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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发出警世之音：“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刘青山、张子善不幸被言中。
一、在拿枪的敌人面前，刘青山、张子善不愧英雄的称号
刘青山，36岁，历任冀中任河县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天津地委书记。被捕前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
刘青山，1916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国县一个很穷苦的农民家庭，没有上过学，小小年纪就在博野县南白沙村一个地主家当小长工，可谓苦大仇深。
1931年，15岁的刘青山在老长工、中共地下党员徐云朴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为了穷人，也为了自己能翻身，刘青山抄起家伙，提着脑袋赴汤蹈火，出生入死干革命。
1932年秋天，河北省高阳、蠡县爆发了一次农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暴动，史称“高蠡暴动”。高蠡暴动时，队伍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一支队。刘青山也参加了暴动。
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数百名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先后被抓被杀。
敌人将被俘的19名红军官兵一起绑赴刑场，几把几十斤重的铡刀一字摆开，锋利的刀刃闪着寒光。一个个红色暴动队员被五花大绑地押过来，然后就地按倒，脖子被搁在寒光浸人的铡刀刀刃之下。刽子手握着刀柄，一口气铡死了18名红军战士。铡到最后一个时，在法场监斩的一个国民党军的副团长看到这还是个稚气未脱的毛孩子，不像“土匪”，动了恻隐之心，骂了句“滚蛋”，便稀里糊涂地当场释放了他。
这个侥幸死里逃生的人是谁？就是红小鬼刘青山。
死里逃生的刘青山很快就找到了党组织，继续投身革命。
刘青山生得浓眉黑面，很有点江湖好汉的样子，对人热情，在工作上颇有魄力，拿得起，放得下，这在冀中区是有名的。
张子善，38岁，历任献县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十地委书记、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员，被捕前任天津地委书记。
1914年，张子善出生在河北省安平与深县交界的一个小村里，家境十分贫寒。父亲去世得早，母亲拖着病歪歪的身子，好不容易把他哥儿仨拉扯大。大哥到东北靠出卖劳力为生，二哥在家乡当雇工。张子善在他哥仨中最聪明，两个哥哥因为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发誓勒紧裤带也要供弟弟上学读书。张子善先在乡下读初小，后到县城读高小，学习勤奋刻苦。高小毕业后考入县里办的乡村简易师范，并在那里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成了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
在乡村简易师范读书的张子善，体态文弱，瘦高个子，大嘴儿，生就一副白面书生的容貌。其性格开朗，喜欢与人交往，很能拢得住同学，尤其是喜欢接触穷苦学生，在他们中宣传革命道理。他的口才之好，在学校里有名的。“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张子善是组织者之一。他经常带领着同学上街演讲，宣传抗日救亡，常常博得民众掌声一片，同学们都很佩服他。
1933年，张子善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之下，共产党组织只能在地下活动。师范校长就是国民党员，张子善的行动已为学校当局所注意。1934年冬，张子善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
在狱中，张子善受到严刑拷打，却不动摇和屈服。他的三个最要好的同学买通了狱警去看望他，他说他已抱定了死的决心，并嘱咐那三个同学：“赶快回去把藏在我宿舍里的书信、笔记本销毁了，这样也许我还有活着出去的希望。”三个同学在他所指点的地方找到了几封信和笔记本，信上全是暗语，但笔记本上有这样几句明明白白的话：“我这个穷学生，为什么辈辈穷？有了×××，前途才光明。”三个同学这才恍然大悟——张子善肯定是共产党。
后来，张子善被由安平县解到了天津监狱。“七七”事变时，犯人暴狱，砸了监狱的门，张子善趁乱越狱出逃。逃出监狱的张子善跟党组织接上关系后，继续投身革命。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张子善表现非常出色的，和同志们的关系也很融洽，没有人不佩服，以至在很短的时间内连升三级。
对于刘、张二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中共河北省委在开除二人党籍的决议中，也有一段评价：
“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斗争均已二十年左右，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难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英勇的斗争，树立过功绩。”
二、刘青山、张子善聚首杨柳青石家大院
1949年初冬，刚过而立之年的“革命功臣”刘青山，被中共河北省委委以重用，派到新组建的天津地委走马上任。
革命胜利了，刘青山由奴隶变成了主人。在他看来，残酷的环境没有了，铁与血的考验没有了，革命目标已经达到了，拼死拼活打天下，还不就是为了安享天下！什么“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在他刘青山心目中事实上就只有这一步，现在该享受了。他来到地委机关，看见的只是几排灰砖房，办公费也不够开支，他热蓬蓬的心一下子凉了，不由得嘟哝道：这还享受个ⅹ！
刘青山跟地委副书记兼专员的张子善是老熟人、老同事，在战争年代，他们就曾在一起工作过。现在，张子善坚决放弃了省委研究室主任的职务，踌躇满志地来到天津专区，心甘情愿地与动不动就骂街的工农干部刘青山互为搭档，充任地委副书记兼专员。
三、刘青山、张子善式的机关生产
建国之初，百业待兴，国民经济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当时刚刚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机关的财政经费，中共中央曾做出要求各级党政机关组织机关生产的决定。毫无疑问，这是一项特殊时期过渡性的措施。
劉青山决心大搞“机关生产”！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天津地委机关生产管理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像吹气球似的迅速膨胀起来，计有9个工厂，1个招待所，人员在1000人以上，资产达270亿元，合1955年所发行的新人民币（以下简称“新币”）270万元。
刘青山、张子善是如何来搞“机关生产”的呢？仅举三例即可见一斑。
1、苛剥政府以工代赈救灾粮款
天津专区是河北省各河汇流入海之地，河防维修工程量很大，因此每年拨给的河工经费在华北地区最多。
1950年秋及1951年春，河北省人民政府决定以工代赈，修治天津专区的潮白、永定、大清、海河等5条河流。以工代赈是指农民出工治河，国家给以适当的粮款补贴报酬，用以代替一般的赈灾救济。这样，治河民工可以得到土方工钱，国家又达到了救灾目的，不失为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同年秋，刘青山倡议组织“供应站”，张子善则将本属天津专区合作社经营的数万民工的供应业务，夺到“地区机关生产供应处”。
1951年春，省里为河工拨粮1800余万斤。刘青山亲自到供应站布置“给老子赚30个亿”的任务；张子善亲自制定抬高民工食品粮油价格，并就地拨粮虚报运费、偷漏税收等，合计苛赚民工及盗用国家资财达16亿元，合新币16万元。
2、扰乱市场，牟取暴利。
1951年4月，天津木材市场价格上涨。刘青山、张子善不顾国家有关木材管理规定，指派生产管理处一个蜕化干部立赴东北，打着为灾民造船的旗号，冒充军人，穿着军装，佩带解放军符号，持天津军分区司令部执照和天津地委九号证章，一次就骗购木材4000立方米。按当时东北成材价格，每立方米价值72万元，待运回天津卖给宝坻县灾民造船，每立方米作价竟卖到200多万元。
3、勾结奸商，破坏国家经济建设
小商人张文仪，吉林人，其丈夫阎堤为吉林省财政厅干部。张文仪曾利用阎堤的关系，贪污了吉林省财政厅的9条乳牛。
1951年初，她通过天津市一个地痞“胡八爷”的关系，认识了天津地委生产处的一位领导。张文仪便以“牛奶炮弹”进攻，按时按量给天津地委生产处送鲜奶，并且直接送到刘青山面前。跟刘青山熟悉后，张文仪便对刘青山进行“游说”，发表其“以商养工”的高论，颇得刘青山赞许。刘青山视张文仪为“财神菩萨”，待如上宾，来往都派小汽车接送，还在农场专为她盖了一套新房。
张文仪拿到天津地委生产处预支给她的一笔钱后，先为自己倒一批复写纸，低价买进，高价卖给天津地委生产处，干赚9600万元。随后，张文仪与阎堤演了个夫妻“双簧”，以吉林省财政厅驻津推销处名义，用更高价把这批复写纸又从天津地委生产处购进，让刘青山一次就赚了1亿300万。张文仪立了“功”，更为刘青山信任，为其以后盗骗国家巨额资金打下了基础。
1951年4月，张文仪先后向天津地委生产处送来信息：“东北有一批马口铁，能赚对成利，但需资金八九亿。”“汉口中南器材公司有价值四五十亿的马口铁。”
