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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于青海省的黄河依次经过甘肃、宁夏、内蒙古，一路东行，在进入黄土高原的晋陕蒙三省交界处后，掉头南下，把晋西北、陕北、内蒙古南部这三块山水相连的地方，分隔成三个省区。然而，文化的亲缘却使这里显出高度的同一性。在历史上，这一地区在各个方面的联系非常紧密，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区域经济迅速隆起，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晋陕蒙“金三角”黄河文化圈。其范围主要包括山西省的吕梁市、忻州市、朔州市；陕西省的榆林市、延安市；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市及和林格尔等地方。
地缘是晋陕蒙文化圈形成的天然因素
形成这一文化圈的根本原因是地理环境决定的。这一文化圈的大致范围：东至吕梁山，西至陕北西界，北至大青山，南至延安黄龙山、吕梁石楼山一线，而中心地带则是黄河两岸。由于东有吕梁山阻挡，西北有毛乌素沙漠阻断，南有黄龙山、石楼山横隔，北有沙漠与河套隔绝，因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
在这里，滚滚黄河不仅没有阻隔两岸人民的往来，相反，他们发明创造的各种各样的渡河工具，如木筏、木船、桥梁等使两岸交流不断。两岸人民在黄河上打鱼、引水、捞河柴、捞河炭、引河灌田、打石造屋，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生活形态。 在血缘上，黄河两岸人民从古至今互相通婚，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生活上的互通有无，使黄河两岸形成了一批有名的市场集镇。从战国开始一直到清代形成的陕宁蒙晋黄河粮油商道，带动黄河两岸形成一大批商贸集镇。晚清时期山西黄河沿线从南到北有石楼县、临县、兴县的永和关、三交镇、军渡、孟门、碛口镇、丛罗峪、罗峪口、黑峪口及忻卅I的河曲等。陕北黄河沿线从北至南有府谷、延水关等农贸市场大集镇。黄河由此成为黄金水道。绥德、吴堡、柳林、碛口、吴城、汾阳也因此成为重要商埠。
从古及今不断的战争使这里留下来一大批战争遗存，从而形成了特殊的战争文化景观。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成立的晋绥陕甘宁边区联防部队，实行跨区域统一指挥作战，边区军民奋勇杀敌，吕梁山成为延安坚固的屏障。
历史原因促使“晋陕蒙”文化圈进一步形成
考古发现，从新石器时代到殷商时期，这里已经具有了鲜明的草原文化特征。在晋陕蒙黄河两岸都发现了兽首与铃首及匕、刀、剑、勺等器物，反映了这一区域的先民共同创造了草原青铜文明。 在春秋战国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又在这一区域相融相交。这一时期陕北、内蒙古南部至晋西北都是林胡、娄烦等游牧民族所居。晋文公开西河、攘夷狄，率先占领了陕北上郡之地。三家分晋之后，魏国设上郡并任李悝为上地守，任吴起为西河守，对这一区域进行了治理。到赵武灵王时，征林胡、娄烦，迫使林胡王献马西河，并率先在北方设了边郡。山西吕梁的三川河流域地处赵魏秦三边，农业得到开发、边贸繁荣、市场兴旺，特别是蔺、离石成为赵国北疆造币中心。 从汉代开始，这里为同一行政区域，对文化的互相影响渗透产生了巨大作用。西汉时在全国设36郡，其中并州西河郡(治今内蒙古东胜)设36县。其范围大致与本文所述晋陕蒙黄河文化圈相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晋陕蒙地区尽为北方内迁的南匈奴居住地。从公元47年(东汉建武二十三年)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起到公元140年西河郡南迁离石，位于蒙古草原南部的南匈奴大量内迁。南单于庭设在离石左国城(今方山县南村)。到公元304年刘渊在离石起兵建匈奴汉国时，陇东、陕北、晋西北的胡人立即归附。到后来匈奴铁弗部首领赫连勃勃在陕北统万城建大夏国时，仍向河东发展，曾在今吕梁的石楼县、交口县一带设吐京护军达8年之久。从南北朝晚期直到初唐，离石稽胡人刘萨诃厌战传教的主要地域即是胡人聚居的8个州，其范围也在晋陕蒙黄河文化圈内。这一次民族大融合成为晋陕蒙文化圈形成的重要基础。
