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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张陪伴了几代人长大的面孔一同出现的，是“杂交水稻之父”、“解决了十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等词句。在许多人眼里，某种程度上，袁隆平等于丰衣足食
86岁的袁隆平走路比从前慢了，遇上人多的场合，不习惯让人搀扶的他，也偶尔让扶一把。像每一位慈祥的老人，他会问旁人年纪和籍贯，感叹时光飞逝，却不会说自己老了。
身体不会撒谎，他的听力不复从前，听别人讲话需要对方加大分贝，还是听不清就让秘书凑在耳旁大声重复一遍，再用更大的声音回答。视力也弱了些，眼球边缘泛着一圈青灰色。演讲的稿子必须换成三号或者小二号字体。在10月3日的“吕志和奖”领奖仪式上，原本不到一页纸的讲稿因字号变大拉长到了四页，用回形针别起来，念到第二页，纸张卡住了翻不过去，他嘟哝了一句“真是麻烦死了”，这句话经话筒放大，传入在场嘉宾和记者的耳中，在现场持续不到三秒的笑声里，他又开始了英文陈词。
这串笑声短暂而友善，晚宴嘉宾称这是他“真性情的体现”。对这位杂交水稻领域的开创人，每一个人都抱有基本的尊敬。和这张陪伴了几代人长大的面孔一同出现的，是“杂交水稻之父”、“解决了十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等词句。在许多人眼里，某种程度上，袁隆平等于丰衣足食。
这并不是袁隆平刻意塑造的形象。在更多时候，他愿意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每一次采访，袁隆平都会讲他的两个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的梦想。据统计，全世界现在有一亿五千万公顷水稻稻田，但是杂交水稻还不到10%，若有一半种上杂交稻，可以多养活四亿到五亿人口。另一个是“禾下乘凉”的真实梦境——超级杂交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把还长，稻子比花生米还大，他拿着蒲扇，躺在水稻下乘凉。如今他仍未停止杂交水稻“高产更高产”的步伐，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梦。
这个梦回到最初，大概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带着他和同学们去一个资本家的园艺场参观，桃子红红的，吊在树上，葡萄一串一串，挂在藤上;鲜花五颜六色，铺在路上。他觉得学农真好，又想到热播的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窗外就是葡萄，伸手就能摘;牛奶不用挤，自己流进杯子。两相对应，学农好像就是朝着摩登时代走。
再往上追溯，袁隆平从事农业有些“天命所归”，他所在的袁家支脉在明代落脚江西德安县南郊，世代务农，直到太平军起义期间才弃农经商，家道也由此兴旺。父亲袁兴烈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做过西北军将领孙连仲的秘书，后任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事务科科长。母亲华静在安徽芜湖教书，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袁隆平的英语也由她发蒙。袁隆平出生在北平协和医院，属隆字辈，因生在北平，取名“隆平”。
日军侵华让袁隆平一家陷入颠沛流离的生活，辗转湖北、湖南、江西、重庆。1949年，袁隆平考上西南农学院，成为建国后第一批大学生。195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这所大学毕业，并怀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志向到湖南偏僻的安江农校当了一名老师。
袁隆平经历过苦日子。大饥荒让他受够了饥寒。冬天将手脚烤热了钻进冰冷的被子，第二天起来依旧是冰冷的。年轻时他热衷游泳，饿到游不动。他见过饿殍，听过无数次“金元宝比不上两个馒头”。这段经历让他的梦具象化——提高粮食产量，维护粮食安全。他的研究重心放到了水稻增产增收上。
令他没想到的是，真正学农比资本家和喜剧电影里的生活困苦多了，而他因机缘巧合走上的杂交水稻之路在当时更是一片荒芜。在这条路上，他开垦不息，创立了自己的摩登时代。
袁嗲嗲
湖南杂交水稻中心建于长沙市芙蓉区远大路，这里人迹罕至。低矮的民房零散错落，经过水稻中心，顺着路往里走是水稻中心的示范田。正是水稻收获的季节，收割机轰隆作响，空气中飘着青草的味道。不到五百米、只容一辆车通行的细长小路上，挂着十余条横幅，内容皆与粮食生产有关。
随着袁隆平声望日隆，水稻中心已逐渐成为访问团必来的一个景点，几乎每天都会接待数个团队，遇上来宾身份极为重要的，袁隆平会从行政楼三楼最深处的办公室走出来，在楼前“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的题字前拍照。与科研工作冲突时，他通常会拒绝，比如，我采访当日申请拍合照的青年宗教代表团。
袁的身份为中心带来了巨大的利好。国家领导人来这里视察，只要袁隆平提出要求，通常都会予以满足。1994年，时任总理李鹏视察，袁隆平申请成立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要了1000万元的经费，李鹏当场就批了。后来他们才知道，本来准备给3000万元，没想到只要1000万元。1998年袁隆平申请研究超级杂交稻，报告递到时任总理朱镕基手里，他马上就批了一笔经费。2013年袁隆平参加李克强总理的座谈会，李克强说超级稻很好，不仅要百亩，还要千亩万亩。他一回中心就和邓启云商量出“超级稻百千万示范工程项目”，批了5000万元。
这几乎是为袁隆平创设的一个研究中心。1983年，湖南省科委提出成立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长沙市东郊马坡岭数十公顷用地上，办公楼、实验楼、宿舍楼拔地而起，袁隆平出任中心主任。 进门即是“水稻展览馆”，湘绣绣制的画面中，袁隆平躺在比树高的禾苗下乘凉，四周展板详细记述了他的生平事迹和杂交水稻的发展历程。展览馆后是专为袁隆平修建的游泳池，近年来他有了气喘的毛病，不仅戒了烟，也不游泳了，游泳池因此废弃。
袁隆平住在一个中式小院里，从他家到办公室，大概需要两百步，经过一个90度的拐角。为了保障他的安全，中心特意在他家门外设立一个岗亭，要求一名保安护送或目送他到拐弯处，再由行政楼的保安接班护送或目送他直至平安进入行政楼。
这里每一栋楼都由袁隆平亲笔题字，用作楼名。会议室里挂着袁隆平的画像。行政楼旁有一座年久失修的亭子，命名“神隆亭”，墙上是根据袁隆平事迹刻写的诗词。中心广场上一块牌子写着“凝聚发挥正能量，共筑‘禾下乘凉梦’”，走道上则挂着“自觉弘扬和践行袁隆平精神”的横幅。
“他是个伟大的人物，属于杂交稻的开国元勋。”已从杂交水稻中心退休的罗孝和只比袁隆平小6岁，但他提到袁隆平时，也按照湖南的习俗敬称他“袁嗲嗲”，“他的威望可以撑起很多局面，有他的话，日子会很好过。”
话语权与威望齐头并进，在中心内部，袁隆平“说一不二”。罗孝和主持育成的品种在美国认证专利，按照中心规定，他可以按比例拿到个人奖励及团队研究经费，中心奖励他200万元，他打了一份报告希望申请团队研究经费，袁隆平当场对他发了脾气，生气地撕掉了报告，问他，“你要研究经费干什么？”从此罗孝和不再提及这件事。袁隆平在罗孝和心中依然是“伟大的人物”，“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现在中心没有人能接他的班。”
