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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屠岸通信一束
这是由儿童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中译本序引起的一组通信，前两封一九八二年在《文学书窗》刊载后，萧乾、屠岸同志又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为使读者有一个完整印象，现将四封通信一并发表。
屠岸同志：
病榻上得您新译《一个孩子的诗园》，喜甚感甚。
这样以童心为题材的诗，是稀有的品种，经你和方谷绣同志移植过来，功德无量。我更为欣赏的，是你为此译本写的序——相对而言，可以说是篇“长”序，追述了你四十年来同这本诗集的姻缘以及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你对每首诗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玩味。序本身是篇优美的散文，同时，我认为这一做法在翻译界有提倡一下的必要。
我时常看到朋友们花了很大力气把几十万字或上百万字的书译出来，往往后面只有译者寥寥数十行的“译后记”，交代一下版本而已。我总感到美中不足。读者往往想知道译者为什么选这本书来译，在翻译过程中，又有些什么体会。自然，也希望译者介绍一下作者的生平(这一点，往往是做到了的)，但更重要的是译者对原著的观感，他译时特别喜欢哪些部分。记得五十年代读满涛同志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集，在每篇之后，都附有一段译者的“书后”，深为赞赏。可惜肯这样做的不多，原因当然很复杂。我相信大部分读者是希望译者(作品介绍人)出来讲讲的，象《一个孩子的诗园》这样，以儿童为题材或写给儿童的诗，颇有一些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的。我记得湖畔诗人华滋华斯就写过一些很精彩的，如《露西·葛雷》及《我们是七个》，你何不把这个诗园扩大一些，索兴编译一部“童心诗选”？对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那也必将是一启示，开辟一个新领域。目前的儿童文学大多是用散文写的。匆问
著安！
萧乾
十月十二日
萧乾同志：
您的信是十月中旬给我的，到今天已经半个多月了。这中间我们已见了三次面，却没有时间交谈，所以我仍然给你写这封信。
《一个孩子的诗园》不是斯蒂文森的代表作。其中有些固然是好诗，有些并不精彩。总的说诗格不算高。倒并不是因为那些诗是儿童诗。儿童文学被当作“小儿科”是冤枉的，正如小儿科被当作低级医学是冤枉的一样。安徒生是世界文学的少数高峰之一。但《孩子的诗园》并不是高峰。
然而，对于这本书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主要就是喜欢那种儿童心理的刻画和儿童情趣的描绘。“译者序”是写了我在各个不同时期对这本书里的诗篇的感受。一位朋友说，这个序有个缺点，就是仍然是大人腔，而且是文化人口气，如果改成对儿童说话的调子，也许更好些。我认真想了想，觉得这意见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估量了一下自己的能力，又感到大概难于做到。
你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思考。译界同仁大都有点顾虑，或者不是顾虑而是长期形成的习惯，就是在序跋中不谈自己，不谈作为译者对所译作品的感受和体会。当然在序跋中要谈谈对作者和作品的看法，但大都是客观的介绍和分析，而把译者自己的心掩藏了起来。原因是什么？你说原因很复杂。确实如此。但我想，原因之一也许是怕导致个人思想感情的流露。不过，在“左”的指导思想居于统治地位的时候，即使不怕，写了出来也还是不可能发表的。我写这篇序的时候，也曾考虑过要不要这样写，最后还是这样写了，而且得到有些同志的支持，终于发表了。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思想解放的结果。如果没有三中全会，我也不会这样写。当时我想，如果有人批评，那倒也好，认真听着就是，如果批评得有道理，就接受。结果从各方面吹来的倒还是鼓励的风。特别是你的鼓励，使我很感动。不过，这篇序确实有毛病：冗长。至于“优美的散文”，那是过奖。