刘、张得报，如获至宝，当即决定做此生意。刘青山将巨款49亿亲手交给了张文仪，并委托张文仪派其同伙，一个姓郑的奸商持天津地委通行证到汉口去收购马口铁。
货谈好后，不料中央“军需物资不准出售”的指示下达。张子善“当机立断”，令郑在汉口就地改购黑铁皮150吨，价值32亿元。所需资金非法挪用防空司令部10亿元，挪用盖房贷款30亿元。
张文仪将地委给她买马口铁的49亿元私自投入银行生息，并大搞其他投机倒把以牟取私利。郑某在汉口将13亿公款存入私营银行生息，并大肆挥霍国家钱财。
由于张文仪和郑姓奸商相互勾结，挥霍浪费，加上改购黑铁皮损失了3亿元，几项合计，仅此次经营马口铁就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达21亿多元。
刘青山、张子善所搞的“机关生产”，哪还是中央提倡的那个机关生产？分明是不折不扣的“官倒”与“官商”！
四、二人大肆挥霍浪费，生活奢侈腐化
马场道在天津颇负盛名。马场道18号是一幢花园式的小洋楼，小楼共两层，样式奇特，充满贵族气派。楼内回廊曲折，装饰典雅考究，木制地板楼梯，红漆打蜡，鲜亮照人。院内芳草青青，一条笔直的甬道从大门口通向前厅，显得幽静闲适。
刘青山贪图享乐，意志消沉，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他无病呻吟，小病大养，借口养病，干脆从1951年2月离开杨柳青的地委机关大院，钻进马场道18号这幢漂亮的小洋楼，直住到事发被捕，小楼也被人称为“刘公馆”。
上个世纪50年代初，轿车极为罕见，连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破旧的美式吉普也很少，天津地委机关只有一辆，供处理紧急事务用。刘青山一家到天津市马场道“刘公馆”居住后，他便借“机关生产”工作需要，把这部车子带到天津。
天津毕竟是繁华热闹的大城市，虽说刚解放时高级轿车寥寥无几，但坐一辆破旧的美式吉普兜逛，总显得有些煞风景。刘青山不顾国民经济困难和机关经费紧张，动用了3亿6千多万元资金，从香港进口了两辆最新式的美国高级轿车，一辆作为礼物赠送给了天津市某领导，一辆则留给其个人使用。
刘青山轰轰烈烈的“机关生产”所创造的利润是惊人的，一年时间不到，仅刘青山个人从“机关生产”中直接贪污挥霍的资金即合新币18390多元，按当时的粮食价格折算，可购买小米约110.4万斤。
刘青山爱吃水饺。我国北方冬天吃水饺，一般都以大白菜馅为主，暖房产的韭菜即使在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也很罕见。寒冬腊月，刘青山要吃韭菜馅饺子，但他只吃韭菜味却不吃韭菜馅，因为冬天的韭菜馅虽鲜爽香美，但有些辣气，吃多了也不好消化。炊事员翻来覆去琢磨，最后经过几次试验，终于找出一种方法：以大白菜和肉做主馅，包小饺子时每个小饺子里放几根洗净挑好的韭菜，根茎包在饺子皮外，叶包在饺子皮里。捏好后下锅，煮熟捞出后趁热捏住露在外面的韭菜根茎，将包在饺子肚里的韭菜叶子抽出。这样端到刘青山面前的饺子就既有了韭菜味，又不吃到韭菜。
张子善比起刘青山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被捕后，交代得比较详尽——花钱如水，挥金如土，用公款“参观”妓院，衣着住行讲究阔气，每月吸高级香烟八至十条，擅自动用地方粮款9亿元买轿车五辆。招待客人极度铺张浪费，一般均是八菜至十六菜，以至海味山珍色酒水果，样样齐全。十几个人一次洗澡、擦背、擦皮鞋、看戏吃饭，即可浪费百十万元。在同样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张子善个人直接贪污挥霍合新币19426元，可购买小米116.4万斤。
从今天的眼光看，也许刘青山、张子善所贪污挥霍的钱财算不得什么，但当时正值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经济处于极端困难时期，正是抗美援朝最艰难的时期。
五、“刘青山思想”与“英明领袖张专员”
刘青山、张子善一时间将天津地委、天津专署搞成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为了掩饰其罪恶行为，他们压制民主，破坏党的组织原则，建立自己的封建统治秩序。刘青山曾这样无耻地吹嘘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因此在天津专区还曾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刘青山思想”。
据一些见证人介绍，刘青山这个人，性子粗，态度蛮横霸道，又好大喜功，办事爱耍粗胳膊。他以“养病”为由，向组织伸手要钱，动辄数千万元，而且堂而皇之地署名“共产党员刘青山”。钱到手慢了点，即叫嚷什么“批准我养病又不照顾”，拍桌子摔板凳，搞得鸡犬不宁。
张子善则是另外一副面孔，工于心计，权力欲很强。与整日不干工作，到处吃喝拿要享乐的刘青山相比，张子善颇为“坚守岗位”，坐镇杨柳青“石家大院”，主持地委、专署全面工作，充分体现其“英明”。
张子善肆无忌惮地公开宣扬，天津地委只能有“一个头”、“一个领袖”。这“一个头”，当然是刘青山，而“一個领袖”就是他张子善。在一次地委机关的集会上，一个无耻的阿腴奉承之徒，竟眼噙热泪带头高呼：“向英明领袖张专员致敬！”“在英明领袖张专员指导下前进！”
六、党员揭发加二人内讧，刘青山、张子善问题暴露
刘青山、张子善从犯罪之日起就受到天津地委、专署的广大党员干部的抵制和揭发。地委、专署相当级别的干部眼看刘青山、张子善二人日复一日胆大妄为，也就顾不得被扣上“分裂地委”的大帽子而纷纷奋起揭发，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共天津地委委员、专署副专员李克才。
1949年8月，冀东第十五专署专员李克才调任刚成立的天津公署副专员，成了张子善的副手。在工作中坚持原则的李克才，与刘青山、张子善矛盾频生。刘青山、张子善起初表面上还算客气，后来干脆将李克才孤立起来。
李克才在刘、张组织“河工供应站”，擅用水利专款、勾结私商倒卖军需物资等方面，和刘青山、张子善发生了严重冲突。怎奈刘青山、张子善分别为地委、专署的一号人物，以其职权在天津地区能只手遮天，还能将其他大部分地委委员牢牢控制。
李克才孤掌难鸣，只得要求调动。而调动之路亦被刘青山、张子善巧妙地堵死，真可谓走投无路了。
1951年10月4日，李克才向省政府一位副主席反映刘青山、张子善私自动用地方粮、修飞机场节余款及银行贷款搞“机关生产”。两天后，这位副主席在天津见到张子善时，既未对张进行追究，也未向省委、省政府反映李克才揭发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相反却擅自口头批准张子善动用地方粮250万斤，还有意无意泄露李克才的底，使李克才陷于极为被动的地步。
1951年夏委，中共河北省委决定调动刘青山、张子善的工作，可刘青山、张子善二人谁也不想离开天津地委。二人都想留下，开始上下左右拉拢，后来发展到互相拆台，闹起内讧，致使“机关生产”的秘密暴露了。结果，刘青山于同年8月被调到中心城市石家庄任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而天津地委书记便由张子善继任。
刘青山、张子善的内讧，引起了省委的警觉。当时省委主要领导对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虽有觉察，但并未认识到有那么严重，还想实行批评、教育的政策。而李克才则确认刘青山、张子善已经变质，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便直接向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监察委员会（即现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薛迅当面揭发、控诉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李克才向薛迅请求，他已实在不能跟张子善一道共事了，如上级不能马上解决问题，请将他调离天津地区。对此，省委主要领导说了一句意味深长而又耐人寻味的话：“调谁走也不能让李克才走！”
曾被毛泽东赞为“女中英杰”的薛迅，作风严谨，党性很强。李克才对刘青山、张子善的揭发和控诉引起薛迅的高度重视，最终使刘青山、张子善问题被“正式列入议程”。
薛迅向省委常委会议汇报后，一个精干的、较高规格的调查组奔赴天津地委机关。调查组的工作处于保密状态，调查的范围也极有限。
从1951年10月中旬到月底，调查组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先后找了几十个对情况比较了解且比较正派的干部，或小型座谈或个别访问，总算对刘青山、张子善二人的情况有了粗浅的了解。1951年11月2日，调查组向省委监察委员会写出了书面报告。报告最后说：“我们认为天津地委机关生产中的问题，是很多而严重的，建议省委及早考虑解决。”
七、“刘张联盟”土崩瓦解
11月11日，中共河北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听取华北局领导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及毛泽东主席对上述有关问题的重要指示。一个解决刘青山、张子善问题的方案在省委领导头脑中初步形成。
1951年11月21日至12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在省会保定举行。与会代表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三反”的决定和毛泽东主席的有关指示的传达，通过讨论、揭发、对号入座，群情振奋，个个摩拳擦掌。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罪行便被全部彻底地揭露出来！
张子善尽管会议初期仍占据天津地区代表团团长的位置，但很快便成了众矢之的。当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摆到省委、省政府领导面前时，每个人都感到震惊、愤怒，还有愧疚。
会议期间，中共河北省委建议省人民政府立即将主犯刘青山、张子善逮捕，同时协同天津市人民政府立即拘押与本案有关的案犯。