学生邓启云形容袁隆平是杂交水稻学术界的“武林盟主”，江湖出了什么事，都由他出面摆平。李必湖与冯克珊因第一株野生雄性不育稻（“野败”）由谁发现产生争执，袁隆平花了好几年时间从中调停，最后将历史课本中的“李必湖发现了‘野败’”改为“冯克珊带路，李碧湖发现了‘野败’”。冯克珊凭借这句话，由原来的技术员评上了研究员。
对研究中心的人而言，袁隆平有着精神领袖一般的作用。辛业芸自从做了袁隆平的秘书，就再也没有对下田感到自卑。“袁老师能够把这个科研坚持几十年，做到科研水平世界领先，产量也是世界最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上的东西，更是一个精神丰碑，对我们方方面面都有激励作用。同学聚会，别人认为我就是像农民一样做田里面的事情，我丝毫没有觉得。我是在做科研，技术含量非常高。”
辛业芸认为，生活中的袁隆平是很有情趣的。袁隆平是水稻中心第一个骑摩托车的，也最早开私家车。他买了那辆五万元的吉利熊猫车后，研究中心才有人陆陆续续买了汽车。摩托车1997年流行时，袁隆平带辛业芸去市场，指着一辆红色的小摩托车让她买，嘱咐完扭头就走，也不管辛业芸会不会骑摩托车。买汽车也是，2009年他带着辛业芸去4S店，跟店员说：“我秘书要买车，跟我的一样。”说完掏出1000元给店员当定金。辛业芸本来没准备买车，想到是袁老师说的，就买下了。
袁隆平的学生、国际处的李莉说：“我们（对袁老师）肯定也怕，但是只要没做错事情，工作努力了，应该就没什么。中心主要任务就是为袁老师的科研服务，所以他的话肯定是听着，他的方向的我们就是重点研究方向。”
杂交的畅想
2016年9月，袁隆平参加了一场纪念《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50周年的座谈会，“那是杂交水稻开先河的一篇文章，可以说为杂交水稻发展奠定了第一步基础。”袁隆平说。
袁隆平读大学时，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学说盛行——否认基因存在，称可以通过嫁接和胚接等手段，利用两个物种的优点，创造出新的物种。在这种学说的影响下，袁隆平尝试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把番茄嫁接到马铃薯上、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种出来，西瓜不像西瓜，南瓜不像南瓜”，这批奇花异果的种子并没有将变异遗传下来，西瓜还是西瓜，南瓜还是南瓜。
1957年，袁隆平在《参考消息》上看到DNA的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研究获得诺贝尔奖，表明现代遗传学已进入分子水平，他意识到米丘林和李森科鼓吹的那一套并不科学，于是转向走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路子，用他们的学说指导育种。
袁隆平专心致志找寻水稻良种。1961年7月的一天，他到学校试验田选种，发现一株形态特优的稻株，十几个八寸长的稻穗向下垂着，挑了一穗来数，籽粒竟有230个。他推算了一下，用它做种子，水稻亩产量会上千斤，而当时高产水稻不过五六百斤。他将种子播下去，满怀期待。
第二年的收成让他大失所望，稻株高矮不齐，他的希望全部破灭。坐在田埂上，他突然来了灵感：水稻自花授粉，纯系品种不会分离。这种层次不齐的表现，是不是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上的分离现象？他数了数，高矮不齐的分离比例正好是3：1，符合分离规律。那株鹤立鸡群的水稻，正是一株天然的杂交稻。水稻具有杂种优势，可以通过人工方法利用这一优势，培养杂交水稻。那时的学术界对水稻的杂种优势并不看好。他由发现天然杂交稻进行推想，认定存在天然的雄性不育水稻，雄蕊退化，雌蕊正常，让水稻杂交有了可能性。培育这种雄性不育稻的种子，可以让它们与正常的优势常规水稻授粉，产生大规模的杂交稻种子。
袁隆平构想出三系法技术路线，培养水稻雄性不育系，用保持系使不育系不断繁殖;育成恢复系，使不育系育性得到恢复并产生杂种优势，带来大幅度、大面积增产。
为此，袁隆平开始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株。1964年盛夏，他又一次钻进了稻田，早出晚归14天，终于在拿放大镜观察了十四万多个稻穗后，从洞庭早籼品种中发现了一株雄性不育株。反复试验两年，他的三系法猜想被证实。还是安江农校普通教师的他将初步研究结果写成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投稿给当时国内最权威、后因“文革”停刊的学术杂志《科学通报》，并于1966年2月发表，“那个编辑还是很有水平的，把它发表了。”他笑着说。 早在1926年，美国人琼斯就已经发现了水稻的雄性不育现象，并提出水稻具有杂种优势。1966年，日本琉球大学的新城常友甚至研究出了台中65不育系，并实现了三系配套，但由于三系亲缘关系太近，没有优势，难高产，又是高杆，易倒伏。日本的杂交水稻停留在了理论研究上。袁隆平的论文提出了雄性不育株的重要性，并进一步设想了将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后推广应用到生产中的方法。
寻找“野败”
论文发表不久，“文革”开始。袁隆平的一次无心之言成了把柄。上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提出农业要遵循“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袁隆平和其他老师讨论时，他说这里面少了一个“不违农时”的“时”。后来在大字报里，这句话的罪责是“修正毛主席的八字宪法”。平日重视业务学习、重视科研方向也成了“引诱贫下中农的子女走白专道路”。
安江农校准备批斗袁隆平的前夜，在他的档案里发现一封来自国家科委的来函，肯定了他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中作出的预言，并责成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支持他搞水稻研究工作。
他的命运一夜之间发生了改变，不仅避免成为“牛鬼蛇神”，还在动荡的岁月里，得到了继续从事研究的权利。他的项目被列入省级项目，成立了科研小组，专攻杂交水稻。
除去一封来函，袁隆平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大众的理解与支持。在一部关于袁隆平的纪录片中，摄制组找到当时和袁共事的农民，被问及是否认识袁隆平时，他们不约而同地称“怎么不认识，他就是那个疯子啊！”
在农民眼中，别人都研究结实，他却铁了心研究不育，不是疯子是什么？“文革”期间，他的转危为安引发旁人嫉妒。“袁隆平是地地道道的科技骗子”“雄性不育实验搞不下去了”等舆论不绝于耳。他的秧苗不止一次被人为损坏。最严重的一次，试验田全部被毁，他在一口井里发现水上浮着五根秧苗，保住了研究材料。
这次事件后，袁隆平深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人为破坏无法抵御。他离开单位，远离派系斗争，辗转云南、贵州、海南、广东、广西，连着七年春节没有回家。
1964年到1969年，袁隆平先后做了三千多个杂交组合的试验，但选育的保持系均不能使不育系100%保持不育，研究进展不大。1969年冬天，袁和助手总结前面六年的经验，发现试验用做母本的不育材料都是栽培稻，他恍然大悟，改变策略，进行远缘杂交，尝试用外省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创造新的雄性不育材料，建立新的三系关系。
