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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人生比作长河的话，我和仲勋相伴58年（1944年4月—2002年5月），可算是度过大半辈子了。尽管我在仲勋同志身边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在那些可数的时日里，值得回忆的往事依然很多很多……
党的利益第一位
1943年4月，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陕西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当时，我是带队人之一。我经西北局到绥德地委转党的关系时，在绥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观”大院里，崭新的红绿标语贴满了墙上，上面写着“学习习仲勋同志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领导工作”。由此而知，仲勋同志就是刚刚到任不久的绥德地委书记。
和仲勋的相遇是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时，突然看到迎面而来的仲勋同志，突然见到首长，还在蹦蹦跳跳的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了我，亲切地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只是匆匆而过，那一瞬间却给我留下了一个难忘的印象。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特务如麻草木皆兵，逼供信、假坦白的云雾也笼罩在绥师的上空。为了加强绥师党的领导，把绥师运动当作地委的重点来抓，在这前后，仲勋把我和姚学融、白树吉等学生代表叫到地委亲自谈话。
在仲勋工作的窑洞里，我们第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给他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题词是用毛笔写在漂白布上的。仲勋用深入浅出的话语提醒我们，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并循循善诱地对我们说：“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几位也会被怀疑”，他让我们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做学生思想工作，帮助地委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这次谈话，仲勋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独特的语言魅力，给我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
这个阶段，我作为党员学生参加了绥师总支委，开大会经常作为学生代表担任主席团成员。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见面的机会就增多了。即便是见不到面时，仲勋也经常给我做书面指示，使我能够及时了解到整个运动的部署情况。仲勋对我的信任，无疑是对我学习和工作的一种鞭策和鼓励。虽然不是个别接触，但在共同的战斗中我亲眼看到了他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目睹了他政治家的风度。甚至地委召开的扩大积极分子会议，党组织也让我参加，使我深切体会到他敢于冒风险、实事求是、敢于纠偏，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工作精神。
“一件大事来到了！”
这年冬天，就在仲勋同志去延安开会之前，他正式向我提起了婚姻大事，并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们一定要解决好”，并请李华生、宋养初和我谈话，希望我从政治上考虑，帮助我打消心中的顾虑。仲勋同志还告诉我，抗大总校教育长何长工同志曾写信向他介绍我，说他认识我的姐姐，而且见过我的父亲，说我是到延安后才长大的。仲勋同志曾让我写一个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用我姐姐齐云的话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相当的简单。
有趣的是，当仲勋看到我的自传中写到我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两次都被父亲抓了回去时，他笑了起来，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在当时，我却对仲勋同志的历史很不了解，他只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是陕甘苏区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同志在绥德结婚了。
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我们的婚礼。这天上午各方人士来了许多，都向我们表示庆贺。其中有我们的证婚人，时任抗大总校教育长，曾是抗大一分校校长的何长工（也是我们的介绍人），以及李井泉(抗大总校负责人之一)、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等，婚礼上我和仲勋及几位领导同桌吃了一餐饭。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礼了。
婚后，仲勋同志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因为我知道他的担子很重，在艰难的岁月里，不应该要求他过多地关照我。同时，我也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不久，这一年的夏天，我在绥师刚毕业，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第二年（1945年），仲勋在“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又调任中组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而我仍在农村基层工作，直到解放后，我才回到西北局机关政研室农村组担任研究员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岁月中，虽说我和仲勋同志相距几百里之远（那时，仲勋同志在延安担任西北局书记），在我心里始终记得他讲的那句话，“我们休戚相关”。他经常鼓励我安心地在基层工作，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农村是个大学校，有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这个阶段，我和仲勋同志虽然多在两地，但我们的思想感情却日益深厚，我对仲勋同志的严格要求不仅毫无怨言，反而从心底里感激他对我的教导和培养。
