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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肇中是继李政道、杨振宁之后，第三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华裔科学家。我与丁肇中教授相识，已是30多年前的事了。在与他的交往中，我时常想起他在获得诺贝尔奖时的那段著名演讲：“我是在旧中国长大的……我希望由于我这次得奖，能够唤起在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的兴趣，而注意实验工作的重要性。”这段话，充分表达了丁肇中对祖国的一片深情，也使我对他产生了敬意。
初次采访
1979年秋季的一天早晨，我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采访时，听说了丁肇中要来中国访问、讲学的消息。在这之前，我对丁肇中一无所知。
丁肇中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已经多次来中国访问，可我无缘与他相见，他的名气和成就是那样的显赫，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对他的采访报道工作，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对此，我有些踌躇，为了完成好采访任务，决定求助中国科学院当时的负责人方毅。
听了我的想法后，方毅说：“丁肇中教授对我国培养实验物理人才，很热心。我们的高能加速器(也就是目前正在运行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后，很需要他的帮助，希望你能像采访报道李政道那样采访报道丁肇中。”
我一般是在正式采访本人之前，先做外围采访，对于将要报道的人物有足够了解之后，再与采访对象接触。这样做的好处是，有了充足的素材，不至于临时慌乱。就这样，在丁肇中到来之前，我用半个月的时间访问了中国科学院到丁肇中实验组工作过的科学家唐孝威、郑志鹏等人，阅读了丁肇中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以后写的文章《个人的回忆》。正当万事俱备时，不料直接采访丁肇中时却遇到了麻烦：中国科学院外事局美大处的负责人以种种借口，拒绝安排我直接采访丁肇中。
那时，我年轻气盛，一气之下把他告到了方毅那里。很快，方毅的秘书郭日方便通知我说，方毅批评了那位负责同志，他们已经安排我到北京饭店会见并采访丁肇中。就这样，我与这位物理学家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秋日。午后，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北京饭店旧楼的一个会客室里。下午2时半，丁肇中教授走进了和我会见的房间。那天，他身穿黑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满面红光，英气勃勃，看起来不像43岁的人。他笑着和我握手问好，然后坐下来认真地听我提问。
“听说您领导的实验组近来找到了胶子存在的证据，祝贺您啊!”
丁教授笑吟吟地听了我的开场白，说：“最值得祝贺的事情，是中国人民决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随后，他便用带有山东日照口音的普通话和我交谈起来。
丁肇中离开中国台湾去美国求学时只有20岁，他靠奖学金念完了大学，用6年时间获得美国密执安大学的博士学位，曾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任教。
20世纪70年代初，丁肇中带领一个实验组在美国东海岸的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把一束高能量的质子打在铍靶的原子核上，发现了一个重量比质子重3倍多的粒子，就是著名的由丁肇中亲自命名的丁粒子。丁肇中因此获得1976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
在这之后，丁肇中带领一个由各国科学家组成的实验组，在欧洲和美国的各大加速器上继续做实验，寻找新粒子。
采访中，丁肇中对我说，高能物理这门科学发展非常迅速。自从伽利略从比萨斜塔上丢下两个大小不同的物体证实了重力加速度是一个常数，即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直线加速器吧。到19世纪末期，光的发现，相对地说也算是当时的高能物理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子的发现以及后来越来越多的新粒子的发现，使高能物理研究的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学科越来越多，对仪器精密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为它探索的粒子越来越小。而且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当时，中国正在酝酿建造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对此，丁肇中说：“在加速器建成前，物理人才的训练，实验题目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否则，加速器虽然建成了，很可能做不出像样的物理实验。”
这是我对丁肇中的初次采访。从那以后，我开始了与这位物理学家长达十几年的密切交往。
虽是初次相识，但我发现丁教授非常坦率，平易近人。初次谈话时，他就直言不讳地说，由于做科学研究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因此，在生活上应当尽量让科技人员不要为生活琐事分心，他说：“一天回家做三个钟头的家务，做饭、买菜，那还搞什么科学研究?!”
访问快结束时，我请他谈谈自1975年以来，四次访华的观感，他笑着坦率地说：“1975年我来的时候，在北京和科学家们谈了谈。那时，没有人谈科学，科学家们都处于恐慌状态。1977年我再次来访，科学家们兴奋地告诉我，他们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这次回来，我见到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已经开始，慢慢地也有个计划，大批的留学生、研究生、访问学者也都派出去了，和几年前相比，大不一样了!”
采访过后，我写了长篇通讯《丁肇中教授谈科学实验》，新华社对国内外播发后，被报刊广泛采用。
到日内瓦采访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过了9年。1988年夏天，我在北京饭店再次见到了丁肇中教授。我发现，9年的时光在他身上仿佛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他依然是那么年轻，那么幽默，那么雄心勃勃。见面后，谈到分别几年的情形。我把刚出版的《华罗庚传》一书送给他，还谈了采访邓稼先的种种见闻。
“可惜这些人都去世了。”听完，他说。随即站起来从里屋拿来几张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正在建造的世界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LEP)的大幅照片。
“你看，这张照片是从空中拍摄的，这是日内瓦城。这个对撞机周长27公里，离地面最浅50米，最深150米，这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差不多快要完工了，预计明年7月份全部建成，建成后将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在这台对撞机上做实验。”
丁肇中说，他领导的L3实验，在这个对撞机的地下50米处进行……随后，他拿来一块核桃大的白色晶体对我说：“这是一种非常名贵的晶体，和钢一样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科学家研制的，现在已经研制出8吨。准备用在我领导的L3实验的探测器上，你瞧，很重是不是?”