八、4A特急电报午夜惊动毛泽东
1951年11年29日，一份标有四个字母A的特急电报，由华北局呈达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电文的标题是《河北省天津地委贪污浪费严重，拟将刘张逮捕法办》。
4A特急电报传到中南海时已近午夜。中央办公厅按规定程序送到毛泽东办公桌上时，已经是11月30日凌晨。
夜间工作、批阅文件是毛泽东多年养成的习惯。而面前这份特急电报，让这位58岁的人民共和国领袖震怒不已。
通宵未眠的毛泽東，阅后迅速作出决断。在注明“传阅周、朱后尚昆办”的中共中央发往全国各地的电报底稿上，赫然写着“拟稿人毛泽东”。
毛泽东亲拟的电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而及时加以惩处。
中央
十一月三十日
该电文通过无线电波，立刻传遍中国各地。它对于正在学习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三反”《决定》的全党来说，无疑起了极大推动作用。
九、刘青山、张子善终落法网
刘青山、张子善是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场合被逮捕的。
1951年11月29日，即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进行的第九天。上午7时半，张子善被叫到省委常委会议室谈话。当省委领导人正式向其宣布对其执行逮捕时，张子善大哭大闹：“为什么抓我？我有什么罪？”经过常委反复批评、教育、说明，张子善情绪才渐趋稳定下来，被公安厅负责人带走。
逮捕刘青山的情况则富有戏剧性。
逮捕刘青山、张子善的命令同时发下后，刘不在国内，而是以中国青年农民的代表，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随团长郭沫若出席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去了。
对刘青山只能是暂缓逮捕，等其回国后执行。经主管部门批准，河北省公安厅进行了周密部署。
维也纳国际会议结束后，中国代表团途经莫斯科回国。1951年12月2日刘青山回到国内，即被逮捕。
十、在灰砖平房里反省
刘青山、张子善身败名裂，锒铛入狱后被分别关押在河北省公安厅机关后面的一排灰砖平房里。
1951年12月4日，刘青山、张子善被开除出党。
据当年看守、审讯刘青山的一些老同志回忆，二犯被捕关押后，监审人员没动他们一指头，审讯是异常严肃认真的，在生活上也很优待。元旦、春节时，伙食更好一些，但不给酒。二犯吃住均实行隔离。
刘青山自被逮捕关押，直到最后被枪毙，总的表现是比较沉闷，不爱讲话，常常一个人坐在灰房子里面壁发呆。被审讯时倒不怎么隐瞒逃避。他自知罪孽深重，独处时常发长叹，总是翻来覆去地说这样几句话：“以我做个典型吧，以我做个典型吧……”
而张子善则不同，自被捕关押那天起，就一直在讲，在写，在坦白交待。不能说张子善对自己由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沦为“极可耻的罪人”没有认识，但从这些书面材料中，可以看出其忏悔中还有饰非之意，甚至侥幸之感。有的地方避重就轻，或推脱责任，还经常出现诸如“忠心耿耿”、“辛辛苦苦”、“忙忙碌碌”这类自我标榜的自褒之词。
十一、毛泽东同时采取了两个重大举措
1951年12月29日，毛泽东同时采取了两个重大举措：一、在胡乔木送呈的，拟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关于刘、张罪行报道的新闻稿上亲笔批示：“照发。应予三十日见报。”二、向各中央局转发华北局关于组织讨论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的指示。
毛泽东在冷静地思索：对刘青山、张子善该如何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毕竟是有功于革命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其处理须慎之又慎。
善于走群众路线的毛泽东，首先认真听取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青山、张子善二犯量刑的意见。
中共天津地委在家的8个常委的一致意见是处以极刑。
天津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
对刘青山：同意判处其死刑的535人，主张处以死缓的8人，处以无期徒刑的3人，处以有期徒刑的6人；
对张子善：同意判处其死刑的536人，主张处以死缓的7人，处以无期徒刑的3人，处以有期徒刑的6人。
十二、黄敬为刘青山、张子善说情
1952年元月，经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判决书正式下达了。拟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黄敬，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是看着刘青山、张子善成长起来的。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他找到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薄一波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
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反映反映。薄一波说：“如果一定要反映，我陪你去向毛主席说。见到主席后，你当面向主席申述理由。”
黄敬一听，连忙说：“不，不，我说什么也不去，你是大区书记，你可以当面向主席讲嘛！”他坚持自己不去见毛主席，但还是请薄一波把意见转报毛泽东。
薄一波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十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经过一段时间的关押和教育，面对被揭露的种种犯罪事实，联想到党和人民多年来对自己的培养和厚望，刘青山、张子善终于低下了头，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确实不可饶恕，对被判处极刑已有了心理准备。
当主审法官向刘青山宣布判处其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判决时，他除了表示服法外，只提出一条：“我还有一句，我的孩子上学问题。”
主审人员答道：“你不用管。孩子是国家的，你想的不如组织想的周到。你放心，你犯了法，孩子未犯法。”
主审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硬汉子刘青山终于流出了忏悔的泪水，一声三叹：“……在天津带铐子，唉！想起过去被敌人逮捕，手腕上留有的痕迹，这一戴我想呀，二十年来怎么着来！革命这些年没死，怎么落这下场，这死还有什么价值呢？……党对自己培养关怀，自己过去对党不错，今天……在反贪污的今天，拿我做典型，以教育全党。现在我没有什么考虑的，听候党的处理。我没有求饶的必要！南方北方干部认识我的人不少，把干部教育一番，在历史上说也有用。”
当主审人员向张子善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时候，张子善张大嘴巴，喘着粗气，一个字也说不上来。不过，张子善毕竟曾是个有着丰富思想、顽强意志的人，待神志恢复正常之后，对主审人员断断续续地留下了遗言：
“我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无意见，因为我罪恶深重。这对党有好处，只有这样做，才能教育全党。
我没有什么挂念，也毫无意见，请转告省委、华北局、中央，这样处理我很感激。第一不骂党，第二不喊‘共产党万岁’。”
十四、行刑前夕，刘青山、张子善共用晚餐
临刑前一天，即1952年2月9日，刘青山、张子善被引到一处共用晚餐，菜肴较丰盛，还有一瓶酒。
二人一见这场合，脸就变了。
监管负责人说：“明天省里开公审大会，对你们进行宣判。组织上希望你们能表现好一点，不要再给共产党丢脸。”
监管负责人的身份是省人民政府一位负责人。
刘青山好像问了一声这是什么意思，监管负责人没正面回答，只是说：“你们还有什么话，有什么要求，尽管讲。”
二人一听，全愣了。过了一会儿，刘青山提出要见一见中央来的人；张子善也说有此要求，并说要见省委主要领导。中央为此派人来到保定，但没有见他們的任务。刘青山见监管负责人不应声，又催促转达。监管负责人令二人坐下，然后沉稳而严肃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你们应该向人民低头认罪。”
屋里死一般的寂静。刘青山闭合双目，长出一口气；张子善呆呆地看着面前的酒菜，潸然泪下。
十五、公审
1952年2月10日，农历壬辰年正月十五日，星期日。
河北省省会古城保定笼罩在一片愤激、严峻的气氛之中。
从上午10时起，许许多多整齐的队伍，从四面八方汇聚于保定市体育场，井然有序地就坐在指定位置。参加这次公审刘青山、张子善大会的，有省级、保定市、保定专区的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员、全体工作人员和指战员，有唐山、石家庄、秦皇岛三市及其他九个专区的机关团体和群众代表，并特别邀请了因受刘青山、张子善苛剥而遭受灾难的天津专区的灾民代表、治河民工代表及被害群众代表参加。到会人数共计21800多人。
会场上真称得上是人山人海。宽大的主席台下，拉起巨幅蓝灰色的衬幕，横贯着“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白纸黑字的会标，横标下正中为毛泽东主席的大幅画像，两边各斜挂一面国旗，再两边各矗四面红旗。
日近中天，大会主持人和发言人登上主席台入座。