“子屎不臭”
1949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仲勋同志的秘书黄植同志立即电告正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仲勋同志，庆贺我们得了一位千金。她就是由我母亲亲自取名为“桥桥”(她出生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医院，原鲁迅艺术学院驻地)的女儿。二中全会结束以后，仲勋跟随毛主席进入北平，并参加了入城式。这一次，他还幸运地见到了我的父亲(原傅作义部队起义人员)以及我的姐姐齐云(她从东北调北平参加筹备全国第一次妇代会)。这一次回延安，仲勋同志为我带来了姐姐齐云的信，那一天，我高兴得什么似的。
我清楚地记得，当仲勋同志见到我们的孩子时，高兴地把女儿抱在怀里，端详了好久好久，望着女儿稚气的小脸儿，我看到仲勋的脸上流露出了慈父的笑容。
仲勋同志非常爱女儿，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满月的桥桥抱在怀里，记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尿了他一身，见此，我尴尬得不知所措，仲勋却笑着说：“子屎不臭，子屎不臭”。
当桥桥稍大一点时，仲勋如有机会就带着她外出活动了。尽管仲勋同志非常疼爱孩子，但他对孩子从不娇惯，记得我在参加长安县“三反五反”试点时，仲勋曾在一个星期天带桥桥(两岁左右)到长安县检查工作，顺便让孩子看看我，因为女儿总要找妈妈。傍晚，当他们就要回西安时，桥桥抱着我大哭不止，一定要我也一同回去。看到女儿满是眼泪的小脸儿，我动心了。想想晚上没有什么活动，第二天一大早我可以坐大车赶回县委所在地（韦曲），不至延误工作。但仲勋考虑影响没有同意我一同回去，硬是抱着哭喊着妈妈的桥桥离开了我。 仲勋同志一贯支持我的工作和学习，从不要求我牺牲个人来专职照顾家庭。来京后，我又生下两个男孩儿，一个取名为近平、一个取名为远平，他们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家，由仲勋照顾的。当有人称赞仲勋是一个好爸爸时，仲勋便风趣而又豪迈地说：“我不仅是个好爸爸，而且是个好丈夫。”也许是与解放前我一直在农村做基层工作，解放后又先后在农村、马列学院学习，在中央党校工作离家又远，和家人在一起活动时候特少有关系，以至于有人误以为仲勋同志对我不关心，不像其他人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妻子。但是，作为妻子的我，心里十分理解丈夫的良苦用心，他这是鼓励我自强自重，希望我能成为对党的事业有用的人。所以，无论别人怎么想，我心里是有数的，我觉得一个丈夫能做到如此，是需要有博大胸怀的。
我在马列学院学习后被留在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较远，所以和家人总是离多聚少，尤其是在孩子们放寒暑假时，我更是管不了他们。尽管每个星期天晚间去上班时，我都是伴着孩子们依依惜别的“妈妈再见!妈妈再见!”声离开家的，但我却从没考虑过是否和孩子们多呆上一会儿，甚至是否调换一下工作，离家近一些。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服从组织安排，不能耽误工作，甚至孩子患了重病，我也没有请过假，而对于时任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仲勋同志来说，由于家里没有请保姆，他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管孩子们一些，有时还要给四个孩子洗澡、洗衣服。对此，他视之为天伦之乐，尤其是当孩子们与他摔打着玩时，总是仲勋同志最为开心的时候。也许是仲勋很爱孩子的缘故，所以他特别重视从严教子。我们的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者是花红布鞋，记得近平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仲勋却对他说：“染染穿一样”。就是在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我们的家风。
迫害与株连
1962年秋，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仲勋搞突然袭击，诬陷仲勋勾结《刘志丹》小说作者李建彤，授意炮制《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在全会上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其实毛主席当时只不过是在大会上念了一下条子，康生竟然就以此来作为毛主席语录一时间被广为流传。
那时，对于缺乏斗争经验的我，听到这一消息后，有如晴天霹雳一般，人顿时就吓懵了，欲哭又不敢哭。仲勋同志看到我难以承受的样子，立即要我安静下来，正确对待。尽管他对这突如其来的不白之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我深深地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要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把他视为“反党”，接受八届十中全会对他的批判。另一方面，我对仲勋同志怀有深厚的感情。为此，我主动要求参加“四清”去了。
在仲勋同志受审查和受迫害的16年间，我和孩子们也都受到了株连。“文革”中我因没有和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在受审查，被列入康生的500人黑名单。仅在“五七干校”劳动就有7年之久。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团当兵或插队，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远平在普及高中时，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当上了车工学徒。这段时间对我和孩子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全家人都挺过来了。
看到了一线希望