听完丁肇中兴致勃勃的谈话，我心里想的是采访后如何写篇访问记，于是便对他说：“听说您很关心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意见?”
沉吟片刻，丁肇中说：“任何一个大国，尤其是有历史传统的国家，都不能不重视自然科学研究；现在，工业、商业、国民经济都是用已经成熟的技术，新的技术只能从发展自然科学得到，不然，就会永远落在别人的后面。举例说，假使没有高能物理的研究，这个世纪就不会发现激光，也就不会有激光在医学和工业上的广泛应用；如果没有30年代的高能物理研究，就不会发现电子，核裂变，不发现电子和核裂变，就不会有新的能源，不会有核电……”
他说，自然科学从发现到应用都有一过程，自然科学研究的新发现能够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 活。中国是占世界人口1／4的大国，有悠久的历史，过去对人类科学作出过很重要的贡献，因此，不应忽略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支持。
访问中，他还对我谈了对自然科学投资的重要性。他说：“目前世界各国用在自然科学研究上的钱，相对地说很少，例如我领导这个大型实验，所用的钱还顶不了几架军用飞机的钱。”
在座的陈和生博士(现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告诉我，从1977年开始，丁肇中教授已经为中国培养了1130多位科教人才。
随后，我写了一篇访问记，刊登在1988年第27期的《瞭望》周刊上。
这次访问中，丁教授表示想邀请我去CERN采访。他说：“你可以去看看，来个‘西游记’，不一定写东西。”
丁教授是位很细心的科学家，在这之后，他不仅很快寄来了邀请信和往返机票，还请中科院的一位访问学者陪同我去欧洲采访。
那是1988年冬季的一天，我们乘坐南斯拉夫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北京经迪拜，到达苏黎世。然后，又从苏黎世乘火车到达日内瓦。瑞士的火车宽敞、明亮，乘客很少。从车窗向外望去，只见碧绿的草地一直延伸到天边。草地上间或见到一些矮小的房舍，家家户户的门前都被绿树、花草簇拥着。远远望去，宛如一幅幅迷人的风景画，令人心旷神怡。
那天，我大约坐了3小时的火车，穿过瑞士绿色的原野，傍晚时分到达日内瓦。下车以后，我被安排住在日内瓦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馆里。晚上，电话铃声响了，对方用缓慢的英语自报说，他叫施道耶，是奥地利人，在丁教授实验室工作。他说：“顾女士，明天早晨丁教授想见你，到时候我到旅馆里来接你。”
坐了将近10个小时的飞机，又坐了3个小时的火车，可是我丝毫没有倦意。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在异国他乡过夜。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脑子里不停地想着明天和丁肇中的会见，以及如何度过这紧张而又漫长的两个星期(丁教授在信中写的邀请时间是两周)。
天亮以后，我问旅馆服务员在哪里可以吃到早饭，他用不太纯正的英语回答说，旅馆里不管早饭。无奈，我便信步走到日内瓦大街上，这时，街上已是车水马龙，日内瓦的建筑物都不太高，除了柏油马路外，许多偏僻的街道都是用鹅卵石铺成的，显得有些古朴典雅。我花了1美元买了一个火腿面包，带回旅馆作为早餐。不久，施道耶博士来了，他是位中等身材的奥地利人，大约40岁，憨厚的脸上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茬儿，简短的寒暄过后，他把我带到一辆白色的奔驰车上，沿着日内瓦宽阔的街道，向瑞士和法国交界的边境地区驶去。汽车大约行驶了十几分钟，路边出现了一个醒目的标牌——CERN。进了这个中心，只见鳞次栉比的建筑物，施道耶带我走进了一座米黄色的建筑物——32号楼的4层。
见我来了，丁肇中教授迎上来，用炯炯的目光望着我，笑着说：“很恐怖吧!”意思是我一个人来国外采访，很害怕吧。
“我叫你顾女士呢，还是叫你顾小姐?”
他大概见我有些局促不安，诙谐地说。
他又问我一路上可顺利，随后给了我一个纸口袋，说：“这是你两个星期的生活费(每天30美元)，因为你在国内有工资，所以只发给生活费。不包括你在瑞士停留期间的房租费，房租费我已另外替你支付了。”
这年，丁肇中正在领导由十几个国家、数百位科技人员参加的L3实验，可以说是非常的忙，但他对我的生活琐事还是很关心。短暂会见以后，他又亲自带我到三楼——中国参加L3实验的访问学者的工作室。人们见他来了都站起来，人人面前都摆着一台电脑终端。
丁肇中把我领到一位访问学者面前，交代了几句，就匆匆忙忙工作去了。随后，这位访问学者把我带到一幢白色的建筑物——CERN的招待所里，住下以后，他又带我到日内瓦一个名叫JUMBO(音江仓，中国人叫它大象鼻子)的超级市场买了些食品，然后又回到CERN。
吃过午饭，我随便转了转。CERN坐落在瑞士和法国交界处，在这个庞大的研究机构的墙壁上，到外都可以看到一张式样奇特的挂图。这张图的背景是从空中拍摄的日内瓦城，图的中心印着三个大写的英文字母——LEP。
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示意图。这台周长27公里的巨型粒子加速器，能量高达1300亿电子伏特，它用一个城市的电力，让正负电子在1亿分之1秒的时间里进行碰撞，丁肇中领导的L3实验，就在第二个对撞点上进行。
当天下午，丁教授又带我参观了他领导的L3实验地下隧道里的现场。
我们来到地下隧道里，他头戴防护帽在前面走，我在后面紧跟，我情不自禁地对他说：“你已经得到诺贝尔奖，为何还这样不辞辛劳?”
