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扬帆进北平第一天就受到周恩来的两次批评，感到很委屈，一连几天闷闷不乐。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说：“看来，不是扬帆同志犯了工作不负责的错误，而是我犯了官僚主义的毛病。我找个时间，向他道歉，作检讨。”就这样，在一天晚上，周恩来找到扬帆，开口就说：“扬帆同志，对不起，叫你受委屈了！我是来向你作检讨的。”
周恩来是全世界公认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像这样一位伟人对待下级却是充满与众不同的人情味儿，体现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
给部下家属“报平安”
1944年12月，从重庆回到延安不久的周恩来收到中共米脂县委书记冯文彬来延安开会时转交的一封信。信是米脂县印斗区区长林彬（原名杨湜萍）写的，是要打听妹妹杨莉萍的情况。周恩来看罢后立即给林彬写了回信。周恩来因何要给林彬写信呢？1940年3月，周恩来从延安去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时，带了几个报务人员，林彬的妹妹杨莉萍就在其中。临行前杨莉萍来到了当时还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的姐姐那里，把自己即将到重庆去工作的消息告诉了姐姐。1940年5月底，杨莉萍到了重庆，在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担任报务员。在来重庆的路途中，豆蔻年华的她还对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钟韵产生了好感。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和在大后方更好地开展工作，组织决定杨莉萍转入地下工作。这年5月，派她和与之相恋的钟韵一起去桂林建立地下电台，后来两人结了婚，生了个男孩。1943年1月，南方局调两人回到重庆红岩村。不久，组织又派两人到昆明建立秘密电台。由于杨莉萍到了重庆后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没有给在延安的姐姐写过信，因此几年来，杨湜萍十分想念妹妹。周恩来托冯文彬带给杨湜萍的信是这样写的：“林彬同志：冯文彬同志带来你的信收到了。杨莉萍同志既是你的妹妹，当然你要挂念她，而且早就应该来信问我的。她于四零年随我出外工作后，不久即与军队中老干部钟韵同志恋爱后同去桂林。四一年在该处结婚并取得职业掩护。四三年回重庆，当时已生小孩，我忘了是男是女。不久又去昆明，现在该处有职业，情形亦好，惟因属于大后方工作，我不能将通讯地址告你。在去年我见他俩时身体尚好。莉萍年小，自然免不了孩子气，幸好钟韵尚肯帮助她，故彼此相处甚得，此点望你放心。匆匆函告。祝你健康！周恩来。”杨湜萍没想到周恩来会给她亲笔复信，得知妹妹一切都很好就放心了。
向下级道歉作检讨
1949年3月25日下午，来到北平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将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接见工农商学兵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快到中午时分，周恩来没找到负责西苑机场警卫的察哈尔省社会部部长扬帆（进城时分管安全保卫工作）了解那里的布置情况，所以午饭后看到了扬帆，因不知道他一直在颐和园的厨房检查给中央首长准备的午饭是否安全，就批评说：“你跑到哪里去了？眼下工作这么忙，找都找不到你！”扬帆不便解释，只好默认。下午，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在西苑机场阅兵完毕，接见结束，按计划到香山住地。扬帆乘一辆吉普车负责在前面开路，后面紧跟着的是毛主席的吉普车等共11辆车。扬帆担心道路上有敌特埋设的地雷，就让司机把车开得快一些，同毛主席的车拉开距离。没想到，毛泽东的司机和后面其他中央首长的司机都没有领会其意，也都加速在后面紧跟。车队到达香山后周恩来叫住扬帆，批评说：“你在前面是怎么带的车？道路这么窄，又高低不平，车速又那么快，司机都不熟悉路况，如果翻一辆怎么办？你呀，怎么不用脑子想一想！”扬帆进北平第一天就受到周恩来的两次批评，感到很委屈，一连几天闷闷不乐。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说：“看来，不是扬帆同志犯了工作不负责的错误，而是我犯了官僚主义的毛病。我找个时间，向他道歉，作检讨。”就这样，在一天晚上，周恩来找到扬帆，开口就说：“扬帆同志，对不起，叫你受委屈了！我是来向你作检讨的。”接着又说：“那天我对你的两次批评，是我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错怪了你，给你思想上造成了负担，请你对我批评帮助。”扬帆听周恩来这么一说，惶恐地说：“不！是我做得不好造成的，周副主席您怎能向我作检讨呢？”周恩来说：“在我们党内，上级可以批评下级，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政治上一律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还说：“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像一个人身上沾了尘土，别人发现后，给你指了出来你自己用手把它拍打掉了，这有多好哇！”最后又说：“一个政党是在不断改正错误中前进的，一个共产党员是在经常改正缺点毛病中进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强党‘健体’的法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它！”说完，紧紧地握住扬帆的手，再一次向他道歉。
为下级抬棺执绋