1972年冬，姐姐给我写来一封信，信中说我们的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希望能见上一面，请求干校批准我回京探亲。我得到了准许。同时，我的孩子们也因此有了机会从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团聚了。我和孩子们商量，决定给总理写信，要求见一见仲勋。我们在信中提出了几点请求：(1)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仲勋了，请求总理帮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2)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要求解决住房问题；(3)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周总理很快对我们的要求作了批复，不仅安排我们一家人相见，还解冻了一部分存款，并指示有关单位为我们一家解决住处。当我们获悉总理的批复后，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有如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我们终于见到了关押中的仲勋同志，我早有思想准备，心里一次次地嘱咐自己“一定要坚强”，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仲勋同志见到我和孩子们时他竟然流了泪，他连连地说：“这是高兴的”。由于多年的分离，他分不清桥桥和安安，更认不得已经长成小伙子的儿子们。在临回干校前，我又要求会见了仲勋一次，并借此机会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更换了一下。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勋同志，和孩子们也有团聚的机会了。1975年春，仲勋被解除了监护。
在得知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仲勋同志恢复工作的心情十分急切。党的“十一大”召开之后，仲勋便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与此同时，我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我们多次找过王震同志，他非常关心仲勋的“问题”，结果，还是王老第一个出面为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随后我们也找到了胡耀邦同志和叶帅。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发［1979］53号文件。文件中说，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地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史的习作。习仲勋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反政府活动。“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
“把守南大门”
我第一次见到耀邦同志时，他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几方面称赞了仲勋同志，而叶帅则是坚决支持仲勋出来工作。仲勋于1978年2月22日作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出席了五届全国政协会议（恢复了党籍），同年4月初便被恢复了工作。在小平同志和仲勋谈话之后，中央决定派仲勋同志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耀邦同志原话）。
仲勋受命去广东工作十分仓促，中央领导同志决定让我们的女儿桥桥陪同爸爸前往广东。当时广东所面临的形势是很严峻的。“以粮为纲，一网打尽”的极左路线使农业的优势难以发挥，素有“水果之乡”美誉的广东，缺少水果，副食品欠缺；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老百姓连“三鸟”(鸡鸭鹅)都不敢多养；菜篮子里多是单一的“无缝钢管”(空心菜)。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尚且如此，工业状况就可想而知了。由于长期受“左”的路线的干扰，原本是广东省一大优势的“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等，已变为劣势，海外关系变成了“黑关系”，这样一来，受损的就不仅仅是经济了，因此，在沿海一带，外逃风一浪高过一浪。同年4月6日，仲勋去广东，他一下飞机便赶赴中共广东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会会场，出席会议。 这一年的盛夏，作为省委领导人的仲勋竟顶着酷暑一连跑了23个县。我心里明白，仲勋是在拼命，但是，作为他的妻子，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夺回来，多为党和人民做些实事。为了不负中央的重托，让广东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优势，仲勋和广东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在大刀阔斧地抓紧落实政策工作，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积极推行改革开放。在农业上，丛化试办了责任田，工业上肯定了清远县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了让广东能够大干快上，他向中央为广东省要来了“先走一步”的政策。1979年7月19日，中发［50］号文件出台了，中央批准了出口特区在珠海、深圳试办，由此为广东经济特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勤政殿里勤执政
1980年11月底，仲勋调回北京后出任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特别是在协助耀邦同志工作期间，白天，勤政殿的工作结束后，回家要继续接待来自各地要求落实政策的同志。由于长年养成的“当天事当天做完”的习惯，所以，仲勋仍然是工作到深夜。然而即便如此，他还要关心时在中纪委工作的我，怕我熬夜。
我与仲勋同志值得回顾的事情很多很多，令我始终不能忘怀的还有仲勋同志在统战方面所做的工作。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曾撰文称张治中与习仲勋是“党与非党交往的典范”。其实，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横山起义”，这就是仲勋在西北局任书记时，在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西北局执行统战方针的成果。解放前后，仲勋与张治中、邓宝珊、傅作义间的个人情谊都十分深厚，甚至到第二代人关系也都很好。不仅如此，文艺界的人士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也都是仲勋同志的好友，当他们的家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仲勋同志如果不能出面，就让我去帮忙。比如荀慧生的夫人生病，仲勋同志就是让我代表他去探望的。在众多的友人当中，仲勋同志与班禅大师的情谊也非同一般。仲勋到广东不久，班禅去广东休息，一见仲勋便说：“我是奔着您来的啊!”