“野败”在这时正式登上历史舞台。1970年11月，野生稻抽穗扬花，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来到野生稻最集中的海南，在当地农场技术员冯克珊的带路下，在南红农场一个铁路涵洞附近的水塘边大约两百平方米的野生稻中，发现了三株稻穗花药异常，正在北京开会的袁隆平接到电报赶到三亚，确认这是一株花粉败育的野生稻，当即把它命名为“野败”。
“它是一堆野草，叶子一碰就掉了，这个东西要用于生产那是若干年之后的事情了，我当时认为这个要很多年。”杂交水稻研究小组成员、袁隆平助手罗孝和回忆，当时包括袁在内，都没有人特别重视“野败”的发现。
在“野败”发现半年前的湖南省第二届农业科学技术大会上，时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华国锋听取了袁隆平的汇报，他将袁请上主席台，坐在他身边，公开表达对袁的支持。大会决定，将杂交水稻研究列为全省协作项目。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开展了水稻雄性不育系的选育研究。
袁隆平发现“野败”后，将其分享给协作小组的成员，全国进行研究攻关。次年，江西萍乡用“野败”杂交已经出现了第一代不育系的苗头，袁敏感地意识到“野败”的价值，派罗孝和去江西学习，重点研究“野败”。到1973年，用“野败”杂交得到的水稻种植了几万株，全是不育，杂交稻的研究打开了突破口。
1973年，袁隆平培育出“南优1号”，并分别在湖南、广西试种，次年，喜讯频传，平均亩产超过500公斤。全国陆续选配出了“南优”、“矮优”、“威优”、“汕优”等系列籼型杂交水稻组合，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在生产上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
1975年年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批示，立即在南方13省推广杂交水稻。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由1975年的370多公顷跃升至1976年的13.87万公顷。自此，袁的杂交水稻完成由试验田到农田的大面积种植道路。接下来的几年袁隆平顺风顺水，他的名望如同他的水稻产量一般节节攀升。1981年，国家科委发明奖评选委员会授予袁隆平特等发明奖。在领奖台上，他迎来了人生第一次经久不息的掌声。
旗帜
在袁隆平推出“南优1号”的同时，湖北省沔阳县农业技术员石明松发现了三株典型的雄性不育突变株，夏天雄性不育、花粉败育，秋天却恢复正常。他研究了六年，并在1981年发表论文，指出这种育性可转换的水稻在不育期可用作母本杂交制种，在可育期通过自交繁殖不育系种子，一系两用，命名为“两用系”，后湖北将该不育材料定名为“湖北光周期敏感核不育水稻”。
湖北的发现与研究先后被列入了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和“863”高科技发展计划，袁隆平担任“863”计划1-01-101专题责任专家，进行两系稻的研究。“虽然不是袁老师发现的，但在杂交水稻领域袁老师是一面旗帜，全国由他牵头组织两系法。”袁隆平的第五位博士生、两系法研究成员、现任《杂交水稻》主编廖伏明说。
在廖伏明的印象中，两系法立项之前，袁隆平已经在思考超高产水稻的运作，“从三系到两系，从两系到一系”。
1989年，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的两系法研究遭遇当头棒喝。当年7月异常低温，盛夏低至18.9度。全国的光敏系水稻都“打摆子”，变为可育，光敏系的温敏属性暴露出来，全国两系水稻制种几乎都失败，国内两系研究进入低潮。 邓启云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863”课题小组的。他和袁隆平相识于安江农校，那时袁隆平还是一名教师，“经常打着赤脚在台上讲话”。1988年，邓启云进入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进行基础研究。袁隆平每年召开“863”总结会议时都会让非课题组成员列席会议。邓启云因此眼界大开，他也因一次帮袁隆平解决了籽粒扁平不饱满的问题而受到袁隆平的当众表扬，“他对课题组的人说，你们大学生没搞定，邓启云他就把问题解决了。”“我很感激的是，他心态很开放，把我带进这个迷宫，带进世界先进技术的殿堂。”
两系法出现问题时，袁隆平在总结会上讲：“我们863重中之重是什么，就是要解决光敏核不育系的稳定关系，必须要有一个专人来做这个事情，谁行呢？我看邓启云就行。”邓启云就这样担下“重中之重”的任务，将实验楼原本洗拖把的房间改成实验室，装了两个空调、两扇窗户，房间吊好温度计，手动控温。在对当时被认为具有典型光敏特性的7000s研究中，邓启云发现温度临界点是24度。袁隆平根据研究结果分析，两系稻成功的关键技术指标就是育性转换起点温度。
1995年，袁隆平宣布两系法技术研究成功，但产业化制种时仍出现一些问题，在总结会上，袁隆平眯着眼睛听湖南省农业行政部门的质疑。用几句话四两拨千斤：“两系水稻是一个新生事物，尽管它有问题，它还是有诸多优点。对于新生事物，我们要爱护，不能一棍子打死。”行政官员听到袁隆平的话马上改口，解释良久。
“老爷子是很坚定的一个人。”在邓启云眼里，袁隆平从来不怕挫折和困难，“1964年，别人看到乱七八糟的分离都忙着伤心，他就反过来想，这不就是杂种一代吗？三系还没成功的时候，稻子光长高不结实，别人嘲笑他说人不吃草，吃草的话你的杂交水稻就有用。他就觉得，通过杂交，水稻变高，这不是说明杂交确实有优势吗？两系法也一样，别人不干了，袁老师却一直认真思考这个东西。”
邓启云1984年冬天和袁隆平一同搭车去长沙，雪峰山结冰，吉普车下坡时打滑，一直往路边滑，邓启云感到恐慌，袁隆平面不改色，“我都吓死了，袁老师好镇静。”
高产再高产
廖伏明记得，两系稻宣告成功不到一年，国家就提出超级稻计划，分为两期目标，1996年到2000年第一期目标每亩产700公斤 ，第二期2000年到2005年亩产800公斤。1997年，袁隆平在《杂交水稻》上发表论文《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之后迅速立项，他在两系法基础之上研究超级杂交稻，廖伏明也加入了这支队伍。
在突破温敏和光敏问题时，廖伏明曾发现两系法起点温度和温度高低都确定了，但可能会出现遗传飘变，即第一代温度稳定，经过两代、三代后，临界温度会飘高。廖伏明与袁隆平共同发表论文研究该问题。
研究成果和袁隆平之前做出的结论有出入，廖伏明在文章中不敢明确提出，袁隆平看后亲自加上一段“……原有的方法存在不足，治标不治本”，“他改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你能感觉到科学大家的风度，他能够指出自己的缺点。在三系发展最盛的时候他也讲到过三系的缺点，他能够看到不足，这也可能是他科研不断进步的原因，他不满足于现状，不断提高。我认为我是个年轻的科技员，他是权威，但他就说‘我的力量是不畏权威’。当他自己到了权威的地位，年轻人有什么新想法，他也不以权威自居，认为你这个有前途，你就提出来，就支持你。这就是胸怀。”
2000年，袁隆平团队培养出“两优培九”，实现一期目标，2004年，又突破了亩产800公斤。袁隆平永不满足的性格没让数字停留于此，他提出了2015年三期900公斤、2020年四期1000公斤的新目标。2011年，三期目标告破，2014年，四期目标达成。他又提出五期目标，每公顷产粮16吨。