他停下来，用炯炯的目光注视着我，说：“关于这个问题，10年以后我再回答你!”
第一次到瑞士访问，邀请信上写的是两个星期，后来丁教授盛情相邀，我的访问延长到两个月。两个月中，除采访外，我还被丁教授指派的瑞士人皮特·拉抗领着，驾车进行了瑞士全境一日游。
瑞士给我的印象是：发达、富有。从日内瓦到苏黎世，再到伯尔尼，城市虽小，但整洁有序；街上店铺的橱窗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手表、金银饰品，还有五花八门的巧克力。
游过瑞士后，我觉得瑞士不但是名不虚传的钟表的王国、巧克力的王国，而且还是勤劳牧民的聚集地，因为到了20世纪末，宇宙飞船已上蓝天，而这里的人们还在放牧。
从这以后，我几乎每年都应邀去丁肇中的实验组采访。年复一年，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我广泛接触并采访了许多世界著名科学家，其中有CERN的负责人，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丁教授的得力助手贝克博士，以及陈敏教授等。
他们详细地谈了多年来与丁肇中共事的许多动人故事，尤其是丁教授获得诺贝尔奖前后的共同经历。
有一年，丁教授亲自开车带我和中国访问学者马基茂到他的家中做客，顺便说一下，那些年采访中我时常被邀请去他家做客。日内瓦郊区的深秋，山下碧草连天、山顶白雪皑皑的莱拉山，云雾缭绕，在这片田园诗般的原野上，间或看到两三头奶牛在悠闲地吃草。
丁教授一面开车，一面说笑。
他指着窗外起伏的山峦和绿色的原野，幽默地说：“我住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三家村’，这里所有的人都加起来，还没有北京王府井的人多!”我们听了都笑起来。
丁教授的家在靠近瑞士边境的法国一个小镇。他家的门前是片葡萄园。在两幢不太高的欧式建筑物前，他把车子停下来，用钥匙打开了矮矮的铁门。进了院子，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院落，绿茵茵的草地环绕着两幢小楼。草地上，间或生长着郁郁葱葱的松树、桃树、苹果树、梨树……
“这院子里大约有80多棵树，秋天苹果熟了，落了一地，因为没有时间摘……”丁教授说。
走进客厅，正面墙上挂着丁肇中和儿子丁明童的照片，另一面墙上挂着丁教授妻子苏姗抱着儿子的画像。书橱里摆着丁教授和女儿丁明隽、丁明美的照片，以及各种文字的书籍。其中 有许多中国的线装书，如《儒林外史》、《山海经》，等等。它提示客人：房子的主人除了精通物理学外，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学也很酷爱。此外，还有些来自中国的录像带《淮海战役》、《大决战》，以及中国相声的录音带等。书架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中国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书写的大条幅：“丁肇中先生大雅：万木参天宝殿雄，四方游客浴香风；劝君休做山门客，不再飞来第二峰。”落款是：“苏步青灵隐寺前戏作”。
我们正在欣赏主人客厅里的摆设时，丁教授端来了他亲手泡制的乌龙茶款待我们。
我们坐在沙发上一面品茶，一面听丁教授谈他青少年时代的经历，谈话间，他讲了中国的许多历史典故。
丁肇中说，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已经去世。回中国后，华国锋会见了他，他还见过邓小平和胡耀邦。有一年回国时，中央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请他看了电影《城南旧事》。
有一年，我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还访问了丁教授的妻子苏姗·马克斯·丁。她是一位长着满头金色长发，皮肤白净，双眼碧蓝，瘦削而又美丽的美国籍爱尔兰裔妇女。
她用纯正流利的英语和我交谈，我们聊天时，他们的儿子丁明童就在旁边玩耍。一开始，苏姗在纸上工工整整地给我写下了她的名字：Su San Marks Ting，她微笑着对我说，早年她曾就读于美国波士顿大学，毕业后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作。
“我第一次遇见丁是在汉堡。听说他对科学贡献很大，于是，我便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和丁接触后学了许多物理学的知识，因此，我对物理也很感兴趣。大学毕业后，我做过一段时间的专职教师，因此，我对中国的教育也很感兴趣。在丁的帮助下，我还对中国的教育进行了研究。丁是一位年轻人很崇拜的科学家，他工作非常刻苦，致力于物理学的研究，决心是很大的。”
苏姗说：“我们的儿子出生时，丁就在我们母子身旁，因此，儿子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他的父亲。平时，他虽然大部分时间在实验室工作，但是，他是一位很好的丈夫和父亲。虽然终日忙于工作……”谈到这里，苏姗郑重地笑着说：“他是Work Work and Work!(工作，工作，再工作!)但总是和家庭保持着密切联系。”
当时，丁肇中正领导着有14个国家460多位物理学家以及600多位工程技术人员参加的L3实验。听了苏姗的这番话，我心想，丁肇中如此刻苦、勤奋，以至于他最亲近的人都这样评价他，这大概就是他之所以还不到40岁就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杰出物理学家的原因吧!