1954年，人民解放军第一任总后勤部部长兼国家食品部部长、中央军委财政部部长杨立三因患脑癌，医治无效不幸于11月28日逝世。12月7日上午，中央军委举行杨立三追悼大会，11时起灵，文官队第一个执绋的是周恩来。他坚持为杨立三抬棺并伤感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不是无情论者，是杨立三把我从鬼门关抬出来的，我现在不送他一程，死人也会说话的……”他所说的“是杨立三把我从鬼门关抬出来的”是指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过草地时，周恩来因病走不了路，时任总兵站部部长、中革军委保管处处长的杨立三硬是安全地把他拾出了这片“死亡之地”。刚走出草地杨立三便累病了。对于这次救命之恩周恩来念念不忘，这是周恩来坚持为杨立三抬棺执绋的重要原因。
关心司机的家属
1955年4月11日，当时根据原定行程，周恩来应率中国代表团从香港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赴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这参加亚非会议。国民党当局在港特务用60万港币雇人在该机右翼轮舱处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使飞机在起飞约5小时后爆炸，11名乘客全部遇难，其中就有周恩来的司机、老红军钟步云。周恩来本人因为临时秘密改变行程，经昆明取道缅甸前首都仰光赴万隆参加会议，所以幸免。爆炸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一直关心着这些空难烈士的家属。1956年4月11日，他参加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的亚非会议死难烈士遇难周年纪念大会和安葬仪式，见到钟步云的妻子高秀英时握着她的手痛心地说：“钟大嫂，老钟是替我牺牲的。”高秀英悲痛之余说：“您能平安回来，就是全国人民的幸福。”而后，当知道钟步云生前每月都寄几十元钱给农民哥哥作生活贴补时，周恩来就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来按那数目不断地寄去。在钟步云逝世10周年之际，钟步云的哥哥说家里情况好转了，叫高秀英回家看看。高秀英从老家回来后告诉周总理说家里经济状况好了，叫总理不要再寄钱了。周恩来又问她这趟来回花了多少路费，因高秀英回家是从财务处借的钱，他就直接用自己的钱帮她补上了。1975年4月11日，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20周年时，深受疾病折磨的周恩来又想到了高秀英，就派人去看望她，并转告她如果有困难写封信告诉他。高秀英当时已老，身边6个子女都上山下乡插队去了。老人无依无靠，也就写信告诉总理身边没有一个照顾的人，有一次病了躺在床上要喝口水都没人端，自己下床时还摔在了地上，希望插队的小女儿回来留在身边照顾。周恩来见到信后，亲自批了一张条叫人去办。当时一个办事的局长知道了，就责问高秀英说，你知不知道总理病了，你还写信干扰总理的治疗。老太太一下急了，非常激动地说：“老钟生前跟你们在一起工作，死了这么多年，你们问过一句没？只有总理想着，派人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才写了信……”
邢大军据《党史文汇》整理
周恩来是全世界公认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像这样一位伟人对待下级却是充满与众不同的人情味儿，体现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
给部下家属“报平安”
1944年12月，从重庆回到延安不久的周恩来收到中共米脂县委书记冯文彬来延安开会时转交的一封信。信是米脂县印斗区区长林彬（原名杨湜萍）写的，是要打听妹妹杨莉萍的情况。周恩来看罢后立即给林彬写了回信。周恩来因何要给林彬写信呢？1940年3月，周恩来从延安去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时，带了几个报务人员，林彬的妹妹杨莉萍就在其中。临行前杨莉萍来到了当时还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的姐姐那里，把自己即将到重庆去工作的消息告诉了姐姐。1940年5月底，杨莉萍到了重庆，在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担任报务员。在来重庆的路途中，豆蔻年华的她还对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钟韵产生了好感。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和在大后方更好地开展工作，组织决定杨莉萍转入地下工作。这年5月，派她和与之相恋的钟韵一起去桂林建立地下电台，后来两人结了婚，生了个男孩。1943年1月，南方局调两人回到重庆红岩村。不久，组织又派两人到昆明建立秘密电台。由于杨莉萍到了重庆后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没有给在延安的姐姐写过信，因此几年来，杨湜萍十分想念妹妹。周恩来托冯文彬带给杨湜萍的信是这样写的：“林彬同志：冯文彬同志带来你的信收到了。杨莉萍同志既是你的妹妹，当然你要挂念她，而且早就应该来信问我的。她于四零年随我出外工作后，不久即与军队中老干部钟韵同志恋爱后同去桂林。四一年在该处结婚并取得职业掩护。四三年回重庆，当时已生小孩，我忘了是男是女。不久又去昆明，现在该处有职业，情形亦好，惟因属于大后方工作，我不能将通讯地址告你。在去年我见他俩时身体尚好。莉萍年小，自然免不了孩子气，幸好钟韵尚肯帮助她，故彼此相处甚得，此点望你放心。匆匆函告。祝你健康！周恩来。”杨湜萍没想到周恩来会给她亲笔复信，得知妹妹一切都很好就放心了。
向下级道歉作检讨