辛业芸觉得，在超级稻的试验中，袁隆平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三期与二期隔了七年，后面的目标越来越大，难度理应越来越高，时间也会相应越来越长，但实际上我们四期反而很短，我在他身边这么多年，感觉到他已经掌握了攻关的诀窍，水稻就是他手里把玩的一个东西，他玩得很随意了。”
“高产高产再高产”，这在粮食看似富足的今天并没有引起全国人民的重视，在民间，质与量是难以同时存在的，针对袁隆平的超级稻，来自民间的怀疑声音中，最强烈的一条是“口感差，难吃”。
这是袁隆平极不认可的评价，他说，“我们的超级杂交稻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你可以品尝，我叫专家煮给你吃，你看看好不好吃。”2011年，邓启云研发的“Y两优2号”成为第三期超级杂交稻的代表品种，领导和记者来水稻中心参观，袁隆平前一天晚上11点打电话给邓启云让他第二天煮饭给访问团成员吃。邓启云连夜打米，赶着第二天中午煮了四锅饭，被访问团吃得精光。从这次开始，邓启云煮了整整一年饭。后来他买了几千斤稻谷，做了200包大米放到袁隆平办公室，有人来就直接送米。
2015年安徽地区杂交水稻万亩失收，这成为他在采访中不愿多谈的痛点。邓启云解释，品种本身有一定缺陷，虽然产量前景可以，抗倒性好，但是耐病性差、耐高温能力差、抗逆性差，在农村大面积推广，可能会受到环境影响。“但是，这个品种是过审的，过审后推广是合法的。”邓启云说，“你不能因为这个品种不好，就否定超级稻。一个品种，一万亩，你把上亿亩超级稻一棍子打死，这就扩大化了吧？”舆论压力纷至沓来，邓启云甚至专门组织了一场超级稻科普沙龙，消除后遗症。
网络的攻击会通过各种途径传到袁隆平的耳朵里，包括以袁隆平名义发表《袁隆平：中国最大的劫难已无法避免》之类的文章、针对袁隆平转基因观点的质疑、对他行事作风的指责谩骂（比如，他和夫人邓则逛车展，站在奔驰车旁被拍照，遭到网络攻击，而实际上，他只是买了一辆五万多的吉利“熊猫”车）。对此，袁隆平很生气，他认为这群人不道德。“袁老师觉得，借他的名义可以迷惑很多人，混淆视听，这样不好。”辛业芸说。 匹夫
迈进86岁，袁隆平的所有研究简化成了以他的两个梦为基础的两个大方向：如何在提高产量的同时让农民创收，如何让杂交水稻走出国门。
2011年4月，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发表过一封给袁隆平的公开信，希望袁隆平“转向培育常规水稻品种，给农民留几粒真正的种子”。杂交水稻稻种只能种一季，农民需要持续向种子公司购买种子。邓启云说，目前超级稻最贵的种子大概六十元一斤，考虑到极高的产出，对农民来说性价比还是很高的。袁隆平未对这封公开信作出回应，依然持续致力于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
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15年，杂交水稻推广面积为18134万亩，占水稻种植面积的52%。近十年来，杂交水稻面积维持在50%以上。美国学者唐·帕尔伯格著有《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他认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是中国人战胜饥饿的重要方法。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袁隆平连续几年在“两会”上提议“出台优惠政策”，之前接受采访时，他称：“政府以高价回购农民粮食，以平价供应市场，政府来补贴，每年拿两三千亿出来，国家财力雄厚，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在袁隆平看来，粮食安全永远是头等大事。现在国内粮食不是完全自给，大豆、玉米等每年都大量进口，耕地不断减少，开发占用农田，必须努力提高水稻产量。
“我们有句话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袁老师就是敢于担当的匹夫，他会主动将个人命运与国家紧密关联。他在思想上很超前的，大家没有考虑到粮食安全问题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耕地减少、城市化占用耕地等等。”在一次饭局上，辛业芸听到几位院士聊天，说现在米吃不了多少，粮食不存在不够的问题。时常帮袁隆平查找资料、协助工作，她也清楚国内耕地减少和农民积极性降低的现状，她一对比就发现了袁隆平的忧患意识，“他真的是站在国家层面看待粮食问题。所以为什么说他是国宝，国家领导人见到他都非常尊敬，因为有袁隆平，我们粮食就不愁，这是给大家的一种信心。”
袁隆平提出要把长沙打造成国际稻都，芙蓉区计划设立隆平新区，水稻中心成了“种业硅谷”。项目落实遇到一些现实困难，采访当天，辛业芸刚参加了一场因新区建设被两根高压线挡住无法进行而召开的会议，她只说，“你要上升到粮食安全的问题，不要觉得这是很遥远的事情，这跟我们每一个人相关联。”
早在1982年，世界粮食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在介绍袁隆平时就称他为“杂交水稻之父”，这成为伴随袁隆平最长久的头衔。二十多年过去，世界对中国杂交水稻的认识似乎仍停留在当年。
2008年，第六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长沙召开，杂交水稻中心倡议联名推荐袁隆平提名诺贝尔和平奖。活动现场，辛业芸发现，不少专家、包括国际水稻所的专家都不赞成填表。“杂交水稻，在解决粮食问题层面上被国际认同，但是上升到技术层面，很多人就不了解。那些国际水稻专家不是不懂杂交水稻，但他们就认为常规稻应该用生物技术去找到增产基因，而不认同杂种优势的利用。可杂种优势就是事实，我们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了。”
杂交水稻中心从未停止国际化的探索，每年杂交水稻中心会举办两次左右的培训班，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农业专家，由中心的研究院进行培训，介绍中国杂交水稻的情况。还专设了负责推广的国际部，目前杂交水稻已推广至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其中印度、越南、菲律宾、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美国、巴西和埃及等十个国家的杂交水稻已实现商业化应用。2011年，中国以外的杂交水稻推广面积已达到470万公顷，一般比当地常规稻增产1.5—2吨/公顷，平均增产率为20%左右，高的成倍增产。
以袁隆平名字命名的上市公司“隆平高科”也承担了国际培训班的业务，招收各国学员，讲授杂交水稻的原理和市场化方式。袁隆平的第二个梦正在以各种方式向全世界渗透。
如今的袁隆平仍然每天下田。10月29日，他完成了今年的稻谷测量工作，结果将于近日公布。他的研究又取得新进展——第三代杂交水稻初步研究成功，成果也将于近日宣布。
站在田间的袁隆平享受着丰收的喜悦。已经不止一个人对他说，结穗饱满的超级稻田在田埂排开，看着就像仪仗队，“仪仗队呐，是部队里最漂亮的！”也有人说他的杂交水稻是核武器，“一个沙发这个面积大概有1.9公斤稻谷，这就是核武器啊。”时至今日，他早已明白，儿时看到的摩登时代不过是一场滑稽戏，不是大机器。而他亲手创造的摩登时代，却真切地伫立在身后，为世人开出一片良田。
（参考书目：《杂交水稻是怎样育成的——袁隆平口述自传》，辛业芸访问整理;《大师境界》，左一兵、辛业芸著;《走近袁隆平》，姚昆仑著;《袁隆平传》，庄志霞著;《不再饥饿：世界的袁隆平》，邓湘子、叶清华著;《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唐·帕尔伯格著。感谢何嘉玲、黄庆锋、朱虹瑾、米薇薇在采访中提供帮助。实习记者佘余、王艳、刘越晗对本文亦有贡献）
