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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多元解读”成为了语文阅读教学的热点问题。随着这一理念的倡导和推行，语文阅读教学吹起了一阵清新之风。与此同时，“文本多元解读”在教学实践中往往出现一些问题，比如阅读教学的混乱现象。一开始学生觉得轻松自由了，甚至可以胡思乱想、胡言乱语了，似乎进入到了“自由王国”。而最后是学无所得，肚子空空。教师呢？有时束手无策，左右为难，“传道”和“解惑”的功能似乎在慢慢地退化。仔细想来，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由原来传统的本质主义的阅读和阅读教学的泥潭滑入到了今天虚无的相对主义的阅读和阅读教学的深坑。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文本多元解读”进行一次理论上的解读和实践上的探索。
一、“文本多元解读”的理论解读
（一）建构主义教学观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
建构主义教学观的基本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概括：（1）学习在本质上是学习者主动建构心理表征的过程，这种心理表征既包括结构性的知识，也包括非结构性的知识和经验。这一涵义就是要强调学习不是外部知识直接输入到心理的过程，而是主体以已有的经验为基础，通过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而主动建构新的理解、新的心理表征的过程。（2）教师和学生分别以自己的方式构建对世界、人、社会、自然、文化等的理解，因而他们的理解是多元的，教学过程就是教师和学生对世界的意义进行合作性建构的过程，这一内涵就是强调世界意义并非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而是源于主体的建构。（3）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由情境、协作、对话和意义建构四个要素构成，建构主义的教学策略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这一内涵就是强调情境是意义建构的基本条件，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协作和对话是意义建构的具体过程，意义建构是建构主义学习的目的，以学习者为中心，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只起到组织者、引导者、帮助者、促进者的作用。①
新课程倡导“文本多元解读”的阅读教学观明显打上了建构主义的烙印。“文本”只是一种情境条件，或者说是一种“文本世界”，而学生才是建构的主体，不同的学生就是不同的主体，不同的学生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不同的建构，在阅读中是学生与文本情境的“对话”，形成初次的建构，它是阅读教学的基础；在阅读教学中，学生间、师生间的协作、“对话”在教学情境中进行再一次的建构。所以阅读和阅读教学的过程是两次不同的建构，反复阅读就是反复建构。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只是组织者、引导者、帮助者、促进者，根本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与文本情境、教学情境的交互作用，建构的过程就是感受、理解、欣赏的评价功能形成的过程。
（二）诠释学是其重要的理论依据
诠释学作为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规则的学科，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当这门学科发展到普遍诠释学之时，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以“误解”为出发点，他的信条是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诠释学。施氏认为“误解”是我们接触过去文本的常态，因为主体间交往的中断，文本作者与解释者在时间、语言、历史背景和环境上的差异，作者与解释者间的中断不可避免，而唯有解释者重构作者的心理状态，努力从思想上、心理上、时间上去“设身处地”体验作者的愿意，才能与作者建立起正常的主体间交往。而且，他认为，如果解释者可以尽可能地克服自身的历史局限和偏见，即消除解释者自身的成见和主观性，他可能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他曾说：“要与讲话者内心的东西没有任何直接的知识，所以我们必须力求对他能无意识保持的许多东西加以意识，除非他自己已自我反思地成为他自己的读者，对于客观的重构来说，他没有比我们所具有更多的材料”，②施氏的诠释学为阅读教学中文本的多元解读打开了闸门。继施氏之后，狄尔泰把施氏的“成为一种普遍技艺学”的诠释学带进了哲学领地，使之作为精神科学的普遍方法论。按照狄尔泰的想法，诠释学是通过精神的客观化去理解过去的生命的表现，理解就是重新体验过去的精神生命。诠释学自狄尔泰之后的这种追求，对文本的解释多元化提供了哲学依据。但是，我们要明确“文本”这一概念在诠释学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界定，因此在引入到阅读理论中来时，需作出谨慎的抉择。其次，必须将阅读与阅读教学区分开来，阅读是读者与作者、作品的对话，而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最后，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诠释学的理论视野下的“文本多元解读”可能及限度。“阅读是读者与作者、作品的对话”，是指在文本阅读过程中，既尊重文本的存在，作者的存在，也必须看到读者的差异，这种差异广泛地表现在读者的经历、知识修养、个性特征、性别、情绪变化、文化背景、种族和年龄特征等方面，由此产生的读者与文本、作者的相互作用和对话，必然地产生认识层次的差别、角度的差别、兴奋点的差别……但是，凡此种种差别的解读，必须要遵循以下两点：第一，解读必须由文本而发。完全脱离文本，无视文本的任意发挥，已超越了“多元”所允许的限度。第二，解读必须符合情与理的要求，即既要符合人之常情的要求，也要符合逻辑的要求。臆说肯定不在“多元”的诠释之列。
