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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正处于启蒙时期到大革命的敏感、躁动和震荡期，与之对应的是中国处于明清之际，虽有政权交替的些微阵痛，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已经成熟的封建制度下的平静与保守，貌似无关的时代背景却决定了双方各自对于对方文化的取舍态度和取舍限度。事实上，这一时期从西方带来的一次不算成功的传教和近代科学对于思维已成定式的中国人的影响，远不及后者的文化之于前者的影响，在这两个世纪中，“东学西渐”的意义应在“西学东渐”之上。单就“东学西渐”而言，其包含甚广，绘画、戏剧、园林、建筑以及思想文化均在其列，且共同构成了对于欧洲各国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形成十七、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条件
中西文化对流高潮的形成之所以是在这一时期，在于三方面的条件：
首先是欧洲封建制度的状况和启蒙思想的挑战。
走出了中世纪的欧洲，教会的势力并未受到太大的削弱，神职人员依然在社会中处于最高等级，其中职位高者拥有丰厚的收入，过着奢靡的生活。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宗教战争和屠杀愈演愈烈，整个欧洲陷于宗教派别带来的仇视和恐怖之中。缺乏宽容和寻求宽容成了这个时代的矛盾主题。
在世俗社会中，曾经强盛的封建制度已趋于没落，世袭的宫廷贵族们纵情声色，不理政事，政治腐败亦带来了经济危机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人们生活贫困，不满情绪日胜一日，反抗运动此起彼伏。同时，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新兴的资产阶级正日益强大，渴望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得一个相应的地位，但是现有的制度成为其继续发展的重大障碍。种种迹象表明了这是一个孕育着新的思想、新的变革的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和开明贵族的代表发起了一场反对神学，高举理性、自由、平等旗帜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为了获得有力的理论支持，开始在历史和世界的范围内搜寻。无论是来自纵向抑或是横向的思想实例，都被用来充当反对教会和封建君权的武器。于是这时的欧洲学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了解外部文化的渴望。同时，对于欧洲旧有规则结构的反叛导致了对于外界“好的野蛮”加以理想化的倾向。这样做的结果是，一部分人从宗教的史书中找到了古希腊，另一些人则在远东发现了中国。
促成这次文化对流的另一个条件是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如果我们把上述的欧洲学界对外部文化的热情视为主观条件，耶稣会士这根维系东西方的纽带就是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换句话说，是他们把中国带到了欧洲思想家眼前，否则欧洲对于中国的了解还会停留在半真半幻的马可·波罗时代。
耶稣会事实上也是欧洲宗教改革的产物。耶稣会士受命东往，原是为了开辟天主教会在东方的势力范围。但传教士们在中国向教廷发回的大量见闻和报告书信成了介绍中国文化的最佳载体，以这些书信为基础出版商们及时地出版了《耶稣会士书简集》，共刊行34卷。包括金鱼和大黄在内的中国事物便通过这种渠道被介绍到欧洲。传教士宣扬基督精神之余，还勤奋地翻译了大量汉籍，如利玛窦和金尼阁先后把“四书”和“五经”译成拉丁文，此外，每有教士归国，必负笈挈囊，携带一些中国经卷，充实西人文库。如白晋于1697年归法时，带回了玄晔赠给路易十四的49册汉籍，收入巴黎王室文库（今国民图书馆前身），而此前藏于此文库中的汉籍仅有4册，于此可见传教士作用之一斑了。
第三个条件是中国的态度。十七、十八世纪，中国的社会环境相对较为宽松，而君主的思想亦较为开通。尤其是一六八三年清朝宣布结束海禁之后，中西交往更为频繁和便利。从朝廷到民间对于基督教这样一种外来信仰未表现出太大的抵触（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当时整个中国对于传教士所表现出的确切的宽容无疑是整个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正是这种“宽容”决定了中国在这次文化对流中更多地扮演了输出而非输入的角色。他们容忍基督教的传播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接受这种新教义的准备，因此他们不认为这种传播是一种威胁。掩藏在这种“宽容”后面的不是虚心，而是傲慢。而日后，一旦意识到基督教的势力扩展的程度和速度都超出了他们的预想之后，禁教措施亦在所难免了。
三、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传播特点
我们应当明确的是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传教士来华，是做“耶稣的勇兵”，而非以传授、交流科学文化为首要目的，传教士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介绍，只是宣教之余的辅项工作，一定程度上是为传教服务的，这就使得介绍难以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观和公正，由此具有了若干鲜明的特点。
