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源自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它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重要符号和标志性节点,与五四知识分子主体作用的发挥密不可分,表现为:思想精神层面的主体召唤与实践行动层面的社会动员。这种主体作用建立在中国早期知识分子自我觉醒的基础之上。由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现实危机、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危机、潜藏知识分子思想深处的中华元典精神的召唤,以及马克思主义等西方先进理论的影响等,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主体性被唤醒。他们又作为主体,以批判现实与建构未来为召唤主题,通过报刊、新式学校、学会、出版机构等"四位一体"的召唤途径,对青年知识分子等社会群体进行思想启蒙,于是形成了五四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召唤的多层次主体格局: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理论精英;毛泽东、周恩来等青年知识分子;无产阶级,也由此诞生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五四知识分子成为主体并发挥召唤功能的过程,也是五四运动主题从思想启蒙走向社会变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被启蒙的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多样化动员方式和行为示范,不仅激发了普通民众的民族和国家意识,而且使他们也行动起来参与到五四运动中。因此,从意识形态召唤理论视角分析五四知识分子主体觉醒与召唤动员的动力机制,对于了解中华民族醒过来的过程以及现代社会思想启蒙与社会动员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