1991年春天，我再次应邀到CERN采访。当时，L3实验组的科学家们正在召开每月一次的组会。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教授因患肺癌，在台北去世。丁肇中专程从瑞士飞往台北，参加了父亲的葬礼。那天，他从台湾奔父丧归来，下飞机后没有休息就直接来到会场。他在主持召开组会前，见到我，递给我一份他父亲丁观海教授的讣告。我想安慰他几句，但又不知说什么好，见他有些疲惫和伤感，便问道：“丁观海教授的葬礼举行得很隆重吧?”“嗯。”他苦笑着说，“台湾所有的‘政府要员’都参加了追悼会，说什么我父亲的去世是对‘党国’的一大损失。其实，我父亲无党无派，谈何‘党国’?”
散会以后，我看了丁肇中教授给我的讣告。
讣告说：“1991年9月19日，丁观海教授不幸因患肺癌，病逝于台湾大学医院。享年80岁，在这之前，丁棠华(丁肇中的弟弟)随侍在侧，亲视含殓。噩耗传来，丁肇中、丁肇民(丁肇中妹妹)立即从国外赶回台北奔丧。”
由吴大猷等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在讣告中高度赞扬了丁观海教授的一生。我正在看讣告时，丁肇中突然来到中国访问学者的办公室，他交给了我一份英文稿，文章的题目是《怀念》。我和在场的中国访问学者们边看边把这篇文章译成了中文。丁肇中在这篇文章中深情地缅怀了他父亲的一生。
征得他的同意后，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国内的《瞭望》周刊海外版，他们很快就编发了。
去美国采访
“你去过美国吗?”有一天，丁肇中问我。
“去过。”我说。
“什么时候?”
“1980年夏天，我随中国高能物理代表团去美国访问了一个多月。”
“我想邀请你去美国采访。”丁肇中说。
事情就这样定了。签证办好后，我独自一人从日内瓦乘飞机，在大西洋上大约飞了七个多小时，到达波士顿。
下飞机后，我就被丁教授安排的人接到了波士顿的剑桥。在剑桥，波涛汹涌的查尔斯河将丁肇中执教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分开。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里，高楼林立，鲜花盛开。在丁教授工作的44号楼前，矗立着一个大写的“J”(他发现了粒子的标志)字。上面标着“1974－1984”。进门以后，左边大厅里，摆着L3实验用的ω子探测器的模型。再往里走，是科学家们的工作间。一台台的电脑终端，随时可以和世界各地的高能物理加速器中心联系。右边是丁肇中秘书的办公室，当时，他的女秘书名叫爱伦·宝贝，是位德国人的后裔。我去的时候，她正在谈恋爱，她上班的时候，身旁总有一条大狗陪伴。
上班后，爱伦小姐总是拿着电话用英语不停地说：“This is Prof.Ting Office!”(这里是丁教授办公室)。
上了二楼，右边会议室兼学术报告厅的墙壁上，挂着丁肇中在瑞典皇家科学院接受诺贝尔奖时的大幅照片。穿过走廊便是丁教授的工作问。在他工作间的墙壁上，挂着许多彩色的大照片，都是他和他孩子们的照片。
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步行到麻省理工学院采访。除采访丁肇中本人外，我还与他的助手们交谈，并且采访了麻省理工学院核能研究所所长柯尔曼教授。他说，这个研究所是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的。在这里工作过的学生和教授中共有7位诺贝尔奖得主，在距离研究所不远的地方，建有一台电子加速器，这个研究所参与的第二个大项目是丁肇中教授领导的L3实验。我们和中国物理学界有很多联系，时常有中国学者来访。
“作为一位世界杰出的物理学家，丁在这里工作，我们感到很自豪。他是MIT(麻省理工学院英文缩写)的骄傲。”
“丁领导一个实验组从事寻找新粒子的研究，在世界高能物理领域里，是迄今为止国际上最大的合作项目。他成功地把各国物理学家组织在一起，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各国物理学家都愿意跟丁在一起工作。”
一天，丁肇中教授要去波士顿大学演讲，我应邀去旁听，同行的还有柯尔曼教授和丁教授的女秘书爱伦·宝贝。
途中，丁肇中用英语说：“这河名叫查尔斯河，和英国查尔斯王子同名，类似中国的秦淮河。柯尔曼也知道秦淮河，因为他到过中国。”
报告结束时，夜幕降临。丁肇中教授开车把我送回了旅馆。
在暮色中，波士顿街上车水马龙。查尔斯河畔的绿树红花，在夕阳的辉映下，披上了金黄色。我一面透过车窗望着这异国城市的美景，一面盘算着如何独自一人应付从波士顿到日内瓦横渡大西洋的旅行。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你这样好吗?”途中，丁肇中突然对我说。
“不知道。”
“就因为当年你和某某某(即当时中科院外事局美大处的那位负责同志)吵了一架!”
“我和他吵架，你怎么知道的?”
