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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清装剧上演的官员出行场面，往往是不问品级都坐轿子。这与历史实际情形相去甚远。清朝北京街上没有那么多轿子往来，很多官员都是骑马乘车出行，考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体制上的限制。清朝崇尚骑射，不忘旧俗，用轿制度比较严格。乾隆十五年（1750）以前，京官三品以上可以乘四人轿，四品以下可以乘二人轿。以后更改用轿规定，只允许文官二品以上，且年过六十的人乘轿。武官则不论品级与年纪，都不允许乘轿，而一律骑马。武官一品年过七十不能骑马者，如想乘轿，则要奏闻请旨，得到恩准后，方能乘轿。不符合乘轿条件的文官和年老体衰的武官可以乘车。
京城官员只有四人轿、二人轿，而无八抬轿。宗室王公世职不问年龄，只按等级区分是否乘轿，亲王、亲王世子、郡王、郡王长子乘八人轿，贝勒、贝子、奉恩公乘四人轿，不入八分公以下至奉恩将军一律乘马。不过制度在操作中，不见得求其上限，亲王、郡王往往也乘四人轿或骑马、坐车。三品以上京官出京与钦差大臣使用八抬轿。各省官员由于代表朝廷出守地方，总督、巡抚乘八抬大轿，司道官员到知县乘四人轿。
二是用轿的成本高。乘轿一年至少要消费八百两银子。即使得到用轿权利的官员，也不一定使用，要看本人的经济状况。清朝大学士、尚书等一二品官员的法定年收入最高不过一百八十两，当然实际收入远远不止此数，中叶以后加上养廉银与地方官的孝敬等，一般在几千到一万两。但是一轿的年费，对于一位高级的京官来说，确实也是很大的负担，所以，家庭经济状况稍差的官员不选择骑马，就乘马车或骡车。乘车之费一年大约四百两银子就足够了。乘轿与坐车相比，用的人多。清装剧里的轿子永远只配四名轿夫，没有替换轮班的脚力。拍摄现场临时拼凑几位，穿上古装走上几步可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如此，谁也不具备这种神力，轿子一上肩，四个人像机器人似的，一路洋洋得意抬到目的地。轿子的自重与官员的体重总得二百斤上下，轿夫负重行走，同时还要协调一致，并非轻松之事。如果出行距离很近，四人一口气勉强可以径直抵达，反之，则不能奏效，中途非歇上几次不可，如此必然拖延时间，而且轿夫十分辛苦。因此，凡是用轿一般预备三班轿夫，每班四人。如果刻意俭省，至少也要组成两班，起码配备八人。官员乘轿出行，轿子由四名轿夫抬着，轿后跟着一辆平板马车或骡车，俗称班儿车。候补的四名或者八名轿夫坐在车上，走一段距离，从车上下来四名轿夫替换第一班四名轿夫上车休息。一般是走上半里左右，就要换班一次。譬如在北京城内从东城到西城，总得轮换七八次。凡是得到用轿特许的官员，出行时轿子前方还要设置一匹引马开道。
三是容易受到轿夫的刁难。轿夫的管理始终是用轿人苦恼的问题。因而，具备用轿权利的官员往往也弃置不用。可能有人会问，以高官显爵的权势威风还治不住几个轿夫吗？事情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官员与轿夫之间，虽地位差别有如天壤，但轿夫属于贴身服务人员，官员出行安全依赖轿夫的忠于职守。因此，对轿夫的管理并非一味地从严管理就能奏效的，那样会引起轿夫集体辞工或编排借口躺倒不干，甚至在行进途中，故意让主人受些惊吓或痛苦。轿夫是一种专门职业，同业之人声气相通。管束过严经常给予惩罚，雇主的坏名声就要远播在外。轿夫往往私下里串联勾结，集体对这样严厉的雇主进行消极抵制。无论辞职还是解聘，当轿夫离去以后，雇主往往不能迅速再雇到其他的人。
