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4月2日一早，业中收到朋友发来的一张彩信照片，内容是南京市江宁区政府总值班室的值班记录，称“江宁区45岁许某被江苏省疾控中心诊断为H7N9禽流感病毒，待上报国家卫生计生委确诊”。
业中脑子一下蒙了，“我们家属都没得到通知，怎么网上就说我妈得禽流感呢？”
这张值班记录的截图不仅公布了他母亲许珍的个人信息，还包括家庭住址，本来打算卖房交医药费的业中旭更加沮丧，“现在谁还会买我家的房啊？”
许珍是江苏第一例被确诊的H7N9禽流感患者，业中的父亲业刚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住院账单，从3月19日发病至今，最高的日治疗费用达1.5万元，少的也有七八千元，半个多月来，业家已花费近10万元，包括向亲友借的6.5万元。4月4日，业刚又交了11000元，“唉，这回是真没钱了！”
4月4日，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通过实时监控设备可以看到，感染H7N9禽流感的危重病人杨某（男，67 岁，杭州市人）正在负压病房内接受抢救。摄影 / 陈中秋
自从3月27日转至南京鼓楼医院ICU（重症监护病房）后，每天下午1点15分，业刚会准时坐上地铁，以便一个小时后能赶上医院的探视时间。他家距地铁站步行只需七八分钟，可地铁开通三年来，几乎没有坐过，他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破旧的电动车。
探视时间是每天下午3点到3点半。鼓楼医院的ICU有专门的电梯，但业刚突然找不到了，他先爬楼梯，发现ICU的楼梯处上了锁，转身又下了楼，坐上其他电梯，折腾十几分钟，始终没找到。
这个50岁的南京郊区人，个子大约1米7，不善言辞，颧骨很高，脸颊瘦削，长期抽烟，牙已经黑了。尽管急得额头冒出了汗，遇到医护人员，他也不去寻找帮助，只是闷头苍蝇一般乱转。最终，在一名发现他处于困境的护士的帮助下，找到了通往ICU的专用电梯。
南京鼓楼医院的ICU入口处有6名保安把守，探视家属需换上简易的防护服，病房等待的家属不少已戴上了口罩。“为什么把得禽流感的病人也放在ICU，应该把他们单独隔离。”两名家属质问保安。
业刚听到了，倚着栏杆，蹲在墙脚处。
其实，与其他ICU患者可以与家属接触不同，许珍与另两名同为H7N9病毒的患者分别被隔离在相邻的三个玻璃房内，其他患者的病房门口均有姓名，而他们只有编号。
许珍浑身插着各种仪器的管子，眼睛微微睁开，望着窗外。从4月1日起，业刚就被允许只能隔着玻璃窗看一下，在玻璃房外的桌子上，放着许珍的用药详单，业刚熟悉地从一堆清单中挑出一张小纸条，是妻子的“住院费用一日清单”。“又是一万。”他喃喃地说。
“今天情况如何？”他抓住主治医生。
“不是太理想，肾功能有恶化的趋势，肝功能也不太好。”
“那体温总该正常了吧。”业刚语气焦急，却面无表情。
“现在有各种仪器的干扰，体温正常也不能反映什么。”
“那我家真的是没钱了怎么办？”他终于小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医生的回答让他松了口气：“有钱就交，没钱的话医院也不会催你的，现在还是以治疗为主，肯定不会因为费用影响治疗。”
走出ICU，业刚在医院大门口掏出了一根烟，对他来说，南京城非常陌生。他抬头望着周围的高楼大厦，原本就很高的颧骨更显突出。
他与妻子上一次进城还是1989年5月，那时他们刚刚结婚，业刚陪许珍到位于鼓楼医院附近的新街口百货买新衣服，“那次她花了我几十块钱”，业刚回忆着，突然笑了。
24年前，业刚经人介绍与许珍结婚，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同在江宁丝织厂工作，业刚负责机械维修，许珍是一线工人。1990年代，丝织企业效益可观，两人一个月工资加一起有一千多元，除日常开支外，还能补贴孝敬双方的父母。
1998年后，集体企业开始走下坡路，许珍跳槽到私人丝织厂。2002年，业刚下岗，开始在农贸市场做宰杀生禽的生意，没多久，许珍也辞职，两口子共同支撑一个摊位。