“他告诉我的。他说，你把他告到了方毅那里，他觉得很委屈……”丁肇中说完笑起来，我也笑了。
听了丁肇中的这番话，我心想，如果当年我不坚持采访丁肇中，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情，就不会和他以及他的助手、学生们打那么多年交道，也就不会受到丁教授如此特殊的厚待和礼遇。
所有这些，都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其实，在第一次采访丁肇中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做好对这位大物理学家的采访报道工作，把稿件写好。
我在CERN和MIT采访期间，丁教授曾不止一次亲自开车带我到街上吃饭，除了吃西餐外，他还多次请我去日内瓦的中餐馆吃山东人爱吃的、也是他这个山东人童年爱吃的食品——锅贴。离开波士顿前的那天中午，他又带我来到一家西餐馆，吃了清蒸龙虾。席间，他拿出两本印刷精美的大画册，说：这本《丝绸之路》是送给你的。另一本《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他让我带给当时的国家科委负责人宋健。
(责任编辑 谢文雄)
初次采访
1979年秋季的一天早晨，我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采访时，听说了丁肇中要来中国访问、讲学的消息。在这之前，我对丁肇中一无所知。
丁肇中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已经多次来中国访问，可我无缘与他相见，他的名气和成就是那样的显赫，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对他的采访报道工作，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对此，我有些踌躇，为了完成好采访任务，决定求助中国科学院当时的负责人方毅。
听了我的想法后，方毅说：“丁肇中教授对我国培养实验物理人才，很热心。我们的高能加速器(也就是目前正在运行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后，很需要他的帮助，希望你能像采访报道李政道那样采访报道丁肇中。”
我一般是在正式采访本人之前，先做外围采访，对于将要报道的人物有足够了解之后，再与采访对象接触。这样做的好处是，有了充足的素材，不至于临时慌乱。就这样，在丁肇中到来之前，我用半个月的时间访问了中国科学院到丁肇中实验组工作过的科学家唐孝威、郑志鹏等人，阅读了丁肇中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以后写的文章《个人的回忆》。正当万事俱备时，不料直接采访丁肇中时却遇到了麻烦：中国科学院外事局美大处的负责人以种种借口，拒绝安排我直接采访丁肇中。
那时，我年轻气盛，一气之下把他告到了方毅那里。很快，方毅的秘书郭日方便通知我说，方毅批评了那位负责同志，他们已经安排我到北京饭店会见并采访丁肇中。就这样，我与这位物理学家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秋日。午后，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北京饭店旧楼的一个会客室里。下午2时半，丁肇中教授走进了和我会见的房间。那天，他身穿黑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满面红光，英气勃勃，看起来不像43岁的人。他笑着和我握手问好，然后坐下来认真地听我提问。
“听说您领导的实验组近来找到了胶子存在的证据，祝贺您啊!”
丁教授笑吟吟地听了我的开场白，说：“最值得祝贺的事情，是中国人民决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随后，他便用带有山东日照口音的普通话和我交谈起来。
丁肇中离开中国台湾去美国求学时只有20岁，他靠奖学金念完了大学，用6年时间获得美国密执安大学的博士学位，曾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任教。
20世纪70年代初，丁肇中带领一个实验组在美国东海岸的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把一束高能量的质子打在铍靶的原子核上，发现了一个重量比质子重3倍多的粒子，就是著名的由丁肇中亲自命名的丁粒子。丁肇中因此获得1976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
在这之后，丁肇中带领一个由各国科学家组成的实验组，在欧洲和美国的各大加速器上继续做实验，寻找新粒子。
采访中，丁肇中对我说，高能物理这门科学发展非常迅速。自从伽利略从比萨斜塔上丢下两个大小不同的物体证实了重力加速度是一个常数，即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直线加速器吧。到19世纪末期，光的发现，相对地说也算是当时的高能物理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子的发现以及后来越来越多的新粒子的发现，使高能物理研究的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学科越来越多，对仪器精密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为它探索的粒子越来越小。而且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当时，中国正在酝酿建造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对此，丁肇中说：“在加速器建成前，物理人才的训练，实验题目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否则，加速器虽然建成了，很可能做不出像样的物理实验。”
这是我对丁肇中的初次采访。从那以后，我开始了与这位物理学家长达十几年的密切交往。
虽是初次相识，但我发现丁教授非常坦率，平易近人。初次谈话时，他就直言不讳地说，由于做科学研究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因此，在生活上应当尽量让科技人员不要为生活琐事分心，他说：“一天回家做三个钟头的家务，做饭、买菜，那还搞什么科学研究?!”
访问快结束时，我请他谈谈自1975年以来，四次访华的观感，他笑着坦率地说：“1975年我来的时候，在北京和科学家们谈了谈。那时，没有人谈科学，科学家们都处于恐慌状态。1977年我再次来访，科学家们兴奋地告诉我，他们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这次回来，我见到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已经开始，慢慢地也有个计划，大批的留学生、研究生、访问学者也都派出去了，和几年前相比，大不一样了!”
采访过后，我写了长篇通讯《丁肇中教授谈科学实验》，新华社对国内外播发后，被报刊广泛采用。
到日内瓦采访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过了9年。1988年夏天，我在北京饭店再次见到了丁肇中教授。我发现，9年的时光在他身上仿佛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他依然是那么年轻，那么幽默，那么雄心勃勃。见面后，谈到分别几年的情形。我把刚出版的《华罗庚传》一书送给他，还谈了采访邓稼先的种种见闻。
“可惜这些人都去世了。”听完，他说。随即站起来从里屋拿来几张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正在建造的世界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LEP)的大幅照片。
“你看，这张照片是从空中拍摄的，这是日内瓦城。这个对撞机周长27公里，离地面最浅50米，最深150米，这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差不多快要完工了，预计明年7月份全部建成，建成后将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在这台对撞机上做实验。”
丁肇中说，他领导的L3实验，在这个对撞机的地下50米处进行……随后，他拿来一块核桃大的白色晶体对我说：“这是一种非常名贵的晶体，和钢一样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科学家研制的，现在已经研制出8吨。准备用在我领导的L3实验的探测器上，你瞧，很重是不是?”