86岁的袁隆平走路比从前慢了，遇上人多的场合，不习惯让人搀扶的他，也偶尔让扶一把。像每一位慈祥的老人，他会问旁人年纪和籍贯，感叹时光飞逝，却不会说自己老了。
身体不会撒谎，他的听力不复从前，听别人讲话需要对方加大分贝，还是听不清就让秘书凑在耳旁大声重复一遍，再用更大的声音回答。视力也弱了些，眼球边缘泛着一圈青灰色。演讲的稿子必须换成三号或者小二号字体。在10月3日的“吕志和奖”领奖仪式上，原本不到一页纸的讲稿因字号变大拉长到了四页，用回形针别起来，念到第二页，纸张卡住了翻不过去，他嘟哝了一句“真是麻烦死了”，这句话经话筒放大，传入在场嘉宾和记者的耳中，在现场持续不到三秒的笑声里，他又开始了英文陈词。
这串笑声短暂而友善，晚宴嘉宾称这是他“真性情的体现”。对这位杂交水稻领域的开创人，每一个人都抱有基本的尊敬。和这张陪伴了几代人长大的面孔一同出现的，是“杂交水稻之父”、“解决了十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等词句。在许多人眼里，某种程度上，袁隆平等于丰衣足食。
这并不是袁隆平刻意塑造的形象。在更多时候，他愿意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每一次采访，袁隆平都会讲他的两个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的梦想。据统计，全世界现在有一亿五千万公顷水稻稻田，但是杂交水稻还不到10%，若有一半种上杂交稻，可以多养活四亿到五亿人口。另一个是“禾下乘凉”的真实梦境——超级杂交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把还长，稻子比花生米还大，他拿着蒲扇，躺在水稻下乘凉。如今他仍未停止杂交水稻“高产更高产”的步伐，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梦。
这个梦回到最初，大概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带着他和同学们去一个资本家的园艺场参观，桃子红红的，吊在树上，葡萄一串一串，挂在藤上;鲜花五颜六色，铺在路上。他觉得学农真好，又想到热播的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窗外就是葡萄，伸手就能摘;牛奶不用挤，自己流进杯子。两相对应，学农好像就是朝着摩登时代走。
再往上追溯，袁隆平从事农业有些“天命所归”，他所在的袁家支脉在明代落脚江西德安县南郊，世代务农，直到太平军起义期间才弃农经商，家道也由此兴旺。父亲袁兴烈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做过西北军将领孙连仲的秘书，后任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事务科科长。母亲华静在安徽芜湖教书，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袁隆平的英语也由她发蒙。袁隆平出生在北平协和医院，属隆字辈，因生在北平，取名“隆平”。
日军侵华让袁隆平一家陷入颠沛流离的生活，辗转湖北、湖南、江西、重庆。1949年，袁隆平考上西南农学院，成为建国后第一批大学生。195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这所大学毕业，并怀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志向到湖南偏僻的安江农校当了一名老师。
袁隆平经历过苦日子。大饥荒让他受够了饥寒。冬天将手脚烤热了钻进冰冷的被子，第二天起来依旧是冰冷的。年轻时他热衷游泳，饿到游不动。他见过饿殍，听过无数次“金元宝比不上两个馒头”。这段经历让他的梦具象化——提高粮食产量，维护粮食安全。他的研究重心放到了水稻增产增收上。
令他没想到的是，真正学农比资本家和喜剧电影里的生活困苦多了，而他因机缘巧合走上的杂交水稻之路在当时更是一片荒芜。在这条路上，他开垦不息，创立了自己的摩登时代。
袁嗲嗲
湖南杂交水稻中心建于长沙市芙蓉区远大路，这里人迹罕至。低矮的民房零散错落，经过水稻中心，顺着路往里走是水稻中心的示范田。正是水稻收获的季节，收割机轰隆作响，空气中飘着青草的味道。不到五百米、只容一辆车通行的细长小路上，挂着十余条横幅，内容皆与粮食生产有关。
随着袁隆平声望日隆，水稻中心已逐渐成为访问团必来的一个景点，几乎每天都会接待数个团队，遇上来宾身份极为重要的，袁隆平会从行政楼三楼最深处的办公室走出来，在楼前“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的题字前拍照。与科研工作冲突时，他通常会拒绝，比如，我采访当日申请拍合照的青年宗教代表团。
袁的身份为中心带来了巨大的利好。国家领导人来这里视察，只要袁隆平提出要求，通常都会予以满足。1994年，时任总理李鹏视察，袁隆平申请成立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要了1000万元的经费，李鹏当场就批了。后来他们才知道，本来准备给3000万元，没想到只要1000万元。1998年袁隆平申请研究超级杂交稻，报告递到时任总理朱镕基手里，他马上就批了一笔经费。2013年袁隆平参加李克强总理的座谈会，李克强说超级稻很好，不仅要百亩，还要千亩万亩。他一回中心就和邓启云商量出“超级稻百千万示范工程项目”，批了5000万元。
这几乎是为袁隆平创设的一个研究中心。1983年，湖南省科委提出成立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长沙市东郊马坡岭数十公顷用地上，办公楼、实验楼、宿舍楼拔地而起，袁隆平出任中心主任。 进门即是“水稻展览馆”，湘绣绣制的画面中，袁隆平躺在比树高的禾苗下乘凉，四周展板详细记述了他的生平事迹和杂交水稻的发展历程。展览馆后是专为袁隆平修建的游泳池，近年来他有了气喘的毛病，不仅戒了烟，也不游泳了，游泳池因此废弃。
袁隆平住在一个中式小院里，从他家到办公室，大概需要两百步，经过一个90度的拐角。为了保障他的安全，中心特意在他家门外设立一个岗亭，要求一名保安护送或目送他到拐弯处，再由行政楼的保安接班护送或目送他直至平安进入行政楼。
这里每一栋楼都由袁隆平亲笔题字，用作楼名。会议室里挂着袁隆平的画像。行政楼旁有一座年久失修的亭子，命名“神隆亭”，墙上是根据袁隆平事迹刻写的诗词。中心广场上一块牌子写着“凝聚发挥正能量，共筑‘禾下乘凉梦’”，走道上则挂着“自觉弘扬和践行袁隆平精神”的横幅。
“他是个伟大的人物，属于杂交稻的开国元勋。”已从杂交水稻中心退休的罗孝和只比袁隆平小6岁，但他提到袁隆平时，也按照湖南的习俗敬称他“袁嗲嗲”，“他的威望可以撑起很多局面，有他的话，日子会很好过。”
话语权与威望齐头并进，在中心内部，袁隆平“说一不二”。罗孝和主持育成的品种在美国认证专利，按照中心规定，他可以按比例拿到个人奖励及团队研究经费，中心奖励他200万元，他打了一份报告希望申请团队研究经费，袁隆平当场对他发了脾气，生气地撕掉了报告，问他，“你要研究经费干什么？”从此罗孝和不再提及这件事。袁隆平在罗孝和心中依然是“伟大的人物”，“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现在中心没有人能接他的班。”
学生邓启云形容袁隆平是杂交水稻学术界的“武林盟主”，江湖出了什么事，都由他出面摆平。李必湖与冯克珊因第一株野生雄性不育稻（“野败”）由谁发现产生争执，袁隆平花了好几年时间从中调停，最后将历史课本中的“李必湖发现了‘野败’”改为“冯克珊带路，李碧湖发现了‘野败’”。冯克珊凭借这句话，由原来的技术员评上了研究员。