生禽宰杀工作，纯靠一只一只地宰杀，赚一点辛苦钱，所收取的加工费也不高，若是在本市场买的生禽，宰杀价是一元一只，顾客自带则每只收费两元，对待饭店一类大客户，每只仅收五毛钱。
不过，其中也存在点技术性，比如，拔毛的水温就非常讲究，太凉了拔不下来，太热了，会烫了鸡皮，破坏了味道。
为了把生意做大，业刚将这个摊位交给许珍，自己又去6公里外的另一个农贸市场租下一个摊位。尽管如此，两人每月一共只能赚两千多元。
许珍所在的农贸市场生意不好，1000多平方米的市场仅有两家卖生禽的摊位，每个摊位一年租金四五千元。因为亏本，有一家两年前就关了张。
每天早上6点，许珍就骑上电动车从家出发，到市场后着手生火、烧水，中午就在摊位上做些简单的饭菜。许珍在市场人缘极好，不少摊主来蹭饭，还有摊主将自己的孙女交由她照顾。
3月19日，许珍开始感到头晕，并不断咳嗽，吃完饭就会吐。两天后，她觉得有些撑不住，就到农贸市场附近的江宁医院去看病。X线检查结果显示：两肺纹理增多，右中下肺野见片状高密度影。边界模糊。诊断建议：考虑右肺中叶炎症，必要时复查。
医生告诉许珍她得了肺炎，但医院没有床位，无法住院，让她先输液吃药治疗。可是，一连输了几天液后，仍不见好转。
业中有些着急，上网去查，看到有人说，如果治疗不及时，很可能转为肺结核，便连忙劝说母亲去住院。3月23日晚，许珍终于同意住进江宁区中医院，没想到，住院仅两个小时后，便出现呼吸困难，体温直线上升至摄氏40度，病房的床还没躺热，就转进了ICU。医生的诊断依然是肺炎。 最痛苦的是呼吸困难。仰卧无法呼吸，许诊最后只好俯卧在床上，为减轻肺部的压力，要将下巴放在一个专用的托架上，但七八个小时后，许珍的下巴全被磨破了，黄色的液体不断流出来。
不过，当时业刚已经顾不上计较这些了。3月24日晚10点，许珍呼吸出现衰竭，通过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效果仍不佳，脸和手都变成了红紫色。3天后，在中医院协调下，南京鼓楼医院专家前来会诊，专家面色沉重地告诉他们：患者需要转院，但转院过程有风险。
“到底转不转？”业刚犯起了嘀咕。与父亲的性格不同，儿子业中的性格更像母亲，脾气直，做事雷厉风行。“必须转，有风险也要转。”他态度坚决。
可当把呼吸机摘掉换上救护车上的氧气面罩时，许珍顿时浑身抽搐，转院计划不得不取消。“我们汗都吓出来了。”
一个小时后，许珍的情况稍有好转，转院计划再次启动，从江宁区中医院到南京鼓楼医院共16公里，开车仅需20多分钟，业刚坐在许珍身边，一直紧紧拉着妻子的手，一动也不敢动。“那20分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医院告诉业家，至少需要10万元，但业刚手上只有5万，业家因此萌生了卖房的想法。
一天之后，医生告诉业刚，对许珍抽了血，但样本要送到北京检测。“还要送到北京？”业刚突然感到不妙。
4月2日晚，江苏省卫生厅正式对外发布了省内有4例人患H7N9禽流感病例的消息。
4月4日，许珍所在的农贸市场里，唯一的活鸡摊位已经停业，市场里极为冷清。一位卖鱼的摊主说，自从媒体报道后，就没了生意，原来一天能卖八九百块钱的鱼，现在只能就卖百十块钱。这位摊主回忆，3月底，江宁区防疫站曾来市场消毒，4月2日，有医生来为每位摊主抽血。
“其实没什么事，都怪媒体，报道后我们就没有生意做了。”这位摊主抱怨道。
这天晚上，业刚与儿子还在为住院费发愁。业家原来有一套职工宿舍，十年前，业刚卖掉旧房，花30多万买了这套90平方米的小产权房。房间似乎从来没有装修过，地面仍是水泥的，天花板已经爆了皮，客厅里连一张沙发都没有，只摆了四个凳子和一张饭桌。
业刚坐在饭桌旁抽着7块钱一包的南京烟，第一根还没有完全抽完，就点上了另一根，业中手中的烟也没有停过，父子俩就这样一声不吭，默默对坐着。
业刚从电视里得知，专家从鸽子身上检测出了H7N9病毒，他突然眼睛一亮，“你妈前段时间杀过鸽子。”
“她没杀过。”儿子质疑道。
“他杀过的，没错。”
争论没有结果，父子俩重新陷入了沉默。
第二天，一进ICU，业刚就提醒医生：“电视上说，专家公布了新的治疗方案。”
医生安慰他，“对于治疗方案您不必担心，会针对不同的病人进行不同的调整。”
业刚不知该如何接话，默默地退回到玻璃房旁。他已将手机屏保换成了妻子的照片，是在摊位前拍的，照片中的许珍瓜子脸，有些微胖，眼睛大而有神，围着围裙，脸上挂满了微笑。
