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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后，民国政府允许年仅6岁的溥仪等清朝皇室“暂居宫禁”，并择机“移居颐和园”。溥仪及其身后的摄政王诸大臣依旧养尊处优，挥霍无度，还仍旧殚精竭虑，密谋复辟;而民国政府因内外交困，入不敷出，又连年拖欠原来允诺供给的皇室生活经费。无论是为复辟计，还是为眼前与未来的生活计，溥仪等盗运、变卖故宫历代宝藏的行径开始上演，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据考，首先从故宫珍藏的金银器、珠宝古董、历代字画开始，溥仪以“赏赐”的名义，将这些文物交由溥杰、溥佳等皇亲国戚，偷带出宫。1924年，被驱逐出宫的溥仪等不得不迁至天津“清室驻津办事处”张园，因没有收入来源，又需巨额生活花销，便把大型器物或重要文物抵押给外国银行、富商巨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又将偷运到长春伪皇宫的文物安置在“小白楼”里。伪“满洲国”垮台前夕，看守护军群起哄抢，这批文物一时流散，世称“东北货”。1949年之后，“东北货”或缴或收，尚有一批回归国库。但是，那些被“皇上恩赐”的、被臣子求索的、被太监偷盗的、被护军私拿的……更有为“皇上委托”夹带出宫的历代文物则大多遣散各地，至今不可确考，
在这些不可确考的故宫流散文物中，最难取证的乃是溥仪或以赏赐名义，或以委托方式盗运出去的历代古籍。与市面上备受各方关注、各方倾力搜求的故宫旧藏金银器、珠宝古董、历代字画不同，这批流散出去的历代古籍，在当时尚不那么引人注目;与上述品类的文物相比，市场追捧的程度也相对较低。且古籍极易因水火、蛀蚀而自然毁损，故留存下来更为不易。
从史料记载来看，一方面，无法确证溥仪当年究竟“赏”了多少古籍出去：另一方面，这批“赏书”的下落至今也不十分明朗，究竟存世多少、品类若何，也无从确证。
所以，近百年来，这批“赏书”的命运，关注者并不多，即使有所关注、有所研究，也大多泛泛而谈，不能得出确切数据与结论。因此，这批“赏书”的数量、版本、价值乃至去向等诸多问题，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赏”出去的国宝珍本，曾公然在民间流通
目前能够查证到的溥仪“赏书”清单，最重要的一种，只有所谓的“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这个目录，最早是由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六月，辑入《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中刊布出来，方才首次为世人所知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伪“满州国”成立。为警示国人，牢记国耻，故宫博物院又于1934年9月，再版印行《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
1946年12月，抗战胜利已整整一年过去，伪“满州国”也早已覆灭，为尽最大可能避免伪满皇宫中的故宫珍宝流散，故宮博物院又重版《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之一》，书前特别撰序，再次将溥仪以“赏赐”名义，盗运故宫古籍及历代书画的事实，郑重通告全国民众。至此，1920、30、40年代的三次公开刊布，终将溥仪盗运故宫文物之事，大白于天下了。
事实上，与溥仪被驱逐出宫同步，“清室善后委员会”即宣告成立，该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清点清宫物品，防止清官珍宝与文物流散。一年之后，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象征君主法统的清官旧藏，终为国民所共有并同享。就这样，在政府严查、举国关注的情形之下，故宫的家底开始公之于众。
1925年7月，“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养心殿时，发现的“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正是在上述清室私产尽充公的历史背景下，被公开发布出来的。这是一份溥仪自记自备的私人清单，是日记式的账簿，从“宣统十四年”（1921年）7月13日起，至9月25日止，记的是赏出宋元版本书籍：从9月28日起到12月12日止，记的是晋唐宋元明清的名画法书。与这个目录同时被发现，随即也被汇辑刊布的还有“溥杰收到书籍书画目”“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糙账”“外借浮记簿”三种。“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将这些清查时发现的目录刊布时，特意加撰了一段“弁言”，郑重公告天下。
从“弁言”中来看，溥仪盗运出宫的这批古籍“内计宋元明版书籍约200余种，唐宋元明清五朝字画1000余件，皆属琳琅秘籍，缥湘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笈三编所收”，他“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那么，这200余种“精华”古籍，在目录刊布当年及之后，有没有被政府追缴或收购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些目录中的“精华”，既然已作为溥仪私产“赏赐”了出去，溥仪本人对其下落自然无可奉告，受赏人溥杰等也属合法“受赐”，当时的国民政府自然无从追究。