1949年3月25日下午，来到北平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将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接见工农商学兵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快到中午时分，周恩来没找到负责西苑机场警卫的察哈尔省社会部部长扬帆（进城时分管安全保卫工作）了解那里的布置情况，所以午饭后看到了扬帆，因不知道他一直在颐和园的厨房检查给中央首长准备的午饭是否安全，就批评说：“你跑到哪里去了？眼下工作这么忙，找都找不到你！”扬帆不便解释，只好默认。下午，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在西苑机场阅兵完毕，接见结束，按计划到香山住地。扬帆乘一辆吉普车负责在前面开路，后面紧跟着的是毛主席的吉普车等共11辆车。扬帆担心道路上有敌特埋设的地雷，就让司机把车开得快一些，同毛主席的车拉开距离。没想到，毛泽东的司机和后面其他中央首长的司机都没有领会其意，也都加速在后面紧跟。车队到达香山后周恩来叫住扬帆，批评说：“你在前面是怎么带的车？道路这么窄，又高低不平，车速又那么快，司机都不熟悉路况，如果翻一辆怎么办？你呀，怎么不用脑子想一想！”扬帆进北平第一天就受到周恩来的两次批评，感到很委屈，一连几天闷闷不乐。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说：“看来，不是扬帆同志犯了工作不负责的错误，而是我犯了官僚主义的毛病。我找个时间，向他道歉，作检讨。”就这样，在一天晚上，周恩来找到扬帆，开口就说：“扬帆同志，对不起，叫你受委屈了！我是来向你作检讨的。”接着又说：“那天我对你的两次批评，是我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错怪了你，给你思想上造成了负担，请你对我批评帮助。”扬帆听周恩来这么一说，惶恐地说：“不！是我做得不好造成的，周副主席您怎能向我作检讨呢？”周恩来说：“在我们党内，上级可以批评下级，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政治上一律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还说：“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像一个人身上沾了尘土，别人发现后，给你指了出来你自己用手把它拍打掉了，这有多好哇！”最后又说：“一个政党是在不断改正错误中前进的，一个共产党员是在经常改正缺点毛病中进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强党‘健体’的法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它！”说完，紧紧地握住扬帆的手，再一次向他道歉。
为下级抬棺执绋
1954年，人民解放军第一任总后勤部部长兼国家食品部部长、中央军委财政部部长杨立三因患脑癌，医治无效不幸于11月28日逝世。12月7日上午，中央军委举行杨立三追悼大会，11时起灵，文官队第一个执绋的是周恩来。他坚持为杨立三抬棺并伤感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不是无情论者，是杨立三把我从鬼门关抬出来的，我现在不送他一程，死人也会说话的……”他所说的“是杨立三把我从鬼门关抬出来的”是指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过草地时，周恩来因病走不了路，时任总兵站部部长、中革军委保管处处长的杨立三硬是安全地把他拾出了这片“死亡之地”。刚走出草地杨立三便累病了。对于这次救命之恩周恩来念念不忘，这是周恩来坚持为杨立三抬棺执绋的重要原因。
关心司机的家属
1955年4月11日，当时根据原定行程，周恩来应率中国代表团从香港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赴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这参加亚非会议。国民党当局在港特务用60万港币雇人在该机右翼轮舱处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使飞机在起飞约5小时后爆炸，11名乘客全部遇难，其中就有周恩来的司机、老红军钟步云。周恩来本人因为临时秘密改变行程，经昆明取道缅甸前首都仰光赴万隆参加会议，所以幸免。爆炸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一直关心着这些空难烈士的家属。1956年4月11日，他参加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的亚非会议死难烈士遇难周年纪念大会和安葬仪式，见到钟步云的妻子高秀英时握着她的手痛心地说：“钟大嫂，老钟是替我牺牲的。”高秀英悲痛之余说：“您能平安回来，就是全国人民的幸福。”而后，当知道钟步云生前每月都寄几十元钱给农民哥哥作生活贴补时，周恩来就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来按那数目不断地寄去。在钟步云逝世10周年之际，钟步云的哥哥说家里情况好转了，叫高秀英回家看看。高秀英从老家回来后告诉周总理说家里经济状况好了，叫总理不要再寄钱了。周恩来又问她这趟来回花了多少路费，因高秀英回家是从财务处借的钱，他就直接用自己的钱帮她补上了。1975年4月11日，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20周年时，深受疾病折磨的周恩来又想到了高秀英，就派人去看望她，并转告她如果有困难写封信告诉他。高秀英当时已老，身边6个子女都上山下乡插队去了。老人无依无靠，也就写信告诉总理身边没有一个照顾的人，有一次病了躺在床上要喝口水都没人端，自己下床时还摔在了地上，希望插队的小女儿回来留在身边照顾。周恩来见到信后，亲自批了一张条叫人去办。当时一个办事的局长知道了，就责问高秀英说，你知不知道总理病了，你还写信干扰总理的治疗。老太太一下急了，非常激动地说：“老钟生前跟你们在一起工作，死了这么多年，你们问过一句没？只有总理想着，派人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才写了信……”
邢大军据《党史文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