你提到的华滋华斯的《露西·葛雷》和《我们是七个》，我都译过，发表过。华滋华斯还有一首《阿丽丝·费尔——或贫穷》，我也译过，发表过，还有菲利西亚·希曼斯的《卡萨并卡》，当我还是高中学生的时候，我曾把它译出，发表在“孤岛”时期上海的报纸上。此外如惠特曼的《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以及《夜里，在海边》我也译过，收在我译的惠特曼诗集《鼓声》里。这些都是描写儿童的好诗。你建议编一本“童心诗选”，确是一个好主意。但我一个人力量太弱，又缺少时间。凭你的博学，是完全有能力来编一本的。不知你是否有兴趣来当主编，搞一本多人原作多人译的《童心诗选》？如果你有兴趣，我一定踊跃供稿。
即颂
冬祺！
屠岸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九日
屠岸同志：
没料到你那么重视我在病榻上写给你的那封信，你回了那么长的一封，还在《文学之窗》上发表了。看到你建议由我来编一部《童心诗选》，我大吃一惊。我有时不自量过，唯独对于诗，我一向尚有自知之明，所以生平没写过一行。我懂得崇敬诗，一向把它(真正的诗)奉为文学艺术的顶峰。但我这凡胎则只配远远地瞻望，却无力攀登。幸而青少年时即有此认识，如今老了，更不会去冒失。这点心意当能邀到你的鉴谅。《童心诗选》的理想译者，国内不乏其人。你、文井、金近、获帆、徐迟等同志，不少位既是写诗的国手，又通外文。这样一部诗选，理应印得更精美些，由一位或几位富童心的画家插插图，是完全可以上万国书籍博览会的。
关于写序的问题，我还有些未尽之言。
文学翻译的进行，不外乎三种方式：一种是作为业务硬派下来的，一种是完全出于个人爱好，还有一种是二者的结合：既是任务又符合本人兴趣。对第一种方式的翻译不能要求过高，除了交代一下版本及作者生平，译者有时写不出更多的东西。这不能强求。你译的《诗园》我想应属第二种，正如我去年译的《培尔·金特》。后两种方式的译者都会情不自禁地要谈谈对所译的作品的体会。所以我不但为《培》剧写了序，交稿后，还又补了篇“代跋”，因为我渴望读者们分享那部剧作曾给予我的艺术感受。但五十年代，除了为《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写过一篇较长的序言之外，其他作品我译完总是只简单交代一下作者生平及版本而已。我认为(一)这里存在着一种对“老大哥”的依赖心理。当时不少译品没有译者的序跋，倒往往附有一篇俄文本的序言或苏联什么人对该书的评论——也许作为庇护。一九六二年当我译加拿大里柯克的讽刺小品时，我首先查到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过他的俄译本，我才敢放心地去译。(二)隐在这种依赖心理后面的，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恐惧。那时期，我好象丧失了原有的一点鉴别力，“主观能动性”好象罢了工——至少也是怠了工。
最近在《读书》上看到张隆溪同志对苏联人写的一本《英国文学史纲》的批评，痛快极了。五十年代，搞英国文学的曾把那本文学史的中译本奉为圣经——在那之前，记得是穆木天翻译的苏联“教学大纲”。“老大哥”也真不愧为帽子大师。拜伦、雪莱是“革命浪漫主义者”，华滋华斯就硬被赐以“反动的浪漫主义者”，而对十八世纪具有广泛影响的约翰生博士，干脆被从作家行列中革除了。当时，最保险就是跟着“老大哥”的文学指挥棒。译完什么去写序，那是没罪找枷扛。在这一点上，我向已故张满涛同志衷心表示敬意！他甘于去冒那风险。
确如你信中所说，直到三中全会，才斩断了捆绑我们达三十年之久的那套无形枷锁。所以你才为《诗园》写了那篇较长的序。我认为在我国文学翻译事业上，这种做法本身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我国翻译工作者的思想解放：我们终于摆脱了长期形成的唯“老大哥”马首是瞻的心理状态，是“二百”方针在文艺工作中真实的体现。因此，我认为是一种应该大力提倡的风气。中国人翻译外国作品要有中国人的观点，中国人对原作的体会诠释。
因为文学翻译(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在本质上和科技翻译是不同的——也正因此，我怀疑能把它机械化，电脑化。文学翻译是原作者与译者思想感情交融的结果。在整个工作过程中，译者同书中的人物哭过，笑过，思索过，感动过。怎能一译了事呢？
以上也许都是谬论，但是埋在心底二三十年的谬论。在你的启发下，倾吐出来了。不对头处，请指正。即颂
著安
萧乾
一九八二.十二.十三
萧乾同志：
你十二月十三日写给我的信，我读了至少三遍。
这封信才真正是“那么长的一封”。现在提倡文章要写短些。但短而言之无物劣于长而言之有物。书信也是文章的一种。我读到这封长信中关于译本写序问题的高论——确是高论——时，深感到：幸而这封信没有写短了。