听完丁肇中兴致勃勃的谈话，我心里想的是采访后如何写篇访问记，于是便对他说：“听说您很关心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意见?”
沉吟片刻，丁肇中说：“任何一个大国，尤其是有历史传统的国家，都不能不重视自然科学研究；现在，工业、商业、国民经济都是用已经成熟的技术，新的技术只能从发展自然科学得到，不然，就会永远落在别人的后面。举例说，假使没有高能物理的研究，这个世纪就不会发现激光，也就不会有激光在医学和工业上的广泛应用；如果没有30年代的高能物理研究，就不会发现电子，核裂变，不发现电子和核裂变，就不会有新的能源，不会有核电……”
他说，自然科学从发现到应用都有一过程，自然科学研究的新发现能够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 活。中国是占世界人口1／4的大国，有悠久的历史，过去对人类科学作出过很重要的贡献，因此，不应忽略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支持。
访问中，他还对我谈了对自然科学投资的重要性。他说：“目前世界各国用在自然科学研究上的钱，相对地说很少，例如我领导这个大型实验，所用的钱还顶不了几架军用飞机的钱。”
在座的陈和生博士(现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告诉我，从1977年开始，丁肇中教授已经为中国培养了1130多位科教人才。
随后，我写了一篇访问记，刊登在1988年第27期的《瞭望》周刊上。
这次访问中，丁教授表示想邀请我去CERN采访。他说：“你可以去看看，来个‘西游记’，不一定写东西。”
丁教授是位很细心的科学家，在这之后，他不仅很快寄来了邀请信和往返机票，还请中科院的一位访问学者陪同我去欧洲采访。
那是1988年冬季的一天，我们乘坐南斯拉夫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北京经迪拜，到达苏黎世。然后，又从苏黎世乘火车到达日内瓦。瑞士的火车宽敞、明亮，乘客很少。从车窗向外望去，只见碧绿的草地一直延伸到天边。草地上间或见到一些矮小的房舍，家家户户的门前都被绿树、花草簇拥着。远远望去，宛如一幅幅迷人的风景画，令人心旷神怡。
那天，我大约坐了3小时的火车，穿过瑞士绿色的原野，傍晚时分到达日内瓦。下车以后，我被安排住在日内瓦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馆里。晚上，电话铃声响了，对方用缓慢的英语自报说，他叫施道耶，是奥地利人，在丁教授实验室工作。他说：“顾女士，明天早晨丁教授想见你，到时候我到旅馆里来接你。”
坐了将近10个小时的飞机，又坐了3个小时的火车，可是我丝毫没有倦意。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在异国他乡过夜。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脑子里不停地想着明天和丁肇中的会见，以及如何度过这紧张而又漫长的两个星期(丁教授在信中写的邀请时间是两周)。
天亮以后，我问旅馆服务员在哪里可以吃到早饭，他用不太纯正的英语回答说，旅馆里不管早饭。无奈，我便信步走到日内瓦大街上，这时，街上已是车水马龙，日内瓦的建筑物都不太高，除了柏油马路外，许多偏僻的街道都是用鹅卵石铺成的，显得有些古朴典雅。我花了1美元买了一个火腿面包，带回旅馆作为早餐。不久，施道耶博士来了，他是位中等身材的奥地利人，大约40岁，憨厚的脸上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茬儿，简短的寒暄过后，他把我带到一辆白色的奔驰车上，沿着日内瓦宽阔的街道，向瑞士和法国交界的边境地区驶去。汽车大约行驶了十几分钟，路边出现了一个醒目的标牌——CERN。进了这个中心，只见鳞次栉比的建筑物，施道耶带我走进了一座米黄色的建筑物——32号楼的4层。
见我来了，丁肇中教授迎上来，用炯炯的目光望着我，笑着说：“很恐怖吧!”意思是我一个人来国外采访，很害怕吧。
“我叫你顾女士呢，还是叫你顾小姐?”
他大概见我有些局促不安，诙谐地说。
他又问我一路上可顺利，随后给了我一个纸口袋，说：“这是你两个星期的生活费(每天30美元)，因为你在国内有工资，所以只发给生活费。不包括你在瑞士停留期间的房租费，房租费我已另外替你支付了。”
这年，丁肇中正在领导由十几个国家、数百位科技人员参加的L3实验，可以说是非常的忙，但他对我的生活琐事还是很关心。短暂会见以后，他又亲自带我到三楼——中国参加L3实验的访问学者的工作室。人们见他来了都站起来，人人面前都摆着一台电脑终端。
丁肇中把我领到一位访问学者面前，交代了几句，就匆匆忙忙工作去了。随后，这位访问学者把我带到一幢白色的建筑物——CERN的招待所里，住下以后，他又带我到日内瓦一个名叫JUMBO(音江仓，中国人叫它大象鼻子)的超级市场买了些食品，然后又回到CERN。
吃过午饭，我随便转了转。CERN坐落在瑞士和法国交界处，在这个庞大的研究机构的墙壁上，到外都可以看到一张式样奇特的挂图。这张图的背景是从空中拍摄的日内瓦城，图的中心印着三个大写的英文字母——LEP。
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示意图。这台周长27公里的巨型粒子加速器，能量高达1300亿电子伏特，它用一个城市的电力，让正负电子在1亿分之1秒的时间里进行碰撞，丁肇中领导的L3实验，就在第二个对撞点上进行。
当天下午，丁教授又带我参观了他领导的L3实验地下隧道里的现场。
我们来到地下隧道里，他头戴防护帽在前面走，我在后面紧跟，我情不自禁地对他说：“你已经得到诺贝尔奖，为何还这样不辞辛劳?”