轿子是官员的交通工具，轿夫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在空闲时不能随意出门走动，一定要随时准备跟随主人出行。大宅门和府邸一般在大门对面设置马号和供轿夫日常起居的轿屋子。轿夫闲来无事，群居轿屋子，又不能远去，常常聚赌以消磨时光，有时还招来外人参与。清朝法律严禁赌博，当被巡查的官兵发现，捉拿到官府，这些人就把主人抬出来，辩解赌博是为了保持清醒，随时听候主人召唤，不耽误主人出行。如此，主人闻讯后就不得不出面疏通保释，不过总留下有损自己清誉的遗憾。所以官员更愿意选择成本较低、用人较少的马车骡车作为代步工具。譬如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也是大学士，在大家普遍使用骡车的状况下，所乘为白马车，人见白马车即知刘中堂到了。
明清北京最流行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骡车，富者自备，贫者雇佣。利玛窦初次进京的见闻记录，为今天了解当时北京社会生活的某些细节，提供了想象的历史空间。这位陌生人在《利玛窦札记》中留下这样的描述：“中国人并不认为在城里乘马车旅行是奢侈的。……别的城市几乎很少有这样普遍乘马或其他乘坐工具旅行的。到处都是等候受雇的马车，在十字街头，在城门，在御河桥和人流汇聚的牌楼处。雇一辆车一整天也花费不了多少钱。城里的街道非常拥挤，以致赶脚人必须用缰绳领住牲口穿过行人。他们知道城市的每一街道和每位著名市民的住所。他们还有《指南》，上面列出城里的每个地区、街道和集市。除去骑马旅行而外，到处都是抬官员和要人的轿子。北京的这种乘坐工具要比南京或其他地方的花费大得多。”清乾隆朝严格用轿规定后，路上的车辆变得更多更繁忙了，而轿子相对减少。车分驴车、马车、骡车。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说，专门供人雇佣的称“买卖车”，终日在胡同口等待雇佣，讲妥价钱起程的称“站口”，东奔西走流动拉客的称“跑海”。车厢装饰有绸绫窗、玻璃窗等。车厢门不由前后，开在侧面始于纪晓岚。旁开门受车轮的阻碍，所以将车轴后移，形成后档车。
（选自《礼不远人——走近明清京师礼制文化》，中华书局）
一是体制上的限制。清朝崇尚骑射，不忘旧俗，用轿制度比较严格。乾隆十五年（1750）以前，京官三品以上可以乘四人轿，四品以下可以乘二人轿。以后更改用轿规定，只允许文官二品以上，且年过六十的人乘轿。武官则不论品级与年纪，都不允许乘轿，而一律骑马。武官一品年过七十不能骑马者，如想乘轿，则要奏闻请旨，得到恩准后，方能乘轿。不符合乘轿条件的文官和年老体衰的武官可以乘车。
京城官员只有四人轿、二人轿，而无八抬轿。宗室王公世职不问年龄，只按等级区分是否乘轿，亲王、亲王世子、郡王、郡王长子乘八人轿，贝勒、贝子、奉恩公乘四人轿，不入八分公以下至奉恩将军一律乘马。不过制度在操作中，不见得求其上限，亲王、郡王往往也乘四人轿或骑马、坐车。三品以上京官出京与钦差大臣使用八抬轿。各省官员由于代表朝廷出守地方，总督、巡抚乘八抬大轿，司道官员到知县乘四人轿。
二是用轿的成本高。乘轿一年至少要消费八百两银子。即使得到用轿权利的官员，也不一定使用，要看本人的经济状况。清朝大学士、尚书等一二品官员的法定年收入最高不过一百八十两，当然实际收入远远不止此数，中叶以后加上养廉银与地方官的孝敬等，一般在几千到一万两。但是一轿的年费，对于一位高级的京官来说，确实也是很大的负担，所以，家庭经济状况稍差的官员不选择骑马，就乘马车或骡车。乘车之费一年大约四百两银子就足够了。乘轿与坐车相比，用的人多。清装剧里的轿子永远只配四名轿夫，没有替换轮班的脚力。拍摄现场临时拼凑几位，穿上古装走上几步可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如此，谁也不具备这种神力，轿子一上肩，四个人像机器人似的，一路洋洋得意抬到目的地。