这批溥仪“赏书”，不但没能被政府追缴，而且还迅即在当年的北平书肆及藏书家中流通开来。面对这样的“历史机遇”，来自大江南北的访书者摩肩接踵而至，欲求购这些国宝珍本者，大有人在。
北平藏书大家傅增湘就在1926年致著名学者张元济的信中，为张氏访书提供过一则重要信息，信中写道：“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五日由昭仁殿找来赏溥杰，凡宋本及影宋抄十七种;十六日十种;十八日四种，皆溥仪自宫内盗出出售之物也。”至于信中提及的数十种宋本书去向如何，傅氏也没有明言，言下之意却是劝张氏不妨求购。
总之，当年这批溥仪“赏书”公然在民间流通，或正待价而沽，或早已易手多次，并无避讳可言，就是在政府当局已然公布“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的当年（1926年），也仍是如此。
另据1946年12月印制的《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之一》序言称，据统计，被溥仪巧立名目，私自移出宋元明书籍200余种，唐宋元明清书画1000余件。抗战胜利后，除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收拾残余，得书籍92种，分装13箱，自长春运往沈阳暂存外，其余文物，多散落民间。当局为了回购这批散落民间的文物，特意将“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一种印刷成册，广为传布。对外宣称，凡持有此项已佚书籍书画者，希迳送或函知故宫博物院，从事审定议价收回工作。
如果序言的说法确切，那么，溥仪“赏书”在当时，至少还有一百余种散落民间。至于故宫博物院方面回购了多少，则无从可知了。实际上，《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之一》印出不到三年之后，国民党当局即溃逃到台湾，回购溥仪“赏书”之事，恐怕亦早无下文了。已经收回的那一部分，如何飘洋过海被转运至台湾，才是当时最为迫切需要定夺之事。 “赏书”终迁往台湾，书目曾现“冰山一角”
殊不知，除了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收拾残余的92种、13箱故宫古籍，曾暂存沈阳之外，溥仪还曾在抗战胜利后，于沈阳一家银行，秘密存有4箔古籍，应当皆是当年以“赏书”名义运出宫外者。后来，这4箱古籍由沈阳博物院接收，与故宫博物院交换了一批宋元明之织物。但这批古籍并非全部留在了现在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中的一部分后来迁往了台湾故宫博物院。
原来，在1948年底，共有3502箱文物迁往台湾，是抗战胜利后迁往台湾文物数量最多的一次。这其中包括故宫168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486箱、中央图书倌462箱、中研院史语所856箱、北平图书馆18箱。其中故宫运出的文物尤为重要，不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暂存南京的全部青铜器，还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和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等重要古籍。在这批精中选精的迁台文物顶级精品中，当年由沈阳博物院接收而来的溥仪“赏书”序列中，也被挑选了一部分出来。当时由国学大师罗振玉之子、著名文物鉴赏家罗福颐先生拍摄存照，他将这批“赏书”的首页全部精准拍摄，并统一编号，以作存档备考。
这批挑选迁台的溥仪“赏书”究竟有多少种，至今尚未见相关资料公布出来。幸运的是，笔者曾有幸获见一批北京大学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旧藏照片，对探研溥仪“赏书”曾有多少被迁往台湾这一问题有了更为形象直觀的线索。
这批照片共计57张，附卡片1枚。卡片上有俞伟超钢笔题记：“一九七八年阎文儒持赠。抗战胜利后，溥仪有四箱书籍存于沈阳之银行。由沈阳博物院接收，后与故宫交换了一批宋元明之织物。当时，由罗福颐摄其首页之景。此即罗之摄影照片。”
这批照片背后均写有编号，现存最高编号为91，可能有缺失。经核查，这批照片实际拍摄的古籍册数为52册。需要说明的是，照片所摄古籍册数的确定，也并不意味着古籍种类也据此确定下来。因为，有的照片拍摄的是同一种书、同一部书的不同册、不同卷的首页。如《仪礼》就拍了“卷第一”“卷第八”“卷第十五”的首页，从照片上的书册影像来判断，这是分属同一部书不同册的首页。换句话说，像《仪礼》这部书的照片，即使有3张之多，也只能算1种。经过这样辨析统计下来，这批照片虽有57张之多，古籍种类却只有47种（52册）。
值得注意的是，从“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中所著录的古籍来考察，溥仪当年“赏书”，均是成套整部的赏出，鲜见有残本、零散的种类。而这批照片中的古籍显然已经过长时期的流散，大部分已残缺不全了;一些多卷本、册数较多的古籍，均已无法凑齐卷册，无法完整成套了。即便如此，从这些照片上的图像来看，大部分仍然是宋元版本的珍罕古籍，且保存完好如新，让人惊叹不已。这些珍罕古籍的皇室旧藏身份，也从首页郑重钤有的椭圆形“乾隆御览之宝”、正方形“天禄继鉴”的皇室印鉴上得以印证，毋庸置疑。