时间飞逝，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保留着1997年4月28日那天仲勋同志曾打给我的那个电话：在南方休息的仲勋给我打来了长途电话，庆贺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他在电话里问：“我们结婚多少年啦？”我回答：“55年啦!”他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感到他的祝词分量很重，激动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啊!”他听后着急了，说：“怎么这么说呢？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的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这次通话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明白事理……”通话之后，仲勋同志对伴在身边的女儿桥桥说：“你妈妈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我按照仲勋同志的嘱咐，记下了这次通话的内容，并把它抄录给了每一个儿女留作纪念。
在我和仲勋同志相伴的日子里，我一直把他对我说的“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当作人生的座右铭。年轻的时候，我对他的这三句话不能完全理解，有时甚至感到太抽象。可到了现在，回想起仲勋同志的话来，才深深地领悟到了这些话的含意。我觉得能够和我崇敬的师长、丈夫和挚友——习仲勋同志生活在一起，过一辈子，是无比幸福的。
党的利益第一位
1943年4月，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陕西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当时，我是带队人之一。我经西北局到绥德地委转党的关系时，在绥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观”大院里，崭新的红绿标语贴满了墙上，上面写着“学习习仲勋同志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领导工作”。由此而知，仲勋同志就是刚刚到任不久的绥德地委书记。
和仲勋的相遇是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时，突然看到迎面而来的仲勋同志，突然见到首长，还在蹦蹦跳跳的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了我，亲切地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只是匆匆而过，那一瞬间却给我留下了一个难忘的印象。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特务如麻草木皆兵，逼供信、假坦白的云雾也笼罩在绥师的上空。为了加强绥师党的领导，把绥师运动当作地委的重点来抓，在这前后，仲勋把我和姚学融、白树吉等学生代表叫到地委亲自谈话。
在仲勋工作的窑洞里，我们第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给他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题词是用毛笔写在漂白布上的。仲勋用深入浅出的话语提醒我们，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并循循善诱地对我们说：“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几位也会被怀疑”，他让我们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做学生思想工作，帮助地委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这次谈话，仲勋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独特的语言魅力，给我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
这个阶段，我作为党员学生参加了绥师总支委，开大会经常作为学生代表担任主席团成员。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见面的机会就增多了。即便是见不到面时，仲勋也经常给我做书面指示，使我能够及时了解到整个运动的部署情况。仲勋对我的信任，无疑是对我学习和工作的一种鞭策和鼓励。虽然不是个别接触，但在共同的战斗中我亲眼看到了他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目睹了他政治家的风度。甚至地委召开的扩大积极分子会议，党组织也让我参加，使我深切体会到他敢于冒风险、实事求是、敢于纠偏，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工作精神。
“一件大事来到了！”
这年冬天，就在仲勋同志去延安开会之前，他正式向我提起了婚姻大事，并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们一定要解决好”，并请李华生、宋养初和我谈话，希望我从政治上考虑，帮助我打消心中的顾虑。仲勋同志还告诉我，抗大总校教育长何长工同志曾写信向他介绍我，说他认识我的姐姐，而且见过我的父亲，说我是到延安后才长大的。仲勋同志曾让我写一个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用我姐姐齐云的话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相当的简单。
