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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教育事业。他致力于进行儿童心理与家庭教育的实验和研究，开辟了儿童教育的一片新天地；他提出的“活教育”理论，对当下的教育改革依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他积极投身于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其总结的教材编辑思想一直得到认可和沿用；他不仅为儿童写读物，还十分关心汉语文的科学研究和文字改革运动。陈鹤琴的“语文心”温暖并影响着当代的语文教育事业。
【关键词】儿童教育；浙派语文；教育改革；心理研究
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是浙江绍兴（上虞）人。在上虞有鹤琴小学，还有一所鹤琴幼儿园，足见家乡人永远缅怀着这位为中国儿童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大师。记得前几年，鹤琴幼儿园的老师特意登门与笔者讨论如何进一步弘扬鹤琴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构建园教育文化的问题，笔者还即时为他们撰写了一副“园联”：鹤翔九霄，有千里之志始于学前；琴诉一心，以万般情怀爱育幼苗。这也算是一副“藏头联”了。
确实，说起陈鹤琴，我们往往会更多地想到他为发展学前教育事业做出的奉献：他写了我国第一本家教专著《家庭教育》；他以自己的第一个孩子陈一鸣作为研究对象，做了808天的观察记录；他于1923年在家中的客厅创办了鼓楼幼稚园，做幼儿教育实验。当时能用观察实验的手段来研究儿童心理发展的，他是第一人。他把实验的结果写成《儿童心理之研究》这一专著并出版……
其实，若把他的成就局限于幼儿教育事业，是有失偏颇的。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历史性的。他出生于1892年，在家乡上虞上完小学，又以优异的成绩从杭州惠兰中学毕业。民国三年（1914）公费留美，1918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专攻教育学、心理学。1919年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开始教学生涯。1923年任东南大学教授兼教务主任，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后来还担任过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二院院长，建立了南京教育实验区。他在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时，还为租界里的中国儿童和成人创办了6所小学（附设幼儿园）、1所女子中学和4所工人夜校。1940年在江西泰和创建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幼稚教育师资培训体系。1945年又在上海创办市立幼稚师范学校，之后还筹办了上海特殊儿童辅导院，主持难民、难童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南京师范学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由此可见，他把毕生都奉献给了中国教育事业。他的那份语文教育情怀，也一直温暖着我们语文教师。这就难怪由著名语文教育专家顾黄初策划并审定的“影响中国20世纪的语文教育大家”中，陈鹤琴的大名赫然在目。
说起陈鹤琴对语文教育的影响力，要而论之，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语文教育的照亮——儿童心理研究的“点灯”效应
陈鹤琴学成归国后，曾与陶行知先生共事，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主讲教育学、心理学，并开始儿童心理与家庭教育的实验和研究。1920年12月26日，他的长子降生。陈鹤琴就从这一天起，从孩子的第一声啼哭起，到808天后儿子会说话止，对其生理和心理的变化，做了细致的观察和实验，留下了详细的文字记录，并配上了照片实证。如：“出生2秒，开始大哭，延续10分钟，转为间歇哭；45分钟后，哭声停止，连续打6次呵欠，入睡；10小时后，撒第一泡尿……”就这样从自己的孩子出生之日起的审察记录，为他的儿童心理研究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儿童研究纲要》一书，这是我国以个案方式进行儿童生理研究方面的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功先例。