对研究中心的人而言，袁隆平有着精神领袖一般的作用。辛业芸自从做了袁隆平的秘书，就再也没有对下田感到自卑。“袁老师能够把这个科研坚持几十年，做到科研水平世界领先，产量也是世界最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上的东西，更是一个精神丰碑，对我们方方面面都有激励作用。同学聚会，别人认为我就是像农民一样做田里面的事情，我丝毫没有觉得。我是在做科研，技术含量非常高。”
辛业芸认为，生活中的袁隆平是很有情趣的。袁隆平是水稻中心第一个骑摩托车的，也最早开私家车。他买了那辆五万元的吉利熊猫车后，研究中心才有人陆陆续续买了汽车。摩托车1997年流行时，袁隆平带辛业芸去市场，指着一辆红色的小摩托车让她买，嘱咐完扭头就走，也不管辛业芸会不会骑摩托车。买汽车也是，2009年他带着辛业芸去4S店，跟店员说：“我秘书要买车，跟我的一样。”说完掏出1000元给店员当定金。辛业芸本来没准备买车，想到是袁老师说的，就买下了。
袁隆平的学生、国际处的李莉说：“我们（对袁老师）肯定也怕，但是只要没做错事情，工作努力了，应该就没什么。中心主要任务就是为袁老师的科研服务，所以他的话肯定是听着，他的方向的我们就是重点研究方向。”
杂交的畅想
2016年9月，袁隆平参加了一场纪念《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50周年的座谈会，“那是杂交水稻开先河的一篇文章，可以说为杂交水稻发展奠定了第一步基础。”袁隆平说。
袁隆平读大学时，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学说盛行——否认基因存在，称可以通过嫁接和胚接等手段，利用两个物种的优点，创造出新的物种。在这种学说的影响下，袁隆平尝试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把番茄嫁接到马铃薯上、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种出来，西瓜不像西瓜，南瓜不像南瓜”，这批奇花异果的种子并没有将变异遗传下来，西瓜还是西瓜，南瓜还是南瓜。
1957年，袁隆平在《参考消息》上看到DNA的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研究获得诺贝尔奖，表明现代遗传学已进入分子水平，他意识到米丘林和李森科鼓吹的那一套并不科学，于是转向走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路子，用他们的学说指导育种。
袁隆平专心致志找寻水稻良种。1961年7月的一天，他到学校试验田选种，发现一株形态特优的稻株，十几个八寸长的稻穗向下垂着，挑了一穗来数，籽粒竟有230个。他推算了一下，用它做种子，水稻亩产量会上千斤，而当时高产水稻不过五六百斤。他将种子播下去，满怀期待。
第二年的收成让他大失所望，稻株高矮不齐，他的希望全部破灭。坐在田埂上，他突然来了灵感：水稻自花授粉，纯系品种不会分离。这种层次不齐的表现，是不是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上的分离现象？他数了数，高矮不齐的分离比例正好是3：1，符合分离规律。那株鹤立鸡群的水稻，正是一株天然的杂交稻。水稻具有杂种优势，可以通过人工方法利用这一优势，培养杂交水稻。那时的学术界对水稻的杂种优势并不看好。他由发现天然杂交稻进行推想，认定存在天然的雄性不育水稻，雄蕊退化，雌蕊正常，让水稻杂交有了可能性。培育这种雄性不育稻的种子，可以让它们与正常的优势常规水稻授粉，产生大规模的杂交稻种子。
袁隆平构想出三系法技术路线，培养水稻雄性不育系，用保持系使不育系不断繁殖;育成恢复系，使不育系育性得到恢复并产生杂种优势，带来大幅度、大面积增产。
为此，袁隆平开始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株。1964年盛夏，他又一次钻进了稻田，早出晚归14天，终于在拿放大镜观察了十四万多个稻穗后，从洞庭早籼品种中发现了一株雄性不育株。反复试验两年，他的三系法猜想被证实。还是安江农校普通教师的他将初步研究结果写成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投稿给当时国内最权威、后因“文革”停刊的学术杂志《科学通报》，并于1966年2月发表，“那个编辑还是很有水平的，把它发表了。”他笑着说。 早在1926年，美国人琼斯就已经发现了水稻的雄性不育现象，并提出水稻具有杂种优势。1966年，日本琉球大学的新城常友甚至研究出了台中65不育系，并实现了三系配套，但由于三系亲缘关系太近，没有优势，难高产，又是高杆，易倒伏。日本的杂交水稻停留在了理论研究上。袁隆平的论文提出了雄性不育株的重要性，并进一步设想了将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后推广应用到生产中的方法。
寻找“野败”
论文发表不久，“文革”开始。袁隆平的一次无心之言成了把柄。上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提出农业要遵循“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袁隆平和其他老师讨论时，他说这里面少了一个“不违农时”的“时”。后来在大字报里，这句话的罪责是“修正毛主席的八字宪法”。平日重视业务学习、重视科研方向也成了“引诱贫下中农的子女走白专道路”。
安江农校准备批斗袁隆平的前夜，在他的档案里发现一封来自国家科委的来函，肯定了他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中作出的预言，并责成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支持他搞水稻研究工作。
他的命运一夜之间发生了改变，不仅避免成为“牛鬼蛇神”，还在动荡的岁月里，得到了继续从事研究的权利。他的项目被列入省级项目，成立了科研小组，专攻杂交水稻。
除去一封来函，袁隆平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大众的理解与支持。在一部关于袁隆平的纪录片中，摄制组找到当时和袁共事的农民，被问及是否认识袁隆平时，他们不约而同地称“怎么不认识，他就是那个疯子啊！”
在农民眼中，别人都研究结实，他却铁了心研究不育，不是疯子是什么？“文革”期间，他的转危为安引发旁人嫉妒。“袁隆平是地地道道的科技骗子”“雄性不育实验搞不下去了”等舆论不绝于耳。他的秧苗不止一次被人为损坏。最严重的一次，试验田全部被毁，他在一口井里发现水上浮着五根秧苗，保住了研究材料。
这次事件后，袁隆平深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人为破坏无法抵御。他离开单位，远离派系斗争，辗转云南、贵州、海南、广东、广西，连着七年春节没有回家。
1964年到1969年，袁隆平先后做了三千多个杂交组合的试验，但选育的保持系均不能使不育系100%保持不育，研究进展不大。1969年冬天，袁和助手总结前面六年的经验，发现试验用做母本的不育材料都是栽培稻，他恍然大悟，改变策略，进行远缘杂交，尝试用外省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创造新的雄性不育材料，建立新的三系关系。
“野败”在这时正式登上历史舞台。1970年11月，野生稻抽穗扬花，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来到野生稻最集中的海南，在当地农场技术员冯克珊的带路下，在南红农场一个铁路涵洞附近的水塘边大约两百平方米的野生稻中，发现了三株稻穗花药异常，正在北京开会的袁隆平接到电报赶到三亚，确认这是一株花粉败育的野生稻，当即把它命名为“野败”。