有趣的是，当仲勋看到我的自传中写到我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两次都被父亲抓了回去时，他笑了起来，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在当时，我却对仲勋同志的历史很不了解，他只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是陕甘苏区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同志在绥德结婚了。
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我们的婚礼。这天上午各方人士来了许多，都向我们表示庆贺。其中有我们的证婚人，时任抗大总校教育长，曾是抗大一分校校长的何长工（也是我们的介绍人），以及李井泉(抗大总校负责人之一)、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等，婚礼上我和仲勋及几位领导同桌吃了一餐饭。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礼了。
婚后，仲勋同志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因为我知道他的担子很重，在艰难的岁月里，不应该要求他过多地关照我。同时，我也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不久，这一年的夏天，我在绥师刚毕业，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第二年（1945年），仲勋在“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又调任中组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而我仍在农村基层工作，直到解放后，我才回到西北局机关政研室农村组担任研究员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岁月中，虽说我和仲勋同志相距几百里之远（那时，仲勋同志在延安担任西北局书记），在我心里始终记得他讲的那句话，“我们休戚相关”。他经常鼓励我安心地在基层工作，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农村是个大学校，有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这个阶段，我和仲勋同志虽然多在两地，但我们的思想感情却日益深厚，我对仲勋同志的严格要求不仅毫无怨言，反而从心底里感激他对我的教导和培养。
“子屎不臭”
1949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仲勋同志的秘书黄植同志立即电告正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仲勋同志，庆贺我们得了一位千金。她就是由我母亲亲自取名为“桥桥”(她出生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医院，原鲁迅艺术学院驻地)的女儿。二中全会结束以后，仲勋跟随毛主席进入北平，并参加了入城式。这一次，他还幸运地见到了我的父亲(原傅作义部队起义人员)以及我的姐姐齐云(她从东北调北平参加筹备全国第一次妇代会)。这一次回延安，仲勋同志为我带来了姐姐齐云的信，那一天，我高兴得什么似的。
我清楚地记得，当仲勋同志见到我们的孩子时，高兴地把女儿抱在怀里，端详了好久好久，望着女儿稚气的小脸儿，我看到仲勋的脸上流露出了慈父的笑容。
仲勋同志非常爱女儿，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满月的桥桥抱在怀里，记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尿了他一身，见此，我尴尬得不知所措，仲勋却笑着说：“子屎不臭，子屎不臭”。
当桥桥稍大一点时，仲勋如有机会就带着她外出活动了。尽管仲勋同志非常疼爱孩子，但他对孩子从不娇惯，记得我在参加长安县“三反五反”试点时，仲勋曾在一个星期天带桥桥(两岁左右)到长安县检查工作，顺便让孩子看看我，因为女儿总要找妈妈。傍晚，当他们就要回西安时，桥桥抱着我大哭不止，一定要我也一同回去。看到女儿满是眼泪的小脸儿，我动心了。想想晚上没有什么活动，第二天一大早我可以坐大车赶回县委所在地（韦曲），不至延误工作。但仲勋考虑影响没有同意我一同回去，硬是抱着哭喊着妈妈的桥桥离开了我。 仲勋同志一贯支持我的工作和学习，从不要求我牺牲个人来专职照顾家庭。来京后，我又生下两个男孩儿，一个取名为近平、一个取名为远平，他们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家，由仲勋照顾的。当有人称赞仲勋是一个好爸爸时，仲勋便风趣而又豪迈地说：“我不仅是个好爸爸，而且是个好丈夫。”也许是与解放前我一直在农村做基层工作，解放后又先后在农村、马列学院学习，在中央党校工作离家又远，和家人在一起活动时候特少有关系，以至于有人误以为仲勋同志对我不关心，不像其他人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妻子。但是，作为妻子的我，心里十分理解丈夫的良苦用心，他这是鼓励我自强自重，希望我能成为对党的事业有用的人。所以，无论别人怎么想，我心里是有数的，我觉得一个丈夫能做到如此，是需要有博大胸怀的。
我在马列学院学习后被留在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较远，所以和家人总是离多聚少，尤其是在孩子们放寒暑假时，我更是管不了他们。尽管每个星期天晚间去上班时，我都是伴着孩子们依依惜别的“妈妈再见!妈妈再见!”声离开家的，但我却从没考虑过是否和孩子们多呆上一会儿，甚至是否调换一下工作，离家近一些。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服从组织安排，不能耽误工作，甚至孩子患了重病，我也没有请过假，而对于时任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仲勋同志来说，由于家里没有请保姆，他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管孩子们一些，有时还要给四个孩子洗澡、洗衣服。对此，他视之为天伦之乐，尤其是当孩子们与他摔打着玩时，总是仲勋同志最为开心的时候。也许是仲勋很爱孩子的缘故，所以他特别重视从严教子。我们的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者是花红布鞋，记得近平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仲勋却对他说：“染染穿一样”。就是在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我们的家风。