正午12点，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宋志毅沉稳地走至麦克风前，扫视一眼万众屏息的会场，宣布：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组织临时法庭，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并宣布公审大会由河北省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张庆春任主席。
张庆春就位，宣布公审大会开始。刘青山、张子善由武装公安警察押进会场。
刘青山、张子善出现在万人面前。
整个会场，至沉至寂，静若无人。
刘青山、张子善从头到脚都还是当地委书记、当专员时的装束，只是并拢前伸的手腕上，多了一副冰凉的手铐；胸前多了一块一尺宽二尺长的白布，上面分别用毛笔书写：“大贪污犯刘青山”、“大贪污犯张子善”。
二人缓缓拾阶登台。张子善低着头，如履薄冰的样子，两腿有些发软。刘青山则不失常态，登台时还瞟了一眼大会主持人。
二人始终没有抬头向全场望上一眼。
大会发言开始。首先由刚刚升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兼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薛迅代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控告二犯的罪行。
薛迅讲到最后，提高了声音：“同志们，我们绝不允许这样的大罪犯继续存在，允许了他们的存在，就是鼓励了祸国殃民的犯罪行为。因此，我代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要求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判处他们死刑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参加这个大会的所有同志完全赞成我们的控告！”
话音刚落，会场上顿时掌声雷动，继而口号声大作：“坚决要求处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彻底肃清资产阶级腐化影响！”“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
刘青山、张子善低头站在台上，面如死灰。
接下来，天津专区宝坻县黄庄镇农民孙树林代表受灾的人民进行控诉。
控诉中，孙树林泣不成声。
会场上再次卷起口号大潮。
最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当场宣读判决书主文，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
十六、刑场枪声震彻长空
“死刑，立即执行”之言一出，刘青山明显地周身一颤，脖梗下意识地一挺，接着又死死低垂，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按下；张子善则触电般地双膝一软，再不能支立，武装公安警察不得不将其拎住。
四名武装公安警察上去，将刘青山、张子善用绳绑起，押赴保定市东关大校场刑场执行枪决。
刘青山、张子善被押下主席台。押过会场时，刘青山行动还能自己，张子善却瘫了，在身旁两名武装公安警察的架拖下，脑袋夹在高耸的双肩中摇晃，面条似的两条腿只能勉强拖点地面。
一辆吉普车在前指挥开道，其后是两辆敞篷吉普，分别站着刘青山、张子善，一辆汽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枪刺闪烁着金属的寒光。
沿途并没有多少公安民警维持秩序，街道两旁站满观者，但并不混乱，都显得极守规矩。连小孩子们也不追逐嬉耍，很懂事地依偎在大人膝下。
省委根据中央领导的有关指示，认真地研究了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之事，决定了几项具体措施，交待行刑人员及善后单位执行：
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
二、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
三、二犯之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
四、二犯之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这些议决事先也对刘青山、张子善讲明。二人听后，放声大哭。
临刑前，张子善感觉到记者照相机正对准自己，便呜咽着说：“唉，照吧，照个相吧，最后一张了，让后人受教育。”刘青山则长出一口气，眼圈发红，将脸扭向一边。
两声枪响同时爆出，震彻长空。
这两声枪响，60年来，穿透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重重帷幕，至今仍回蕩不息，振聋发聩。
十七、毛泽东坚持实名公布刘青山
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要位置报道了公审大会的消息。这篇报道的出炉，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插曲。
归案前，刘青山刚出席了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还当选了常务理事，《人民日报》曾有报道。可没过多久，《人民日报》又要发表刘青山被处决的消息，报社担心这会在国际上产生不好的影响。一位报社领导建议，把刘青山的“青”字加上三点水，写成“刘清山”，让人以为这是两个人。
这件事没人敢自专，层层级级，一直请示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大手一拍，非常干脆地说：“不行！你这个三点水不能加。我们就是要向国内外广泛宣布，我们枪毙的这个刘青山，就是参加国际会议的那个刘青山，是不要水分的刘青山。”
十八、身后事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被处决时，其长子刘铁骑7岁，次子刘铁甲4岁，三子刘铁兵仅几个月。
刘青山被处决后，中共河北省委派石家庄市人事部门向刘的发妻范勇（参加革命前名为樊桂兰）传达了上级的决定：“中央、华北局、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决定，联合通知，刘青山长子和次子从即日起，生活费由国家供给……每人每月15万元，三子由范勇负责抚养。”
旧人民币15万元在1952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当时在苏北农村小学，新参加工作的教师的月工资一般也就是20万元上下，一个鸡蛋200元，一斤猪肉5000元，大米市价每斤1100元上下，当时实行供给制，县、区级机关工作人员在大伙房就餐，每月伙食标准为八九万元。以此来看，1952年的15万元，作为一个普通城市居民的生活费用是绰绰有余的。
第二年，二子刘铁甲被叔叔刘恒山领回老家安国县南章村随叔父母过。
1954年，范勇改嫁，与张月东结婚，石家庄市政府曾经停发了两个孩子的生活费，不久在省委的干预下又恢复原来的供给。范勇因两个孩子生活费一度被停发，曾在党小组会上发了几句牢骚，1957年被划为右派。当上右派的范勇，常要下农场、农村、工厂参加劳动改造思想。无奈，1958年，范勇又把6岁的三子铁兵送回南章村叔叔家。
范勇和张月东婚后又生一子。刘铁骑自懂事起就对母亲改嫁不满，刘铁兵走后，他很觉孤单，1959年，已在石家庄上初中的刘铁骑也离开他的母亲和继父，来到南章村。
1961年自然灾害时，刘青山之弟刘恒山迫于无奈，向石家庄市委反映了家中生活的困境，石家庄市委很快给予几十元的补助。
1962年，刘铁骑上了高中后，开支增多，就去省委要求增补生活费，省委决定给刘铁骑每月20元，刘铁甲、刘铁兵每人每月15元。这50元一直保持到刘铁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两个弟弟也成人时为止。“文革”期间缺发三个孩子的生活补助费计998元，后由省纪委查明，于1981年补发。
1965年，刘铁骑高中毕业，被北京石油学院录取。“文革”初期，在大学读书的刘铁骑没有受到冲击，范勇的家反而被红卫兵查抄，后又被遣送深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
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抚顺石油一厂，在车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1972年，他跟河北医学院毕业的刘继先结婚。刘继先也是南章村人，比刘铁骑早一年大学毕业。1975年，刘铁骑调到刚刚组建的廊坊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供应处工作，直至退休。
刘继先也于1976年调到廊坊，任管道局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刘铁骑夫妇有一对令他们满意的儿女。儿子刘钦，上个世纪90年代，在北京石油大学（前身为北京石油学院）经济管理系读市场营销专业。女儿刘尧，毕业于河北化工学院，上个世纪90年代赴伦敦留学，攻读国际金融专业。
老二刘铁甲，“文革”前上高中二年级，“文革”中回老家务农。1976年，石油天然气管道局在内部招工，刘铁骑给刘铁甲报上名，使刘铁甲成为一名石油管道工人。刘铁甲退休前为华北油田输油公司维修处二连电工班班长。刘铁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刘岑，中专毕业，为管道局某工程单位财会人员；二儿子刘岙，中技毕业，在上海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搞集装箱运输。
老三刘铁兵高中毕业后在老家务农，曾想入伍参军，因父亲的问题被刷了下来。后来，县里给了一个指标，被招到曲阳煤矿当了一名井下挖煤工人，几年后调回安国，退休前为工人。他有两子一女。
刘青山之所以给三个儿子起名铁骑、铁甲、铁兵，是因为当时地委大院中张子善的儿子张铁雄为长，这样地委、专署干部凡有儿子的都随着“铁”字走了。崇尚勇武的刘青山，当初给他三个孩子起这样的名字，肯定是希望他的儿子们长大后能金戈铁马，驰骋疆场，报效国家。
