几方面内容：领导干部问题；革命路线问题；党建问题；对敌斗争问题。这八条意见实际含着一条主线：要高度关注领导干部问题。
　　为什么“狱中八条”会如此强调领导干部问题？为什么众多志士一致强调领导干部问题？因为“狱中八条”的背景和源起，是一段因领导干部叛变而酿成的痛史，这段痛史给我们最重要的警示，便是必须关注领导干部问题。
　　这段痛史，即川东地下党因重庆市委领导人叛变而遭受灭顶之灾的历史。
　　1948年，因《挺进报》暴露，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相继被捕叛变，供出大量地下党组织情况，导致川东地下党遭到重大破坏，还波及川西、沪宁党组织，大批党员被捕，后来成为著名烈士的许建业、陈然、王朴、成善谋、刘国 、李青林、江竹筠等都在其中。刘、冉两个叛徒为了邀功取宠，争先恐后地出卖组织，使被捕党员数量不断扩大。罗广斌就是被刘国定出卖的。还有个叛徒李文祥，是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叛变后出卖组织，导致十几位同志被捕。
　　刘国定叛变后，希望特务头目徐远举能考虑自己是省委、市委级别的干部，在官职上予以照顾，结果得到了军统中校专员、川西特侦组组长的官职。冉益智先是当了军统少校，后晋升为中校。刘国定当了军统中校专员后，对自己立场和身份的巨变，毫无不适应之感，反而坦然得很，且神气十足。这让过去曾尊敬过他的普通党员深感惊愕。
　　刘国定等人的叛变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在平时的思想言行中实际上已有了腐化变质的因素。比如，刘国定曾利用书记职务之便，要求管财务的同志把党的活动经费借给他去做生意。当这一要求未得到同意时，刘国定很生气，说：“我借钱又不是不还，何必那么认真！”此后，刘国定还报复那位管财务的同志，污蔑其有经济问题。冉益智叛变前曾对人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的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这其实是他自己的原形，他骨子里就是个两面派。
　　对于叛变与平时表现的关系，罗广斌在《报告》中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总结：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问题处理的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是否忠贞。这是从刘、冉、李等叛徒身上总结出的深刻教训。
　　这段痛史，便是“狱中八条”强调领导干部问题的背景和直接原因。
　　中国有句古话：“乱自上作”——用来描摹川东地下党遭到重大破坏这一史实，再合适不过了。
　　“乱自上作”是古人的语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问题出在上边”。这个道理，既深刻也平常，很好理解。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下属对于领导干部应该怎么办？领导干部自身应该怎么办？制度对领导干部应该怎么办？“狱中八条”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
　　一是下属对领导干部的认识要唯物，不要迷信，除了组织上服从之外，也要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对其腐败行为要进行斗争。
　　二是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确立正确的“三观”，清正廉洁，不断增强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
　　三是建立和完善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机制和教育机制，使之不想也不能做犯规越界的事。选拔干部要重德操，不能带病提拔。
　　字里行间皆是血，八条警示似惊雷。我们从浸透着烈士鲜血的“狱中八条”中，仿佛看到了烈士的肺腑衷肠，听到了惊雷般的警示。对于先烈留给我们的这笔巨大精神财富，我们不能不重视，不可不践行。
　　（摘编自《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