（三）接受美学是其直接的理论来源
接受美学又称为接受理论，是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联邦德国出现的文艺美学思潮。接受美学的兴起，对从作品内部研究的美学思潮提出了挑战，对文本中心论进行了反驳，确立了以读者为中心的美学理论。代表人物姚斯认为，在“作家——作品——读者”所形成的总体关系中，读者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因素。相反，读者才是文学活动的主体。读者本身便是一种历史的能动创造力量。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作品才能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③可见，读者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文本解读的中心环节。由于读者的经历、知识修养、个性特征、性别、情绪变化、文化背景、种族和年龄特征等方面的差异，阅读同一文学作品产生不同的解读不仅可能，而且变得十分自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文课程标准提出“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是发现和建构意义的过程“，强调“应鼓励学生批判质疑”。新课程下的语文阅读教学要“逐步培养学生探索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提倡多角度的、有创意的阅读，利用阅读期待、阅读反思和批判的环节”，以保护学生的阅读积极性、创造性，保护学生的个性，尊重学生的个性，尊重学生作为读者的应有的尊严。可以看出，在接受美学视野下的文本多元解读完全消除了“确定性”的多元。但姚斯同时认为，接受主体充分调动自己的创造性对文本进行再创造之外，它必须接受文本的制约性。这种制约性集中表现在审美客体中艺术形象或艺术意境的形式结构对主体的定向引导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元并不是意味着解读边际的消失，多元只是对简单的“确定性”的超越，但超越之后仍有它的疆界。
二、“文本多元解读”的实践解读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很容易由原来的本质主义滑入到莫衷一是、进退两难的相对主义。结合理论和实践，我们认为，教师应明确教学情境中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和教学目标。从教学目标来说，我们教师的一切言行活动应围绕“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进行，提倡文本的多元解读也是围绕这一总目标的，不是为了多元而多元，也不是为了热闹而多元，更不是为了张扬学生压抑教师而多元，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一个，就是“语文素养”。从教学对象来说，学生的个体生命是独特的，富有生成性，但我们必须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因为学生同时还是不断成长着、具有多种可能性的生命个体，他们的阅读行为是个性化的行为，然而教师的职能与价值是不容低估和忽视的。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说明文等应用文本的解读，“多元解读”虽不能说不存在，但多数情况下，是对与错的解读、深与浅的解读、偏与全的解读，此时教师的“解惑”功能就有了发挥的必要，师生围绕文本的“教学对话”就发生了。从教学内容来说，我们不妨把教学内容定性地划为真善美三个范畴，进一步把“真”界定为追求真理，“善”界定为道德上的诉求，“美”界定为情感上的审美体验。应该说，涉及到真理性问题时，是不容多元解读的，否则是教师的失职；涉及到道德上的问题时，道德的判断是明确的，是卑鄙还是伟大，是平庸还是崇高，作为教师应站得稳、立得定，明辨是非；我们必须感染学生、激励学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有道是“一入识田，永为道种”，而不能为了尊重学生而尊重学生，而应尊重文本，崇尚道德，充分发挥教师的“传道”功能。涉及到审美问题时，阅读是一个审美的过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审美体验是正常的，也是自然的，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本无高下的区别，是可以“百花齐放”、“畅所欲言”的，但是审美是有品位的，源于文本的审美体验，是崇高就不是卑鄙，是庸俗就不是高尚，注意提升学生的审美品位，真正发挥教师在阅读教学中的引领作用。
总之，在阅读实践中，我们倡导“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同时，千万别忘了“多元解读”的终极目标是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坚定学生追求真善美的信念。
注释：