张子善儿子张铁雄少亡，张子善无后。
刘青山、张子善不幸被言中。
一、在拿枪的敌人面前，刘青山、张子善不愧英雄的称号
刘青山，36岁，历任冀中任河县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天津地委书记。被捕前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
刘青山，1916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国县一个很穷苦的农民家庭，没有上过学，小小年纪就在博野县南白沙村一个地主家当小长工，可谓苦大仇深。
1931年，15岁的刘青山在老长工、中共地下党员徐云朴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为了穷人，也为了自己能翻身，刘青山抄起家伙，提着脑袋赴汤蹈火，出生入死干革命。
1932年秋天，河北省高阳、蠡县爆发了一次农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暴动，史称“高蠡暴动”。高蠡暴动时，队伍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一支队。刘青山也参加了暴动。
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数百名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先后被抓被杀。
敌人将被俘的19名红军官兵一起绑赴刑场，几把几十斤重的铡刀一字摆开，锋利的刀刃闪着寒光。一个个红色暴动队员被五花大绑地押过来，然后就地按倒，脖子被搁在寒光浸人的铡刀刀刃之下。刽子手握着刀柄，一口气铡死了18名红军战士。铡到最后一个时，在法场监斩的一个国民党军的副团长看到这还是个稚气未脱的毛孩子，不像“土匪”，动了恻隐之心，骂了句“滚蛋”，便稀里糊涂地当场释放了他。
这个侥幸死里逃生的人是谁？就是红小鬼刘青山。
死里逃生的刘青山很快就找到了党组织，继续投身革命。
刘青山生得浓眉黑面，很有点江湖好汉的样子，对人热情，在工作上颇有魄力，拿得起，放得下，这在冀中区是有名的。
张子善，38岁，历任献县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十地委书记、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员，被捕前任天津地委书记。
1914年，张子善出生在河北省安平与深县交界的一个小村里，家境十分贫寒。父亲去世得早，母亲拖着病歪歪的身子，好不容易把他哥儿仨拉扯大。大哥到东北靠出卖劳力为生，二哥在家乡当雇工。张子善在他哥仨中最聪明，两个哥哥因为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发誓勒紧裤带也要供弟弟上学读书。张子善先在乡下读初小，后到县城读高小，学习勤奋刻苦。高小毕业后考入县里办的乡村简易师范，并在那里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成了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
在乡村简易师范读书的张子善，体态文弱，瘦高个子，大嘴儿，生就一副白面书生的容貌。其性格开朗，喜欢与人交往，很能拢得住同学，尤其是喜欢接触穷苦学生，在他们中宣传革命道理。他的口才之好，在学校里有名的。“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张子善是组织者之一。他经常带领着同学上街演讲，宣传抗日救亡，常常博得民众掌声一片，同学们都很佩服他。
1933年，张子善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之下，共产党组织只能在地下活动。师范校长就是国民党员，张子善的行动已为学校当局所注意。1934年冬，张子善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
在狱中，张子善受到严刑拷打，却不动摇和屈服。他的三个最要好的同学买通了狱警去看望他，他说他已抱定了死的决心，并嘱咐那三个同学：“赶快回去把藏在我宿舍里的书信、笔记本销毁了，这样也许我还有活着出去的希望。”三个同学在他所指点的地方找到了几封信和笔记本，信上全是暗语，但笔记本上有这样几句明明白白的话：“我这个穷学生，为什么辈辈穷？有了×××，前途才光明。”三个同学这才恍然大悟——张子善肯定是共产党。
后来，张子善被由安平县解到了天津监狱。“七七”事变时，犯人暴狱，砸了监狱的门，张子善趁乱越狱出逃。逃出监狱的张子善跟党组织接上关系后，继续投身革命。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张子善表现非常出色的，和同志们的关系也很融洽，没有人不佩服，以至在很短的时间内连升三级。
对于刘、张二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中共河北省委在开除二人党籍的决议中，也有一段评价：
“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斗争均已二十年左右，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难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英勇的斗争，树立过功绩。”
二、刘青山、张子善聚首杨柳青石家大院
1949年初冬，刚过而立之年的“革命功臣”刘青山，被中共河北省委委以重用，派到新组建的天津地委走马上任。
革命胜利了，刘青山由奴隶变成了主人。在他看来，残酷的环境没有了，铁与血的考验没有了，革命目标已经达到了，拼死拼活打天下，还不就是为了安享天下！什么“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在他刘青山心目中事实上就只有这一步，现在该享受了。他来到地委机关，看见的只是几排灰砖房，办公费也不够开支，他热蓬蓬的心一下子凉了，不由得嘟哝道：这还享受个ⅹ！
刘青山跟地委副书记兼专员的张子善是老熟人、老同事，在战争年代，他们就曾在一起工作过。现在，张子善坚决放弃了省委研究室主任的职务，踌躇满志地来到天津专区，心甘情愿地与动不动就骂街的工农干部刘青山互为搭档，充任地委副书记兼专员。
三、刘青山、张子善式的机关生产
建国之初，百业待兴，国民经济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当时刚刚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机关的财政经费，中共中央曾做出要求各级党政机关组织机关生产的决定。毫无疑问，这是一项特殊时期过渡性的措施。
劉青山决心大搞“机关生产”！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天津地委机关生产管理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像吹气球似的迅速膨胀起来，计有9个工厂，1个招待所，人员在1000人以上，资产达270亿元，合1955年所发行的新人民币（以下简称“新币”）270万元。
刘青山、张子善是如何来搞“机关生产”的呢？仅举三例即可见一斑。
1、苛剥政府以工代赈救灾粮款
天津专区是河北省各河汇流入海之地，河防维修工程量很大，因此每年拨给的河工经费在华北地区最多。
1950年秋及1951年春，河北省人民政府决定以工代赈，修治天津专区的潮白、永定、大清、海河等5条河流。以工代赈是指农民出工治河，国家给以适当的粮款补贴报酬，用以代替一般的赈灾救济。这样，治河民工可以得到土方工钱，国家又达到了救灾目的，不失为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同年秋，刘青山倡议组织“供应站”，张子善则将本属天津专区合作社经营的数万民工的供应业务，夺到“地区机关生产供应处”。
1951年春，省里为河工拨粮1800余万斤。刘青山亲自到供应站布置“给老子赚30个亿”的任务；张子善亲自制定抬高民工食品粮油价格，并就地拨粮虚报运费、偷漏税收等，合计苛赚民工及盗用国家资财达16亿元，合新币16万元。
2、扰乱市场，牟取暴利。
1951年4月，天津木材市场价格上涨。刘青山、张子善不顾国家有关木材管理规定，指派生产管理处一个蜕化干部立赴东北，打着为灾民造船的旗号，冒充军人，穿着军装，佩带解放军符号，持天津军分区司令部执照和天津地委九号证章，一次就骗购木材4000立方米。按当时东北成材价格，每立方米价值72万元，待运回天津卖给宝坻县灾民造船，每立方米作价竟卖到200多万元。
3、勾结奸商，破坏国家经济建设
小商人张文仪，吉林人，其丈夫阎堤为吉林省财政厅干部。张文仪曾利用阎堤的关系，贪污了吉林省财政厅的9条乳牛。
1951年初，她通过天津市一个地痞“胡八爷”的关系，认识了天津地委生产处的一位领导。张文仪便以“牛奶炮弹”进攻，按时按量给天津地委生产处送鲜奶，并且直接送到刘青山面前。跟刘青山熟悉后，张文仪便对刘青山进行“游说”，发表其“以商养工”的高论，颇得刘青山赞许。刘青山视张文仪为“财神菩萨”，待如上宾，来往都派小汽车接送，还在农场专为她盖了一套新房。
张文仪拿到天津地委生产处预支给她的一笔钱后，先为自己倒一批复写纸，低价买进，高价卖给天津地委生产处，干赚9600万元。随后，张文仪与阎堤演了个夫妻“双簧”，以吉林省财政厅驻津推销处名义，用更高价把这批复写纸又从天津地委生产处购进，让刘青山一次就赚了1亿300万。张文仪立了“功”，更为刘青山信任，为其以后盗骗国家巨额资金打下了基础。
1951年4月，张文仪先后向天津地委生产处送来信息：“东北有一批马口铁，能赚对成利，但需资金八九亿。”“汉口中南器材公司有价值四五十亿的马口铁。”
刘、张得报，如获至宝，当即决定做此生意。刘青山将巨款49亿亲手交给了张文仪，并委托张文仪派其同伙，一个姓郑的奸商持天津地委通行证到汉口去收购马口铁。
货谈好后，不料中央“军需物资不准出售”的指示下达。张子善“当机立断”，令郑在汉口就地改购黑铁皮150吨，价值32亿元。所需资金非法挪用防空司令部10亿元，挪用盖房贷款30亿元。