他如此深入求真地进行研究，其目的正体现了教育以儿童为本的思想，奉献了他的赤子之心，希望在那个不重视儿童的年代能点亮一盏明灯：儿童是世界的未来，国家、民族的希望，应当十分重视儿童教育的价值。他认为，教育儿童是一门科学，只有了解儿童，才能教育好儿童，国家才有光明的未来。对于当时人们普遍不重视儿童教育的现状，他十分痛心，常常大声疾呼。他曾做过这样颇能发人深省的推论：栽花有栽花的学识技能，花才能栽得好；养蜂有养蜂的学识技能，蜂才能养得好；甚至养牛、养猪、养羊、养鸟莫不都要有专门的学识技能，唯独对于教养孩子，反而不像养猪、养牛的重要。陈鹤琴先生就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方能从自己的孩子入手，数年如一日地观察、思考、研究和记录，并且把实验研究之所得，写成了《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等专著，如明灯一样照亮了儿童教育的一片新天地。显然，这盏明灯也同时照亮着儿童的母语教育问题。他曾说过：“我们要研究所有的教材，是否适合儿童的需要，我们要研究所用的教法是否能够引起儿童的兴趣，启发儿童的思想，培养儿童创造的能力。”他认为：“要小孩子喜欢阅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必定要有阅读的环境。在家庭里，做父母的每天总要看看书，看看报；对于小孩子，我们也应当买给他各种相当的儿童读物，开始时，做父母的还应该好好地指导他，引起他的兴趣，使他喜欢阅读。”……应当说，他的许多关于语文教育的主张、论述，都是基于他热爱儿童、重视儿童心理研究的信念和行动。
二、对语文教育的引领——“活教育”理论的普适价值
综观陈鹤琴的教育思想，可以概括地体现在他的“活教育”理论中。他的“活教育”目的论，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的中国人”，他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分取决于他的社会性。个体不应该隔离于社会，必须构建完满的人际交往，才能走进活的生活，才能争取社会的改良与自身和人类的福祉。他的“活教育”课程论，旨在为学生构建“大而活”的课程。我们所处的大自然、大社会都是“大而活”的课程。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认为传统教育过于注重书本，将课本作为传播知识的唯一手段，学生习得的是间接经验，难免会成为只会“死读书”的书呆子，这很不利于社会与民族的长远发展。因此，他积极倡导课程内容应该直接取自大自然、大社会，让学生在大自然、大社会中学习，通过观察与感受大自然、大社会获得直接经验，从而习得活的知识。他的这种主张，不仅在当时社会有重大的革新意义，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借鉴。他的“活教育”方法论，在今天我们也一样可以感受到它的生机盎然。如他提出“活教育”的17条教学原则：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你要儿童怎样做，就应当教儿童怎样学；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用比赛的方法来增进学习的效率；替代教學法；分组学习，共同研究；教学游戏化……由此我们不难认识到“活教育”确实为丰富我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上所述，“活教育”的目的论、课程论和方法论，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蓬勃生机，其中所蕴含的不少思想对我国当下的教育改革依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难道你会认为“活教育”仅仅说的是幼儿教育吗？它对整个教育事业都有导向意义，所以，对语文教育也一样具有强大的引领作用。特别如它的方法论中所提及的17条原则，许多仍然是今日语文教育所践行、所追求的要则。 三、对语文教育的指导——参与教材改革的身体力行
语文课程的教学改革中，教材问题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课本课本，一课之本”就说明了教学的根本问题首先是“教什么”的问题。在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理论中，“活教材”也是一个基础性的关注点。他提倡的“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也是把“教活书”（教什么）放在第一位，然后才是“活教书”（怎么教）和“教书活”（结果怎么样）。当时正处在五四运动之后，科学精神开始得到广泛传播，教科书取材科学化也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他积极投身于国语和英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与梁士杰、陈剑恒主编了一套初级小学国语教科书。