遗憾的是，因并不确知这批照片究竟原有多少张，所以仍无法确证当年挑选迁台的溥仪“赏书”究竟有多少种出自这批曾秘藏于沈阳银行的古籍，同时也不能因之确定，最终留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赏书”，又有多少种源出于此了。看来，要彻底解开这一谜团，还得留待更多的相关文献“浮出水面”，历史的真相方才会露出“冰山一角”。
据考，首先从故宫珍藏的金银器、珠宝古董、历代字画开始，溥仪以“赏赐”的名义，将这些文物交由溥杰、溥佳等皇亲国戚，偷带出宫。1924年，被驱逐出宫的溥仪等不得不迁至天津“清室驻津办事处”张园，因没有收入来源，又需巨额生活花销，便把大型器物或重要文物抵押给外国银行、富商巨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又将偷运到长春伪皇宫的文物安置在“小白楼”里。伪“满洲国”垮台前夕，看守护军群起哄抢，这批文物一时流散，世称“东北货”。1949年之后，“东北货”或缴或收，尚有一批回归国库。但是，那些被“皇上恩赐”的、被臣子求索的、被太监偷盗的、被护军私拿的……更有为“皇上委托”夹带出宫的历代文物则大多遣散各地，至今不可确考，
在这些不可确考的故宫流散文物中，最难取证的乃是溥仪或以赏赐名义，或以委托方式盗运出去的历代古籍。与市面上备受各方关注、各方倾力搜求的故宫旧藏金银器、珠宝古董、历代字画不同，这批流散出去的历代古籍，在当时尚不那么引人注目;与上述品类的文物相比，市场追捧的程度也相对较低。且古籍极易因水火、蛀蚀而自然毁损，故留存下来更为不易。
从史料记载来看，一方面，无法确证溥仪当年究竟“赏”了多少古籍出去：另一方面，这批“赏书”的下落至今也不十分明朗，究竟存世多少、品类若何，也无从确证。
所以，近百年来，这批“赏书”的命运，关注者并不多，即使有所关注、有所研究，也大多泛泛而谈，不能得出确切数据与结论。因此，这批“赏书”的数量、版本、价值乃至去向等诸多问题，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赏”出去的国宝珍本，曾公然在民间流通
目前能够查证到的溥仪“赏书”清单，最重要的一种，只有所谓的“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这个目录，最早是由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六月，辑入《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中刊布出来，方才首次为世人所知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伪“满州国”成立。为警示国人，牢记国耻，故宫博物院又于1934年9月，再版印行《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
1946年12月，抗战胜利已整整一年过去，伪“满州国”也早已覆灭，为尽最大可能避免伪满皇宫中的故宫珍宝流散，故宮博物院又重版《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之一》，书前特别撰序，再次将溥仪以“赏赐”名义，盗运故宫古籍及历代书画的事实，郑重通告全国民众。至此，1920、30、40年代的三次公开刊布，终将溥仪盗运故宫文物之事，大白于天下了。
事实上，与溥仪被驱逐出宫同步，“清室善后委员会”即宣告成立，该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清点清宫物品，防止清官珍宝与文物流散。一年之后，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象征君主法统的清官旧藏，终为国民所共有并同享。就这样，在政府严查、举国关注的情形之下，故宫的家底开始公之于众。
1925年7月，“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养心殿时，发现的“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正是在上述清室私产尽充公的历史背景下，被公开发布出来的。这是一份溥仪自记自备的私人清单，是日记式的账簿，从“宣统十四年”（1921年）7月13日起，至9月25日止，记的是赏出宋元版本书籍：从9月28日起到12月12日止，记的是晋唐宋元明清的名画法书。与这个目录同时被发现，随即也被汇辑刊布的还有“溥杰收到书籍书画目”“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糙账”“外借浮记簿”三种。“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将这些清查时发现的目录刊布时，特意加撰了一段“弁言”，郑重公告天下。
从“弁言”中来看，溥仪盗运出宫的这批古籍“内计宋元明版书籍约200余种，唐宋元明清五朝字画1000余件，皆属琳琅秘籍，缥湘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笈三编所收”，他“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那么，这200余种“精华”古籍，在目录刊布当年及之后，有没有被政府追缴或收购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些目录中的“精华”，既然已作为溥仪私产“赏赐”了出去，溥仪本人对其下落自然无可奉告，受赏人溥杰等也属合法“受赐”，当时的国民政府自然无从追究。
这批溥仪“赏书”，不但没能被政府追缴，而且还迅即在当年的北平书肆及藏书家中流通开来。面对这样的“历史机遇”，来自大江南北的访书者摩肩接踵而至，欲求购这些国宝珍本者，大有人在。