你说到对“老大哥”的依赖心理。确实如此。我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初版于一九五○年。那时刚刚解放，对“老大哥”无限景仰。我这个译本在出版之前，送给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的领导去审查——那时我在上海市文艺处剧艺室工作，而文艺处剧艺室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党员发表作品要经领导审查。当时有一位同志看后说：这本诗集专谈什么爱情呀，友谊呀，老是劝朋友结婚生孩子呀等等，对今天的青年读者有什么好处？副处长陆万美同志说，这是英国古典文学，你可以送给黄副处长(黄佐临，当时兼文艺处副处长)去看看，他是内行。我即把稿子送给黄佐临同志去看。过了几天我再去找他，请示他能否出版。他说可以。我如释重负。我在初版“代跋”中特别讲了苏联如何重视莎翁的著作，讲了苏联诗人马尔夏克译的莎翁十四行诗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金，再附上我请左同志译的苏联莎学专家莫洛佐夫为马尔夏克的莎翁十四行诗译本所作的序文(这篇文章的论点，有些是可取的，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这样我就觉得安心了。那时是五十年代初期，棍子帽子还没有乱飞起来。但我参加过文艺处的一次工作总结，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后又参加了上海市戏曲界的文艺整风学习。我真心诚意地要改造自己的思想，要抛弃资产阶级文学给予我的不好的思想影响。但同时又舍不得莎士比亚，惠特曼……觉得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他们进行批判地继承。当我发现苏联是如此重视莎翁，马尔夏克译的莎翁十四行诗竟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登在《真理报》头版全版，后来又获斯大林奖金，我就如获至宝，找到了根据，觉得思想改造与莎士比亚还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对莎翁是推崇的，他们有许多关于莎翁的论述，可惜当时的我对此并无甚了解，真是幼稚得可怜！)我这个译本在“文革”前多次再版，莫洛佐夫为马译所作序文始终附在书后。“文革”期间，一九六七年五月下旬，一次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大会上，戚本禹作长篇报告，把莎士比亚也踩在脚下。就是说，连老祖宗马克思也不在他的眼里了。我当时尽管对“革命”万分虔诚，但对戚本禹的话还是有“腹非”之罪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这个译本修订再版时，我不仅加上了我自己的《译后记》(这里面阐述了我对莎翁十四行诗的理解，我没有抄袭莫洛佐夫的论点或其他人的论点，尽管我的理解仍然是十分肤浅的)，而且连作为附录的莫洛佐夫为马译所作序文也在出版社的建议下去掉了。这正如你说的，是“我国翻译工作者思想的解放”的一个表现。
你提到的张隆溪《评<英国文学史纲>》一文，我也很赞赏。阿尼克斯特的这部专著，确实失之偏颇——当然，也不是一无可取之处。不过我想到咱们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对外国文学的态度，想到林彪吹捧的江青《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所谓“要破除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的论点，想到我上面提到的戚本禹的报告中的说法，那就不能不承认阿尼克斯特的“革命”还是不彻底的，很不彻底的了。
我不仅希望我们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写出自己对作家、作品的观点、诠释、感受、体会(有不少译者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希望有中国研究家撰写的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的国别史，断代史，流派史，流派论，作家论，作品论。我更拥护周扬同志在五十年代就提出的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这项艰巨的任务也许需要一代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也许不断发展下去，无所谓最后“完成”。但不知道有关方面是否已订出规划。