传教士们进入中国不久，便发现他们置身的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和官长意识浓厚的国度，因此，耶稣会士们选择了一条“自上而下”的上层路线，即先争取获得朝廷的允诺，并发展尽可能多的达官贵人入教，而后由上往下发展教会势力。此外还有不少耶稣会士直接在中国朝廷供职，相伴君侧。这些传教士因掌握先进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从而得到中国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如清初几朝掌管历法修订的钦天监正就分别由汤若望、戴进贤、南怀仁等教士担任。
无论是结交名士显贵还是供职朝纲，都使神父们更多地接触了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体会到上层社会浸染在儒家传统之中的温良恭俭让，也见识到中国庞大而完备的行政、司法机构，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入了传教士们的脑海，并间接地在他们的书信中得到了反映。他们把中国形容成了一个纯粹的儒家思想统治的帝国，而西人能接触到的也只有儒家的经典著作了。
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耶稣会士们关于中国情况的介绍被加以了美化和润饰。这种美化的一部分是出于传教士自身。因为来到中国后受到的礼遇和感到的宽容，他们对中国产生了特别的好感；另一部分则是在教会授意下由审查官和编辑们进行的，其中既有章节的增删，也有文字的改动。
欧洲的启蒙学者并非不知道这种歪曲的存在，但是大部分启蒙学者仍然愿意相信传教士们的描述，一是因为没有更多得到确切信息的途径，二是因为神父们笔下的中国形象太接近启蒙学者们心目中的完美国家了，出于一种对偶像的崇敬和引用的需要，他们宁可接受一个带点虚幻然而是完美的理论“保护人”形象，而非是真实而有缺陷的形象。
当然，也有学者从别的途径获取了中国的信息，与从传教士那里听来的大不相同，由此亦产生了比较不同的中国观，其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他对中国基本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传教士在十七、十八世纪中西文化家交流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启蒙学者们对于中国的印象是间接得来的。这种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述者的经历和态度，而从整个转述者的构成来看，耶稣会士无疑是占据了优势的。当然，除了耶稣会士这条主线，还有商人和部分执不同意见的传教士，他们构成了介绍中国文化到西方的副线。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正处于启蒙时期到大革命的敏感、躁动和震荡期，与之对应的是中国处于明清之际，虽有政权交替的些微阵痛，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已经成熟的封建制度下的平静与保守，貌似无关的时代背景却决定了双方各自对于对方文化的取舍态度和取舍限度。事实上，这一时期从西方带来的一次不算成功的传教和近代科学对于思维已成定式的中国人的影响，远不及后者的文化之于前者的影响，在这两个世纪中，“东学西渐”的意义应在“西学东渐”之上。单就“东学西渐”而言，其包含甚广，绘画、戏剧、园林、建筑以及思想文化均在其列，且共同构成了对于欧洲各国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形成十七、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条件
中西文化对流高潮的形成之所以是在这一时期，在于三方面的条件：
首先是欧洲封建制度的状况和启蒙思想的挑战。
走出了中世纪的欧洲，教会的势力并未受到太大的削弱，神职人员依然在社会中处于最高等级，其中职位高者拥有丰厚的收入，过着奢靡的生活。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宗教战争和屠杀愈演愈烈，整个欧洲陷于宗教派别带来的仇视和恐怖之中。缺乏宽容和寻求宽容成了这个时代的矛盾主题。
在世俗社会中，曾经强盛的封建制度已趋于没落，世袭的宫廷贵族们纵情声色，不理政事，政治腐败亦带来了经济危机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人们生活贫困，不满情绪日胜一日，反抗运动此起彼伏。同时，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新兴的资产阶级正日益强大，渴望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得一个相应的地位，但是现有的制度成为其继续发展的重大障碍。种种迹象表明了这是一个孕育着新的思想、新的变革的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和开明贵族的代表发起了一场反对神学，高举理性、自由、平等旗帜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为了获得有力的理论支持，开始在历史和世界的范围内搜寻。无论是来自纵向抑或是横向的思想实例，都被用来充当反对教会和封建君权的武器。于是这时的欧洲学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了解外部文化的渴望。同时，对于欧洲旧有规则结构的反叛导致了对于外界“好的野蛮”加以理想化的倾向。这样做的结果是，一部分人从宗教的史书中找到了古希腊，另一些人则在远东发现了中国。