他停下来，用炯炯的目光注视着我，说：“关于这个问题，10年以后我再回答你!”
第一次到瑞士访问，邀请信上写的是两个星期，后来丁教授盛情相邀，我的访问延长到两个月。两个月中，除采访外，我还被丁教授指派的瑞士人皮特·拉抗领着，驾车进行了瑞士全境一日游。
瑞士给我的印象是：发达、富有。从日内瓦到苏黎世，再到伯尔尼，城市虽小，但整洁有序；街上店铺的橱窗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手表、金银饰品，还有五花八门的巧克力。
游过瑞士后，我觉得瑞士不但是名不虚传的钟表的王国、巧克力的王国，而且还是勤劳牧民的聚集地，因为到了20世纪末，宇宙飞船已上蓝天，而这里的人们还在放牧。
从这以后，我几乎每年都应邀去丁肇中的实验组采访。年复一年，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我广泛接触并采访了许多世界著名科学家，其中有CERN的负责人，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丁教授的得力助手贝克博士，以及陈敏教授等。
他们详细地谈了多年来与丁肇中共事的许多动人故事，尤其是丁教授获得诺贝尔奖前后的共同经历。
有一年，丁教授亲自开车带我和中国访问学者马基茂到他的家中做客，顺便说一下，那些年采访中我时常被邀请去他家做客。日内瓦郊区的深秋，山下碧草连天、山顶白雪皑皑的莱拉山，云雾缭绕，在这片田园诗般的原野上，间或看到两三头奶牛在悠闲地吃草。
丁教授一面开车，一面说笑。
他指着窗外起伏的山峦和绿色的原野，幽默地说：“我住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三家村’，这里所有的人都加起来，还没有北京王府井的人多!”我们听了都笑起来。
丁教授的家在靠近瑞士边境的法国一个小镇。他家的门前是片葡萄园。在两幢不太高的欧式建筑物前，他把车子停下来，用钥匙打开了矮矮的铁门。进了院子，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院落，绿茵茵的草地环绕着两幢小楼。草地上，间或生长着郁郁葱葱的松树、桃树、苹果树、梨树……
“这院子里大约有80多棵树，秋天苹果熟了，落了一地，因为没有时间摘……”丁教授说。
走进客厅，正面墙上挂着丁肇中和儿子丁明童的照片，另一面墙上挂着丁教授妻子苏姗抱着儿子的画像。书橱里摆着丁教授和女儿丁明隽、丁明美的照片，以及各种文字的书籍。其中 有许多中国的线装书，如《儒林外史》、《山海经》，等等。它提示客人：房子的主人除了精通物理学外，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学也很酷爱。此外，还有些来自中国的录像带《淮海战役》、《大决战》，以及中国相声的录音带等。书架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中国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书写的大条幅：“丁肇中先生大雅：万木参天宝殿雄，四方游客浴香风；劝君休做山门客，不再飞来第二峰。”落款是：“苏步青灵隐寺前戏作”。
我们正在欣赏主人客厅里的摆设时，丁教授端来了他亲手泡制的乌龙茶款待我们。
我们坐在沙发上一面品茶，一面听丁教授谈他青少年时代的经历，谈话间，他讲了中国的许多历史典故。
丁肇中说，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已经去世。回中国后，华国锋会见了他，他还见过邓小平和胡耀邦。有一年回国时，中央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请他看了电影《城南旧事》。
有一年，我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还访问了丁教授的妻子苏姗·马克斯·丁。她是一位长着满头金色长发，皮肤白净，双眼碧蓝，瘦削而又美丽的美国籍爱尔兰裔妇女。
她用纯正流利的英语和我交谈，我们聊天时，他们的儿子丁明童就在旁边玩耍。一开始，苏姗在纸上工工整整地给我写下了她的名字：Su San Marks Ting，她微笑着对我说，早年她曾就读于美国波士顿大学，毕业后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作。
“我第一次遇见丁是在汉堡。听说他对科学贡献很大，于是，我便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和丁接触后学了许多物理学的知识，因此，我对物理也很感兴趣。大学毕业后，我做过一段时间的专职教师，因此，我对中国的教育也很感兴趣。在丁的帮助下，我还对中国的教育进行了研究。丁是一位年轻人很崇拜的科学家，他工作非常刻苦，致力于物理学的研究，决心是很大的。”
苏姗说：“我们的儿子出生时，丁就在我们母子身旁，因此，儿子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他的父亲。平时，他虽然大部分时间在实验室工作，但是，他是一位很好的丈夫和父亲。虽然终日忙于工作……”谈到这里，苏姗郑重地笑着说：“他是Work Work and Work!(工作，工作，再工作!)但总是和家庭保持着密切联系。”
当时，丁肇中正领导着有14个国家460多位物理学家以及600多位工程技术人员参加的L3实验。听了苏姗的这番话，我心想，丁肇中如此刻苦、勤奋，以至于他最亲近的人都这样评价他，这大概就是他之所以还不到40岁就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杰出物理学家的原因吧!
1991年春天，我再次应邀到CERN采访。当时，L3实验组的科学家们正在召开每月一次的组会。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教授因患肺癌，在台北去世。丁肇中专程从瑞士飞往台北，参加了父亲的葬礼。那天，他从台湾奔父丧归来，下飞机后没有休息就直接来到会场。他在主持召开组会前，见到我，递给我一份他父亲丁观海教授的讣告。我想安慰他几句，但又不知说什么好，见他有些疲惫和伤感，便问道：“丁观海教授的葬礼举行得很隆重吧?”“嗯。”他苦笑着说，“台湾所有的‘政府要员’都参加了追悼会，说什么我父亲的去世是对‘党国’的一大损失。其实，我父亲无党无派，谈何‘党国’?”