①张华：《课程与教学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74-476页。
②洪汉鼎：《诠释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③胡经之、王岳川：《文艺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
[作者通联：湖北大学文学院]
一、“文本多元解读”的理论解读
（一）建构主义教学观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
建构主义教学观的基本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概括：（1）学习在本质上是学习者主动建构心理表征的过程，这种心理表征既包括结构性的知识，也包括非结构性的知识和经验。这一涵义就是要强调学习不是外部知识直接输入到心理的过程，而是主体以已有的经验为基础，通过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而主动建构新的理解、新的心理表征的过程。（2）教师和学生分别以自己的方式构建对世界、人、社会、自然、文化等的理解，因而他们的理解是多元的，教学过程就是教师和学生对世界的意义进行合作性建构的过程，这一内涵就是强调世界意义并非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而是源于主体的建构。（3）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由情境、协作、对话和意义建构四个要素构成，建构主义的教学策略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这一内涵就是强调情境是意义建构的基本条件，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协作和对话是意义建构的具体过程，意义建构是建构主义学习的目的，以学习者为中心，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只起到组织者、引导者、帮助者、促进者的作用。①
新课程倡导“文本多元解读”的阅读教学观明显打上了建构主义的烙印。“文本”只是一种情境条件，或者说是一种“文本世界”，而学生才是建构的主体，不同的学生就是不同的主体，不同的学生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不同的建构，在阅读中是学生与文本情境的“对话”，形成初次的建构，它是阅读教学的基础；在阅读教学中，学生间、师生间的协作、“对话”在教学情境中进行再一次的建构。所以阅读和阅读教学的过程是两次不同的建构，反复阅读就是反复建构。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只是组织者、引导者、帮助者、促进者，根本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与文本情境、教学情境的交互作用，建构的过程就是感受、理解、欣赏的评价功能形成的过程。
（二）诠释学是其重要的理论依据
诠释学作为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规则的学科，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当这门学科发展到普遍诠释学之时，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以“误解”为出发点，他的信条是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诠释学。施氏认为“误解”是我们接触过去文本的常态，因为主体间交往的中断，文本作者与解释者在时间、语言、历史背景和环境上的差异，作者与解释者间的中断不可避免，而唯有解释者重构作者的心理状态，努力从思想上、心理上、时间上去“设身处地”体验作者的愿意，才能与作者建立起正常的主体间交往。而且，他认为，如果解释者可以尽可能地克服自身的历史局限和偏见，即消除解释者自身的成见和主观性，他可能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他曾说：“要与讲话者内心的东西没有任何直接的知识，所以我们必须力求对他能无意识保持的许多东西加以意识，除非他自己已自我反思地成为他自己的读者，对于客观的重构来说，他没有比我们所具有更多的材料”，②施氏的诠释学为阅读教学中文本的多元解读打开了闸门。继施氏之后，狄尔泰把施氏的“成为一种普遍技艺学”的诠释学带进了哲学领地，使之作为精神科学的普遍方法论。按照狄尔泰的想法，诠释学是通过精神的客观化去理解过去的生命的表现，理解就是重新体验过去的精神生命。诠释学自狄尔泰之后的这种追求，对文本的解释多元化提供了哲学依据。但是，我们要明确“文本”这一概念在诠释学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界定，因此在引入到阅读理论中来时，需作出谨慎的抉择。其次，必须将阅读与阅读教学区分开来，阅读是读者与作者、作品的对话，而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最后，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诠释学的理论视野下的“文本多元解读”可能及限度。“阅读是读者与作者、作品的对话”，是指在文本阅读过程中，既尊重文本的存在，作者的存在，也必须看到读者的差异，这种差异广泛地表现在读者的经历、知识修养、个性特征、性别、情绪变化、文化背景、种族和年龄特征等方面，由此产生的读者与文本、作者的相互作用和对话，必然地产生认识层次的差别、角度的差别、兴奋点的差别……但是，凡此种种差别的解读，必须要遵循以下两点：第一，解读必须由文本而发。完全脱离文本，无视文本的任意发挥，已超越了“多元”所允许的限度。第二，解读必须符合情与理的要求，即既要符合人之常情的要求，也要符合逻辑的要求。臆说肯定不在“多元”的诠释之列。