这套教材以当时的小学课程标准为参照，从我国幅员辽阔的特点出发，根据长江流域（中部）、珠江流域和闽江流域（南部）、黄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北部）不同的自然、人文特点及儿童的认识经验，分为《儿童南部国语》《儿童中部国语》和《儿童北部国语》，于1934年由上海儿童书局出版，大受欢迎，竟能再版20余次。每册教科书是由若干小单元组成的一个大单元，且与前后册教科书在内容上相互衔接；课文与练习并重，文字与图画兼施。对这样一套颇具新意、特色鲜明的教科书，蔡元培、陶行知、俞子夷等老一辈教育家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蔡元培说：“儿童的抽象作用，较直观为弱；所以吾人在智育方面，即不能不授以概念，而要多用直观的材料为引导。……我国地大物博，兼跨寒、温、热三带，儿童所见，显有不同：对南部的儿童，讲雪人冰窖；对北部的儿童，讲木棉甘蔗。虽有图画，若要举实物来证明他，就很少有机会了。上海儿童书局有鉴于此，特分编北、中、南三部国语，所含名词，均择本部中最彰明较著的；而关于听觉的，如歌谣等，也在本部中选出耳熟能详的，穿插其间；这对儿童的领会，必有极大的助力。”
陈鹤琴还对自己编辑语文教材的思想加以总结，撰写成《国语教科书是怎样编的》一文，首先提出一页一课、互不联系的“页课制”不可取，而提倡“单元制”（一本教科书分成若干单元，每个单元包括互有联系的若干课文）和“一贯制”（整册课文是一个互相联系的大单元）。显然，这样的编辑思想，一直得到了认可和沿用。
在课文的内容上，陈鹤琴还提出：课文要有意义，不应只注重文字而内容空泛；好的国语教科书不只是给儿童读的、给儿童看的，还应该是给儿童“做”的。即儿童可以画，可以唱，可以想，可以玩。可以“做”的教科书，才是“活”的教科书。它不但可以引起儿童的兴趣，而且可以支持儿童的兴趣。陈鹤琴编的三套国语教科书就是可以“做”的教科书，如插图采用白描，让儿童可以涂色。他还认为国语课本的文字，要注意克服9种弊病，即：太注重生字；字数和页数太少；字句没有多大意义；课文前后不一致；字句太单调，缺少生气；字句常常不合儿童口吻；课文长短太呆板；字句不能引起动作；字句不能刺激思想。所以，他特别强调课文故事化，要用生动有趣的文字把常识巧妙地介绍给儿童。
总之，陈鹤琴对语文教材编写的许多认识和经验，不仅对当时的语文教学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
四、对语文教育的推动——从事汉语文科学的研究
应当说，陈鹤琴先生的“语文心”源于他的“中国心”。儿童的心理发展与母语的学习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他不仅编写国语教科书，还为儿童写了许多读物，如《小学自然故事》《中国历史故事》《分年儿童图画诗歌》等等。他不仅为儿童写读物，也十分关心汉语文的科学研究和文字改革运动，如他编制了我国第一本汉字查频资料用书《语体文应用字汇》。这是一本“字书”，“汇”便是汇集的意思。明朝的梅膺祚就撰编过《字汇》一书，但那是文言文的字汇。而陈鹤琴先生收集的是语体文应用的字，这在刚刚提倡白话文的时代，的确具有重大意义又颇具难度。他从1920年起，带领9位助理，用了近3年的时间做这件事。方法是从当时的儿童用书、报章、杂志、儿童作品、古今小说、杂类这六类语体文（白话文）材料中收集了554478个字，选出4261个常用字。这份重大研究成果，于1922年发表于《新教育》第五卷第五期，得到了良好的反响，之后（1928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了单行本。该书在付印前就成为平民教育新教材《平民千字课》（陶行知、朱经农编写）用字的依据，并为当时小学白话文课本尤其是语文课本的用字提供了科学依据。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陈原先生做了这样的评价：“直到现在，陈鹤琴先生的统计数字还有很大的对比参考价值。”陈鹤琴先生是我国对汉字使用频率进行系统而科学研究的第一人，对当时语文教育的推动也是厥功至伟。正因为他关心和从事汉文汉语的革新，直到晚年都担任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陈鹤琴先生去世后，人们在他的墓志铭上刻下他1935年写的一段话：“愿全国儿童从今日起，不论贫富，不论智愚，一律享受相当教育，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今天，全国儿童虽早已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但要“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尚待我们继续努力。有像陈鹤琴这样的乡贤先哲，确实是“浙派语文”的无上荣光。
参考文献：
[1]高毅哲.陳鹤琴：“大人要蹲下来和孩子说话”[N].中国教育报，2016-4-27（4）.
[2]王玉辉.陈鹤琴：最早将儿童心理研究引入语文教育研究的学者[J]. 辽宁教育，1999（7-8）.