散会以后，我看了丁肇中教授给我的讣告。
讣告说：“1991年9月19日，丁观海教授不幸因患肺癌，病逝于台湾大学医院。享年80岁，在这之前，丁棠华(丁肇中的弟弟)随侍在侧，亲视含殓。噩耗传来，丁肇中、丁肇民(丁肇中妹妹)立即从国外赶回台北奔丧。”
由吴大猷等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在讣告中高度赞扬了丁观海教授的一生。我正在看讣告时，丁肇中突然来到中国访问学者的办公室，他交给了我一份英文稿，文章的题目是《怀念》。我和在场的中国访问学者们边看边把这篇文章译成了中文。丁肇中在这篇文章中深情地缅怀了他父亲的一生。
征得他的同意后，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国内的《瞭望》周刊海外版，他们很快就编发了。
去美国采访
“你去过美国吗?”有一天，丁肇中问我。
“去过。”我说。
“什么时候?”
“1980年夏天，我随中国高能物理代表团去美国访问了一个多月。”
“我想邀请你去美国采访。”丁肇中说。
事情就这样定了。签证办好后，我独自一人从日内瓦乘飞机，在大西洋上大约飞了七个多小时，到达波士顿。
下飞机后，我就被丁教授安排的人接到了波士顿的剑桥。在剑桥，波涛汹涌的查尔斯河将丁肇中执教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分开。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里，高楼林立，鲜花盛开。在丁教授工作的44号楼前，矗立着一个大写的“J”(他发现了粒子的标志)字。上面标着“1974－1984”。进门以后，左边大厅里，摆着L3实验用的ω子探测器的模型。再往里走，是科学家们的工作间。一台台的电脑终端，随时可以和世界各地的高能物理加速器中心联系。右边是丁肇中秘书的办公室，当时，他的女秘书名叫爱伦·宝贝，是位德国人的后裔。我去的时候，她正在谈恋爱，她上班的时候，身旁总有一条大狗陪伴。
上班后，爱伦小姐总是拿着电话用英语不停地说：“This is Prof.Ting Office!”(这里是丁教授办公室)。
上了二楼，右边会议室兼学术报告厅的墙壁上，挂着丁肇中在瑞典皇家科学院接受诺贝尔奖时的大幅照片。穿过走廊便是丁教授的工作问。在他工作间的墙壁上，挂着许多彩色的大照片，都是他和他孩子们的照片。
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步行到麻省理工学院采访。除采访丁肇中本人外，我还与他的助手们交谈，并且采访了麻省理工学院核能研究所所长柯尔曼教授。他说，这个研究所是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的。在这里工作过的学生和教授中共有7位诺贝尔奖得主，在距离研究所不远的地方，建有一台电子加速器，这个研究所参与的第二个大项目是丁肇中教授领导的L3实验。我们和中国物理学界有很多联系，时常有中国学者来访。
“作为一位世界杰出的物理学家，丁在这里工作，我们感到很自豪。他是MIT(麻省理工学院英文缩写)的骄傲。”
“丁领导一个实验组从事寻找新粒子的研究，在世界高能物理领域里，是迄今为止国际上最大的合作项目。他成功地把各国物理学家组织在一起，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各国物理学家都愿意跟丁在一起工作。”
一天，丁肇中教授要去波士顿大学演讲，我应邀去旁听，同行的还有柯尔曼教授和丁教授的女秘书爱伦·宝贝。
途中，丁肇中用英语说：“这河名叫查尔斯河，和英国查尔斯王子同名，类似中国的秦淮河。柯尔曼也知道秦淮河，因为他到过中国。”
报告结束时，夜幕降临。丁肇中教授开车把我送回了旅馆。
在暮色中，波士顿街上车水马龙。查尔斯河畔的绿树红花，在夕阳的辉映下，披上了金黄色。我一面透过车窗望着这异国城市的美景，一面盘算着如何独自一人应付从波士顿到日内瓦横渡大西洋的旅行。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你这样好吗?”途中，丁肇中突然对我说。
“不知道。”
“就因为当年你和某某某(即当时中科院外事局美大处的那位负责同志)吵了一架!”
“我和他吵架，你怎么知道的?”
“他告诉我的。他说，你把他告到了方毅那里，他觉得很委屈……”丁肇中说完笑起来，我也笑了。
听了丁肇中的这番话，我心想，如果当年我不坚持采访丁肇中，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情，就不会和他以及他的助手、学生们打那么多年交道，也就不会受到丁教授如此特殊的厚待和礼遇。
所有这些，都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其实，在第一次采访丁肇中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做好对这位大物理学家的采访报道工作，把稿件写好。
我在CERN和MIT采访期间，丁教授曾不止一次亲自开车带我到街上吃饭，除了吃西餐外，他还多次请我去日内瓦的中餐馆吃山东人爱吃的、也是他这个山东人童年爱吃的食品——锅贴。离开波士顿前的那天中午，他又带我来到一家西餐馆，吃了清蒸龙虾。席间，他拿出两本印刷精美的大画册，说：这本《丝绸之路》是送给你的。另一本《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他让我带给当时的国家科委负责人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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