（三）接受美学是其直接的理论来源
接受美学又称为接受理论，是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联邦德国出现的文艺美学思潮。接受美学的兴起，对从作品内部研究的美学思潮提出了挑战，对文本中心论进行了反驳，确立了以读者为中心的美学理论。代表人物姚斯认为，在“作家——作品——读者”所形成的总体关系中，读者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因素。相反，读者才是文学活动的主体。读者本身便是一种历史的能动创造力量。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作品才能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③可见，读者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文本解读的中心环节。由于读者的经历、知识修养、个性特征、性别、情绪变化、文化背景、种族和年龄特征等方面的差异，阅读同一文学作品产生不同的解读不仅可能，而且变得十分自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文课程标准提出“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是发现和建构意义的过程“，强调“应鼓励学生批判质疑”。新课程下的语文阅读教学要“逐步培养学生探索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提倡多角度的、有创意的阅读，利用阅读期待、阅读反思和批判的环节”，以保护学生的阅读积极性、创造性，保护学生的个性，尊重学生的个性，尊重学生作为读者的应有的尊严。可以看出，在接受美学视野下的文本多元解读完全消除了“确定性”的多元。但姚斯同时认为，接受主体充分调动自己的创造性对文本进行再创造之外，它必须接受文本的制约性。这种制约性集中表现在审美客体中艺术形象或艺术意境的形式结构对主体的定向引导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元并不是意味着解读边际的消失，多元只是对简单的“确定性”的超越，但超越之后仍有它的疆界。
二、“文本多元解读”的实践解读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很容易由原来的本质主义滑入到莫衷一是、进退两难的相对主义。结合理论和实践，我们认为，教师应明确教学情境中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和教学目标。从教学目标来说，我们教师的一切言行活动应围绕“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进行，提倡文本的多元解读也是围绕这一总目标的，不是为了多元而多元，也不是为了热闹而多元，更不是为了张扬学生压抑教师而多元，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一个，就是“语文素养”。从教学对象来说，学生的个体生命是独特的，富有生成性，但我们必须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因为学生同时还是不断成长着、具有多种可能性的生命个体，他们的阅读行为是个性化的行为，然而教师的职能与价值是不容低估和忽视的。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说明文等应用文本的解读，“多元解读”虽不能说不存在，但多数情况下，是对与错的解读、深与浅的解读、偏与全的解读，此时教师的“解惑”功能就有了发挥的必要，师生围绕文本的“教学对话”就发生了。从教学内容来说，我们不妨把教学内容定性地划为真善美三个范畴，进一步把“真”界定为追求真理，“善”界定为道德上的诉求，“美”界定为情感上的审美体验。应该说，涉及到真理性问题时，是不容多元解读的，否则是教师的失职；涉及到道德上的问题时，道德的判断是明确的，是卑鄙还是伟大，是平庸还是崇高，作为教师应站得稳、立得定，明辨是非；我们必须感染学生、激励学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有道是“一入识田，永为道种”，而不能为了尊重学生而尊重学生，而应尊重文本，崇尚道德，充分发挥教师的“传道”功能。涉及到审美问题时，阅读是一个审美的过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审美体验是正常的，也是自然的，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本无高下的区别，是可以“百花齐放”、“畅所欲言”的，但是审美是有品位的，源于文本的审美体验，是崇高就不是卑鄙，是庸俗就不是高尚，注意提升学生的审美品位，真正发挥教师在阅读教学中的引领作用。
总之，在阅读实践中，我们倡导“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同时，千万别忘了“多元解读”的终极目标是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坚定学生追求真善美的信念。
注释：
①张华：《课程与教学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74-476页。
②洪汉鼎：《诠释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③胡经之、王岳川：《文艺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
[作者通联：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