迫害与株连
1962年秋，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仲勋搞突然袭击，诬陷仲勋勾结《刘志丹》小说作者李建彤，授意炮制《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在全会上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其实毛主席当时只不过是在大会上念了一下条子，康生竟然就以此来作为毛主席语录一时间被广为流传。
那时，对于缺乏斗争经验的我，听到这一消息后，有如晴天霹雳一般，人顿时就吓懵了，欲哭又不敢哭。仲勋同志看到我难以承受的样子，立即要我安静下来，正确对待。尽管他对这突如其来的不白之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我深深地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要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把他视为“反党”，接受八届十中全会对他的批判。另一方面，我对仲勋同志怀有深厚的感情。为此，我主动要求参加“四清”去了。
在仲勋同志受审查和受迫害的16年间，我和孩子们也都受到了株连。“文革”中我因没有和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在受审查，被列入康生的500人黑名单。仅在“五七干校”劳动就有7年之久。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团当兵或插队，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远平在普及高中时，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当上了车工学徒。这段时间对我和孩子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全家人都挺过来了。
看到了一线希望
1972年冬，姐姐给我写来一封信，信中说我们的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希望能见上一面，请求干校批准我回京探亲。我得到了准许。同时，我的孩子们也因此有了机会从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团聚了。我和孩子们商量，决定给总理写信，要求见一见仲勋。我们在信中提出了几点请求：(1)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仲勋了，请求总理帮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2)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要求解决住房问题；(3)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周总理很快对我们的要求作了批复，不仅安排我们一家人相见，还解冻了一部分存款，并指示有关单位为我们一家解决住处。当我们获悉总理的批复后，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有如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我们终于见到了关押中的仲勋同志，我早有思想准备，心里一次次地嘱咐自己“一定要坚强”，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仲勋同志见到我和孩子们时他竟然流了泪，他连连地说：“这是高兴的”。由于多年的分离，他分不清桥桥和安安，更认不得已经长成小伙子的儿子们。在临回干校前，我又要求会见了仲勋一次，并借此机会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更换了一下。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勋同志，和孩子们也有团聚的机会了。1975年春，仲勋被解除了监护。
在得知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仲勋同志恢复工作的心情十分急切。党的“十一大”召开之后，仲勋便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与此同时，我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我们多次找过王震同志，他非常关心仲勋的“问题”，结果，还是王老第一个出面为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随后我们也找到了胡耀邦同志和叶帅。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发［1979］53号文件。文件中说，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地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史的习作。习仲勋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反政府活动。“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
“把守南大门”