张文仪将地委给她买马口铁的49亿元私自投入银行生息，并大搞其他投机倒把以牟取私利。郑某在汉口将13亿公款存入私营银行生息，并大肆挥霍国家钱财。
由于张文仪和郑姓奸商相互勾结，挥霍浪费，加上改购黑铁皮损失了3亿元，几项合计，仅此次经营马口铁就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达21亿多元。
刘青山、张子善所搞的“机关生产”，哪还是中央提倡的那个机关生产？分明是不折不扣的“官倒”与“官商”！
四、二人大肆挥霍浪费，生活奢侈腐化
马场道在天津颇负盛名。马场道18号是一幢花园式的小洋楼，小楼共两层，样式奇特，充满贵族气派。楼内回廊曲折，装饰典雅考究，木制地板楼梯，红漆打蜡，鲜亮照人。院内芳草青青，一条笔直的甬道从大门口通向前厅，显得幽静闲适。
刘青山贪图享乐，意志消沉，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他无病呻吟，小病大养，借口养病，干脆从1951年2月离开杨柳青的地委机关大院，钻进马场道18号这幢漂亮的小洋楼，直住到事发被捕，小楼也被人称为“刘公馆”。
上个世纪50年代初，轿车极为罕见，连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破旧的美式吉普也很少，天津地委机关只有一辆，供处理紧急事务用。刘青山一家到天津市马场道“刘公馆”居住后，他便借“机关生产”工作需要，把这部车子带到天津。
天津毕竟是繁华热闹的大城市，虽说刚解放时高级轿车寥寥无几，但坐一辆破旧的美式吉普兜逛，总显得有些煞风景。刘青山不顾国民经济困难和机关经费紧张，动用了3亿6千多万元资金，从香港进口了两辆最新式的美国高级轿车，一辆作为礼物赠送给了天津市某领导，一辆则留给其个人使用。
刘青山轰轰烈烈的“机关生产”所创造的利润是惊人的，一年时间不到，仅刘青山个人从“机关生产”中直接贪污挥霍的资金即合新币18390多元，按当时的粮食价格折算，可购买小米约110.4万斤。
刘青山爱吃水饺。我国北方冬天吃水饺，一般都以大白菜馅为主，暖房产的韭菜即使在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也很罕见。寒冬腊月，刘青山要吃韭菜馅饺子，但他只吃韭菜味却不吃韭菜馅，因为冬天的韭菜馅虽鲜爽香美，但有些辣气，吃多了也不好消化。炊事员翻来覆去琢磨，最后经过几次试验，终于找出一种方法：以大白菜和肉做主馅，包小饺子时每个小饺子里放几根洗净挑好的韭菜，根茎包在饺子皮外，叶包在饺子皮里。捏好后下锅，煮熟捞出后趁热捏住露在外面的韭菜根茎，将包在饺子肚里的韭菜叶子抽出。这样端到刘青山面前的饺子就既有了韭菜味，又不吃到韭菜。
张子善比起刘青山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被捕后，交代得比较详尽——花钱如水，挥金如土，用公款“参观”妓院，衣着住行讲究阔气，每月吸高级香烟八至十条，擅自动用地方粮款9亿元买轿车五辆。招待客人极度铺张浪费，一般均是八菜至十六菜，以至海味山珍色酒水果，样样齐全。十几个人一次洗澡、擦背、擦皮鞋、看戏吃饭，即可浪费百十万元。在同样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张子善个人直接贪污挥霍合新币19426元，可购买小米116.4万斤。
从今天的眼光看，也许刘青山、张子善所贪污挥霍的钱财算不得什么，但当时正值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经济处于极端困难时期，正是抗美援朝最艰难的时期。
五、“刘青山思想”与“英明领袖张专员”
刘青山、张子善一时间将天津地委、天津专署搞成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为了掩饰其罪恶行为，他们压制民主，破坏党的组织原则，建立自己的封建统治秩序。刘青山曾这样无耻地吹嘘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因此在天津专区还曾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刘青山思想”。
据一些见证人介绍，刘青山这个人，性子粗，态度蛮横霸道，又好大喜功，办事爱耍粗胳膊。他以“养病”为由，向组织伸手要钱，动辄数千万元，而且堂而皇之地署名“共产党员刘青山”。钱到手慢了点，即叫嚷什么“批准我养病又不照顾”，拍桌子摔板凳，搞得鸡犬不宁。
张子善则是另外一副面孔，工于心计，权力欲很强。与整日不干工作，到处吃喝拿要享乐的刘青山相比，张子善颇为“坚守岗位”，坐镇杨柳青“石家大院”，主持地委、专署全面工作，充分体现其“英明”。
张子善肆无忌惮地公开宣扬，天津地委只能有“一个头”、“一个领袖”。这“一个头”，当然是刘青山，而“一個领袖”就是他张子善。在一次地委机关的集会上，一个无耻的阿腴奉承之徒，竟眼噙热泪带头高呼：“向英明领袖张专员致敬！”“在英明领袖张专员指导下前进！”
六、党员揭发加二人内讧，刘青山、张子善问题暴露
刘青山、张子善从犯罪之日起就受到天津地委、专署的广大党员干部的抵制和揭发。地委、专署相当级别的干部眼看刘青山、张子善二人日复一日胆大妄为，也就顾不得被扣上“分裂地委”的大帽子而纷纷奋起揭发，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共天津地委委员、专署副专员李克才。
1949年8月，冀东第十五专署专员李克才调任刚成立的天津公署副专员，成了张子善的副手。在工作中坚持原则的李克才，与刘青山、张子善矛盾频生。刘青山、张子善起初表面上还算客气，后来干脆将李克才孤立起来。
李克才在刘、张组织“河工供应站”，擅用水利专款、勾结私商倒卖军需物资等方面，和刘青山、张子善发生了严重冲突。怎奈刘青山、张子善分别为地委、专署的一号人物，以其职权在天津地区能只手遮天，还能将其他大部分地委委员牢牢控制。
李克才孤掌难鸣，只得要求调动。而调动之路亦被刘青山、张子善巧妙地堵死，真可谓走投无路了。
1951年10月4日，李克才向省政府一位副主席反映刘青山、张子善私自动用地方粮、修飞机场节余款及银行贷款搞“机关生产”。两天后，这位副主席在天津见到张子善时，既未对张进行追究，也未向省委、省政府反映李克才揭发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相反却擅自口头批准张子善动用地方粮250万斤，还有意无意泄露李克才的底，使李克才陷于极为被动的地步。
1951年夏委，中共河北省委决定调动刘青山、张子善的工作，可刘青山、张子善二人谁也不想离开天津地委。二人都想留下，开始上下左右拉拢，后来发展到互相拆台，闹起内讧，致使“机关生产”的秘密暴露了。结果，刘青山于同年8月被调到中心城市石家庄任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而天津地委书记便由张子善继任。
刘青山、张子善的内讧，引起了省委的警觉。当时省委主要领导对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虽有觉察，但并未认识到有那么严重，还想实行批评、教育的政策。而李克才则确认刘青山、张子善已经变质，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便直接向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监察委员会（即现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薛迅当面揭发、控诉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李克才向薛迅请求，他已实在不能跟张子善一道共事了，如上级不能马上解决问题，请将他调离天津地区。对此，省委主要领导说了一句意味深长而又耐人寻味的话：“调谁走也不能让李克才走！”
曾被毛泽东赞为“女中英杰”的薛迅，作风严谨，党性很强。李克才对刘青山、张子善的揭发和控诉引起薛迅的高度重视，最终使刘青山、张子善问题被“正式列入议程”。
薛迅向省委常委会议汇报后，一个精干的、较高规格的调查组奔赴天津地委机关。调查组的工作处于保密状态，调查的范围也极有限。
从1951年10月中旬到月底，调查组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先后找了几十个对情况比较了解且比较正派的干部，或小型座谈或个别访问，总算对刘青山、张子善二人的情况有了粗浅的了解。1951年11月2日，调查组向省委监察委员会写出了书面报告。报告最后说：“我们认为天津地委机关生产中的问题，是很多而严重的，建议省委及早考虑解决。”
七、“刘张联盟”土崩瓦解
11月11日，中共河北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听取华北局领导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及毛泽东主席对上述有关问题的重要指示。一个解决刘青山、张子善问题的方案在省委领导头脑中初步形成。
1951年11月21日至12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在省会保定举行。与会代表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三反”的决定和毛泽东主席的有关指示的传达，通过讨论、揭发、对号入座，群情振奋，个个摩拳擦掌。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罪行便被全部彻底地揭露出来！
张子善尽管会议初期仍占据天津地区代表团团长的位置，但很快便成了众矢之的。当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摆到省委、省政府领导面前时，每个人都感到震惊、愤怒，还有愧疚。
会议期间，中共河北省委建议省人民政府立即将主犯刘青山、张子善逮捕，同时协同天津市人民政府立即拘押与本案有关的案犯。
八、4A特急电报午夜惊动毛泽东
1951年11年29日，一份标有四个字母A的特急电报，由华北局呈达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电文的标题是《河北省天津地委贪污浪费严重，拟将刘张逮捕法办》。