“它是一堆野草，叶子一碰就掉了，这个东西要用于生产那是若干年之后的事情了，我当时认为这个要很多年。”杂交水稻研究小组成员、袁隆平助手罗孝和回忆，当时包括袁在内，都没有人特别重视“野败”的发现。
在“野败”发现半年前的湖南省第二届农业科学技术大会上，时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华国锋听取了袁隆平的汇报，他将袁请上主席台，坐在他身边，公开表达对袁的支持。大会决定，将杂交水稻研究列为全省协作项目。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开展了水稻雄性不育系的选育研究。
袁隆平发现“野败”后，将其分享给协作小组的成员，全国进行研究攻关。次年，江西萍乡用“野败”杂交已经出现了第一代不育系的苗头，袁敏感地意识到“野败”的价值，派罗孝和去江西学习，重点研究“野败”。到1973年，用“野败”杂交得到的水稻种植了几万株，全是不育，杂交稻的研究打开了突破口。
1973年，袁隆平培育出“南优1号”，并分别在湖南、广西试种，次年，喜讯频传，平均亩产超过500公斤。全国陆续选配出了“南优”、“矮优”、“威优”、“汕优”等系列籼型杂交水稻组合，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在生产上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
1975年年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批示，立即在南方13省推广杂交水稻。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由1975年的370多公顷跃升至1976年的13.87万公顷。自此，袁的杂交水稻完成由试验田到农田的大面积种植道路。接下来的几年袁隆平顺风顺水，他的名望如同他的水稻产量一般节节攀升。1981年，国家科委发明奖评选委员会授予袁隆平特等发明奖。在领奖台上，他迎来了人生第一次经久不息的掌声。
旗帜
在袁隆平推出“南优1号”的同时，湖北省沔阳县农业技术员石明松发现了三株典型的雄性不育突变株，夏天雄性不育、花粉败育，秋天却恢复正常。他研究了六年，并在1981年发表论文，指出这种育性可转换的水稻在不育期可用作母本杂交制种，在可育期通过自交繁殖不育系种子，一系两用，命名为“两用系”，后湖北将该不育材料定名为“湖北光周期敏感核不育水稻”。
湖北的发现与研究先后被列入了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和“863”高科技发展计划，袁隆平担任“863”计划1-01-101专题责任专家，进行两系稻的研究。“虽然不是袁老师发现的，但在杂交水稻领域袁老师是一面旗帜，全国由他牵头组织两系法。”袁隆平的第五位博士生、两系法研究成员、现任《杂交水稻》主编廖伏明说。
在廖伏明的印象中，两系法立项之前，袁隆平已经在思考超高产水稻的运作，“从三系到两系，从两系到一系”。
1989年，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的两系法研究遭遇当头棒喝。当年7月异常低温，盛夏低至18.9度。全国的光敏系水稻都“打摆子”，变为可育，光敏系的温敏属性暴露出来，全国两系水稻制种几乎都失败，国内两系研究进入低潮。 邓启云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863”课题小组的。他和袁隆平相识于安江农校，那时袁隆平还是一名教师，“经常打着赤脚在台上讲话”。1988年，邓启云进入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进行基础研究。袁隆平每年召开“863”总结会议时都会让非课题组成员列席会议。邓启云因此眼界大开，他也因一次帮袁隆平解决了籽粒扁平不饱满的问题而受到袁隆平的当众表扬，“他对课题组的人说，你们大学生没搞定，邓启云他就把问题解决了。”“我很感激的是，他心态很开放，把我带进这个迷宫，带进世界先进技术的殿堂。”
两系法出现问题时，袁隆平在总结会上讲：“我们863重中之重是什么，就是要解决光敏核不育系的稳定关系，必须要有一个专人来做这个事情，谁行呢？我看邓启云就行。”邓启云就这样担下“重中之重”的任务，将实验楼原本洗拖把的房间改成实验室，装了两个空调、两扇窗户，房间吊好温度计，手动控温。在对当时被认为具有典型光敏特性的7000s研究中，邓启云发现温度临界点是24度。袁隆平根据研究结果分析，两系稻成功的关键技术指标就是育性转换起点温度。
1995年，袁隆平宣布两系法技术研究成功，但产业化制种时仍出现一些问题，在总结会上，袁隆平眯着眼睛听湖南省农业行政部门的质疑。用几句话四两拨千斤：“两系水稻是一个新生事物，尽管它有问题，它还是有诸多优点。对于新生事物，我们要爱护，不能一棍子打死。”行政官员听到袁隆平的话马上改口，解释良久。
“老爷子是很坚定的一个人。”在邓启云眼里，袁隆平从来不怕挫折和困难，“1964年，别人看到乱七八糟的分离都忙着伤心，他就反过来想，这不就是杂种一代吗？三系还没成功的时候，稻子光长高不结实，别人嘲笑他说人不吃草，吃草的话你的杂交水稻就有用。他就觉得，通过杂交，水稻变高，这不是说明杂交确实有优势吗？两系法也一样，别人不干了，袁老师却一直认真思考这个东西。”
邓启云1984年冬天和袁隆平一同搭车去长沙，雪峰山结冰，吉普车下坡时打滑，一直往路边滑，邓启云感到恐慌，袁隆平面不改色，“我都吓死了，袁老师好镇静。”
高产再高产
廖伏明记得，两系稻宣告成功不到一年，国家就提出超级稻计划，分为两期目标，1996年到2000年第一期目标每亩产700公斤 ，第二期2000年到2005年亩产800公斤。1997年，袁隆平在《杂交水稻》上发表论文《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之后迅速立项，他在两系法基础之上研究超级杂交稻，廖伏明也加入了这支队伍。
在突破温敏和光敏问题时，廖伏明曾发现两系法起点温度和温度高低都确定了，但可能会出现遗传飘变，即第一代温度稳定，经过两代、三代后，临界温度会飘高。廖伏明与袁隆平共同发表论文研究该问题。
研究成果和袁隆平之前做出的结论有出入，廖伏明在文章中不敢明确提出，袁隆平看后亲自加上一段“……原有的方法存在不足，治标不治本”，“他改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你能感觉到科学大家的风度，他能够指出自己的缺点。在三系发展最盛的时候他也讲到过三系的缺点，他能够看到不足，这也可能是他科研不断进步的原因，他不满足于现状，不断提高。我认为我是个年轻的科技员，他是权威，但他就说‘我的力量是不畏权威’。当他自己到了权威的地位，年轻人有什么新想法，他也不以权威自居，认为你这个有前途，你就提出来，就支持你。这就是胸怀。”
2000年，袁隆平团队培养出“两优培九”，实现一期目标，2004年，又突破了亩产800公斤。袁隆平永不满足的性格没让数字停留于此，他提出了2015年三期900公斤、2020年四期1000公斤的新目标。2011年，三期目标告破，2014年，四期目标达成。他又提出五期目标，每公顷产粮16吨。
辛业芸觉得，在超级稻的试验中，袁隆平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三期与二期隔了七年，后面的目标越来越大，难度理应越来越高，时间也会相应越来越长，但实际上我们四期反而很短，我在他身边这么多年，感觉到他已经掌握了攻关的诀窍，水稻就是他手里把玩的一个东西，他玩得很随意了。”