[3]申国昌，王瑶.陈鹤琴与陶行知课程观比较[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7（1）.
（浙江省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集团和畅堂校区312000）
【关键词】儿童教育；浙派语文；教育改革；心理研究
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是浙江绍兴（上虞）人。在上虞有鹤琴小学，还有一所鹤琴幼儿园，足见家乡人永远缅怀着这位为中国儿童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大师。记得前几年，鹤琴幼儿园的老师特意登门与笔者讨论如何进一步弘扬鹤琴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构建园教育文化的问题，笔者还即时为他们撰写了一副“园联”：鹤翔九霄，有千里之志始于学前；琴诉一心，以万般情怀爱育幼苗。这也算是一副“藏头联”了。
确实，说起陈鹤琴，我们往往会更多地想到他为发展学前教育事业做出的奉献：他写了我国第一本家教专著《家庭教育》；他以自己的第一个孩子陈一鸣作为研究对象，做了808天的观察记录；他于1923年在家中的客厅创办了鼓楼幼稚园，做幼儿教育实验。当时能用观察实验的手段来研究儿童心理发展的，他是第一人。他把实验的结果写成《儿童心理之研究》这一专著并出版……
其实，若把他的成就局限于幼儿教育事业，是有失偏颇的。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历史性的。他出生于1892年，在家乡上虞上完小学，又以优异的成绩从杭州惠兰中学毕业。民国三年（1914）公费留美，1918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专攻教育学、心理学。1919年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开始教学生涯。1923年任东南大学教授兼教务主任，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后来还担任过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二院院长，建立了南京教育实验区。他在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时，还为租界里的中国儿童和成人创办了6所小学（附设幼儿园）、1所女子中学和4所工人夜校。1940年在江西泰和创建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幼稚教育师资培训体系。1945年又在上海创办市立幼稚师范学校，之后还筹办了上海特殊儿童辅导院，主持难民、难童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南京师范学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由此可见，他把毕生都奉献给了中国教育事业。他的那份语文教育情怀，也一直温暖着我们语文教师。这就难怪由著名语文教育专家顾黄初策划并审定的“影响中国20世纪的语文教育大家”中，陈鹤琴的大名赫然在目。
说起陈鹤琴对语文教育的影响力，要而论之，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语文教育的照亮——儿童心理研究的“点灯”效应
陈鹤琴学成归国后，曾与陶行知先生共事，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主讲教育学、心理学，并开始儿童心理与家庭教育的实验和研究。1920年12月26日，他的长子降生。陈鹤琴就从这一天起，从孩子的第一声啼哭起，到808天后儿子会说话止，对其生理和心理的变化，做了细致的观察和实验，留下了详细的文字记录，并配上了照片实证。如：“出生2秒，开始大哭，延续10分钟，转为间歇哭；45分钟后，哭声停止，连续打6次呵欠，入睡；10小时后，撒第一泡尿……”就这样从自己的孩子出生之日起的审察记录，为他的儿童心理研究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儿童研究纲要》一书，这是我国以个案方式进行儿童生理研究方面的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功先例。他如此深入求真地进行研究，其目的正体现了教育以儿童为本的思想，奉献了他的赤子之心，希望在那个不重视儿童的年代能点亮一盏明灯：儿童是世界的未来，国家、民族的希望，应当十分重视儿童教育的价值。他认为，教育儿童是一门科学，只有了解儿童，才能教育好儿童，国家才有光明的未来。对于当时人们普遍不重视儿童教育的现状，他十分痛心，常常大声疾呼。他曾做过这样颇能发人深省的推论：栽花有栽花的学识技能，花才能栽得好；养蜂有养蜂的学识技能，蜂才能养得好；甚至养牛、养猪、养羊、养鸟莫不都要有专门的学识技能，唯独对于教养孩子，反而不像养猪、养牛的重要。