探视时间快结束了，业刚隔着玻璃说：“你要配合医生治疗，等病好了，老公带你回家。”
“她能听到吗？”
业刚指着走廊里的电子屏上的实时心率图说，“你看，她的心率突然变高了，肯定是听到了。”
业中脑子一下蒙了，“我们家属都没得到通知，怎么网上就说我妈得禽流感呢？”
这张值班记录的截图不仅公布了他母亲许珍的个人信息，还包括家庭住址，本来打算卖房交医药费的业中旭更加沮丧，“现在谁还会买我家的房啊？”
许珍是江苏第一例被确诊的H7N9禽流感患者，业中的父亲业刚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住院账单，从3月19日发病至今，最高的日治疗费用达1.5万元，少的也有七八千元，半个多月来，业家已花费近10万元，包括向亲友借的6.5万元。4月4日，业刚又交了11000元，“唉，这回是真没钱了！”
“那次她花了我几十块钱”
自从3月27日转至南京鼓楼医院ICU（重症监护病房）后，每天下午1点15分，业刚会准时坐上地铁，以便一个小时后能赶上医院的探视时间。他家距地铁站步行只需七八分钟，可地铁开通三年来，几乎没有坐过，他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破旧的电动车。
探视时间是每天下午3点到3点半。鼓楼医院的ICU有专门的电梯，但业刚突然找不到了，他先爬楼梯，发现ICU的楼梯处上了锁，转身又下了楼，坐上其他电梯，折腾十几分钟，始终没找到。
这个50岁的南京郊区人，个子大约1米7，不善言辞，颧骨很高，脸颊瘦削，长期抽烟，牙已经黑了。尽管急得额头冒出了汗，遇到医护人员，他也不去寻找帮助，只是闷头苍蝇一般乱转。最终，在一名发现他处于困境的护士的帮助下，找到了通往ICU的专用电梯。
南京鼓楼医院的ICU入口处有6名保安把守，探视家属需换上简易的防护服，病房等待的家属不少已戴上了口罩。“为什么把得禽流感的病人也放在ICU，应该把他们单独隔离。”两名家属质问保安。
业刚听到了，倚着栏杆，蹲在墙脚处。
其实，与其他ICU患者可以与家属接触不同，许珍与另两名同为H7N9病毒的患者分别被隔离在相邻的三个玻璃房内，其他患者的病房门口均有姓名，而他们只有编号。
许珍浑身插着各种仪器的管子，眼睛微微睁开，望着窗外。从4月1日起，业刚就被允许只能隔着玻璃窗看一下，在玻璃房外的桌子上，放着许珍的用药详单，业刚熟悉地从一堆清单中挑出一张小纸条，是妻子的“住院费用一日清单”。“又是一万。”他喃喃地说。
“今天情况如何？”他抓住主治医生。
“不是太理想，肾功能有恶化的趋势，肝功能也不太好。”
“那体温总该正常了吧。”业刚语气焦急，却面无表情。
“现在有各种仪器的干扰，体温正常也不能反映什么。”
“那我家真的是没钱了怎么办？”他终于小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医生的回答让他松了口气：“有钱就交，没钱的话医院也不会催你的，现在还是以治疗为主，肯定不会因为费用影响治疗。”
走出ICU，业刚在医院大门口掏出了一根烟，对他来说，南京城非常陌生。他抬头望着周围的高楼大厦，原本就很高的颧骨更显突出。
他与妻子上一次进城还是1989年5月，那时他们刚刚结婚，业刚陪许珍到位于鼓楼医院附近的新街口百货买新衣服，“那次她花了我几十块钱”，业刚回忆着，突然笑了。
24年前，业刚经人介绍与许珍结婚，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同在江宁丝织厂工作，业刚负责机械维修，许珍是一线工人。1990年代，丝织企业效益可观，两人一个月工资加一起有一千多元，除日常开支外，还能补贴孝敬双方的父母。
1998年后，集体企业开始走下坡路，许珍跳槽到私人丝织厂。2002年，业刚下岗，开始在农贸市场做宰杀生禽的生意，没多久，许珍也辞职，两口子共同支撑一个摊位。
生禽宰杀工作，纯靠一只一只地宰杀，赚一点辛苦钱，所收取的加工费也不高，若是在本市场买的生禽，宰杀价是一元一只，顾客自带则每只收费两元，对待饭店一类大客户，每只仅收五毛钱。
不过，其中也存在点技术性，比如，拔毛的水温就非常讲究，太凉了拔不下来，太热了，会烫了鸡皮，破坏了味道。
为了把生意做大，业刚将这个摊位交给许珍，自己又去6公里外的另一个农贸市场租下一个摊位。尽管如此，两人每月一共只能赚两千多元。