4A特急电报传到中南海时已近午夜。中央办公厅按规定程序送到毛泽东办公桌上时，已经是11月30日凌晨。
夜间工作、批阅文件是毛泽东多年养成的习惯。而面前这份特急电报，让这位58岁的人民共和国领袖震怒不已。
通宵未眠的毛泽東，阅后迅速作出决断。在注明“传阅周、朱后尚昆办”的中共中央发往全国各地的电报底稿上，赫然写着“拟稿人毛泽东”。
毛泽东亲拟的电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而及时加以惩处。
中央
十一月三十日
该电文通过无线电波，立刻传遍中国各地。它对于正在学习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三反”《决定》的全党来说，无疑起了极大推动作用。
九、刘青山、张子善终落法网
刘青山、张子善是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场合被逮捕的。
1951年11月29日，即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进行的第九天。上午7时半，张子善被叫到省委常委会议室谈话。当省委领导人正式向其宣布对其执行逮捕时，张子善大哭大闹：“为什么抓我？我有什么罪？”经过常委反复批评、教育、说明，张子善情绪才渐趋稳定下来，被公安厅负责人带走。
逮捕刘青山的情况则富有戏剧性。
逮捕刘青山、张子善的命令同时发下后，刘不在国内，而是以中国青年农民的代表，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随团长郭沫若出席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去了。
对刘青山只能是暂缓逮捕，等其回国后执行。经主管部门批准，河北省公安厅进行了周密部署。
维也纳国际会议结束后，中国代表团途经莫斯科回国。1951年12月2日刘青山回到国内，即被逮捕。
十、在灰砖平房里反省
刘青山、张子善身败名裂，锒铛入狱后被分别关押在河北省公安厅机关后面的一排灰砖平房里。
1951年12月4日，刘青山、张子善被开除出党。
据当年看守、审讯刘青山的一些老同志回忆，二犯被捕关押后，监审人员没动他们一指头，审讯是异常严肃认真的，在生活上也很优待。元旦、春节时，伙食更好一些，但不给酒。二犯吃住均实行隔离。
刘青山自被逮捕关押，直到最后被枪毙，总的表现是比较沉闷，不爱讲话，常常一个人坐在灰房子里面壁发呆。被审讯时倒不怎么隐瞒逃避。他自知罪孽深重，独处时常发长叹，总是翻来覆去地说这样几句话：“以我做个典型吧，以我做个典型吧……”
而张子善则不同，自被捕关押那天起，就一直在讲，在写，在坦白交待。不能说张子善对自己由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沦为“极可耻的罪人”没有认识，但从这些书面材料中，可以看出其忏悔中还有饰非之意，甚至侥幸之感。有的地方避重就轻，或推脱责任，还经常出现诸如“忠心耿耿”、“辛辛苦苦”、“忙忙碌碌”这类自我标榜的自褒之词。
十一、毛泽东同时采取了两个重大举措
1951年12月29日，毛泽东同时采取了两个重大举措：一、在胡乔木送呈的，拟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关于刘、张罪行报道的新闻稿上亲笔批示：“照发。应予三十日见报。”二、向各中央局转发华北局关于组织讨论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的指示。
毛泽东在冷静地思索：对刘青山、张子善该如何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毕竟是有功于革命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其处理须慎之又慎。
善于走群众路线的毛泽东，首先认真听取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青山、张子善二犯量刑的意见。
中共天津地委在家的8个常委的一致意见是处以极刑。
天津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
对刘青山：同意判处其死刑的535人，主张处以死缓的8人，处以无期徒刑的3人，处以有期徒刑的6人；
对张子善：同意判处其死刑的536人，主张处以死缓的7人，处以无期徒刑的3人，处以有期徒刑的6人。
十二、黄敬为刘青山、张子善说情
1952年元月，经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判决书正式下达了。拟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黄敬，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是看着刘青山、张子善成长起来的。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他找到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薄一波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
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反映反映。薄一波说：“如果一定要反映，我陪你去向毛主席说。见到主席后，你当面向主席申述理由。”
黄敬一听，连忙说：“不，不，我说什么也不去，你是大区书记，你可以当面向主席讲嘛！”他坚持自己不去见毛主席，但还是请薄一波把意见转报毛泽东。
薄一波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十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经过一段时间的关押和教育，面对被揭露的种种犯罪事实，联想到党和人民多年来对自己的培养和厚望，刘青山、张子善终于低下了头，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确实不可饶恕，对被判处极刑已有了心理准备。
当主审法官向刘青山宣布判处其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判决时，他除了表示服法外，只提出一条：“我还有一句，我的孩子上学问题。”
主审人员答道：“你不用管。孩子是国家的，你想的不如组织想的周到。你放心，你犯了法，孩子未犯法。”
主审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硬汉子刘青山终于流出了忏悔的泪水，一声三叹：“……在天津带铐子，唉！想起过去被敌人逮捕，手腕上留有的痕迹，这一戴我想呀，二十年来怎么着来！革命这些年没死，怎么落这下场，这死还有什么价值呢？……党对自己培养关怀，自己过去对党不错，今天……在反贪污的今天，拿我做典型，以教育全党。现在我没有什么考虑的，听候党的处理。我没有求饶的必要！南方北方干部认识我的人不少，把干部教育一番，在历史上说也有用。”
当主审人员向张子善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时候，张子善张大嘴巴，喘着粗气，一个字也说不上来。不过，张子善毕竟曾是个有着丰富思想、顽强意志的人，待神志恢复正常之后，对主审人员断断续续地留下了遗言：
“我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无意见，因为我罪恶深重。这对党有好处，只有这样做，才能教育全党。
我没有什么挂念，也毫无意见，请转告省委、华北局、中央，这样处理我很感激。第一不骂党，第二不喊‘共产党万岁’。”
十四、行刑前夕，刘青山、张子善共用晚餐
临刑前一天，即1952年2月9日，刘青山、张子善被引到一处共用晚餐，菜肴较丰盛，还有一瓶酒。
二人一见这场合，脸就变了。
监管负责人说：“明天省里开公审大会，对你们进行宣判。组织上希望你们能表现好一点，不要再给共产党丢脸。”
监管负责人的身份是省人民政府一位负责人。
刘青山好像问了一声这是什么意思，监管负责人没正面回答，只是说：“你们还有什么话，有什么要求，尽管讲。”
二人一听，全愣了。过了一会儿，刘青山提出要见一见中央来的人；张子善也说有此要求，并说要见省委主要领导。中央为此派人来到保定，但没有见他們的任务。刘青山见监管负责人不应声，又催促转达。监管负责人令二人坐下，然后沉稳而严肃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你们应该向人民低头认罪。”
屋里死一般的寂静。刘青山闭合双目，长出一口气；张子善呆呆地看着面前的酒菜，潸然泪下。
十五、公审
1952年2月10日，农历壬辰年正月十五日，星期日。
河北省省会古城保定笼罩在一片愤激、严峻的气氛之中。
从上午10时起，许许多多整齐的队伍，从四面八方汇聚于保定市体育场，井然有序地就坐在指定位置。参加这次公审刘青山、张子善大会的，有省级、保定市、保定专区的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员、全体工作人员和指战员，有唐山、石家庄、秦皇岛三市及其他九个专区的机关团体和群众代表，并特别邀请了因受刘青山、张子善苛剥而遭受灾难的天津专区的灾民代表、治河民工代表及被害群众代表参加。到会人数共计21800多人。
会场上真称得上是人山人海。宽大的主席台下，拉起巨幅蓝灰色的衬幕，横贯着“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白纸黑字的会标，横标下正中为毛泽东主席的大幅画像，两边各斜挂一面国旗，再两边各矗四面红旗。
日近中天，大会主持人和发言人登上主席台入座。
正午12点，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宋志毅沉稳地走至麦克风前，扫视一眼万众屏息的会场，宣布：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组织临时法庭，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并宣布公审大会由河北省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张庆春任主席。