陈鹤琴先生就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方能从自己的孩子入手，数年如一日地观察、思考、研究和记录，并且把实验研究之所得，写成了《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等专著，如明灯一样照亮了儿童教育的一片新天地。显然，这盏明灯也同时照亮着儿童的母语教育问题。他曾说过：“我们要研究所有的教材，是否适合儿童的需要，我们要研究所用的教法是否能够引起儿童的兴趣，启发儿童的思想，培养儿童创造的能力。”他认为：“要小孩子喜欢阅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必定要有阅读的环境。在家庭里，做父母的每天总要看看书，看看报；对于小孩子，我们也应当买给他各种相当的儿童读物，开始时，做父母的还应该好好地指导他，引起他的兴趣，使他喜欢阅读。”……应当说，他的许多关于语文教育的主张、论述，都是基于他热爱儿童、重视儿童心理研究的信念和行动。
二、对语文教育的引领——“活教育”理论的普适价值
综观陈鹤琴的教育思想，可以概括地体现在他的“活教育”理论中。他的“活教育”目的论，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的中国人”，他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分取决于他的社会性。个体不应该隔离于社会，必须构建完满的人际交往，才能走进活的生活，才能争取社会的改良与自身和人类的福祉。他的“活教育”课程论，旨在为学生构建“大而活”的课程。我们所处的大自然、大社会都是“大而活”的课程。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认为传统教育过于注重书本，将课本作为传播知识的唯一手段，学生习得的是间接经验，难免会成为只会“死读书”的书呆子，这很不利于社会与民族的长远发展。因此，他积极倡导课程内容应该直接取自大自然、大社会，让学生在大自然、大社会中学习，通过观察与感受大自然、大社会获得直接经验，从而习得活的知识。他的这种主张，不仅在当时社会有重大的革新意义，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借鉴。他的“活教育”方法论，在今天我们也一样可以感受到它的生机盎然。如他提出“活教育”的17条教学原则：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你要儿童怎样做，就应当教儿童怎样学；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用比赛的方法来增进学习的效率；替代教學法；分组学习，共同研究；教学游戏化……由此我们不难认识到“活教育”确实为丰富我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上所述，“活教育”的目的论、课程论和方法论，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蓬勃生机，其中所蕴含的不少思想对我国当下的教育改革依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难道你会认为“活教育”仅仅说的是幼儿教育吗？它对整个教育事业都有导向意义，所以，对语文教育也一样具有强大的引领作用。特别如它的方法论中所提及的17条原则，许多仍然是今日语文教育所践行、所追求的要则。 三、对语文教育的指导——参与教材改革的身体力行
语文课程的教学改革中，教材问题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课本课本，一课之本”就说明了教学的根本问题首先是“教什么”的问题。在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理论中，“活教材”也是一个基础性的关注点。他提倡的“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也是把“教活书”（教什么）放在第一位，然后才是“活教书”（怎么教）和“教书活”（结果怎么样）。当时正处在五四运动之后，科学精神开始得到广泛传播，教科书取材科学化也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他积极投身于国语和英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与梁士杰、陈剑恒主编了一套初级小学国语教科书。这套教材以当时的小学课程标准为参照，从我国幅员辽阔的特点出发，根据长江流域（中部）、珠江流域和闽江流域（南部）、黄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北部）不同的自然、人文特点及儿童的认识经验，分为《儿童南部国语》《儿童中部国语》和《儿童北部国语》，于1934年由上海儿童书局出版，大受欢迎，竟能再版20余次。