你多次提到你对诗有“自知之明”，所以不写诗。不过，世界上往往有这样的事：懂诗的人不写诗，不懂诗的人却大写其诗。诗，似乎总是要分行写的。但是，分行的不一定是诗，不分行的不一定不是诗。可能有千行万行的文字，却并不是诗。我写过一些分行的句子，到底够不够得上称作诗，只有听任读者去评判，时间去选择了。不过，我倒也有一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分量。我写的东西里，达到诗的标准的，如果不是零，那也微乎其微。而你的一些作品，如《蚕》，如《道旁》，等等，我是当作前辈的力作拜读过的，它们虽然以小说形式出现，但我认为，这些作品是真正的诗。
至于《童心诗选》这个好建议，我想在物色主编人选方面再作一些努力。否则太可惜了。
《培尔·金特》不知何时演出？单行本今年能出版否？那篇长跋，我将拭目以待。
知道你和洁若同志即将访问新加坡，今秋还有赴美讲学之行，这说明你的体力甚好，而且工作热情高涨。我祝你出访顺利，并望多加珍摄。
专此即复，顺祝
新年愉快！
屠岸
一九八三年一月三日
这是由儿童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中译本序引起的一组通信，前两封一九八二年在《文学书窗》刊载后，萧乾、屠岸同志又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为使读者有一个完整印象，现将四封通信一并发表。
屠岸同志：
病榻上得您新译《一个孩子的诗园》，喜甚感甚。
这样以童心为题材的诗，是稀有的品种，经你和方谷绣同志移植过来，功德无量。我更为欣赏的，是你为此译本写的序——相对而言，可以说是篇“长”序，追述了你四十年来同这本诗集的姻缘以及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你对每首诗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玩味。序本身是篇优美的散文，同时，我认为这一做法在翻译界有提倡一下的必要。
我时常看到朋友们花了很大力气把几十万字或上百万字的书译出来，往往后面只有译者寥寥数十行的“译后记”，交代一下版本而已。我总感到美中不足。读者往往想知道译者为什么选这本书来译，在翻译过程中，又有些什么体会。自然，也希望译者介绍一下作者的生平(这一点，往往是做到了的)，但更重要的是译者对原著的观感，他译时特别喜欢哪些部分。记得五十年代读满涛同志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集，在每篇之后，都附有一段译者的“书后”，深为赞赏。可惜肯这样做的不多，原因当然很复杂。我相信大部分读者是希望译者(作品介绍人)出来讲讲的，象《一个孩子的诗园》这样，以儿童为题材或写给儿童的诗，颇有一些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的。我记得湖畔诗人华滋华斯就写过一些很精彩的，如《露西·葛雷》及《我们是七个》，你何不把这个诗园扩大一些，索兴编译一部“童心诗选”？对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那也必将是一启示，开辟一个新领域。目前的儿童文学大多是用散文写的。匆问
著安！
萧乾
十月十二日
萧乾同志：
您的信是十月中旬给我的，到今天已经半个多月了。这中间我们已见了三次面，却没有时间交谈，所以我仍然给你写这封信。
《一个孩子的诗园》不是斯蒂文森的代表作。其中有些固然是好诗，有些并不精彩。总的说诗格不算高。倒并不是因为那些诗是儿童诗。儿童文学被当作“小儿科”是冤枉的，正如小儿科被当作低级医学是冤枉的一样。安徒生是世界文学的少数高峰之一。但《孩子的诗园》并不是高峰。
然而，对于这本书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主要就是喜欢那种儿童心理的刻画和儿童情趣的描绘。“译者序”是写了我在各个不同时期对这本书里的诗篇的感受。一位朋友说，这个序有个缺点，就是仍然是大人腔，而且是文化人口气，如果改成对儿童说话的调子，也许更好些。我认真想了想，觉得这意见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估量了一下自己的能力，又感到大概难于做到。