我第一次见到耀邦同志时，他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几方面称赞了仲勋同志，而叶帅则是坚决支持仲勋出来工作。仲勋于1978年2月22日作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出席了五届全国政协会议（恢复了党籍），同年4月初便被恢复了工作。在小平同志和仲勋谈话之后，中央决定派仲勋同志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耀邦同志原话）。
仲勋受命去广东工作十分仓促，中央领导同志决定让我们的女儿桥桥陪同爸爸前往广东。当时广东所面临的形势是很严峻的。“以粮为纲，一网打尽”的极左路线使农业的优势难以发挥，素有“水果之乡”美誉的广东，缺少水果，副食品欠缺；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老百姓连“三鸟”(鸡鸭鹅)都不敢多养；菜篮子里多是单一的“无缝钢管”(空心菜)。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尚且如此，工业状况就可想而知了。由于长期受“左”的路线的干扰，原本是广东省一大优势的“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等，已变为劣势，海外关系变成了“黑关系”，这样一来，受损的就不仅仅是经济了，因此，在沿海一带，外逃风一浪高过一浪。同年4月6日，仲勋去广东，他一下飞机便赶赴中共广东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会会场，出席会议。 这一年的盛夏，作为省委领导人的仲勋竟顶着酷暑一连跑了23个县。我心里明白，仲勋是在拼命，但是，作为他的妻子，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夺回来，多为党和人民做些实事。为了不负中央的重托，让广东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优势，仲勋和广东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在大刀阔斧地抓紧落实政策工作，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积极推行改革开放。在农业上，丛化试办了责任田，工业上肯定了清远县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了让广东能够大干快上，他向中央为广东省要来了“先走一步”的政策。1979年7月19日，中发［50］号文件出台了，中央批准了出口特区在珠海、深圳试办，由此为广东经济特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勤政殿里勤执政
1980年11月底，仲勋调回北京后出任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特别是在协助耀邦同志工作期间，白天，勤政殿的工作结束后，回家要继续接待来自各地要求落实政策的同志。由于长年养成的“当天事当天做完”的习惯，所以，仲勋仍然是工作到深夜。然而即便如此，他还要关心时在中纪委工作的我，怕我熬夜。
我与仲勋同志值得回顾的事情很多很多，令我始终不能忘怀的还有仲勋同志在统战方面所做的工作。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曾撰文称张治中与习仲勋是“党与非党交往的典范”。其实，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横山起义”，这就是仲勋在西北局任书记时，在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西北局执行统战方针的成果。解放前后，仲勋与张治中、邓宝珊、傅作义间的个人情谊都十分深厚，甚至到第二代人关系也都很好。不仅如此，文艺界的人士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也都是仲勋同志的好友，当他们的家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仲勋同志如果不能出面，就让我去帮忙。比如荀慧生的夫人生病，仲勋同志就是让我代表他去探望的。在众多的友人当中，仲勋同志与班禅大师的情谊也非同一般。仲勋到广东不久，班禅去广东休息，一见仲勋便说：“我是奔着您来的啊!”
时间飞逝，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保留着1997年4月28日那天仲勋同志曾打给我的那个电话：在南方休息的仲勋给我打来了长途电话，庆贺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他在电话里问：“我们结婚多少年啦？”我回答：“55年啦!”他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感到他的祝词分量很重，激动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啊!”他听后着急了，说：“怎么这么说呢？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的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这次通话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明白事理……”通话之后，仲勋同志对伴在身边的女儿桥桥说：“你妈妈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我按照仲勋同志的嘱咐，记下了这次通话的内容，并把它抄录给了每一个儿女留作纪念。
在我和仲勋同志相伴的日子里，我一直把他对我说的“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当作人生的座右铭。年轻的时候，我对他的这三句话不能完全理解，有时甚至感到太抽象。可到了现在，回想起仲勋同志的话来，才深深地领悟到了这些话的含意。我觉得能够和我崇敬的师长、丈夫和挚友——习仲勋同志生活在一起，过一辈子，是无比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