到了宋夏辽金元之际，这里为边防重地，晋西、陕北为同一军事区域。山西的石州定胡县(今柳林县孟门镇)一直跨河而治，统辖着陕北的吴堡、佳县一带。后来宋与西夏对峙加剧，朝廷又升佳芦寨(今陕西佳县)为晋宁军，由河东路经略，并又翻过来管辖石州的临县、定胡县等地。实际上当时陕北、吕梁已成为一个行政区域。
明清时期，移民及晋商的崛起进一步促进了晋陕蒙文化圈的形成。明初，政府实行的“移民就宽乡”政策，推动这一区域居民进一步融合。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吕梁地名普查情况看，吕梁市山区9县中有260多村居民祖先从洪洞移民到陕北后，因天旱地瘠，难以生存，又自动移民到黄河以东的吕梁山区。因此。他们说“祖先从山西大槐树下移来”。到后来，明朝政府实行“军屯、民屯、商屯”的大垦荒政策，晋陕蒙一带连片荒田被垦种，自永宁(离石)至延绥(绥德)无尺寸不耕。垦荒浪潮一方面形成了一时的民富粮多、安居乐业，但却造成了这一区域赤地千里、童山秃岭的相同地貌景观。清朝在归化城土默特大规模圈地垦田，建设“大粮地”。粮食满足当地军民所需并有剩余，于是出现了两条重要的粮油商道：一条是内蒙古顺黄河而下到山西临县碛口的水上商道，路线是，内蒙古的磴口一包头一托克托一河曲一碛口；另一条是陆路商道，路线是，碛口一离石一吴城一汾阳一太原，全长1000多公里。晋陕宁蒙黄金商道兴盛200余年，带动繁荣了黄河两岸几十个贸易集镇。
晋陕蒙文化圈的文化特征
共同的语言文化。从语言的角度讲，这一区域人们的发音方法、音调色彩、语意的内容、语音的风格，甚至动作语、姿势语是基本相同的。如谚语、俗语、谜语、绕口令、咒语、誓言、祝词、打招呼用语都是大同小异，因而互相之间语言交流没有障碍。同时在这一区域的方言中，保留了许多古言古语，像语言活化石一样可以揭开古代文献及古人创造语言的许多谜底。 共同的民情风俗。在风俗民俗方面，其民间信仰行为大都是多神崇拜者，“进庙就烧香，见神就叩头”，都相信万物有灵，都崇拜天地、山川、日月。在生活习俗方面，人们所从事的行业、居住的形式、创造的工艺品、所使用的历法完全相同。节庆方式、红白喜事、娱乐形式、游艺活动，包括过去在农闲连阴雨天，乡间盲艺人说“三弦”书，集会喜庆请戏班唱晋剧，春节闹秧歌，春风打秋千等都是相同的。在有形的物质民俗方面，这一区域绝大多数以砖石土结构窑洞为主，而牛马驴圈又多为马架房。民间艺术包括剪纸、刺绣、年画、玩具、面塑、纸扎等。
共同的民间艺术。其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也是大同小异，特别是民歌民谣、民间音乐基本相似。如抗战时，由于延安聚集了一批文艺人才，从而把这一带的民歌创新编演成轰动至今的“陕北民歌”。其实这些民歌也是晋西北、内蒙古南部的民歌。如《信天游》《捣蒜苔》《大红果子剥皮皮》《天上的乌白》《骑白马》《推炒面》等就是如此。在民间音乐如闹秧歌，从活动的形式、内容，鼓乐的节奏、曲调等基本是一致的。特别是明清时期晋商的活动，把晋剧(中路梆子)推广到这一范围，成为晋陕蒙人民共同喜欢的剧种。
晋陕蒙黄河文化圈的前景
晋陕蒙黄河圈山水相连，目前各区域都奠定了较雄厚的经济基础。未来发展的愿望迫切要求三地人民应当站在共同发展的高度，站在提高区域文化经济竞争力的高度，加强合作、互通有无、推动发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晋陕蒙黄河金三角文化圈”。
打造具有晋陕峡谷、黄土高原特色的文化大产业。如依托共同的黄土地、黄河峡谷景观，组织具有全国带动力、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大赛。如“黄土风情民歌大赛”“黄河漂流龙舟竞渡比赛”等。