促成这次文化对流的另一个条件是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如果我们把上述的欧洲学界对外部文化的热情视为主观条件，耶稣会士这根维系东西方的纽带就是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换句话说，是他们把中国带到了欧洲思想家眼前，否则欧洲对于中国的了解还会停留在半真半幻的马可·波罗时代。
耶稣会事实上也是欧洲宗教改革的产物。耶稣会士受命东往，原是为了开辟天主教会在东方的势力范围。但传教士们在中国向教廷发回的大量见闻和报告书信成了介绍中国文化的最佳载体，以这些书信为基础出版商们及时地出版了《耶稣会士书简集》，共刊行34卷。包括金鱼和大黄在内的中国事物便通过这种渠道被介绍到欧洲。传教士宣扬基督精神之余，还勤奋地翻译了大量汉籍，如利玛窦和金尼阁先后把“四书”和“五经”译成拉丁文，此外，每有教士归国，必负笈挈囊，携带一些中国经卷，充实西人文库。如白晋于1697年归法时，带回了玄晔赠给路易十四的49册汉籍，收入巴黎王室文库（今国民图书馆前身），而此前藏于此文库中的汉籍仅有4册，于此可见传教士作用之一斑了。
第三个条件是中国的态度。十七、十八世纪，中国的社会环境相对较为宽松，而君主的思想亦较为开通。尤其是一六八三年清朝宣布结束海禁之后，中西交往更为频繁和便利。从朝廷到民间对于基督教这样一种外来信仰未表现出太大的抵触（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当时整个中国对于传教士所表现出的确切的宽容无疑是整个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正是这种“宽容”决定了中国在这次文化对流中更多地扮演了输出而非输入的角色。他们容忍基督教的传播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接受这种新教义的准备，因此他们不认为这种传播是一种威胁。掩藏在这种“宽容”后面的不是虚心，而是傲慢。而日后，一旦意识到基督教的势力扩展的程度和速度都超出了他们的预想之后，禁教措施亦在所难免了。
三、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传播特点
我们应当明确的是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传教士来华，是做“耶稣的勇兵”，而非以传授、交流科学文化为首要目的，传教士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介绍，只是宣教之余的辅项工作，一定程度上是为传教服务的，这就使得介绍难以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观和公正，由此具有了若干鲜明的特点。
传教士们进入中国不久，便发现他们置身的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和官长意识浓厚的国度，因此，耶稣会士们选择了一条“自上而下”的上层路线，即先争取获得朝廷的允诺，并发展尽可能多的达官贵人入教，而后由上往下发展教会势力。此外还有不少耶稣会士直接在中国朝廷供职，相伴君侧。这些传教士因掌握先进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从而得到中国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如清初几朝掌管历法修订的钦天监正就分别由汤若望、戴进贤、南怀仁等教士担任。
无论是结交名士显贵还是供职朝纲，都使神父们更多地接触了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体会到上层社会浸染在儒家传统之中的温良恭俭让，也见识到中国庞大而完备的行政、司法机构，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入了传教士们的脑海，并间接地在他们的书信中得到了反映。他们把中国形容成了一个纯粹的儒家思想统治的帝国，而西人能接触到的也只有儒家的经典著作了。
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耶稣会士们关于中国情况的介绍被加以了美化和润饰。这种美化的一部分是出于传教士自身。因为来到中国后受到的礼遇和感到的宽容，他们对中国产生了特别的好感；另一部分则是在教会授意下由审查官和编辑们进行的，其中既有章节的增删，也有文字的改动。
欧洲的启蒙学者并非不知道这种歪曲的存在，但是大部分启蒙学者仍然愿意相信传教士们的描述，一是因为没有更多得到确切信息的途径，二是因为神父们笔下的中国形象太接近启蒙学者们心目中的完美国家了，出于一种对偶像的崇敬和引用的需要，他们宁可接受一个带点虚幻然而是完美的理论“保护人”形象，而非是真实而有缺陷的形象。
当然，也有学者从别的途径获取了中国的信息，与从传教士那里听来的大不相同，由此亦产生了比较不同的中国观，其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他对中国基本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传教士在十七、十八世纪中西文化家交流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启蒙学者们对于中国的印象是间接得来的。这种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述者的经历和态度，而从整个转述者的构成来看，耶稣会士无疑是占据了优势的。当然，除了耶稣会士这条主线，还有商人和部分执不同意见的传教士，他们构成了介绍中国文化到西方的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