每册教科书是由若干小单元组成的一个大单元，且与前后册教科书在内容上相互衔接；课文与练习并重，文字与图画兼施。对这样一套颇具新意、特色鲜明的教科书，蔡元培、陶行知、俞子夷等老一辈教育家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蔡元培说：“儿童的抽象作用，较直观为弱；所以吾人在智育方面，即不能不授以概念，而要多用直观的材料为引导。……我国地大物博，兼跨寒、温、热三带，儿童所见，显有不同：对南部的儿童，讲雪人冰窖；对北部的儿童，讲木棉甘蔗。虽有图画，若要举实物来证明他，就很少有机会了。上海儿童书局有鉴于此，特分编北、中、南三部国语，所含名词，均择本部中最彰明较著的；而关于听觉的，如歌谣等，也在本部中选出耳熟能详的，穿插其间；这对儿童的领会，必有极大的助力。”
陈鹤琴还对自己编辑语文教材的思想加以总结，撰写成《国语教科书是怎样编的》一文，首先提出一页一课、互不联系的“页课制”不可取，而提倡“单元制”（一本教科书分成若干单元，每个单元包括互有联系的若干课文）和“一贯制”（整册课文是一个互相联系的大单元）。显然，这样的编辑思想，一直得到了认可和沿用。
在课文的内容上，陈鹤琴还提出：课文要有意义，不应只注重文字而内容空泛；好的国语教科书不只是给儿童读的、给儿童看的，还应该是给儿童“做”的。即儿童可以画，可以唱，可以想，可以玩。可以“做”的教科书，才是“活”的教科书。它不但可以引起儿童的兴趣，而且可以支持儿童的兴趣。陈鹤琴编的三套国语教科书就是可以“做”的教科书，如插图采用白描，让儿童可以涂色。他还认为国语课本的文字，要注意克服9种弊病，即：太注重生字；字数和页数太少；字句没有多大意义；课文前后不一致；字句太单调，缺少生气；字句常常不合儿童口吻；课文长短太呆板；字句不能引起动作；字句不能刺激思想。所以，他特别强调课文故事化，要用生动有趣的文字把常识巧妙地介绍给儿童。
总之，陈鹤琴对语文教材编写的许多认识和经验，不仅对当时的语文教学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
四、对语文教育的推动——从事汉语文科学的研究
应当说，陈鹤琴先生的“语文心”源于他的“中国心”。儿童的心理发展与母语的学习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他不仅编写国语教科书，还为儿童写了许多读物，如《小学自然故事》《中国历史故事》《分年儿童图画诗歌》等等。他不仅为儿童写读物，也十分关心汉语文的科学研究和文字改革运动，如他编制了我国第一本汉字查频资料用书《语体文应用字汇》。这是一本“字书”，“汇”便是汇集的意思。明朝的梅膺祚就撰编过《字汇》一书，但那是文言文的字汇。而陈鹤琴先生收集的是语体文应用的字，这在刚刚提倡白话文的时代，的确具有重大意义又颇具难度。他从1920年起，带领9位助理，用了近3年的时间做这件事。方法是从当时的儿童用书、报章、杂志、儿童作品、古今小说、杂类这六类语体文（白话文）材料中收集了554478个字，选出4261个常用字。这份重大研究成果，于1922年发表于《新教育》第五卷第五期，得到了良好的反响，之后（1928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了单行本。该书在付印前就成为平民教育新教材《平民千字课》（陶行知、朱经农编写）用字的依据，并为当时小学白话文课本尤其是语文课本的用字提供了科学依据。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陈原先生做了这样的评价：“直到现在，陈鹤琴先生的统计数字还有很大的对比参考价值。”陈鹤琴先生是我国对汉字使用频率进行系统而科学研究的第一人，对当时语文教育的推动也是厥功至伟。正因为他关心和从事汉文汉语的革新，直到晚年都担任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陈鹤琴先生去世后，人们在他的墓志铭上刻下他1935年写的一段话：“愿全国儿童从今日起，不论贫富，不论智愚，一律享受相当教育，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今天，全国儿童虽早已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但要“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尚待我们继续努力。有像陈鹤琴这样的乡贤先哲，确实是“浙派语文”的无上荣光。
参考文献：
[1]高毅哲.陳鹤琴：“大人要蹲下来和孩子说话”[N].中国教育报，2016-4-27（4）.
[2]王玉辉.陈鹤琴：最早将儿童心理研究引入语文教育研究的学者[J]. 辽宁教育，1999（7-8）.
[3]申国昌，王瑶.陈鹤琴与陶行知课程观比较[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7（1）.
（浙江省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集团和畅堂校区312000）