“高产高产再高产”，这在粮食看似富足的今天并没有引起全国人民的重视，在民间，质与量是难以同时存在的，针对袁隆平的超级稻，来自民间的怀疑声音中，最强烈的一条是“口感差，难吃”。
这是袁隆平极不认可的评价，他说，“我们的超级杂交稻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你可以品尝，我叫专家煮给你吃，你看看好不好吃。”2011年，邓启云研发的“Y两优2号”成为第三期超级杂交稻的代表品种，领导和记者来水稻中心参观，袁隆平前一天晚上11点打电话给邓启云让他第二天煮饭给访问团成员吃。邓启云连夜打米，赶着第二天中午煮了四锅饭，被访问团吃得精光。从这次开始，邓启云煮了整整一年饭。后来他买了几千斤稻谷，做了200包大米放到袁隆平办公室，有人来就直接送米。
2015年安徽地区杂交水稻万亩失收，这成为他在采访中不愿多谈的痛点。邓启云解释，品种本身有一定缺陷，虽然产量前景可以，抗倒性好，但是耐病性差、耐高温能力差、抗逆性差，在农村大面积推广，可能会受到环境影响。“但是，这个品种是过审的，过审后推广是合法的。”邓启云说，“你不能因为这个品种不好，就否定超级稻。一个品种，一万亩，你把上亿亩超级稻一棍子打死，这就扩大化了吧？”舆论压力纷至沓来，邓启云甚至专门组织了一场超级稻科普沙龙，消除后遗症。
网络的攻击会通过各种途径传到袁隆平的耳朵里，包括以袁隆平名义发表《袁隆平：中国最大的劫难已无法避免》之类的文章、针对袁隆平转基因观点的质疑、对他行事作风的指责谩骂（比如，他和夫人邓则逛车展，站在奔驰车旁被拍照，遭到网络攻击，而实际上，他只是买了一辆五万多的吉利“熊猫”车）。对此，袁隆平很生气，他认为这群人不道德。“袁老师觉得，借他的名义可以迷惑很多人，混淆视听，这样不好。”辛业芸说。 匹夫
迈进86岁，袁隆平的所有研究简化成了以他的两个梦为基础的两个大方向：如何在提高产量的同时让农民创收，如何让杂交水稻走出国门。
2011年4月，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发表过一封给袁隆平的公开信，希望袁隆平“转向培育常规水稻品种，给农民留几粒真正的种子”。杂交水稻稻种只能种一季，农民需要持续向种子公司购买种子。邓启云说，目前超级稻最贵的种子大概六十元一斤，考虑到极高的产出，对农民来说性价比还是很高的。袁隆平未对这封公开信作出回应，依然持续致力于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
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15年，杂交水稻推广面积为18134万亩，占水稻种植面积的52%。近十年来，杂交水稻面积维持在50%以上。美国学者唐·帕尔伯格著有《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他认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是中国人战胜饥饿的重要方法。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袁隆平连续几年在“两会”上提议“出台优惠政策”，之前接受采访时，他称：“政府以高价回购农民粮食，以平价供应市场，政府来补贴，每年拿两三千亿出来，国家财力雄厚，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在袁隆平看来，粮食安全永远是头等大事。现在国内粮食不是完全自给，大豆、玉米等每年都大量进口，耕地不断减少，开发占用农田，必须努力提高水稻产量。
“我们有句话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袁老师就是敢于担当的匹夫，他会主动将个人命运与国家紧密关联。他在思想上很超前的，大家没有考虑到粮食安全问题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耕地减少、城市化占用耕地等等。”在一次饭局上，辛业芸听到几位院士聊天，说现在米吃不了多少，粮食不存在不够的问题。时常帮袁隆平查找资料、协助工作，她也清楚国内耕地减少和农民积极性降低的现状，她一对比就发现了袁隆平的忧患意识，“他真的是站在国家层面看待粮食问题。所以为什么说他是国宝，国家领导人见到他都非常尊敬，因为有袁隆平，我们粮食就不愁，这是给大家的一种信心。”
袁隆平提出要把长沙打造成国际稻都，芙蓉区计划设立隆平新区，水稻中心成了“种业硅谷”。项目落实遇到一些现实困难，采访当天，辛业芸刚参加了一场因新区建设被两根高压线挡住无法进行而召开的会议，她只说，“你要上升到粮食安全的问题，不要觉得这是很遥远的事情，这跟我们每一个人相关联。”
早在1982年，世界粮食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在介绍袁隆平时就称他为“杂交水稻之父”，这成为伴随袁隆平最长久的头衔。二十多年过去，世界对中国杂交水稻的认识似乎仍停留在当年。
2008年，第六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长沙召开，杂交水稻中心倡议联名推荐袁隆平提名诺贝尔和平奖。活动现场，辛业芸发现，不少专家、包括国际水稻所的专家都不赞成填表。“杂交水稻，在解决粮食问题层面上被国际认同，但是上升到技术层面，很多人就不了解。那些国际水稻专家不是不懂杂交水稻，但他们就认为常规稻应该用生物技术去找到增产基因，而不认同杂种优势的利用。可杂种优势就是事实，我们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了。”
杂交水稻中心从未停止国际化的探索，每年杂交水稻中心会举办两次左右的培训班，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农业专家，由中心的研究院进行培训，介绍中国杂交水稻的情况。还专设了负责推广的国际部，目前杂交水稻已推广至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其中印度、越南、菲律宾、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美国、巴西和埃及等十个国家的杂交水稻已实现商业化应用。2011年，中国以外的杂交水稻推广面积已达到470万公顷，一般比当地常规稻增产1.5—2吨/公顷，平均增产率为20%左右，高的成倍增产。
以袁隆平名字命名的上市公司“隆平高科”也承担了国际培训班的业务，招收各国学员，讲授杂交水稻的原理和市场化方式。袁隆平的第二个梦正在以各种方式向全世界渗透。
如今的袁隆平仍然每天下田。10月29日，他完成了今年的稻谷测量工作，结果将于近日公布。他的研究又取得新进展——第三代杂交水稻初步研究成功，成果也将于近日宣布。
站在田间的袁隆平享受着丰收的喜悦。已经不止一个人对他说，结穗饱满的超级稻田在田埂排开，看着就像仪仗队，“仪仗队呐，是部队里最漂亮的！”也有人说他的杂交水稻是核武器，“一个沙发这个面积大概有1.9公斤稻谷，这就是核武器啊。”时至今日，他早已明白，儿时看到的摩登时代不过是一场滑稽戏，不是大机器。而他亲手创造的摩登时代，却真切地伫立在身后，为世人开出一片良田。
（参考书目：《杂交水稻是怎样育成的——袁隆平口述自传》，辛业芸访问整理;《大师境界》，左一兵、辛业芸著;《走近袁隆平》，姚昆仑著;《袁隆平传》，庄志霞著;《不再饥饿：世界的袁隆平》，邓湘子、叶清华著;《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唐·帕尔伯格著。感谢何嘉玲、黄庆锋、朱虹瑾、米薇薇在采访中提供帮助。实习记者佘余、王艳、刘越晗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