打造晋陕蒙黄河峡谷大旅游文化圈。应当有更大的眼光与雄心，打造具有国际性的黄河峡谷“旅游金三角”。要把旅游、娱乐、商贸、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丰富多彩、特色鲜明、气魄雄伟、影响深远、魅力无穷的国际黄金旅游区域。
地缘是晋陕蒙文化圈形成的天然因素
形成这一文化圈的根本原因是地理环境决定的。这一文化圈的大致范围：东至吕梁山，西至陕北西界，北至大青山，南至延安黄龙山、吕梁石楼山一线，而中心地带则是黄河两岸。由于东有吕梁山阻挡，西北有毛乌素沙漠阻断，南有黄龙山、石楼山横隔，北有沙漠与河套隔绝，因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
在这里，滚滚黄河不仅没有阻隔两岸人民的往来，相反，他们发明创造的各种各样的渡河工具，如木筏、木船、桥梁等使两岸交流不断。两岸人民在黄河上打鱼、引水、捞河柴、捞河炭、引河灌田、打石造屋，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生活形态。 在血缘上，黄河两岸人民从古至今互相通婚，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生活上的互通有无，使黄河两岸形成了一批有名的市场集镇。从战国开始一直到清代形成的陕宁蒙晋黄河粮油商道，带动黄河两岸形成一大批商贸集镇。晚清时期山西黄河沿线从南到北有石楼县、临县、兴县的永和关、三交镇、军渡、孟门、碛口镇、丛罗峪、罗峪口、黑峪口及忻卅I的河曲等。陕北黄河沿线从北至南有府谷、延水关等农贸市场大集镇。黄河由此成为黄金水道。绥德、吴堡、柳林、碛口、吴城、汾阳也因此成为重要商埠。
从古及今不断的战争使这里留下来一大批战争遗存，从而形成了特殊的战争文化景观。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成立的晋绥陕甘宁边区联防部队，实行跨区域统一指挥作战，边区军民奋勇杀敌，吕梁山成为延安坚固的屏障。
历史原因促使“晋陕蒙”文化圈进一步形成
考古发现，从新石器时代到殷商时期，这里已经具有了鲜明的草原文化特征。在晋陕蒙黄河两岸都发现了兽首与铃首及匕、刀、剑、勺等器物，反映了这一区域的先民共同创造了草原青铜文明。 在春秋战国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又在这一区域相融相交。这一时期陕北、内蒙古南部至晋西北都是林胡、娄烦等游牧民族所居。晋文公开西河、攘夷狄，率先占领了陕北上郡之地。三家分晋之后，魏国设上郡并任李悝为上地守，任吴起为西河守，对这一区域进行了治理。到赵武灵王时，征林胡、娄烦，迫使林胡王献马西河，并率先在北方设了边郡。山西吕梁的三川河流域地处赵魏秦三边，农业得到开发、边贸繁荣、市场兴旺，特别是蔺、离石成为赵国北疆造币中心。 从汉代开始，这里为同一行政区域，对文化的互相影响渗透产生了巨大作用。西汉时在全国设36郡，其中并州西河郡(治今内蒙古东胜)设36县。其范围大致与本文所述晋陕蒙黄河文化圈相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晋陕蒙地区尽为北方内迁的南匈奴居住地。从公元47年(东汉建武二十三年)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起到公元140年西河郡南迁离石，位于蒙古草原南部的南匈奴大量内迁。南单于庭设在离石左国城(今方山县南村)。到公元304年刘渊在离石起兵建匈奴汉国时，陇东、陕北、晋西北的胡人立即归附。到后来匈奴铁弗部首领赫连勃勃在陕北统万城建大夏国时，仍向河东发展，曾在今吕梁的石楼县、交口县一带设吐京护军达8年之久。从南北朝晚期直到初唐，离石稽胡人刘萨诃厌战传教的主要地域即是胡人聚居的8个州，其范围也在晋陕蒙黄河文化圈内。这一次民族大融合成为晋陕蒙文化圈形成的重要基础。