你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思考。译界同仁大都有点顾虑，或者不是顾虑而是长期形成的习惯，就是在序跋中不谈自己，不谈作为译者对所译作品的感受和体会。当然在序跋中要谈谈对作者和作品的看法，但大都是客观的介绍和分析，而把译者自己的心掩藏了起来。原因是什么？你说原因很复杂。确实如此。但我想，原因之一也许是怕导致个人思想感情的流露。不过，在“左”的指导思想居于统治地位的时候，即使不怕，写了出来也还是不可能发表的。我写这篇序的时候，也曾考虑过要不要这样写，最后还是这样写了，而且得到有些同志的支持，终于发表了。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思想解放的结果。如果没有三中全会，我也不会这样写。当时我想，如果有人批评，那倒也好，认真听着就是，如果批评得有道理，就接受。结果从各方面吹来的倒还是鼓励的风。特别是你的鼓励，使我很感动。不过，这篇序确实有毛病：冗长。至于“优美的散文”，那是过奖。
你提到的华滋华斯的《露西·葛雷》和《我们是七个》，我都译过，发表过。华滋华斯还有一首《阿丽丝·费尔——或贫穷》，我也译过，发表过，还有菲利西亚·希曼斯的《卡萨并卡》，当我还是高中学生的时候，我曾把它译出，发表在“孤岛”时期上海的报纸上。此外如惠特曼的《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以及《夜里，在海边》我也译过，收在我译的惠特曼诗集《鼓声》里。这些都是描写儿童的好诗。你建议编一本“童心诗选”，确是一个好主意。但我一个人力量太弱，又缺少时间。凭你的博学，是完全有能力来编一本的。不知你是否有兴趣来当主编，搞一本多人原作多人译的《童心诗选》？如果你有兴趣，我一定踊跃供稿。
即颂
冬祺！
屠岸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九日
屠岸同志：
没料到你那么重视我在病榻上写给你的那封信，你回了那么长的一封，还在《文学之窗》上发表了。看到你建议由我来编一部《童心诗选》，我大吃一惊。我有时不自量过，唯独对于诗，我一向尚有自知之明，所以生平没写过一行。我懂得崇敬诗，一向把它(真正的诗)奉为文学艺术的顶峰。但我这凡胎则只配远远地瞻望，却无力攀登。幸而青少年时即有此认识，如今老了，更不会去冒失。这点心意当能邀到你的鉴谅。《童心诗选》的理想译者，国内不乏其人。你、文井、金近、获帆、徐迟等同志，不少位既是写诗的国手，又通外文。这样一部诗选，理应印得更精美些，由一位或几位富童心的画家插插图，是完全可以上万国书籍博览会的。
关于写序的问题，我还有些未尽之言。
文学翻译的进行，不外乎三种方式：一种是作为业务硬派下来的，一种是完全出于个人爱好，还有一种是二者的结合：既是任务又符合本人兴趣。对第一种方式的翻译不能要求过高，除了交代一下版本及作者生平，译者有时写不出更多的东西。这不能强求。你译的《诗园》我想应属第二种，正如我去年译的《培尔·金特》。后两种方式的译者都会情不自禁地要谈谈对所译的作品的体会。所以我不但为《培》剧写了序，交稿后，还又补了篇“代跋”，因为我渴望读者们分享那部剧作曾给予我的艺术感受。但五十年代，除了为《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写过一篇较长的序言之外，其他作品我译完总是只简单交代一下作者生平及版本而已。我认为(一)这里存在着一种对“老大哥”的依赖心理。当时不少译品没有译者的序跋，倒往往附有一篇俄文本的序言或苏联什么人对该书的评论——也许作为庇护。一九六二年当我译加拿大里柯克的讽刺小品时，我首先查到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过他的俄译本，我才敢放心地去译。(二)隐在这种依赖心理后面的，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恐惧。那时期，我好象丧失了原有的一点鉴别力，“主观能动性”好象罢了工——至少也是怠了工。
最近在《读书》上看到张隆溪同志对苏联人写的一本《英国文学史纲》的批评，痛快极了。五十年代，搞英国文学的曾把那本文学史的中译本奉为圣经——在那之前，记得是穆木天翻译的苏联“教学大纲”。“老大哥”也真不愧为帽子大师。拜伦、雪莱是“革命浪漫主义者”，华滋华斯就硬被赐以“反动的浪漫主义者”，而对十八世纪具有广泛影响的约翰生博士，干脆被从作家行列中革除了。当时，最保险就是跟着“老大哥”的文学指挥棒。译完什么去写序，那是没罪找枷扛。在这一点上，我向已故张满涛同志衷心表示敬意！他甘于去冒那风险。
确如你信中所说，直到三中全会，才斩断了捆绑我们达三十年之久的那套无形枷锁。所以你才为《诗园》写了那篇较长的序。我认为在我国文学翻译事业上，这种做法本身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我国翻译工作者的思想解放：我们终于摆脱了长期形成的唯“老大哥”马首是瞻的心理状态，是“二百”方针在文艺工作中真实的体现。因此，我认为是一种应该大力提倡的风气。中国人翻译外国作品要有中国人的观点，中国人对原作的体会诠释。