轿子的自重与官员的体重总得二百斤上下，轿夫负重行走，同时还要协调一致，并非轻松之事。如果出行距离很近，四人一口气勉强可以径直抵达，反之，则不能奏效，中途非歇上几次不可，如此必然拖延时间，而且轿夫十分辛苦。因此，凡是用轿一般预备三班轿夫，每班四人。如果刻意俭省，至少也要组成两班，起码配备八人。官员乘轿出行，轿子由四名轿夫抬着，轿后跟着一辆平板马车或骡车，俗称班儿车。候补的四名或者八名轿夫坐在车上，走一段距离，从车上下来四名轿夫替换第一班四名轿夫上车休息。一般是走上半里左右，就要换班一次。譬如在北京城内从东城到西城，总得轮换七八次。凡是得到用轿特许的官员，出行时轿子前方还要设置一匹引马开道。
三是容易受到轿夫的刁难。轿夫的管理始终是用轿人苦恼的问题。因而，具备用轿权利的官员往往也弃置不用。可能有人会问，以高官显爵的权势威风还治不住几个轿夫吗？事情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官员与轿夫之间，虽地位差别有如天壤，但轿夫属于贴身服务人员，官员出行安全依赖轿夫的忠于职守。因此，对轿夫的管理并非一味地从严管理就能奏效的，那样会引起轿夫集体辞工或编排借口躺倒不干，甚至在行进途中，故意让主人受些惊吓或痛苦。轿夫是一种专门职业，同业之人声气相通。管束过严经常给予惩罚，雇主的坏名声就要远播在外。轿夫往往私下里串联勾结，集体对这样严厉的雇主进行消极抵制。无论辞职还是解聘，当轿夫离去以后，雇主往往不能迅速再雇到其他的人。
轿子是官员的交通工具，轿夫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在空闲时不能随意出门走动，一定要随时准备跟随主人出行。大宅门和府邸一般在大门对面设置马号和供轿夫日常起居的轿屋子。轿夫闲来无事，群居轿屋子，又不能远去，常常聚赌以消磨时光，有时还招来外人参与。清朝法律严禁赌博，当被巡查的官兵发现，捉拿到官府，这些人就把主人抬出来，辩解赌博是为了保持清醒，随时听候主人召唤，不耽误主人出行。如此，主人闻讯后就不得不出面疏通保释，不过总留下有损自己清誉的遗憾。所以官员更愿意选择成本较低、用人较少的马车骡车作为代步工具。譬如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也是大学士，在大家普遍使用骡车的状况下，所乘为白马车，人见白马车即知刘中堂到了。
明清北京最流行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骡车，富者自备，贫者雇佣。利玛窦初次进京的见闻记录，为今天了解当时北京社会生活的某些细节，提供了想象的历史空间。这位陌生人在《利玛窦札记》中留下这样的描述：“中国人并不认为在城里乘马车旅行是奢侈的。……别的城市几乎很少有这样普遍乘马或其他乘坐工具旅行的。到处都是等候受雇的马车，在十字街头，在城门，在御河桥和人流汇聚的牌楼处。雇一辆车一整天也花费不了多少钱。城里的街道非常拥挤，以致赶脚人必须用缰绳领住牲口穿过行人。他们知道城市的每一街道和每位著名市民的住所。他们还有《指南》，上面列出城里的每个地区、街道和集市。除去骑马旅行而外，到处都是抬官员和要人的轿子。北京的这种乘坐工具要比南京或其他地方的花费大得多。”清乾隆朝严格用轿规定后，路上的车辆变得更多更繁忙了，而轿子相对减少。车分驴车、马车、骡车。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说，专门供人雇佣的称“买卖车”，终日在胡同口等待雇佣，讲妥价钱起程的称“站口”，东奔西走流动拉客的称“跑海”。车厢装饰有绸绫窗、玻璃窗等。车厢门不由前后，开在侧面始于纪晓岚。旁开门受车轮的阻碍，所以将车轴后移，形成后档车。
（选自《礼不远人——走近明清京师礼制文化》，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