到了宋夏辽金元之际，这里为边防重地，晋西、陕北为同一军事区域。山西的石州定胡县(今柳林县孟门镇)一直跨河而治，统辖着陕北的吴堡、佳县一带。后来宋与西夏对峙加剧，朝廷又升佳芦寨(今陕西佳县)为晋宁军，由河东路经略，并又翻过来管辖石州的临县、定胡县等地。实际上当时陕北、吕梁已成为一个行政区域。
明清时期，移民及晋商的崛起进一步促进了晋陕蒙文化圈的形成。明初，政府实行的“移民就宽乡”政策，推动这一区域居民进一步融合。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吕梁地名普查情况看，吕梁市山区9县中有260多村居民祖先从洪洞移民到陕北后，因天旱地瘠，难以生存，又自动移民到黄河以东的吕梁山区。因此。他们说“祖先从山西大槐树下移来”。到后来，明朝政府实行“军屯、民屯、商屯”的大垦荒政策，晋陕蒙一带连片荒田被垦种，自永宁(离石)至延绥(绥德)无尺寸不耕。垦荒浪潮一方面形成了一时的民富粮多、安居乐业，但却造成了这一区域赤地千里、童山秃岭的相同地貌景观。清朝在归化城土默特大规模圈地垦田，建设“大粮地”。粮食满足当地军民所需并有剩余，于是出现了两条重要的粮油商道：一条是内蒙古顺黄河而下到山西临县碛口的水上商道，路线是，内蒙古的磴口一包头一托克托一河曲一碛口；另一条是陆路商道，路线是，碛口一离石一吴城一汾阳一太原，全长1000多公里。晋陕宁蒙黄金商道兴盛200余年，带动繁荣了黄河两岸几十个贸易集镇。
晋陕蒙文化圈的文化特征
共同的语言文化。从语言的角度讲，这一区域人们的发音方法、音调色彩、语意的内容、语音的风格，甚至动作语、姿势语是基本相同的。如谚语、俗语、谜语、绕口令、咒语、誓言、祝词、打招呼用语都是大同小异，因而互相之间语言交流没有障碍。同时在这一区域的方言中，保留了许多古言古语，像语言活化石一样可以揭开古代文献及古人创造语言的许多谜底。 共同的民情风俗。在风俗民俗方面，其民间信仰行为大都是多神崇拜者，“进庙就烧香，见神就叩头”，都相信万物有灵，都崇拜天地、山川、日月。在生活习俗方面，人们所从事的行业、居住的形式、创造的工艺品、所使用的历法完全相同。节庆方式、红白喜事、娱乐形式、游艺活动，包括过去在农闲连阴雨天，乡间盲艺人说“三弦”书，集会喜庆请戏班唱晋剧，春节闹秧歌，春风打秋千等都是相同的。在有形的物质民俗方面，这一区域绝大多数以砖石土结构窑洞为主，而牛马驴圈又多为马架房。民间艺术包括剪纸、刺绣、年画、玩具、面塑、纸扎等。
共同的民间艺术。其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也是大同小异，特别是民歌民谣、民间音乐基本相似。如抗战时，由于延安聚集了一批文艺人才，从而把这一带的民歌创新编演成轰动至今的“陕北民歌”。其实这些民歌也是晋西北、内蒙古南部的民歌。如《信天游》《捣蒜苔》《大红果子剥皮皮》《天上的乌白》《骑白马》《推炒面》等就是如此。在民间音乐如闹秧歌，从活动的形式、内容，鼓乐的节奏、曲调等基本是一致的。特别是明清时期晋商的活动，把晋剧(中路梆子)推广到这一范围，成为晋陕蒙人民共同喜欢的剧种。
晋陕蒙黄河文化圈的前景
晋陕蒙黄河圈山水相连，目前各区域都奠定了较雄厚的经济基础。未来发展的愿望迫切要求三地人民应当站在共同发展的高度，站在提高区域文化经济竞争力的高度，加强合作、互通有无、推动发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晋陕蒙黄河金三角文化圈”。
打造具有晋陕峡谷、黄土高原特色的文化大产业。如依托共同的黄土地、黄河峡谷景观，组织具有全国带动力、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大赛。如“黄土风情民歌大赛”“黄河漂流龙舟竞渡比赛”等。
打造晋陕蒙黄河峡谷大旅游文化圈。应当有更大的眼光与雄心，打造具有国际性的黄河峡谷“旅游金三角”。要把旅游、娱乐、商贸、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丰富多彩、特色鲜明、气魄雄伟、影响深远、魅力无穷的国际黄金旅游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