北平藏书大家傅增湘就在1926年致著名学者张元济的信中，为张氏访书提供过一则重要信息，信中写道：“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五日由昭仁殿找来赏溥杰，凡宋本及影宋抄十七种;十六日十种;十八日四种，皆溥仪自宫内盗出出售之物也。”至于信中提及的数十种宋本书去向如何，傅氏也没有明言，言下之意却是劝张氏不妨求购。
总之，当年这批溥仪“赏书”公然在民间流通，或正待价而沽，或早已易手多次，并无避讳可言，就是在政府当局已然公布“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的当年（1926年），也仍是如此。
另据1946年12月印制的《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之一》序言称，据统计，被溥仪巧立名目，私自移出宋元明书籍200余种，唐宋元明清书画1000余件。抗战胜利后，除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收拾残余，得书籍92种，分装13箱，自长春运往沈阳暂存外，其余文物，多散落民间。当局为了回购这批散落民间的文物，特意将“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一种印刷成册，广为传布。对外宣称，凡持有此项已佚书籍书画者，希迳送或函知故宫博物院，从事审定议价收回工作。
如果序言的说法确切，那么，溥仪“赏书”在当时，至少还有一百余种散落民间。至于故宫博物院方面回购了多少，则无从可知了。实际上，《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之一》印出不到三年之后，国民党当局即溃逃到台湾，回购溥仪“赏书”之事，恐怕亦早无下文了。已经收回的那一部分，如何飘洋过海被转运至台湾，才是当时最为迫切需要定夺之事。 “赏书”终迁往台湾，书目曾现“冰山一角”
殊不知，除了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收拾残余的92种、13箱故宫古籍，曾暂存沈阳之外，溥仪还曾在抗战胜利后，于沈阳一家银行，秘密存有4箔古籍，应当皆是当年以“赏书”名义运出宫外者。后来，这4箱古籍由沈阳博物院接收，与故宫博物院交换了一批宋元明之织物。但这批古籍并非全部留在了现在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中的一部分后来迁往了台湾故宫博物院。
原来，在1948年底，共有3502箱文物迁往台湾，是抗战胜利后迁往台湾文物数量最多的一次。这其中包括故宫168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486箱、中央图书倌462箱、中研院史语所856箱、北平图书馆18箱。其中故宫运出的文物尤为重要，不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暂存南京的全部青铜器，还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和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等重要古籍。在这批精中选精的迁台文物顶级精品中，当年由沈阳博物院接收而来的溥仪“赏书”序列中，也被挑选了一部分出来。当时由国学大师罗振玉之子、著名文物鉴赏家罗福颐先生拍摄存照，他将这批“赏书”的首页全部精准拍摄，并统一编号，以作存档备考。
这批挑选迁台的溥仪“赏书”究竟有多少种，至今尚未见相关资料公布出来。幸运的是，笔者曾有幸获见一批北京大学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旧藏照片，对探研溥仪“赏书”曾有多少被迁往台湾这一问题有了更为形象直觀的线索。
这批照片共计57张，附卡片1枚。卡片上有俞伟超钢笔题记：“一九七八年阎文儒持赠。抗战胜利后，溥仪有四箱书籍存于沈阳之银行。由沈阳博物院接收，后与故宫交换了一批宋元明之织物。当时，由罗福颐摄其首页之景。此即罗之摄影照片。”
这批照片背后均写有编号，现存最高编号为91，可能有缺失。经核查，这批照片实际拍摄的古籍册数为52册。需要说明的是，照片所摄古籍册数的确定，也并不意味着古籍种类也据此确定下来。因为，有的照片拍摄的是同一种书、同一部书的不同册、不同卷的首页。如《仪礼》就拍了“卷第一”“卷第八”“卷第十五”的首页，从照片上的书册影像来判断，这是分属同一部书不同册的首页。换句话说，像《仪礼》这部书的照片，即使有3张之多，也只能算1种。经过这样辨析统计下来，这批照片虽有57张之多，古籍种类却只有47种（52册）。
值得注意的是，从“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中所著录的古籍来考察，溥仪当年“赏书”，均是成套整部的赏出，鲜见有残本、零散的种类。而这批照片中的古籍显然已经过长时期的流散，大部分已残缺不全了;一些多卷本、册数较多的古籍，均已无法凑齐卷册，无法完整成套了。即便如此，从这些照片上的图像来看，大部分仍然是宋元版本的珍罕古籍，且保存完好如新，让人惊叹不已。这些珍罕古籍的皇室旧藏身份，也从首页郑重钤有的椭圆形“乾隆御览之宝”、正方形“天禄继鉴”的皇室印鉴上得以印证，毋庸置疑。
遗憾的是，因并不确知这批照片究竟原有多少张，所以仍无法确证当年挑选迁台的溥仪“赏书”究竟有多少种出自这批曾秘藏于沈阳银行的古籍，同时也不能因之确定，最终留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赏书”，又有多少种源出于此了。看来，要彻底解开这一谜团，还得留待更多的相关文献“浮出水面”，历史的真相方才会露出“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