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总认为这样一所研究院离我们的生活很远，走进这里，回望历史，你会发现防化其实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形影相伴。
　　我军防化兵的宗旨是防护而不是使用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天，一份由时任军委军训部部长肖克起草的紧急报告放在国务院总理、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案头，在对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集团作战中，我军有随时遭遇敌军毒气攻击的可能，而我军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任何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故应立即成立化学兵学校，培养防毒人才，发展我军的装备防化建设，为各兵种提供优良的防化技术装备。
　　报告很快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批准。中央军委将“中国化学兵”更名为防化兵。一个防字道出了中国防化兵的性质、任务和使命，并明确表明，我军防化兵的宗旨是防护而不是使用，是降“魔”而不是纵“魔”。
　　我军的第一台防化科研装备“石鹰一号”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屡遭痛打的侵朝美军多次在战场上使用化学和生化武器，造成中朝军队的巨大人员损失，还叫嚣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在没有技术资料、缺乏实验设备的情况下，以黄新民、高方为代表的一批年轻的防化科技工作者，经过三个多月的奋战，我军的第一批侦毒器“石鹰一号”和毒剂嗅样盒终于突击研制成功，送到了志愿军将士手中，为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两弹”定型做贡献
　　在我国历次核试验中，组成技术侦察分队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冲向烟云火海，在爆心进行辐射侦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地面放射性沾染的宝贵数据，圆满完成了核试验的监测、侦察任务，为我国“两弹”的定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主研制“轻型”防毒面具
　　建院初，我国主要依赖进口苏联面具，因头型差异较大，我军指战员普遍反映防毒效果不太理想。防化专家高方等提出了设计符合中国国情军情防毒面具的设想。在查阅大量资料和进行理论分析后，终于研制定型了我军的“轻型”防毒面具，并很快装备了我军专业防化兵。从此，我军有了自主研制的防化兵专业面具，这项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与“非典”病毒赛跑
　　2003年，在北京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研究院迅速组成了由两名中国工程院院士、45名高级职称科研人员、52名研究生参加的“非典”防护用品科研攻关队伍。因北京市场病毒防护口罩短缺，为解抗击“非典”燃眉之急，他们利用过滤吸附原理，仅用两天时间就研制出了安全性更好、可靠性更强的活性炭纤维特种防护口罩，并组织协作厂家进行了大批量生产。同时，迅速成立一支科研攻关队伍，仅用几天时间就研制出了多种特种防护装备，先后无偿为首都军民提供新研制的防护装备数十万件套，研制的10余种防护器材还被军事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收藏。
　　清除二战“毒瘤”
　　日本在二战期间，生产了约400万枚毒气弹，从1937年开始，配发部队使用，运到中国战场的约370万枚，使用和消耗掉约50-60万枚，战争结束前运回日本约100万枚，其他200万枚毒气弹被遗留在中国。由于日本政府一直没有公开日本在二战中制造并使用化学武器的确切资料，因此那些散存的50多万枚毒气弹究竟在哪里，至今仍无法彻底搞清。在处理侵华日军遗留化武事件中，研究院不仅查清了遗弃化武的分布地点和数量，还多次派出防化专家前往现场，为清除遗留毒弹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为自己代言
　　在国际舞台上，研究院充分发挥技术优势，连续25次在“国际联试”中取得世界前茅的优异成绩，为祖国争了光，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据不完全统计，60年来，有700多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多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