许珍所在的农贸市场生意不好，1000多平方米的市场仅有两家卖生禽的摊位，每个摊位一年租金四五千元。因为亏本，有一家两年前就关了张。
每天早上6点，许珍就骑上电动车从家出发，到市场后着手生火、烧水，中午就在摊位上做些简单的饭菜。许珍在市场人缘极好，不少摊主来蹭饭，还有摊主将自己的孙女交由她照顾。
“那20分钟是我最紧张的”
3月19日，许珍开始感到头晕，并不断咳嗽，吃完饭就会吐。两天后，她觉得有些撑不住，就到农贸市场附近的江宁医院去看病。X线检查结果显示：两肺纹理增多，右中下肺野见片状高密度影。边界模糊。诊断建议：考虑右肺中叶炎症，必要时复查。
医生告诉许珍她得了肺炎，但医院没有床位，无法住院，让她先输液吃药治疗。可是，一连输了几天液后，仍不见好转。
业中有些着急，上网去查，看到有人说，如果治疗不及时，很可能转为肺结核，便连忙劝说母亲去住院。3月23日晚，许珍终于同意住进江宁区中医院，没想到，住院仅两个小时后，便出现呼吸困难，体温直线上升至摄氏40度，病房的床还没躺热，就转进了ICU。医生的诊断依然是肺炎。 最痛苦的是呼吸困难。仰卧无法呼吸，许诊最后只好俯卧在床上，为减轻肺部的压力，要将下巴放在一个专用的托架上，但七八个小时后，许珍的下巴全被磨破了，黄色的液体不断流出来。
不过，当时业刚已经顾不上计较这些了。3月24日晚10点，许珍呼吸出现衰竭，通过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效果仍不佳，脸和手都变成了红紫色。3天后，在中医院协调下，南京鼓楼医院专家前来会诊，专家面色沉重地告诉他们：患者需要转院，但转院过程有风险。
“到底转不转？”业刚犯起了嘀咕。与父亲的性格不同，儿子业中的性格更像母亲，脾气直，做事雷厉风行。“必须转，有风险也要转。”他态度坚决。
可当把呼吸机摘掉换上救护车上的氧气面罩时，许珍顿时浑身抽搐，转院计划不得不取消。“我们汗都吓出来了。”
一个小时后，许珍的情况稍有好转，转院计划再次启动，从江宁区中医院到南京鼓楼医院共16公里，开车仅需20多分钟，业刚坐在许珍身边，一直紧紧拉着妻子的手，一动也不敢动。“那20分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医院告诉业家，至少需要10万元，但业刚手上只有5万，业家因此萌生了卖房的想法。
一天之后，医生告诉业刚，对许珍抽了血，但样本要送到北京检测。“还要送到北京？”业刚突然感到不妙。
4月2日晚，江苏省卫生厅正式对外发布了省内有4例人患H7N9禽流感病例的消息。
“等病好了，老公带你回家”
4月4日，许珍所在的农贸市场里，唯一的活鸡摊位已经停业，市场里极为冷清。一位卖鱼的摊主说，自从媒体报道后，就没了生意，原来一天能卖八九百块钱的鱼，现在只能就卖百十块钱。这位摊主回忆，3月底，江宁区防疫站曾来市场消毒，4月2日，有医生来为每位摊主抽血。
“其实没什么事，都怪媒体，报道后我们就没有生意做了。”这位摊主抱怨道。
这天晚上，业刚与儿子还在为住院费发愁。业家原来有一套职工宿舍，十年前，业刚卖掉旧房，花30多万买了这套90平方米的小产权房。房间似乎从来没有装修过，地面仍是水泥的，天花板已经爆了皮，客厅里连一张沙发都没有，只摆了四个凳子和一张饭桌。
业刚坐在饭桌旁抽着7块钱一包的南京烟，第一根还没有完全抽完，就点上了另一根，业中手中的烟也没有停过，父子俩就这样一声不吭，默默对坐着。
业刚从电视里得知，专家从鸽子身上检测出了H7N9病毒，他突然眼睛一亮，“你妈前段时间杀过鸽子。”
“她没杀过。”儿子质疑道。
“他杀过的，没错。”
争论没有结果，父子俩重新陷入了沉默。
第二天，一进ICU，业刚就提醒医生：“电视上说，专家公布了新的治疗方案。”
医生安慰他，“对于治疗方案您不必担心，会针对不同的病人进行不同的调整。”
业刚不知该如何接话，默默地退回到玻璃房旁。他已将手机屏保换成了妻子的照片，是在摊位前拍的，照片中的许珍瓜子脸，有些微胖，眼睛大而有神，围着围裙，脸上挂满了微笑。
探视时间快结束了，业刚隔着玻璃说：“你要配合医生治疗，等病好了，老公带你回家。”
“她能听到吗？”
业刚指着走廊里的电子屏上的实时心率图说，“你看，她的心率突然变高了，肯定是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