因为文学翻译(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在本质上和科技翻译是不同的——也正因此，我怀疑能把它机械化，电脑化。文学翻译是原作者与译者思想感情交融的结果。在整个工作过程中，译者同书中的人物哭过，笑过，思索过，感动过。怎能一译了事呢？
以上也许都是谬论，但是埋在心底二三十年的谬论。在你的启发下，倾吐出来了。不对头处，请指正。即颂
著安
萧乾
一九八二.十二.十三
萧乾同志：
你十二月十三日写给我的信，我读了至少三遍。
这封信才真正是“那么长的一封”。现在提倡文章要写短些。但短而言之无物劣于长而言之有物。书信也是文章的一种。我读到这封长信中关于译本写序问题的高论——确是高论——时，深感到：幸而这封信没有写短了。
你说到对“老大哥”的依赖心理。确实如此。我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初版于一九五○年。那时刚刚解放，对“老大哥”无限景仰。我这个译本在出版之前，送给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的领导去审查——那时我在上海市文艺处剧艺室工作，而文艺处剧艺室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党员发表作品要经领导审查。当时有一位同志看后说：这本诗集专谈什么爱情呀，友谊呀，老是劝朋友结婚生孩子呀等等，对今天的青年读者有什么好处？副处长陆万美同志说，这是英国古典文学，你可以送给黄副处长(黄佐临，当时兼文艺处副处长)去看看，他是内行。我即把稿子送给黄佐临同志去看。过了几天我再去找他，请示他能否出版。他说可以。我如释重负。我在初版“代跋”中特别讲了苏联如何重视莎翁的著作，讲了苏联诗人马尔夏克译的莎翁十四行诗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金，再附上我请左
你提到的张隆溪《评<英国文学史纲>》一文，我也很赞赏。阿尼克斯特的这部专著，确实失之偏颇——当然，也不是一无可取之处。不过我想到咱们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对外国文学的态度，想到林彪吹捧的江青《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所谓“要破除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的论点，想到我上面提到的戚本禹的报告中的说法，那就不能不承认阿尼克斯特的“革命”还是不彻底的，很不彻底的了。
我不仅希望我们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写出自己对作家、作品的观点、诠释、感受、体会(有不少译者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希望有中国研究家撰写的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的国别史，断代史，流派史，流派论，作家论，作品论。我更拥护周扬同志在五十年代就提出的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这项艰巨的任务也许需要一代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也许不断发展下去，无所谓最后“完成”。但不知道有关方面是否已订出规划。
你多次提到你对诗有“自知之明”，所以不写诗。不过，世界上往往有这样的事：懂诗的人不写诗，不懂诗的人却大写其诗。诗，似乎总是要分行写的。但是，分行的不一定是诗，不分行的不一定不是诗。可能有千行万行的文字，却并不是诗。我写过一些分行的句子，到底够不够得上称作诗，只有听任读者去评判，时间去选择了。不过，我倒也有一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分量。我写的东西里，达到诗的标准的，如果不是零，那也微乎其微。而你的一些作品，如《蚕》，如《道旁》，等等，我是当作前辈的力作拜读过的，它们虽然以小说形式出现，但我认为，这些作品是真正的诗。
至于《童心诗选》这个好建议，我想在物色主编人选方面再作一些努力。否则太可惜了。
《培尔·金特》不知何时演出？单行本今年能出版否？那篇长跋，我将拭目以待。
知道你和洁若同志即将访问新加坡，今秋还有赴美讲学之行，这说明你的体力甚好，而且工作热情高涨。我祝你出访顺利，并望多加珍摄。
专此即复，顺祝
新年愉快！
屠岸
一九八三年一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