张庆春就位，宣布公审大会开始。刘青山、张子善由武装公安警察押进会场。
刘青山、张子善出现在万人面前。
整个会场，至沉至寂，静若无人。
刘青山、张子善从头到脚都还是当地委书记、当专员时的装束，只是并拢前伸的手腕上，多了一副冰凉的手铐；胸前多了一块一尺宽二尺长的白布，上面分别用毛笔书写：“大贪污犯刘青山”、“大贪污犯张子善”。
二人缓缓拾阶登台。张子善低着头，如履薄冰的样子，两腿有些发软。刘青山则不失常态，登台时还瞟了一眼大会主持人。
二人始终没有抬头向全场望上一眼。
大会发言开始。首先由刚刚升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兼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薛迅代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控告二犯的罪行。
薛迅讲到最后，提高了声音：“同志们，我们绝不允许这样的大罪犯继续存在，允许了他们的存在，就是鼓励了祸国殃民的犯罪行为。因此，我代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要求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判处他们死刑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参加这个大会的所有同志完全赞成我们的控告！”
话音刚落，会场上顿时掌声雷动，继而口号声大作：“坚决要求处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彻底肃清资产阶级腐化影响！”“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
刘青山、张子善低头站在台上，面如死灰。
接下来，天津专区宝坻县黄庄镇农民孙树林代表受灾的人民进行控诉。
控诉中，孙树林泣不成声。
会场上再次卷起口号大潮。
最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当场宣读判决书主文，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
十六、刑场枪声震彻长空
“死刑，立即执行”之言一出，刘青山明显地周身一颤，脖梗下意识地一挺，接着又死死低垂，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按下；张子善则触电般地双膝一软，再不能支立，武装公安警察不得不将其拎住。
四名武装公安警察上去，将刘青山、张子善用绳绑起，押赴保定市东关大校场刑场执行枪决。
刘青山、张子善被押下主席台。押过会场时，刘青山行动还能自己，张子善却瘫了，在身旁两名武装公安警察的架拖下，脑袋夹在高耸的双肩中摇晃，面条似的两条腿只能勉强拖点地面。
一辆吉普车在前指挥开道，其后是两辆敞篷吉普，分别站着刘青山、张子善，一辆汽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枪刺闪烁着金属的寒光。
沿途并没有多少公安民警维持秩序，街道两旁站满观者，但并不混乱，都显得极守规矩。连小孩子们也不追逐嬉耍，很懂事地依偎在大人膝下。
省委根据中央领导的有关指示，认真地研究了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之事，决定了几项具体措施，交待行刑人员及善后单位执行：
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
二、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
三、二犯之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
四、二犯之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这些议决事先也对刘青山、张子善讲明。二人听后，放声大哭。
临刑前，张子善感觉到记者照相机正对准自己，便呜咽着说：“唉，照吧，照个相吧，最后一张了，让后人受教育。”刘青山则长出一口气，眼圈发红，将脸扭向一边。
两声枪响同时爆出，震彻长空。
这两声枪响，60年来，穿透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重重帷幕，至今仍回蕩不息，振聋发聩。
十七、毛泽东坚持实名公布刘青山
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要位置报道了公审大会的消息。这篇报道的出炉，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插曲。
归案前，刘青山刚出席了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还当选了常务理事，《人民日报》曾有报道。可没过多久，《人民日报》又要发表刘青山被处决的消息，报社担心这会在国际上产生不好的影响。一位报社领导建议，把刘青山的“青”字加上三点水，写成“刘清山”，让人以为这是两个人。
这件事没人敢自专，层层级级，一直请示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大手一拍，非常干脆地说：“不行！你这个三点水不能加。我们就是要向国内外广泛宣布，我们枪毙的这个刘青山，就是参加国际会议的那个刘青山，是不要水分的刘青山。”
十八、身后事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被处决时，其长子刘铁骑7岁，次子刘铁甲4岁，三子刘铁兵仅几个月。
刘青山被处决后，中共河北省委派石家庄市人事部门向刘的发妻范勇（参加革命前名为樊桂兰）传达了上级的决定：“中央、华北局、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决定，联合通知，刘青山长子和次子从即日起，生活费由国家供给……每人每月15万元，三子由范勇负责抚养。”
旧人民币15万元在1952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当时在苏北农村小学，新参加工作的教师的月工资一般也就是20万元上下，一个鸡蛋200元，一斤猪肉5000元，大米市价每斤1100元上下，当时实行供给制，县、区级机关工作人员在大伙房就餐，每月伙食标准为八九万元。以此来看，1952年的15万元，作为一个普通城市居民的生活费用是绰绰有余的。
第二年，二子刘铁甲被叔叔刘恒山领回老家安国县南章村随叔父母过。
1954年，范勇改嫁，与张月东结婚，石家庄市政府曾经停发了两个孩子的生活费，不久在省委的干预下又恢复原来的供给。范勇因两个孩子生活费一度被停发，曾在党小组会上发了几句牢骚，1957年被划为右派。当上右派的范勇，常要下农场、农村、工厂参加劳动改造思想。无奈，1958年，范勇又把6岁的三子铁兵送回南章村叔叔家。
范勇和张月东婚后又生一子。刘铁骑自懂事起就对母亲改嫁不满，刘铁兵走后，他很觉孤单，1959年，已在石家庄上初中的刘铁骑也离开他的母亲和继父，来到南章村。
1961年自然灾害时，刘青山之弟刘恒山迫于无奈，向石家庄市委反映了家中生活的困境，石家庄市委很快给予几十元的补助。
1962年，刘铁骑上了高中后，开支增多，就去省委要求增补生活费，省委决定给刘铁骑每月20元，刘铁甲、刘铁兵每人每月15元。这50元一直保持到刘铁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两个弟弟也成人时为止。“文革”期间缺发三个孩子的生活补助费计998元，后由省纪委查明，于1981年补发。
1965年，刘铁骑高中毕业，被北京石油学院录取。“文革”初期，在大学读书的刘铁骑没有受到冲击，范勇的家反而被红卫兵查抄，后又被遣送深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
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抚顺石油一厂，在车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1972年，他跟河北医学院毕业的刘继先结婚。刘继先也是南章村人，比刘铁骑早一年大学毕业。1975年，刘铁骑调到刚刚组建的廊坊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供应处工作，直至退休。
刘继先也于1976年调到廊坊，任管道局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刘铁骑夫妇有一对令他们满意的儿女。儿子刘钦，上个世纪90年代，在北京石油大学（前身为北京石油学院）经济管理系读市场营销专业。女儿刘尧，毕业于河北化工学院，上个世纪90年代赴伦敦留学，攻读国际金融专业。
老二刘铁甲，“文革”前上高中二年级，“文革”中回老家务农。1976年，石油天然气管道局在内部招工，刘铁骑给刘铁甲报上名，使刘铁甲成为一名石油管道工人。刘铁甲退休前为华北油田输油公司维修处二连电工班班长。刘铁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刘岑，中专毕业，为管道局某工程单位财会人员；二儿子刘岙，中技毕业，在上海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搞集装箱运输。
老三刘铁兵高中毕业后在老家务农，曾想入伍参军，因父亲的问题被刷了下来。后来，县里给了一个指标，被招到曲阳煤矿当了一名井下挖煤工人，几年后调回安国，退休前为工人。他有两子一女。
刘青山之所以给三个儿子起名铁骑、铁甲、铁兵，是因为当时地委大院中张子善的儿子张铁雄为长，这样地委、专署干部凡有儿子的都随着“铁”字走了。崇尚勇武的刘青山，当初给他三个孩子起这样的名字，肯定是希望他的儿子们长大后能金戈铁马，驰骋疆场，报效国家。
张子善儿子张铁雄少亡，张子善无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